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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瓷器（元青花）的汉儒历史文化背景 文/西风 引子：元代“鬼谷下山”图青花瓷罐,2005年7月12日，佳士得拍卖专场上美国古董商以1568.8万英镑（约2.45亿元人民币）拍得，创下历来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由此，中国元代瓷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其实，元代青花瓷器自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先生发现并发表大维德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来，中国元代瓷器便进入人们的视线，关于它们的诸多研究随即拉开序幕，以至于在长达80多年当中，英国学者、美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相继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索。但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匮乏，始终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为此，笔者在此探索性的做一些阐述，算是抛砖引玉。 中国瓷器源远流长，瓷器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类独特器物。世界早先认识中国也是从“丝绸”和“瓷器”开始的。中国瓷器以青、白、黑、蓝、彩等诸色而闻名与世，青瓷是中国的母瓷之称，从商周开始延续发展数千年，尤其青瓷和白瓷发展到唐代成为主流名瓷称霸世界。青花瓷在唐代虽然诞生，并和越窑、邢窑、长沙窑等一道出口东南亚、中东和埃及等国。但它没有形成主流，一度被历史埋没。五代和宋代名窑辈出，尤其宋代六大窑系纷纷登场，工艺的精湛和装饰风格的内敛，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绝唱。 到了元代，战争的洗礼、王朝的更替、蒙古少数民族民族入驻中原，各民族的大一统，唐宋延续以来传统文人文化趋于平淡。但大批宋代（金和南宋）旧文人归隐，并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亡。元代汉儒主体文化在历史夹缝中诞生了新的传统文化。比如：元代文人绘画超越宋唐，元代诗歌、元代戏剧、元代小说（四大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来源和创作成型于元代末期和明初时期，只不过有些小说成熟出版于明代而已。元代延续了磁州窑工艺、延续了钧窑工艺、延续了官（哥）窑工艺，延续了龙泉窑工艺，延续了吉州窑工艺，延续了景德镇影青瓷工艺（完善了白釉瓷、延续了影青瓷、延续了红绿彩瓷、创造了卵白釉瓷、枢府釉瓷、祭蓝釉瓷、釉里红，青花瓷等几十种新品种瓷器等)，其中元代景德镇最具中国特色的要数元青花和元釉里红瓷器，从元代至明清和现代，青花瓷无疑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而称霸世界数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脱离元代瓷器开创的影子，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们研究和收藏元代之前的瓷器也好，元代瓷器也好，元代之后的瓷器也好，它们都是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研究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窑口，都是具有意义的。个人的侧重点和审美情趣不同，研究和收藏的选择自然不同，求同存异，各自发展，共同进取，才是比较好的局面。毕竟我们的精力和财力都有限，自己的兴趣决定收藏和研究方向，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收藏、研究某一阶段的历史和文化艺术品。人们无论对元代瓷器相比宋唐瓷器的工艺和艺术内涵有何看法，但我们却无法忽视元代瓷器的历史意义和它应有的艺术内涵。如果把历代陶瓷作为现代时期的陶艺来衡量，他们各有背景，各有内涵，各有不可替代性。后世把元代瓷器归类到高古瓷器领域，充分说明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极其不能忽视的。 研究元代瓷器，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蒙元历史的文化背景。一直以来，很多人对元代瓷器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诸多误解，甚至是无知。总以为元代瓷器，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是蒙元少数民族或者外来文化的产物，其实这是带有民族偏见和缺乏深刻认识的。蒙元少数民族入驻中原，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历史政权统治的一部分，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存在当中，蒙元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审美情趣无疑被延续数千年以来强大的汉儒文化所同化和融合。只不过这种同化和融合是间接性和阶段性的。但从元代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和历史文物遗迹（遗物）来看，它的主体都是根植与汉儒文化范畴里的。比如元代绘画、元代诗歌、元曲、元代戏曲（杂剧和南戏）、元代小说、元代科技、元代医学等莫不如此。 为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瓷器的文化背景，我们不妨从蒙元历史文化背景逐渐展开，来阐述这一事实。首先，蒙古帝国分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时期和忽必烈元朝帝国时期两个大阶段。这两个大阶段里蒙古少数民族统治者是逐步融合到汉儒文化里面，尤其是忽必烈元朝帝国中晚期以及仁宗、英宗、文宗、惠宗（末期）已经无法摆脱汉儒文化的束缚，以至于他们在某一阶段也成为汉儒文化的倡导者者和崇拜者。从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是存在和延续数千年的汉儒文化强大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必然。 