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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突厥汗国垮台后，契丹“小猎物”不但没有因此获得喜悦与庆幸，内心潜藏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促使其“移情别恋”，迅速投靠中土，盼望李唐将“奴役之鞭”尽快打在自己的小屁股上。 那么，窟哥作为摩会之子，是通过各部首领考察，在摩会归天后才被推举出来担任临时联盟首领的？或者在松散性的契丹联盟内部，眼看有的部落已经投唐，南边与契丹时有合作，并保持政治婚姻的库莫奚人，也与李唐帝国眉眼传情……鉴于当下形势的复杂，局面的紧迫，长老们被迫推举窟哥出任大贺氏联盟领袖，窟哥临危受命，于是才开始接替其父继续与长安交涉？  要不就是两年前，李唐大军远征高丽，窟哥办事得力，被天可汗相中，与奚帅苏支一同成为中土红人（征高丽时，李世民曾驻跸奚王牙帐），长安直接操控契丹选举，将窟哥钦定为松漠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窟哥深感知遇，对契丹投唐持观望态度者反复引导，做通工作，这才有了契丹的集团性投唐？ 摩会与窟哥新旧更迭，历时20多年。其间，因文献散乱，让阅读陷入泥淖，可谓常有常见。但据《辽史》记载：李唐灭突厥之后，公元628年，大贺氏首领在松漠都督任上“率众内降”，白纸黑字地写着，这个倒也毋容质疑。 2 较之古八部前古时期的“初兴本末”， 公元628年后， 契丹文献记录逐渐清晰起来。然而，由于深受以论代史古已有之的意识形态干扰，北方与中土的历史关系，大多也只能属于“自说自话”，一段历史“双方各表”。 以史观中立著称的《剑桥辽宋夏金史》认为：契丹在政治经验成熟的突厥汗国影响下，较之《隋书》所载的组织松散，经过窟哥治理，八个部落已经更加凝聚有力，并开始显露一个民族的“国家化雏形”。在期待“奴役之鞭”打小屁股——契丹集团性投唐这事儿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看法粗看没有问题，但一琢磨，就不难发现：《辽宋夏金史》与国内历史文本竟然也颇类似。 首先：契丹从突厥身上得到国家凝聚力启示的可能性不大。突厥与大贺氏，一个是曾经部落众多，疆域庞大，军力雄厚的“北亚王国”，并是契丹的“老东家”；一个是突厥被长安剿灭，周边“力量天平”的“库莫奚砝码”已经附唐，怕遭到因“老东家”倒霉引发的连带打击，部分首领绕过大贺氏联盟，直接与长安接触，“松散性”联盟名存实亡，即将坍塌……两种明显不同的组织形态，民族生存境遇，可比性根本无法同构。 契丹人的明天与未来，窟哥一想脑袋就炸。出于对失去突厥袒护的民族命运担忧，不得已，窟哥才在联盟长老们支持下，号召各部落互相联络，彼此抱团。“老东家”已经翘辫子，死悄悄，“凝聚力”是否还带国家化启示？答案本身可以暂且不论。但在“后摩会时代”大贺氏治下，契丹迫于生存的“凝聚力”，明显带有仓促性、不确定性和“走一步看一步”的临时组织性倒是一看就会有答案的。 复次：长安剿灭“北亚王国”，契丹转投“天可汗”，相对往日的“松散性”，虽带有一定集团性，属于亚组织的归唐行动，但出于对民族生存的委曲求全，所谓集团性——可能往往也只是召集性、集体性导致的盲从性综合。这也需要加以确认。 失去“老东家”依附，翘着屁股到处找人打的“小猎物”，对部落民族国家化理应具备的组织、意志、文化，包括国家观念，白得比白纸还白。说它有多集体，多国家，其实，还不如举起契丹人的小屁股，干脆把中土的“奴役之鞭”直接予以痛击。 因为这样，“小猎物”针对中土，毕竟就有“屁股可以抽打鞭子”的国家主义主动诉求。而在李唐羁縻州松漠都督府治下，寻求北方与中土“华夏一家”关系的观点支撑，倒也会有一些民族反抗的国家化追求主动。 那么，契丹国家化雏形倒底有不有？有。肯定有！但还不是公元628年这种时候。