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寒凉学派与温补学派的争鸣作简要概括并进行反思，指出纠偏致偏的必然性及提出准确解读对立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争鸣必须提倡宽容等看法。
关键词：寒热争鸣；寒凉学派；温补学派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219(2000)05-0003-03
中医有关寒热的学术争鸣，主要在外感疾患和内伤杂病两个方面展开，表现为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及寒凉学派与温补学派之间持久反复激烈地论战。它们相互联系和渗透，成为中医理论开拓和深化过程中的极其鲜明的主线，至今仍需认真研习和继承。鉴于前者已予专文讨论(见《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9年6期)，本文仅就后者略事述析，祈求教正。
1 争鸣的历史简括
1.1 争论的发起 刘河间等对《局方》偏温的批判。中医方书在晋唐已较盛行，宋代有着长足进展，仅官方策编的大型专著就有《神医普救方》(千卷，已佚)、《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它们收罗浩博，内容全面，然因一病多方，一方又或有不同组成，即使业医者亦每有无所适从之憾。与之相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则取材精炼，配制规范，应用广泛，影响深远。正如朱丹溪所述：“《和剂局方》之为书也，……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局方发挥》自序)但受方书体例的约束，不仅只能分门列方，以方统症，疾病和治疗缺乏紧密机理联系，且因成药剂型固定的限制，无法灵活加减，不可能完全适合复杂多变的临床病证，难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更由于《局方》系官方颁行，各地必须遵照办理，强大行政力量的推动和方便使用相结合，遂致滥施温热的弊端。而在金元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天灾频繁，疫病流行，临床常见的是热性病证，若仍沿袭《局方》偏温之剂，无异以火助火，不良后果自可想见。为了克服温燥伤阴的危害，首需改变既有的思维定势，提出新的学术见解，火热病机理论即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研习可知，金元四大家均就火热进行深入探讨，如刘河间主实火，张子和重邪火，李东垣述阴火，朱丹溪明相火等。其中尤以刘、朱二氏阐发最力，并对忽视辨证施治而概以《局方》疗病的错误倾向给予批判。河间为寒凉学派的鼻祖，“六气皆可化火”，“五志过极皆为热甚”是其著名论点。他说：“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善用药者须知寒凉之味”(《保命集．伤寒论》)。并举病例作证：“每见俗医治带下者，但以近世方论而用辛热之药。……其或势甚而郁结不能开通者，旧病转加，热证渐起，以至于死，终无所悟。曷若以辛苦寒药，按法治之，……无不中其病而免加其害。”(《原病式．六气为病》)进而指责：“世之所习，皆近代方论而已，但究其末而不究其本。”(《保命集．伤寒论》)又谓：“今见世医，倚约旧方，耻问不学，特无更新之法，纵闻善说，反怒为非。呜呼!患者遇此之徒，十误八九，岂念人命死而不复者哉。”(《保命集》自序)朱丹溪在详细研析相火的基础上，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由于“相火易起，……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格致余论．相火论》)，故其强调滋阴降火之治，为滋阴派的创始者。朱氏还特别重视对《局方》的批判，因其“有方无论，无以识病，……由是不能不致疑于《局方》也。”(《格致余论》自序)鉴于该书是“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局方发挥》自序)，故特作《局方发挥》1卷，设短论30余则，逐次加以辩驳。《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较高评价：“至《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
