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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问题。第一次革命的结局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但导致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本文摘自《俄罗斯研究》2007年04期，作者：姚海，原题：1917年俄国革命的根源 关于俄国1917年革命的根源已经有很多讨论，但至今仍有深入探究的必要。本文把革命置于俄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认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政治之间的结构失衡，造成了系统性危机，是革命的客观前提；而参与历史活动的精英和大众的思想、观念、情绪和行为，一方面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影响局势和事态的发展；第一次革命后虽曾出现过和平革新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导致了危机加剧的形势；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一步步把俄国引向革命。 一、长期因素：俄国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 1917年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在于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由这种特殊性造成的结构性矛盾。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罗斯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特点、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社会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奠定了使俄罗斯成为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改革本身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欧洲文化形式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俄国，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还只是贵族的文化，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但是，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改革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度，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并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传统的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1860～1870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1880年代初，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准备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 但1860～1870年代的改革因其渐进和妥协性质而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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