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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城市压着的农村教育 ——义务教育辍学率造假调查 在近日中央党校经济部为决策部门做的九个当前改革难点的报告中，义务教育辍学率反弹的事实被放在了台面上。在国民利益、城乡差距、政绩考核和国家大计之间，“反弹”这两个字承载了很多事实和原因，错综复杂。目前，如何迅速找到一个突破口，力保教育这个立国之本，已经成为决策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义务教育辍学率造假调查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记者王蕾报道对于中央党校经济部的潘云良教授来说，到下面去做义务教育的调查，原先他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理应更高。 在此之前，还有许多数据支持着他原本的想法。2000年，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编著注：此二项合称“两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分别达到98.6％和90％。全国有2598个县实现了“两基”目标，占总县数的90％。 然而，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十六个省市的奔波，潘云良失望了。他对记者说：“如今我们调查的结果却并不乐观，农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样成效显著，更说不上繁荣，反倒可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耸人听闻。”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在评价这个报告时表示，调查报告符合实际情况，并将派人和中央党校专家一起，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造假成风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各地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数字造假的现象非常普遍。事实上，早在潘云良的报告出台之前，关于“两基”达标数据造假的事例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 2003年底，号称通过“两基”达标八年的贵州安顺宁谷镇为了进一步通过省里的考核，通过编造假数据，来蒙混过关。在当地相关部门编撰的文化户口簿上，失了学的义务教育适龄孩子，一律被改成幼童或大人。 记者在宁谷镇龙潭村的文化户口簿上看到了张小明和张小珍兄妹俩的名字，在文化户口簿上，他们分别是1999年和2001年出生的，在“两基”达标检查时，他俩分别才4岁和2岁，都不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口范围内。然而，经记者调查，这两个人的实际岁数应该是11岁和9岁。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7到12岁的孩子都应该在小学课堂里念书。 事情败露后，宁谷镇主管教育的副镇长张勇是这样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容易蒙混过关的。他告诉记者，2003年11月初，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只对宁谷镇进行了面上巡视，就完成了检查。所谓面上巡视，就是仅仅翻阅了文化户口簿。 对于当地干部而言，“两基”已成为政绩考核的一个标准，事关重大。安顺市西秀区教育局副局长饶茂林说，当地老百姓总结了“两基”标达中的干部责任，说“‘两基’不过关，乡镇干部一锅端”。 经济发达地区也如此 据相关教育专家分析，贵州等地区的经济比较困难，有的根本不具备达标的条件，如此硬性规定和检查不力为造假提供了环境。 但是，在一些经济尚可的地方，“两基”的造假严重程度同样不轻。据潘云良的调查，以黑龙江省某县为例，该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其经济发展在该省也处于中游。全县共有中学35所，小学160所，县城中学的辍学率能控制在2％左右，但各乡镇的辍学率则远不是上报的数字。以该县某中学为例，实际上报的只有2％，而其真实辍学率则在8％以上。再以河南省商丘市某县为例，该县上报辍学率2％，但实际辍学率9％以上。 吉林省东丰县一位当过6年班主任的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所在的学校初一入学人数有110人左右，到了初二上学期，还能有100人，而初二结束时，就剩60人左右了；中考前，只剩30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级中学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有的县，为了降低统计报表中的辍学率，将升学有望的学生单独组成班级，其余的组成职业技术班，其实是让学生放任自流，但可以拿到毕业证。”参与调查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 而在这些地区，学生们不上学的原因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厌学。一位教育专家告诉记者，应试教育是造成学生逐年减少的一个原因。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要是到了初二成绩还不好，那就肯定考不上高中，还不如回家干点农活或者出外打工。 教育负债 除此以外，各地政府不堪重负，资金短缺，也造成了义务教育辍学率的反弹。 2003年度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的50个县，2001年底的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年财政收入的80％。 潘云良认为，教育负债首先与2000年“普九”验收有关。1986年，《义务教育法》第一次提出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普九”，并要求学校建有相应的图书馆、教学楼和运动场等硬件设施。