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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9日，星期四，上午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会议室听哈佛大学副教授Carrie Lambert-Beatty女士讲行为艺术，下午参观古根海姆博物馆。Lambert-Beatty的讲座题目是Liveness and Identity，通过列举一些实例展示了两类行为艺术，前者强调身体的在场交流，后者通过行为艺术探讨种族、性别等身份认同问题。今天的话题有些散，讲授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层意思是：行为艺术最初强调现场和不可重复性，但后来也有一些行为艺术是以录像等非在场的形式出现的，其对话的对象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历史。关于身体的在场，Lambert-Beatty举的例子是女艺术家Marina Abramovi?的一次行为表演。该艺术家于1946年生于南斯拉夫，1970年代初在贝尔格莱德就学期间开始行为艺术的探索，后长期居住在纽约，其创作闻名于国际。2010年5月14日—31日，MoMA为她举办了一个回顾展，展览期间，她独自坐在展厅中央，不吃不喝不撒，观众可排队进入展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与“艺术家”面对面，与此同时，躲在一旁的专业人员用相机和录像机记录下观众的表情和反应。 Marina的“The Artist Is Present”，在创作手法上和谢德庆的“做一年”有些类似，只不过时间要短得多，吃的苦头也少得多。不少人总是喜欢强调行为艺术的特殊性，但艺术总有一些相对较为恒定的标准，尤其是同一种艺术，总还是有高下之别的。之所以打心底对这类做十天、做一年的艺术有些不以为然，主要是因为，假如评判艺术创作好坏的标准最后变成了比拼谁的苦头吃得多，那就实在是太过于滑稽了。Marina的这一表演，不管其创作初衷和观众感受是什么，基本上还是在借“展品”这一概念（或者说，现代人对展品的习惯性理解）做文章；在Lambert-Beatty所举的第二个例子中，北美印第安人后代James Luna在圣地亚哥人类学博物馆（San Diego Museum of Man）的表演，显然也是在借“展品”这一概念做文章——只不过前者展的是美术馆中的Art Piece，后者展的是人类学博物馆中的Artifact Piece。从创作媒介（身体）和创作手法（play with the conception of the museum display）上来说，二者是比较接近的，但如果从内涵和意义来比较，则显然后者要更为明晰，更为意味深长——圣地亚哥人类学博物馆展示的是加州印第安人的遗物和遗体，而从小在加州印第安保护区长大的James Luna（如今躺在展柜中供人参观的artifact/body），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印第安人”。我不清楚Lambert-Beatty为什么要把前者归入Liveness，而把后者归入Identity，在我看来，二者的区别似乎并不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也不在这里。 下午来到闻名已久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原来就在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同一条街上。以前从照片上看这个著名的建筑，充满了想象，到了跟前不免有些微微失望。 只有等到走进去，沿着螺旋步道细品作品与建筑时，才充分体会到建筑大师赖特的独特魅力。这里的尺度完全符合人的天然需求，恰逢今天闭馆，只有我们这个团体进来参观，走在空空的步道上，一步一景，实在是来纽约后最舒适、最赏心悦目的博物馆体验。每一层都有新的变化，在门廊和四周的安全通道上有不少细节的处理，符合“多样性统一”的古典法则。据带领我们参观的亚洲部策展人介绍，不少人都是冲着这里的建筑来的，几乎40%的欧洲来客主要不是来看画，而是来看建筑。当然，这里的画也非常好，虽然比不上MoMA的规模，却自有其特色和动人之处。古根海姆收藏的建立，始于对康定斯基艺术理念的折服，抽象精神是这里的灵魂。如今我们看到的全部展品，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抽象作品，有不少来自日本的绘画，只可惜中国的只有赵无极。想起安娜为我们的研讨会做的方案“全球现代主义”，放在这里真是最为合适。 走出古根海姆博物馆，顺路参观新艺廊（Neue Galerie）。这幢充满了维也纳世纪末气息三层小楼，优雅得令人悲伤。这里收藏的东西虽然不多，但都堪称经典和精美，如霍夫曼、卢斯等设计的座椅，1900年前后的玻璃器皿和吊灯，以及克里姆特和席勒等人的画作。其中最有名的一幅画是克里姆特创作于1907年的Bloch-Bauer夫人肖像画1号，二战后一直归奥地利所有，经过长时间的官司，2006年被判决给其遗产继承人Maria V. Altmann，旋即以1亿3千5百万的天价由新艺廊购进。 今年是克里姆特诞辰150周年，维也纳的艺术史博物馆、美景宫和分离派展馆等地搞了一系列活动，今天在新艺廊，竟也发现挂着相似的条幅，举办着同类型的展览。新艺廊经常举办临时展览，目前正在进行的还有奥地利摄影师Heinrich Kühn的文献展，库恩1866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1944年死于奥地利Birgitz，本次展览除了介绍他在摄影创作和色彩实验方面的成就，还着重回顾了他与Alfred Stieglitz（1864–1946）和Edward Steichen（1879–1973）这两位美国先锋摄影师的友谊与合作。Kühn的摄影有印象派式的构图和色彩，充满了世纪末的唯美与忧伤，受美国同行的影响，他从风景摄影转向了人像摄影。 看过新艺廊，时间还算早，于是又冲进大都会博物馆，做最后的扫荡，直到5点半关门。这次我着重看了家具和装饰艺术方面的展览。 晚上由朱青生老师代表吴作人基金会，邀请研讨班全体成员在“成都印象”吃饭，然后乘兴去了一座20多层的塔楼喝酒看夜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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