628年就断言契丹已有国家化雏形，很明显，这是对后古时代契丹叛唐、反唐，争取部落民族向城邦国家转型的独立战争的有意漠视。 或者基于长安李唐符号的叙事强势，这是费和助手对整个契丹民族依照“华夏一家”的话语模板直接进行的学术套用。以至于结果是否具有学术洞见，作为叙事裂隙，并不是费和他的助手有意忽略，而是在庞大的“华夏中国”文本内部，因为历史的吊诡，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于有意无意之间，毫无知觉地放弃了学者前提下的学术洞见。 第三：突厥被李靖剿灭，主要因其盟属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等部落酋长群反，作为与其同为“突厥兄弟”的契丹盟属，这些林林总总，窟哥不是不知起因结果。狙击李靖的远程突袭没展开前，“老东家”就已陷入败局，国家意识形态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地纷纷崩析。这时，说突厥对契丹具有国家主义启蒙，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观点与国家常识赋予读者的国家历史想象显然已经严重错位。 第四：颉利可汗被李靖“斩首行动”捕获，李世民加冕“天可汗”后，找边州首领谈心，摩会的契丹身份，由联盟负责人被迫转为松漠都督，其所仰望的精神领袖，应该是不可一世的“天可汗”。这种时候，摩会如果还坚持向颉利可汗学习，敬祝颉利无疆万寿，除非他的脑子已经长虫。 更何况，在突厥的国家主义诉求上，摩会、窟哥父子，除了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要获得“国家化雏形”的正面启示，历史时空与历史论点的依托，根本也不具备逻辑条件自洽。 因而，当历史文献乏善可陈时，窟哥无论在哪种前提下出任大贺氏首领，并与长安开启政治蜜月之旅，各种学术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文献匮乏，轻易就去附和带有历史局限，乃至书写者文化利益的“权威之说”。 3 628年秋天，李唐帝国的边州羁縻方略，在参考前隋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培植忠于长安的世袭领袖来控制契丹。“培植”成本与“世袭”待遇，开始决定“忠于”唐朝的“目标人选”。李唐要在松漠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才是中土羁縻契丹的本来面目。 台湾唐史学者李树桐有“羁縻政策始于唐代”之说。可什么才是“唐朝羁縻州”呢？大陆史学家、回族史、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做过一个客观公正，但却不能代表“历史本来就是如此”的概括： “隋唐两代，周边各族种类既多，分布地区亦广。各族情况不尽相同，其所设施，亦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大抵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皆随畜迁徙，居处靡常。有的虽有城郭庐舍，也往往未能经常居处，与以农耕为生涯的民族迥异。这些以游牧为生涯的民族也曾分部落治理其疆土。如突厥就有别部，契丹分其国人为八部，靺鞨亦有数十部。由于没有固定的住处，因而难于备悉其中的具体区分。 “唐时，这些从事游牧生涯的民族在内降之后，唐朝就按照内陆久己通行的制度，在它们的疆土上设置州县，并设置都督府以统辖所设的州县。当时在迴纥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六府七州，在党项的土地上曾设置过四州，都是具体的例证。这样设置的都督府和州县，一般都用本部落的人为都督、刺史、县令，这是和内陆的州县不相同的，为了互相区别，这样的设置一般称为羁縻州。