1.2 争论的反复 张景岳等对寒凉时弊的驳斥。自刘、朱之说相继问世后，从者日众，逐渐盛行，对纠正当时滥施温燥确具积极作用。但勿庸置疑的是，流传无忌同样会走向另一极端，所谓“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医宗必读．药性合时论》)；甚至“宁受寒凉而死，不愿温补而生”(《景岳全书．辨丹溪》)。由于用药偏执寒凉，势必克伐人体阳气，其危害与温燥伤阴实无本质区别，当然受到不少医家的反对。以张景岳和赵献可等为代表，深入阐发先后天阴阳水火和命门学说，临床擅用温补治法，从而形成与寒凉学派对峙的温补学派。赵氏著有《医贯》，着重探讨命门学说，尤为推崇命门之火。认为：“人生先生命门火”，“此火乃人身之至宝”，“治病者不知温养此火，而日用寒凉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命耶?”故“司命者欲人远杀而就生，甘温者用之，辛热者用之，使其跻乎春风生长之域，一应苦寒者俱不用。”又云：“刘河间先生特以五运六气暑火立论，故专用寒凉治火，而后人宗之。……自丹溪先生而论阴虚火旺之理，亦发前人所未发，可惜大补阴丸、补阴丸二方中俱以黄柏、知母为君，而寒凉之弊又甚行矣。嗟呼!丹溪之书不息，岐黄之道不著。余特撰阴阳五行之论，以申明火不可以水灭，药不可以寒攻也。”张景岳则于阴阳学说有着精到研究，不仅准确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的著名论点，且就阴阳原理进行全面详尽地探析(具体内容从略)。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滥施寒凉之治，明示“时医受病之源，实河间创之而丹溪成之”，故“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景岳全书．辨丹溪》)，认为“河间悉以实火言病，著为《原病式》以迄于今。夫实火为病固可畏，而虚火之病尤为可畏。实火固宜寒凉，去之本不难；虚火最忌寒凉，妄用之无不致死。”(《景岳全书．辨河间》)张氏极不赞同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针锋相对地提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观点，痛斥其说“大倍经旨，大伐生机之谬谈也。何也?盖人得天地之气以有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无阳则无生矣。”(《景岳全书．辨丹溪》)由于“难得易失者惟此阳气，既失而难复者亦惟此阳气，又何以见阳气之有余也?”“不可将不足之元阳认作有余而云火，妄以寒凉折伐。”那么“余谓阳常不足岂非一偏之见乎?盖以丹溪补阴之说谬，故不得不为此反言，以救万世之生气。”(《景岳全书．阳不足再辨》)正是因为“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景岳全书．辨河间》)，若“不速为纠正，其流弊将无穷也”(《景岳全书．谬误论》)，乃至道出：“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景岳全书．辨河间》)，“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道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类经附翼．真阴论》)等愤慨詈责之词。他如薛己、孙一奎、李中梓等均参与过论战，繁文免予赘录。总之，温补学派的理论建树，不仅为纠正寒凉时弊提供坚实依据，更有力促进了中医学术的纵深展开。特别是温补巨匠张景岳，精于哲理，文词雄辩，逻辑周密，说服力强，故后世有“医门之柱石”(《医门棒喝》)的誉称。
1.3 争论的再续 徐大椿等对滥施温补的抨击。温补学说经明清医家的不断发挥而广为传播，滥施温补之弊亦随之逐渐形成。徐大椿《慎疾刍言》对此有所记述，谓医者“以虚脱吓人，而后以补药媚人”，“专用温补”已“相习成风”；病人则“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所以“闻医家已用补药则相庆”，即使“服补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若服他药而死，则亲戚朋友群诟病家之重财轻命，死者亦目不能瞑。”因此，他在《医学源流论》中哀叹：“愚人喜服热补，虽死不悔。我目中所见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病者和医家无一听从者”，故是强烈谴责：“今乃相率而入魔道，其始起于赵养葵、张景岳辈，全不知古圣制方之义，私心自用，著书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于此极也。”(《慎疾刍言》)他还专作《医贯砭》，对该书背理者，予以剖析和贬斥，批注多达300余处。所谓“辨之不胜其辨，知赵氏之谬，则余者自能知之矣。”陈修园著《新方八阵砭》，认为张氏补阴补阳之论不合仲景立方旨意，指出：“古人制方最难，景岳制方最易。不论何方，加入熟地，即云补肾治真阴不足；加入人参，即云补气治元阳衰亡。流俗喜其捷便，至今邪说不息也。”何梦瑶指出：“药之补泻，初无定名，惟病之寒热以为去取。今不问何证，概从温补，何异惩溺而群趋火坑，不亦惑乎?”又说：“医有庸有黠。庸医不知温补之能杀人也，以为平稳而用之；黠医知温补之能杀人也，以为可以藏拙而用之。于是景岳之徒遍天下，而河间、丹溪之学绝矣。”(《医碥》赵林临序)他如姚球(曾托名叶天士作《景岳发挥》)等亦对之有所指责，不再备列。应予指出的是，由于此前已经形成寒凉和温补两个学派的对峙，徐大椿等没有也很难在学术上提出更新的理论见解，有关争论随之基本止息。
