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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法找到辽契丹的祖源地，古八部形成前后，契丹“始祖神”奇首的活动轨迹，是否因此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针对这个问题，其实，不能简单地说“是”，也不能轻易地说“不”。 因为通过“左旗地方史”，虽然，只能证实辽契丹的“版图存在”、“政体存在”，对木叶山具体方位的确认，最终依然于事无补，但有帝国版图、完整政体的北方契丹，事实上并非没有自己的祖源地。 面对木叶山方位确认的众说纷纭，“铁笼子”中的学术研究现状，今人无法重返历史现场，对契丹祖源地进行确认，的确是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不过将此存疑，尽可能地寻找奇首、可敦的活动轨迹，能得到的，哪怕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也不应该轻易放弃。因为如果奇首、可敦的世功，也与辽契丹祖源地确认类似，那么，北方契丹真就成了来路不明的“民族弃儿”！ 2 奇首、可敦被尊为“始祖神”的年代，其生平事功遍寻典章——包括在耶律阿宝机的后裔——蒙元名相耶律楚才的著述中，我们能面对的，同样也是一些没有子丑寅卯的结果。 但在可信程度相对较好——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和白寿彝主修的《中国通史》中却能发现：奇首、可敦的活动年限——大约在公元345至389年之间。 有了这个时间依据，再参考《魏书》关于拓跋圭打击西拉沐伦河的记录，对奇首、可敦早年活动状况的钩沉，或许能够起到必要的帮扶作用？ “登国三年(388年)，拓跋圭于弱落水(今内蒙古西拉沐伦河)南大破东胡库莫奚。库莫奚属东胡，是两晋时期生活在今赤峰以北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七月，库莫奚复袭魏军，拓跋圭再次将其击败。 “登国四年(389年)正月甲寅，拓跋圭发兵进攻高车(即敕勒部，今蒙古乌兰巴托地区)，获胜。二月癸巳，拓跋圭又击吐突邻部于女水(西拉木伦河西)，大破之。事平之后，拓跋圭将吐突邻部迁移。” 拓跋圭曾经先后三次对辽契丹发祥地实施打击。库莫奚，属东胡联盟。吐突邻部的盟属文献虽不见有确指，但其居住的位置与库莫奚同属两河流域，两者之间距离相差不远，吐突邻因此与库莫奚一样，极有可能属于东胡联盟，此为其一。 第二，拓跋圭建立北魏前曾经依附东胡，388年，对西辽河实施打击时，根据拓跋圭对东胡内部的熟悉，先克曾经予以打击，后来又对其领导的魏军进行报复袭击的库莫奚人，再将弱小部落吐突邻顺手迁移——作为打击主次，我们也能推断：遭遇打击前，吐突邻与库莫奚类似——也曾依附骁勇一时的东胡联盟。 其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联盟族属相近，大小部落名号各异，春秋以来，一直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地区游牧。据此，人们就不难发现，在388至389年之间，东胡联盟的“叛逆者”——拓跋圭与被其打击的吐突邻、库莫奚两部皆属东胡联盟节制。 3 公元174年之前，东胡联盟恃强凌弱，向匈奴索要土地、美女和宝马。突厥首领挛鞮氏冒顿单于，麻痹东胡，先逐一答应东胡联盟要求，后趁其不备，对东胡进行毁灭性报复。 但东胡并没因此全部瓦解。因为退居乌桓、鲜卑二山的“乌桓”、“鲜卑”部落，还可勉强支撑东胡集团的“联盟招牌”。不过，经历了388至389年的西拉沐伦河之战，东胡联盟已彻底解体，原本不可一世的“北方霸主”地位，经过此役，已被拓跋圭和他建立的北魏取代。 北魏打击西拉沐伦，据《剑桥中国史》、《中国通史》确立的“345至389年”的时间与西拉沐沦遭遇打击的空间线索看：契丹“始祖神”奇首，基于“人”的历史存在，当时，应该“属于临危受命”。 正是奇首，将溃败的库莫奚与吐突邻余民重新聚合，使其不但逃脱灭绝之灾，还使西辽河流域的北方民族，继东胡联盟垮台后，还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依赖古契丹，继续繁衍生息。 “奇首”的字面意思，并不特指具体人名，极可能是面对北魏打击，一个契丹部落首领能力很强，以相当实力把溃散的奚人、吐突临余民纳入自己的可控制范围，有效避免了因遭打击而各自为阵，最终可能被北魏登国趁机灭绝。基于这位首领的事功，人们将其尊为“王者”，“奇首”之名才因此传扬。 4 《国契丹志》与《辽史》表明：契丹人还在结绳记事时就已开始口传奇首、可敦的事功。 神册五年到天赞元年，律阿宝机开国伊始，诏令耶律不古、耶律吕不与迭剌(耶律阿宝机之弟)，在汉臣韩知古、康默记等人协助下，以同属阿勒泰语系的鲜卑、乌恒语为基础，创立契丹大字，随后，又结合契丹语的特点参照汉字和回鹘语，创造出“拼音程度较高”，使用效果比契丹大字方便许多的契丹小字。自此，辽契丹的历史文化传承，才得以正式进入文字书写系统。 “澶渊之盟”后期，北方契丹政通人和。圣宗耶律隆绪受“盛世修史”的中土政治文化影响，诏命史臣刘辉修撰《契丹国志》。根据奇首、可敦事功的历史口传，辽汉臣刘辉整理“古八部历史”，将“奇首”视为“奇迹”，或当着“居功奇伟”的帝王，也属“极有可能”。 “可敦”，在契丹文字历史书写中，被喻为“皇后”倒也该不在话下。 近代史学研究因袭《契丹国志》、《辽史》两大“北方文献”，均有“奇首汗”的相关记载。那么，“汗”的女人，在当时的历史书写语境中，参考辽契丹小字本曾吸收汉字的“反切”语意，刘辉将其理解为“皇后”也属说得过去。 随着北魏拓跋圭“北方霸主”地位的消失，已成“过去的历史”的345至389年，奇首创建“古八部”联盟，“奇首可汗”的称谓，除了含有刘辉代书的“崇祖情结”，本身还可能是指——“奇首”建立的联盟不仅局限于辽契丹，还与契丹可控制整个西辽河——兼顾其它北方地区的“大汗作为”难分伯仲。 在“奇首汗”的身上，人们甚至能看见昔日那些“北方霸主”——突厥挛鞮氏冒顿单于，乃至北魏登国拓跋圭的某些影子…… 5 拓跋圭打击西拉沐伦流域，《剑桥中国史》和《中国通史》的记载，均未表明北魏打击两个东胡残余部落的行动，直接与奇首、可敦代表的北方契丹有关。 那么，笔者的推断，是否缺乏必要的逻辑支持？ 这个问题，只要勾连“345至389年”的“奇首活动年限”，凸显拓跋圭打击两个部落——奇首、可敦与西辽河的古契丹关系，就不难理出一个“基本思路”。 打击行动结束后，奇首将两支东胡部落残余进行整合，吐突临因部落主体被北魏迁离，389年后，可能还有少量残余，消融在北方古契丹联盟中；库莫奚与吐突临不同，由于人口众多，虽同样遭遇打击，但在“宁城县铁匠营子之西和大明镇之南”(张艳秋《奚王牙帐、辽中京、元北京》)，却能建立“奚王牙帐”，继续保留自身的部落主体，直到隋唐之后的五代——随着耶律阿宝机的崛起，才有少部分被中土大唐羁縻，大多数，则还是由遥辇氏联盟——实际都被耶律阿宝机控制。 面对388年北魏军事打击后，库莫奚并不排除其残余立足未稳，屋漏又遭“连阴雨”，遭到自345年开始，活动范围就在西辽河日渐扩大的“奇首”武力收编。 中国北方部落，当一方或多方受到“北方霸主”的军事打击时，未受打击的某一部落，趁机坐收周边部落的渔人之利，或在“霸主”武力收编的“桌”上分杯残羹，这本身就是北方民族的普遍生存经验。所以，在下认为：“345至389年”——由于奇首、可敦的作用，早年的“古契丹联盟”，以契丹自身为主，在吞并吐突临残余与部分奚人的基础上聚合而成。 6 当“奇首契丹”日渐兴旺，为了铭感奇首、可敦“再造契丹”的恩德，子嗣们为其塑像，还把奇首、可敦养育的“八个儿子”(可能是奇首的后人与库莫奚、吐突临残余中演进而来的首领)木雕，也抬进虽说无法确定，但却真实存在的木叶山供奉，并在隐匿密境中，写下充满“家”与“国家”隐喻的神话开篇。 诞生于“345至389年”的“白马青牛”神话，是指奇首、可敦在湟水与土河之间相遇，经他们养育（栽培）的“八位契丹次祖”，作为爱情和民族生育的确指，“折射的正是元气中兴的早年契丹生息图像”(《剑桥中国史》)。 但在坚持这种观点的前提下，费正清却又认为：“345至389年”以前，即345年在老哈河上游，前燕将契丹击败，奇首携残余逃至西拉沐伦流域，与同属东胡联盟的某个实力部落建立政治婚姻，契丹才得以形成以奇首为核心的“新型草原部落联盟”。 