这是唐代特有的制度。 “《新唐书?地理志》论羁縻州的设置，谓始于太宗平突厥之时。贞观四年(630)，颉利可汗被灭，唐因分其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可是在《地理志》中就有不同记载。《地理志》中所载的以奚族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鲜州和崇州，以契丹土地所建的羁縻州中有威州和慎州，皆谓在武德时就已经建立。并谓鲜州和崇州乃是由饶乐都督府析置的。而饶乐部督府始置于唐初，中间曾经废止过，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复置。如所言无讹，则羁縻州制度自唐初即已有之。核实而论，若追溯其渊源，还应上及隋时。” 可见唐帝国的羁縻州，较之隋朝，体现的依旧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意志。但诸多学术研究偏偏却要强加“华夏一家”的历史意识形态。其实，从松漠都督府20多年的存在与沿革中，一点都不难以想象“一家说”与摩会、窟哥当轴的历史本身的确相差甚远。 按“华夏一家”说，李唐与松漠都督府，二者荣辱与共，呼吸命运相同。其实际情况，往往又龌龊不断，又水火不容。据此，不难看出：唐帝国羁縻州，是中土对北方的强悍侵入，政治利益高于契丹实际生存需要，倒也毋容质疑。 4 在历史国家主义的话语诉求中，唐朝羁縻州背靠中土，不断向北方“边州蛮夷”输入“先进文化”。契丹内降，除了不再遭受李唐的战争威胁，还以接受中土文化熏陶，羁縻政治，无论怎样，那都可是一件富有成果的美好事儿。 “先进文化输入”的意思是：天下都是人老李家的，人比你强，想啥时sexual abuse你就啥时sexual abuse你；你比人弱，想啥时被人sexual abuse就等人啥时sexual abuse罢。对此，不但你要心怀感恩，而且还要笑颜如花地迎合着，让人随时随地都能把你sexual abuse到位！ 因为sexual abuse，自从长安羁縻契丹松漠都督府开张日起，契丹民族的谋国或者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都将遭到长安极权sexual abuse 你“都是为你好”的严格话语控制。北方与中土的合作，松漠地界虽是李唐委托的契丹大贺氏打理，但自从摩会、窟哥父子与长安的政治蜜月保鲜期结束后，松漠边州与帝国中央就一直都在各打各的算盘。凡此这些，皆无不与国家主义的表述大相径庭。 退一步说，就算对中土羁縻契丹，导致契丹谋国举步维艰可以不计，仅以国家主义标榜的“文化输入”就事论事，所谓输入，导致北方契丹“吃错药”，以至于文化因水土不服，无法在西辽河落地生根的事儿，其实也不算少。 比如大贺氏垮塌后，遥辇氏联盟当轴，耶律阿宝机学习中土皇权主义，将契丹原始民主“推举制”，强行改为帝国君主世袭制，结果导致中土皇权与本土民主发生剧烈冲突，致使契丹9帝200多年王朝，中土与契丹文明，始终没将“华夏一家”与契丹个案的叙事裂隙进行缝合。所以，一道文化伤口，因此伴随原本充满生机的北方帝国的死亡历史的始终——这也并非谁在唐朝的鸡蛋里面专挑契丹人的骨头！ 925年，耶律阿宝机远征渤海，班师途中驾崩扶余。（今吉林扶余县）根据中土皇权规定，储君东丹王耶律倍可以继承大统；但参照契丹“推举制”的规定，耶律阿宝机以“总知军国事”的“大于越”身份曾经登上最高宝座，按此先例，“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也应具备承接耶律阿宝机衣钵的“基本条件”。 但是，经过权衡，述律平皇后还废掉太子耶律倍，改由耶律德光继任“辽二世”！于是，袍泽与袍泽的仇杀，俨然迪奥尼修斯(Dionysius)高悬于达摩克利斯（Damocles）头顶的利剑。只要纤细如毫，维系利刃的马鬃断裂，国家主义“先进输入”的所谓“中土文明”，随时就可能引发北方契丹的“华夏一家之灾”。 