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压制个性的一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早的有“克己复礼”，晚的有“存天理、灭人欲”等；但是，中国传统中也有很多张扬个性的事例，早的有《诗经》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晚的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其他如“竹林七贤”、金圣叹、李贽、郑板桥、八大山人等，都是张扬个性的人物。
如果把“忘我的无私奉献”和“唯我的自私自利”作为两个极端，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是主张中庸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庸的实现确实会出现偏左或偏右的情况，但是，中庸的原则始终存在，使得很多偏差都能纠正。
从社会自然生态来说，中国人明确意识到，奉献和自私是人生的两种自然状态。例如，孩子降生，父母完全是奉献，孩子的索取则是天然的自私。对此，中国传统除了从小教育孩子像“孔融让梨”这样的故事外，还要求孩子长大要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奉献与自私换了个位置，从“舔犊之情”到“颐养天年”，奉献与自私在每一个社会基本单元中，获得了平衡。对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也同样给予了一个中庸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他人”。
在中国历史上，“忘我的无私奉献”和“唯我的自私自利”都很少出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中间状态下，向两边游移，最终获得在中间点上的整体平衡。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就是中间大，两头小。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两头大，中间小，也就是说，西方文化很容易出现“忘我的无私奉献”和“唯我的自私自利”这两个极端。虽然西方文化也能在两个极端下获得平衡，但是一种不稳定的脆弱平衡。
西方文化的这个特征来自于基督教。基督教信仰唯一的上帝，但是，基督教还有一个永远对抗上帝的魔鬼。上帝与魔鬼的对立，造成奉献与自私的对立，简单化地把事物分为两个极端。而且，基督教始终主张上帝要战胜魔鬼，也就是说，善的要消灭恶的，奉献要取代自私，试图只留下好的，抛弃一切坏的。然而，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既然上帝万能，为何不彻底消灭魔鬼？但是，如果彻底消灭了魔鬼，上帝的伟大又如何体现？于是，从逻辑上说，上帝有多强大，魔鬼就有多强大；如果魔鬼不强大，就显不出上帝的强大。
按照辩证的观点，好与坏，善与恶，任何一个离开了对方都不能单独成立，两者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在善恶的对立统一体中，东方文化强调的是统一，基督教文化则强调对立。在奉献与自私的问题上，东方文化更加现实地认可“自私”的存在，但是要用“奉献”去淡化“自私”的危害。而基督教文化则坚决要消灭“自私”，实际上又消灭不掉，于是，“奉献”变成了强迫的命令。我们不用举很多例子就可以发现，人类历史上真正彻底的忘我奉献的例子，都是虔诚的信徒对于上帝的奉献。这种例子在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中国真的不多。
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权利、金钱、美色的欲望在教会道貌岸然的外衣下大肆膨胀，其腐败程度早已被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揭露得淋漓尽致。虽然从基督教诞生那天起，“奉献”就是对信徒的一种要求，但是，正是在中世纪极端自私的腐败气氛中，无私奉献的精神也达到了灭绝人性的程度。例如，坚守贫穷，托钵行乞，拒绝一切私人财产，拒绝一切性活动，连手淫也是极大的罪恶，强调把个人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帝，两个极端同时出现。
然而，人的私欲是无法根绝的，即使在这种彻底奉献的教派成员身上，私欲也难免产生，于是，便会出现鞭笞自己，用肉体惩罚压制正常欲望的现象。在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就有这样惨不忍睹的镜头。其实，电影《达芬奇密码》中自我鞭打的镜头还算克制的，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些自我肉体惩罚是公开进行的，几百号人，排着队伍，展示自我鞭笞的游行。
这些主张“无私奉献”的苦行教派，除了血淋淋地惩罚自己的私欲之外，还极端暴力地惩罚与他们不一样的“异端”思想。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大多都是这些“无私奉献”的苦行教派成立的，并由教皇直接领导，真应验了“越穷越革命”这句话。他们在消灭自身“私字一闪念”的同时，也成为最热衷思想统治、镇压异端的暴力机构。很多中国人应该记得主张“日心说”，反对教会“地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的事情。如果伽利略不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下场恐怕和布鲁诺一样。之所以要用“火刑”，是因为“仁慈”的教会不能看到流血。这才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虽然教会的势力后来被大大削弱，但是，基督教以暴力手段强迫他人无私奉献的做法，依然延续下来。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基督教新教，照样采取这种手段对付他们所认为的“异端”。因此，近现代以来，欧洲世俗社会独裁政府的思想统治、肉体消灭、自我反省等等手法，其实都是基督教文化遗留下的潜在基因。迄今为止，人们没有证据说希特勒学习、研读过东方或中国思想，反而，希特勒所有的思想都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希特勒施展暴政的时候，梵蒂冈没有任何谴责的声音，直到二次大战过去几十年后，梵蒂冈才对自己在二战时期的表现公开道歉。
的确有不少西方思想家主张强调自我，反对压抑个性，但是，这些论述的作者大都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出现的思想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显示出一个倾向，就是用高度张扬人性的极端，反对基督教灭绝人性的另一个极端，以极端自由反对极端统治。例如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认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推翻了过去奉献为上的旧道德标准后，边沁认为，自私的功利就是新的道德标准。这种两极化的思维方式，是西方思维的一个常态，只有少数西方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内心调和这两种状态。
中国近代以来某些时期出现的压制人性的现象，主要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是西方文化中的某一个极端。西方文化的这个极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个部分结合后，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我们遭遇一个蛮横的思想或行为暴力，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三个字：“法西斯”，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该知道这种东西究竟来自哪里。其实，历代中国人都不排斥现实人生的享受，既不夸大个人欲望的高高在上，也不会将个人欲望妖魔化。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何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那么多西方人，会由衷地赞美中国。
西方基督教文化总是把事物简单化地分成好与坏两个极端，分别放大后，再最后解决。例如商人唯利是图似乎违背上帝的旨意，然后就用捐献来平衡。而东方文化是在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细节上都体现好与坏的调和，例如，晋商和儒商，如果你的每一笔生意都不忘民众利益，又何必最后全部捐献？
本文前面提到，中国的家庭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对比之下，西方的家庭就演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一方面成年人为了自己的享受，不愿付出，不愿生孩子，造成出生率下降，带来移民问题；另一方面，老年人没人管，造成社会养老问题，一个家庭问题的两头都出现麻烦，统统交给社会，变成令人头痛难以解决的大麻烦。其实质就是，个人极端享受造成的后果，最后由社会全部承担。如果这个社会有钱还好，一旦缺钱了呢？而在东方传统中，这个问题在大部分家庭内部都消化掉了，不会累积成巨大的社会难题。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无私奉献”导致泯灭人性，“自私自利”导致夸大人性，这两者都不是中国的传统，而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统。真正的东方文化，现实的幸福生活最重要；奉献没有那么悲壮，自私也没有那么丑陋。善与恶消化在每个人的每个言行中，每个人自主地调节奉献与自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奉献与自私的平衡。社会只是在个人无法调节的时候，起到参与、补充、修正的作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是没有人性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