如果顾及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这个说法，很明显，就要扩充笔者的推断：北魏登国打击库莫奚与吐突临的“388至389年”以前——北方契丹的遭遇虽与库莫奚、吐突临类似，但遭遇打击后，经过大约43至44年的元气恢复，以奇首为权力象征的“契丹牙帐”——在西辽河地区的某个山地草原中，已经远比388年之后才得以建立的“铁匠营子之西和大明镇之南”的“奚王牙帐”更具实力。 388年后，北方契丹避开拓跋圭的兵锋，以自身虽然弱小，但也完全足够的实力，继“吞”下北魏余留的吐突临“剩肉”后，将业已摆上“案板”的库莫奚部落，还可毫不费力地再“切”一块。关于契丹古八部的形成，于是就该被修正为：在奇首、可敦执掌旗鼓的遥远年代，北方契丹的发展壮大，尽管融汇了库莫奚、吐突临两部的力量，实际上，辽契丹却始终拥有自身独立的民族源头。前燕的打击，使契丹遭到重创，但经过苦心经营，契丹已有足够能力吞并吐突临余民，与四处流窜的库莫奚残部。 “始祖临危受命”这条资料，就该具体指向——奇首借助北魏打击西辽河的机会发展契丹，建立了军政实力可以傲视北方大漠的“奇首联盟”这一史实。据此，我们还可以继续推断：奇首执掌古八部的具体时间，大约有43年或44年左右。 7 拓跋圭当轴北魏期间，文献虽然少见北魏打击古契丹的资料，但拓跋圭有能力消灭北方劲旅前燕，前燕又曾经给古契丹予以重创，因此，拓跋圭控制北方民族进入中原的作为，对“奇首联盟”产生的震撼与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拓跋圭平定中原后，从盛乐迁都平城，建立北魏政权时，将北魏政体的“四部大人”改为“八部大人”，奇首创建“古八部联盟”，也是学样有样地对“北魏做法”，进行了直接的参考借鉴。 在吸纳奚人残部与吐突临余民的基础上，奇首将契丹联盟编为祖皆利部、乙室活部、宝活部、纳尾部、频没部、內会鸡部、集解部、奚嗢部共计八个部落。参考北魏“八部大人”的经验，奇首还在契丹“古八部”的联盟各部，逐步委任了服从联盟意志的部落首领。 除了根据口传历史演化的“契丹八子说”之外，“契丹古八部”因受拓跋圭影响而形成的经过，也是奇首、可敦与早年契丹历史的理应包括部分。 如果忽略这些因素，辽契丹的“历史累积”就无法成立。历史意识形态讲述各自历史的构成块垒，对历史的互相影响与梯次性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8 由于对古契丹具有再造之德，古八部又被称为“奇首八部”。随着契丹联盟的发展壮大，当初，奇首率众北徙与某个实力部族实现通婚，再造契丹的经过，被后人演绎成成“白马青牛说”的原型神话。奇首成了“白马神人”，与其婚配的女子，被尊颂为“青牛神女”。根据辽契丹对自身历史的口传：“白马神人”代表天，“青牛女神”代表地。北方契丹又自认为自己是“天地孕育的后代”。 当北方契丹的游牧、渔猎生活习惯，逐渐在广袤的北方草原定型，加之遥辇氏部落联盟时代，耶律阿宝机登上历史舞台，契丹实力不断扩充，大批北方汉民，被掳掠到北方的山地草原开垦种植，辽契丹社会结构融入了中土的农耕文明，青牛神女，因“青牛”的农耕指涉，又被有的学人读解为北方契丹的“农业之母”。 但这类“学术成果”，只是学人个人猜测和文化想象，与公共历史常识逻很不相符。 因为农耕文明传入西辽河地区，从耶律阿宝机带领契丹联军夺取关南十地，将大量汉族农民，掳掠到草原大漠“筑汉城”，发展农业的公元900年以后的大辽帝国时代开始，而讨论“白马青牛”的神话内核与生活外延，则是古契丹被前“燕”击败，奇首、可敦携残部在西辽河流域聚集，时值拓跋圭对“两河”打击不久，契丹融合部分奚人、吐突邻余民的“古八部时代”。 期间，相隔了大贺氏、遥辇氏联盟两个历史时代，经历了中土隋、唐两个王朝的羁縻。省略这两个历史时期，将耶律阿宝机与奇首并列，对辽帝国民族原形神话，予以游牧与农耕文化的过度诠释，明显，就与历史原态大相径庭。 当然，如果史臣、文人要把耶律阿宝机与奇首并列，按“排排坐，吃果果”的思路认祖，将耶律阿宝机归入契丹民族历史神话谱系，忽略大贺氏、遥辇氏当轴两个历史时期的存在，对隋唐之于辽契丹的羁縻忽略，“青牛神女”，被尊为“农业之母”或许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这样的历史，还能是我们预期的公共历史吗？笔者不以为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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