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之药物用量探讨

伤寒论之药物用量探讨

古今名医方剂中，用药剂量颇具特色，其间蕴义深刻，疗效卓著。分析其处方用药，各药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君药大可至数两，数倍于常规剂量，佐使药却可小至几分。通常是药味少而用量精当，力专效宏。一定之病有一定不移之剂量，量变则方变法亦变，治病亦变。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煎服药法乃为因人之强弱、因病之轻重而调节用药量的重要途径，故而有仲景与东垣等不厌其详的煎服药法。中医处方用药不应乱填剂量，使治病失去法度而疗效不佳。 中医两千年历史，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 为基础的辩证施治、理法方药较为完态的科学理论体系。业医者以之为准绳用于病，而实际效果较之理论是相差甚远，今医尤甚。纵览古今，各大医家及名间名医治病效果则远在芸芸众医之上。究其因，其超人之处多在处方用药上，尤以用药剂量之妙不可言。余就读中医大学时，老师们来以授方剂中用药剂量之机括，多次询问也含糊其词不得而知，所学的常规剂量屋安全保守量，以后用此常规剂量于临床，多难获得显著疗效。故而查览古今医名方，深思穷究，明解从医十余年之疑惑，乃有所心得，验之临床，确有其效。深知，为医者当精思熟虑，追根究底，方为不致误人之真医。在此，对古今部份名医方剂中的用药剂量作较粗浅的分析综合研究，以希能从中可以达到较高疗效的真实用药剂量。同是，抛砖引玉，也希望同道中有专人研究中药用量这个问题使同代中医水平上一个层次。 中药剂量是临证最根本的问题的之一，它是一个貌似的简单，实则相当精深的问题。不知者忽略之，稍有心思者则认为它与治疗果关系重大。古今名医，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揣摸的。针对这个问题，好好总结一下前人用药经验，应当很有启发。 先看看“方书之祖”张仲景的用药。以桂枝炀为例： 桂枝（去皮）三两、芍药三两、甘草（炙）二两、大枣（擘）十二枚、上五味， 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 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向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之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以上摘自《伤寒论》原文，据多方考证，东汉一两相当于现13.92g。大枣十二枚至少大于３０g。据此，柱枝三两大约为40g，药量之重令人生畏。观以后众医用仲景方，莫不减量用之，有的有效，有的效微，但均难达到原方的一服病愈，停后服之效果。正所谓“遵古则骇俗，减轻则失其本意，而必不灵。”余用桂枝汤数年，初用时乱填剂量，桂枝用量３－９g，余药剂量随决填写，未遵仲景用药之比例，辩证准确，用药却无效。于是也叹古方不能治今病。俟后细想，仲景被公认为医圣，方药用法写得清楚明白不厌其详，其药味少而能起沉疗效重病，后世用之却不效，一定另有其妙。首先，应当是剂量。桂枝汤、麻黄汤后均有禁例，犯之则吐、吐脓血、便血、汗出亡阳等，若非是大剂量，定不会出现此等情况。固然，古今气候变迁，人有强弱，地有南北，遵古而不泥古，用方当知常达变，不应斤斤拘于古之剂量。但古之名方，其药味选择，剂量搭配，宜丸宜散，或一剂分服、顿服、停后服之类，无微不至，各寓心法，一季度动则大相迳庭，失去本方奥义，故用难取效。老生常谈的解肌和营卫的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为治虚劳里急的小建中汤；桂枝汤加重桂枝剂量而变为治奔气的桂枝加桂汤。桂枝汤的煎服药法充分说明了用药有效剂量可以通过服药方式调节，而不是任意改变方中药物剂量。以后再用《伤寒 》、《金匮》方时，一两折合为6 g或9 g，儿童可折为３g ，麻黄桂枝常用18 g－30 g不等，病愈停后服，剂量搭配悉遵原方，其效立显，深知药物剂量的确十分重要。