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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迁在洛阳编写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已经在位五十多年，大汉帝国经过休养生息强大到极点，疆域广大，万方辐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这样一个时代，无疑给文人士大夫以深刻的影响，激励着他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充满希望与自信。太史令司马谈正是怀着这样的激情，准备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的。然而，不幸的是，司马谈在前往泰山的途中病于洛阳，生命垂危。此时恰逢36岁的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赶来洛阳，父子相见。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对坐在病榻前的爱子执手落泪，从为人之道，谈到为学之理，将他的希望、理想一股脑儿托付给了儿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儿子留下了语重心长的遗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要，典天下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忽？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名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与其说是司马谈的遗嘱，不如说是时代对司马迁的召唤，是历史赋予司马迁的庄严使命。司马迁接受了这项使命，他俯首涕零向将逝的父亲立下了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3年后，果如父亲所言，司马迁接替父职，5年后，司马迁开始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编纂工作，也拉开了他英雄悲剧的序幕。
公元前97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受宫刑。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公元前95年（天汉二年）投降匈奴。武帝召问群臣，司马迁如实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震怒之下，判司马迁宫刑。本来，对一件事情，君臣有不同看法，实属正常，但对李陵投降一事，武帝为什么对司马迁要动用此酷刑呢？有没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呢？据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上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食。”《三国志·王肃传》也载：“汉武帝闻其（司马迁）述《史记》，取孝景及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原来，李陵之事不过是加罪于司马迁的借口而已，汉武帝加祸于司马迁的真正原因，是在于他在《史记》中不为尊者讳，剥去这位“神圣”天子头上的灵光，还其刻薄寡恩、迷信方士及对外扩张的本来面目。
然而，司马迁隐忍而蒙受宫刑。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受宫刑后，司马迁不止一次想到死，但是，他选定了痛苦、沉重地活着。他牢记父亲在洛阳与他永别时的教诲，要在人生的艰难历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父亲的遗愿，显示自己生命的价值！
于是，司马迁将自己全部的爱、恨、悲、愤，以至全部的血泪，都凝聚在笔端，倾注到一个个历史人物身上。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活剧重现在《史记》里，一个个悲剧英雄活跃在笔端：荆轲告别易水的悲壮，屈原投江的瑰丽，项羽自刎乌江的刚烈，韩信刑前的雄奇，伍员尽忠的哀怨，廉颇饮恨的凄凉……。这些悲剧英雄的身上豪迈奋发、勇于进取、不怕挫折、不怕牺牲，追求事业的成功，显示出生命的光辉，哪一个不是倾注了司马迁自己的感情、气质，溶进了他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