2 争鸣的几点反思
2.1 纠偏致偏探析 寒凉与温补之争，缘于《局方》用药的总体偏温。查考可知，该书之作是因为“自创局以来，所有之方，或取于鬻药之家，或取于陈献之士，未经参订，不无舛讹”，需要进行“订其讹谬，折其淆乱；遗失者补之，重复者削之”(《局方．进表》)等文献校勘和整理提高工作，原无提倡某种治法及其理论的立意。在各种条件的促使下，不加辨证的广泛应用而形成流弊，确非编者初衷，却是客观存在。为了切实纠正，不仅应阐明其危害所在，还要提出新的措施和见解与之抗衡，这只能是在火热病机理论指导下的寒凉治法，从而形成寒凉学派。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寒凉盛行而重蹈流弊覆辙时，温补学派就在批判其失误的基础上崛起，但不是《局方》偏温的再现，而是有着丰富理论内涵的质的飞跃。由于两者是以治法立论的，寒凉和温热则相互对峙，若此为偏，彼亦属偏。以寒纠温和以温纠寒的相继出现，就是以偏纠偏而致偏，所谓“矫枉必须过正”。这虽非理想途径，实际上乃是不可避免的曲折过程，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否则达不到克服流弊的预期目的。
2.2 准确解读对立的学术观点 首先，学术观点的对立并不意味着正误之别。因为不同学派的医家，各有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认识的依据和角度亦有差异，不仅看法难求一致，甚至会截然相反。但无论如何，都是从某一侧面探求其机理所在，着眼点的变换决定了相互没有是非的划分。如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与其相火论密切相关，指的是相火易于妄动而阳亢阴虚，在阴阳相对中突出阳亢为害；景岳的“阳常不足，阴本无余”则据阴阳互根的原理，阐述阳气亏乏与阴精损耗的因果关系，较之朱氏更加强调阳虚致病。故应在全面研习两家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时弊形成的历史背景，准确掌握精神实质，灵活运用于临床辨治。其次，学术争鸣中的立论有偏乃是认识深刻性的表现。众所周知，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争鸣则是孕育和形成新知的适宜土壤。为了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争鸣者必须坚守自己既定的阵地，将思想逻辑贯彻始终，藉以寻求理论的彻底性，这就使对立的两者皆具某种程度的偏颇，故有“偏论即至论”(袁枚《随园诗话》)之说。清代医家李冠仙曾谓：“后世自王叔和以下，无不有偏。迨至金元间，刘、张、李、朱称为四大家，医道愈彰而其偏愈甚。……果医者细心参酌，遇热证则用河间，遇阴亏则用丹溪，遇脾虚则用东垣，遇虚寒则用景岳，何书目不可读?”(《知医必辨》自序)言词肯切，发人深省。
2.3 学术争鸣必须提倡宽容 回顾两派争鸣可以发现，除在理论上进行辩驳外，每多使用诸如“魔道”、“邪说”等尖刻语辞加以抨击，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时情况下，声色俱厉或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期警醒执迷不悟者。但因各自的理论覆盖面都是有限的，责备对方的失偏，也正表明和凸显自己的不全，无谓的激愤呵斥只能削弱而不会增强批判的力量。还要指出的是，由于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体的复杂性，必然导致认识的多元性，各家理论只有在相宜条件下施行才是正确的。至于流弊的形成，原因尽管很多，但根本不在理论的创始者，而是不善学习的结果。退而言之，即使是错误的看法，也要允许存在，并通过严谨的说理式学术探讨以及临床实践的反复检验，予以匡正和鉴别，这同时也是对真知的证明和肯定。因此，一定要积极开拓宽松的争鸣氛围，以利自由舒畅地表达学术见解，从而更好地促进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
作者简介：李洪涛(1938-)，男，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洪涛(安徽中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系，安徽 合肥 230038)
(收稿日期：2000-07-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