而且这种血亲伦理灾难，从“诸帝之乱”到扶余“储君易主”；从皇后肖观音仿照苏轼、欧阳修等中土文化名人填词赋诗，到辽道宗因妒恨杀妻悔恨已晚,都无不表明“先进输入”的中土文化，在北方契丹不但水土不服，而且还尽开恶花，总结死果。 5 所以，为了建立松漠都督府，实现李唐皇家的意图，李唐的君主、臣工，自李靖剿灭突厥以来，对契丹大贺氏联盟窟哥的到访，就一直抱有守株待兔心态。坐在一棵名叫“天可汗”的树下，当“傻兔子”窟哥真撞上来时，李世民与大臣虽不意外，但却根本就没想好，倒底该拿出个什么管用办法，该怎样和已经撞到他们眼皮下的“傻兔子”进行谈判。 窟哥撞上门来的迷惘，让长安与北方的会谈时断时续，毫无进展，但却极富文宣“成果”地进行着。在借用前隋羁縻方略，总结老摩会与饶乐都督府前期合作的经验基础上，唐帝国突然脑壳开窍，为窟哥进爵“无极男”，并还顺手赏了块“国姓李”的骨头。 在李唐帝国气势恢弘，羁縻州府遍天下的大背景下，长安出于战略扩张和安全防务的考虑，委任窟哥出任松漠都督，目的是为控制北方契丹，并不是为了“先进输入”所谓“上国文明”，以至于“华夏大家庭”作为“家长”的“李唐无私”，每当在下目所触及，随时都有国家主义阴魂伴随，并且久久不肯散去。 松漠都督的行政级别相当于李唐的封疆大吏。不过由于“李窟哥”是契丹大首领，出于政治怀柔之需，“窟哥李”在唐朝享受的礼遇，实际又远比封疆大吏高出许多。根据历史的常规经验预判：除了兴唐灭隋，李唐创业班底中有人可能获此荣耀，自从老李家立唐，帝国的高官，无论政绩、战功多么突出，要“依周礼，与天子同姓”的机会恐怕都很渺茫。因此，窟哥被委以松漠重任，获得“与天子同姓”的礼遇，李唐的意图最为明确不过，而一次脑壳开窍，引发的国家主义诉求模式生长，的的确确又可堪称“软实力”的最高成果： 首先，“国姓”在帝国臣民的眼中至高无上，是皇权符号系统的荣誉关怀。大贺氏联盟窟哥享受被赐“国姓”，既是李唐赋予窟哥的个人关怀，也是长安王朝希望中土与北方“世代修好”，“亲如一家”的一国两地政治怀柔。 李唐希望大贺氏“二转子李”：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知恩图报，好好效力——尽快成为其它边州首领争相学习的样板。当然，出于帝国行政成本的节省，作为李唐羁縻方略的政治复制术，长安针对“李窟哥”的关怀与希望，帝国也会毫不吝啬地对回纥、多览、仆骨、拔野古、同罗诸蛮州首领进行动员部署。 第二，在摩会统辖饶乐都督府的基础上，长安将契丹析置为“李窟哥”执掌的松漠都督府，各部均成州建制，被统编成“松漠十州”。随后，突然又有文献记录，“十州”是错误的，应为“十七州”才对云云。其实，这种记录偏差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都督府本身是个不确定的羁縻概念，随着时局变化，北方契丹的领地、属部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所以李唐治下，契丹羁縻州府时有增补并不奇怪。“十七州”的存在，并非没有可能。而且这种可能，还包括契丹对周边弱小部落的战争，契丹版图、疆域的随时随地的“动态扩大”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 二：帝国都督府设置，统辖十州或十个部落是“硬指标”，无法达到这个标准者，你想被羁縻，长安还会嫌弃你“摊子小”，对你有些爱搭不理。松漠都督府设置之初，组织结构还是古八部摩会时代的联盟框架。西辽河南边的库莫奚人，北方某不明方向的室韦人——作为北方族裔或单设都督府，或被划归临近的其它都督府代管，一时之间，这些都督府还不能计入大贺氏的松漠名下。 当时，大贺氏契丹的统辖部落，数量或许虽然不够，但相对其他周边弱小，因契丹人口庞大、幅员辽阔，加之老摩会、“李窟哥”曾经主动出访长安，归顺姿态可嘉，因此松漠都督一职，极有可能被唐朝吏部“低职高配”。文献先有松漠“十州”，让“窟哥”把待遇先享受着，等库莫奚、室韦等部落并入松漠之后，言官御史根据实情，再将“十州”更替为“十七州”记载显然也属事出有因。 