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图扩张和大规模对外战争征服杀戮时期的汉儒背景。 说到元代瓷器发展，必然要了解蒙元整个历史和社会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图案纹饰、文化题材、烧制工艺等，并非如很多学者和收藏家所说来源西亚和蒙古族的主体意识。现在一部分学者和收藏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越来越发现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蕴含的汉儒文化因素占到主体位置，这种汉儒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归结到明代早期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蒙古民族入驻中原，不可能推崇汉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汉儒传统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仔细研究蒙古整个历史和社会面貌，我们会发现汉儒因素始终贯穿整个蒙元帝国。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亲，受尽强势部落的凌辱和欺诈，由母亲携带生活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采集来维持生命，这种特殊的草原原始丛林社会环境，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 。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当然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忽必烈蒙元帝国：包含忽必烈元朝前期和仁宗以后英宗、文宗、惠宗（末期）的元代中后期。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帮助下，仿照中原汉地的先进政治文化制度，以汉儒治汉地。但是，少数民族皇帝和贵族想要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达到一定程度的造诣，这是很艰难的。幸而蒙古最高统治者具有一代天骄的宽阔胸襟和开放思想，楚材得以借助统治者的权威而号令天下，蒙古国的继承者在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中，放弃了楚材苦心经营的儒治，皇帝在贵族的要挟下无奈的回复到草原本位主义。这也直接导致元代在延续近百年之际而土崩瓦解。 对于蒙古贵族集团制定的“汗制”来牵制最高统治者，使其完全要维护本集团和成员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在忽必烈统治时得到了改观，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行着进一步的整合，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忽必烈早在潜邸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兴趣，他“聘起儒士，讲论书史，究明理学，问以治道”，对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他开金莲川藩府，广泛招揽了一大批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郝经建议忽必烈施行儒治，以“国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附会汉法。”行汉法也即儒治，蒙古统治者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无法马上治天下，这迫使蒙古集团正视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政治思想，忽必烈任用大批儒士，出于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需要，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社会的巨变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多种反映，汉儒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纷纷走上与蒙古合作的道路。 但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期，始终存在以耶律楚材、郑经等儒臣的“义理至上”为宗旨的儒家政治集团与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丹为代表的功利派理财之臣的激烈斗争。由于几次战争的势利，国库亏空，加上蒙古贵族集团的对利益的贪婪需求，致使忽必烈不得不妥协于现实。王文统、阿合马等人的种种非正常财政敛财措施，引起许多儒臣的不满，武官王著联络僧人高和尚，趁世祖北往上都（今内蒙古境内）时，假传太子之命召唤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然后设计，把阿合马刺杀。二人事后被捕杀。但之后众大臣纷纷上书，力言阿合马所为多不法，结果忽必烈亦数阿合马之罪，不但没收其家产，杀其党羽，还剖开阿合马之棺椁车裂其尸，以此来挽回儒臣和受害民众的心，重新树立蒙古统治阶级在广大汉儒民族当中的统治地位。 从此忽必烈的蒙元时期一度被后世评论为草原民族不用汉儒骂名。其实这是对元代历史的误解，深度研究蒙元历史发现，对于忽必烈从重用汉儒人才，到慎用汉儒人才，再到企图依赖汉儒人才，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当然也有其政治意图，即便没有，起码也是失策和失察之责。 通晓儒家文化的仁宗继承皇位之后，忽必烈晚期混乱的治理得到缓解。随着科举的开启，大量的儒臣和文人参与治理朝政。随之开放市场，鼓励农业，发展手工业、有限度的恢复宋唐传统，尊儒、尊佛教、尊道教，祭祀孔庙，自此社会面貌发生新的转变。