仲景用药，汤剂均以两计，丸散剂才以“分”、“铢”等计。可以说，张仲景是用药少而精，力专效宏的典范。 清．张锡纯亦独具妙法，方中主药多以两计，余药多数二、三钱而已。其最有特色的几种药：生石膏、代赭石、熟地、山药等，恒用至三、四两（约合120－160 ，清一两为现37．30 g ）甚者生石膏用至一斤。这些都是他几十年医疗实践的用药经验，在他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不厌其详反复阐述，申明其如此用药的原因和结果，其病案也证明了这种用药法确有奇效，能起沉疗，救生死。其调态用药量的方法，总以通过服药方式的改变而达到最佳有效剂量。如，治阳明经热症，常以生石膏六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服。若一次多服，则恒有寒凉浸下焦反生变症之弊病。又如用赭石降逆，汤剂效果不显时则汤未并用，常用赭石四两，又重罗出细末两许，将余三两煎汤，调细末服下，其效立显．．．．．．种种煎服药法甚多，其大略基于一个原则：一定之病有一定不移之剂量；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其重用石膏，骇人惊俗，这并非他故弄玄虚，逞匹夫之勇，确因有的病须用重剂才能显效和根除。张锡纯深感药不胜病往往服之不效，或药轻而激动其病愈加重。凡服药，有病则当之，非人当之，唯用不对病则人当之而有害。 清．陈士铎用药颇为精当，有胆有识，匠心独运。其处方用药，亦同张锡纯一般，在精通药性及辩证准确的基础上，极尽药量之变化，君医佐使、轻重缓急、升降浮沉，随病而施。如其言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治气脱。用人参一至五两始能回阳固脱于须臾。邪之初入，宜少用参为佐，及邪之深入，宜多用参以为君，及邪之将去也，宜专用参以为主。甘草多用至两以解毒，少用以钱而和药。五味子多用反无功。少用最有效。茨仁必用一、二两，始易有功。银花除风热数钱足矣，治痛须大用至数两效乃神。补阳之药，可少用以奏功，补阴之药而气易上腾；阴降，少用阴药而味难不达。诸如此类，这都是不同药物的特性在临床用量上的独特性。若有遵循它们自身的特点用之，是辩证无误，也难起效。 清．傅专主用药与陈士铎和张锡纯类同，君臣佐使轻重有别。余初用易黄汤治黄带，山药、芡实仅用15g而已，结果总不见效，后读《傅青主女科》，见山药、芡实为一两，约37．30g，照实用之，效果立见，深叹“中医不传这秘在剂量，”确为真言。 以上诸例看似贵“重剂”而轻“轻剂”，其实非也。余意叹今医多处“隔靴搔痒”之方，常常是病重药轻，难以见效，故得点论文。实际上，张锡纯又何尝不用轻剂。其治大气下陷之“升陷汤”中，柴胡，升麻为君，仅一钱余而已，效力非凡，能力挽重病，此又体现了轻清上升之意。当代名医岳美中用药以轻清宣灵见长，其言轻量方剂治病适用于上焦病、皮表病、慢性病，引经药用量宜轻。李东垣治脾胃内伤杂病亦常用轻剂，其意为脾胃虚弱不受重药，量小多调理脾胃。总之，用药止问当与不当，不必问多与不多，以胜病为主，不可一尘不变地拘泥地常规用量。 《疹疫一得》的“清瘟败毒饮”中，黄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制二钱至四钱，小剂一至半钱）．．．．．．余认为，此等用药法最为恰当，值得推宗。当代天津名医于东川用药也同此，分为通用、重用、甚用，如：大黄通用9g ，重用12－15g，甚用18－30g 。这应当是一种科学的且极有效的用药方法，是中医临床用药量的发展方向之一。 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的同时，也在用量上细加摸索，以求达到最佳疗效。现在中医教材和药典中的剂量仅可作为常用安全参考量，而不可完全囿于彼。真正的临床最有效剂量还有待于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再加之前人已有的经验，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