后来成了很多地方教育部门的硬性任务。各省教育厅与各市(地、州)政府(行署)教委签订了双向目标责任书，各地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相关部门之间也签订了责任书，把“普九”纳入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内容，“普九”得以全面铺开。 但为了达到“普九”目标，本已困难的基层政府和教育部门不得不向外贷款或由施工队垫资，背上了巨额债务。据调查，截至2000年“普九”验收前夕，四川全省已完成和正在推行“普九”的县的教育负债总额达39亿元。同时，各地省级以下财政逐渐萎缩，地方财政逐渐难以承担教育投入，更加剧了各地的教育负债。 教育关键统计数据“不分城乡”掩盖城乡差距 2006年10月09日18:41 中国青年报 每个教师节前夕，教育行政部门都会发布全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其一大特点是关键统计数据无不遵循“不分城乡”的惯例，且一直持续至今年的第22个教师节。而统计数据“不分城乡”的最大缺陷就是掩盖了城乡差距，反映不出多年来“地球人都知道”的农村教师状况之痛的严重情况。 2005年，全国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有1036.38万人，其中在县乡（镇）村的农村教师占80.4％。遗憾的是，每个体现城乡平均数的关键统计数据，都不同程度地掩盖了这80.4％的教师群体一个相应方面的真实状况：“生师比均有降低”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农村教师普遍缺编，一些课程存在“有课本没老师”的现实；“教师学历层次进一步提升”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农村教师第一学历仍以中师为主，多为民办教师转正的现实；“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有所改善”的系列数据，掩盖了年轻的农村教师多往城里跑、留下“爷爷奶奶教小学”的现实。 近两三年，农村教师得到了特别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还是在教育行政部门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重中之重”的安排上，加强和充实农村师资力量已成高层共识。应该看到，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的几项关键数据大大低于城乡平均数的现实，不是正在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所能改变的，而必须再用机制创新（比如可持续的农村教师补充、素质提高、对口援助等）加以解决。 作为一些治本性的举措，比如“三部一办”今年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如果有城乡分列的统计数据作铺垫，就会使民众明了这些举措的来由，从而提高社会对这些举措的认可度。就好比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目标确定为提高农民收入，它是以年年发布的居民、农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逐年拉大的统计数据为大背景的。相比之下，教育行政部门年年发布的关于中小学教师的关键统计数据，却都“不分城乡”地体现着成效，既然（全国平均的）中小学“生师比均有降低”、“教师学历层次进一步提升”、“教师队伍年龄结构有所改善”，为何紧接着还要提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几大举措，这种叙述方式上缺乏因果关系的断裂和逻辑的唐突，甚至使人产生无厘头之感，其根源来自数据统计中“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思维。 笔者以为，只统计喜不统计忧也好，统计了忧却仅供领导参考也罢，都不会是对唱响主旋律的全面理解。要“既讲成绩，也讲不足”，这是一位资深外交家在归纳自己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体会时说的。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到上海访问，发出了“上海发展得真快，有些发达国家也到不了这个水平”的感叹。而当时的徐匡迪市长则回答：“你光看到我们好的一面，没看到我的困难，一是几十万人下岗，这是个大问题；二是交通拥挤，你来了有开道车，你看不见，市民上班是很拥挤的；三是环境严重污染。”施罗德后来对中国驻德大使说：“你们的上海市长很了不起，很冷静，这样的人我是很重视的，他讲真话。”（见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一书） 其实，教育中的关键统计数据“不分城乡”的客观误导作用是有前车的。自中央政府宣布我国已基本“普九”后，公开披露的初中辍学率的全国平均数都没有超过3％这个警戒线。对此，笔者几年前曾进言教育行政部门，在大中城市的初中辍学率早已为零的情况下，这个平均数的背后会引发民众对农村初中辍学率已达到两位数的猜测，因此，发布城乡分列的年度初中辍学率统计数据更有价值，重要的是它可以指明政府控辍工作的方向（年辍学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百万的不合格劳动力产生）。时至今年西部地区农村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大量流失学生返校就读的出现，证实了全国初中辍学率3％这个掩盖了城乡差距的官方统计数据，对民众认识农村教育是怎样的一种误导。 初中辍学率的统计数据问题不过是再现了一个“不真实的不会持久，真实迟早会大白”的真理。政府只有实事求是地讲成绩和不足，民众才会感觉到自己没有被忽悠。一切信息的价值在于真实，而发布城乡分列的统计教师的数据，就表明了政府一种接近相对真实的意愿和努力，它不仅使民众看到相关政策的推出是以某些接近相对真实的数据支撑的，还会帮助民众从年复一年统计数据的升降变化中评价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就是从“政府统计数据没有蒙我们”的民众感受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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