于是，契丹联盟的首领和部落酋长，既然成了李唐的都督、刺史，从蛮夷混成了“大人”，做了中土的官，那么，“食君之禄，为君担忧”的游戏规则，契丹也要随时遵从，不可僭越。要说中土文明的“先进输入”，其中“识相点”的实用哲学，被当做“先进”予以强烈“输入”、 sexual abuse，倒也尤其显然。 第三：赏窟哥“国姓汉名”，勾连李世民被尊“天可汗”的极权主义事实，还可以被引伸为：小子，既然俺是你“李窟哥”的“天可汗”，那么，无论大漠距离长安再多远，由于你也跟着俺姓李，所以，你在你地盘所做的收拾人心的那些大凡小事，口碑效应无论多么再正面，那也是你在做俺们老李家的“家屋事儿”！ 相反你要敢不老实，干出有违“天可汗”的忤逆之举，嘿嘿，那咱们还得按《武德律》、《贞观律》从事。这叫什么？这又叫“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懂的……！ 6 李唐集团通过对松漠都督府的实际控制，说明羁縻政治的本质，已将北方契丹的国家化胚芽，打压成随时听命长安的行政僵尸。此后大约50年，帝国的政治怀柔在松漠实施得还算顺利。所谓政治蜜月的保鲜期，大约就在这个时间范畴。 但“李窟哥”的后任阿不固，阿不固的后任李尽忠当轴，“保鲜蜜月期”突然又被中土与北方的“政治审美疲劳”取代。窟哥之后的那些古契丹联盟领袖，中古时期松漠都督的继任者，虽然出自同样拥有“国姓汉名”的大贺氏联盟，但在对待松漠权力的根本实质上，却很少根据长安意愿，把松漠都督视为“朝廷大员”——哪怕契丹一直都由“二转子李家”掌控，相对唐帝国“羁縻州府遍天下”的其它的地方长官，他们还是更愿把自己看成是西辽河的“契丹王”。 源自北方民族的这种族性固执，与李靖剿灭突厥前的其它北亚游牧民族首领的继任方式相似。契丹与中土“政治蜜月期”行将结束时，松漠的继承者，不见得都是出自“李窟哥”的直系后裔。因为根据契丹原始民主制度的规定，前首领故去后，部落长老们推举新首领时，已故首领子嗣如果处于弱冠，选举可在其叔伯兄弟之间进行。 也就是说，迫于民族生存压力，契丹虽然长期依附周边列强或投靠中土，但在其痛苦挣扎，韬光养晦的漫漫长夜中，各部落酋长会盟选举松漠新领袖时，他们依然具有近乎顽固的自我标准。他们期望大首领对外民族立场强硬，处理内部事务才干卓越……！ 重要的还有，酋长们希望联盟大首领的个人品格，始终要有宾铁的民族精神质感。而基于契丹人民族寓意的“宾铁”，可以引申“契丹精神”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宾铁质感”构筑民族图腾，不但体现在契丹联军突袭能力具有605年入侵隋境的那种快速反应上，而且，每当选举大贺氏联盟新首领时，尽管不能挣脱松漠都督的世袭制约束，但契丹的众生芸芸，不管是否出自大贺氏“二转子李姓”，要想成为联盟大首领，选举条件不达标，哪怕你是“窟哥李”的亲孙子，你也还是只能一边歇息着去！ 契丹人眼里不能溶进忍沙子！中土的皇权宝座，可以扶上黄口小儿，接纳武则天之类的后宫，但在两河流域，的确却从来没有妇孺主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规矩。选举时，遇到窟哥后人年幼体弱，松漠都督转由大贺氏旁人取代之事时有发生。 公元7世纪90年代，李唐对错过推举机会成为联盟领袖（松漠都督）的“李窟哥”子嗣一般进行重点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得到长安的直接提拔任用，有的还可成为唐帝国的著名战将。也许，这也是中土维护羁縻权威，服务天下王土，导致羁縻政治系统自动升级的众多程序之一种？或者说它是中土皇权sexual abuse契丹原始民主，其实，倒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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