总体来讲，蒙古统治时期，儒臣和汉儒文人是多阶段参与到蒙古王朝主体管理之中的，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仁宗、英宗、文宗等皇帝都看重汉儒人才，更看重汉儒治国策略。只是蒙古贵族的宗法牵制，使得重用汉儒人才和推行汉儒治国策略有所保留。你让一个汉儒文化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完全尊重汉儒文化和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难以完全做到，何况在700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当中。用现在的思维去理解700多年人们的思维和做法，显然是缺乏历史认识观的。 我们对蒙古历代帝王与汉儒关系的了解，使得我们对元代瓷器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从而对形成元代瓷器装饰风格和纹饰来源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如果忽视了蒙元时期汉儒文化背景，忽视了元代瓷器，尤其是元青花瓷器纹饰中饱含的大量汉儒文化因素和汉儒图案借鉴。那么，对元代瓷器的研究是非常片面的，也是缺乏历史正确观的。在此希望那些鼓吹“元代瓷器构图和纹饰来源于西亚”的专家、学者、藏家们，元代瓷器的主体是汉儒文化，这其中包括传统陶瓷、佛教、道教、民俗艺术、少数民族艺术等。研究元代瓷器，必先要研究蒙古历史和蒙古社会状况，否则容易粉末倒置，甚至闹出很多笑话。 我国青花瓷器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概况 文/西风 要说我国成熟的青花瓷器，唯有元代青花是终极青花这点不用怀疑。但要追溯青花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得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和1983年说起。当时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前后在扬州的唐城遗址发掘出了几件残破的青花瓷器，这次考古发现促成了唐青花概念，把青花的产生从元代上升到唐代时期。首先，唐青花出于巩县窑址和扬州遗址两地。在巩县，唐青花不但发掘了窑址和遗物，并且还与唐三彩共存。因此，巩县是唐青花的生产地无疑。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是唐代四大港之一，为唐代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唐青花集中出现于扬州，除了生产地巩县，不见于其它地点，这可以解释为，唐青花是专门为外销而制作。后来，从印尼黑石号唐代沉船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青花小盘（带化妆土类的）,其一是产品发现在阿拉伯商船上，本身就属于出口阿拉伯地区的产品。其二是从纹饰来看，明显受伊斯兰蓝彩陶器的影响。包括唐代同时期、同船打捞的湖南长沙窑，部分也受阿拉伯器形和纹饰的影响，这就是商品自身的属性（改变别人或者被改变，以获得销售）。由此可见，唐三彩、唐青花、长沙窑也是唐代开放社会中，中国与阿拉伯地区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结果和历史见证。后来，由于唐代中晚期社会的动荡和朝代的更替，唐代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迅速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按照中国历史上所有陶瓷都有必然的延续性。我们很多人在想，也包括1929年首先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的英国学者霍布逊（Ｒ．Ｌ．Ｈobson）在内，总以为既然唐代首创生产了青花瓷，顺理成章宋代也应该有此传承。1929年霍布逊在老家具杂志发表发现元青花的论文之后（其实1929年之前也有其它学者发表元青花的相关文章，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一直纠结在这种惯性思路中寻找唐青花、宋青花与元青花相互关联的证据，没有办法对元明青花进行分类和区分。随后致使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抢占先机（姓名省略），最先区分了部分欧美早期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器。后来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利用美国两位民间学者的区分法，先后考察了瑞典、伊朗、土耳其之后，完善了这种思路。从而出版了两倍著作，奠定了他在元青花国际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但美国弗瑞尔博物馆的学者波普先生也有点自私，不但在著作中极力攻击英国学者霍布逊和大威德，还对发现“元青花瓷器区分法”的美国两位民间学者极力掩饰。霍布逊（Ｒ．Ｌ．Ｈobson）先生从1929年到1941年去世为止，本着英国传统学术研究对考古证据的重视，期间虽然一直寻找唐青花之后宋代青花瓷器的重要考古证据和相关历史资料，无奈当时中国正直抗日战争激烈阶。即便委托大威德来中国做古董生意的机会，调查调查宋青花和元青花的的一些证据。可是，大威德被战乱时期大量廉价抛售的中国古董给迷住了，那有功夫干这事（其实大威德193几年考查研究中东地区博物馆馆藏元青花瓷器，也出版著作，由于著录中元明青花区分很混乱，后被波普批评为“漏洞百出”）。 对发现中国元代青花瓷器具有重大意义的霍布逊（Ｒ．Ｌ．Ｈobson）先生，在寻找宋代青花瓷器和元青花考古可靠证据的梦想中无可奈何的离开人世。从学术研究的严谨角度来讲，虽然霍布逊先生没有像波普那样用绘画风格和器形为主，把元青花从原来笼统的“明代青花瓷器”中分离出来，但他的学术态度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再说波普先生的“元青花分类法”最终是不是完全都能正确区分开元明青花瓷器，由于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遭遇建设扰乱和破坏（有些掌握窑址地层的民间学者，还没有公开资料），到目前的学术界和收藏界也都存在异议。但波普抛开唐青花和宋青花的困扰，单纯的研究元代和明代青花瓷器，作为一个博物馆官方学者，在当时考古资料和中国本土元青花实物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当时图书出版之时，英国考古学术界一些资深专家就认为他在闹笑话。事实证明，波普先生是幸运的，元代青花瓷器与“宋代青花”和唐代青花并无直接关联，它们之间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配方工艺。如果霍布逊寻找的“宋青花”，在中国本土的考古发掘中，证实并不存在影响元代青花瓷器的因素，那么元青花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特青花瓷器。 20世纪50年代末期，金沙塔和绍兴环翠塔宋代塔基内出土的青花整器和瓷片，仔细对比观察，青花的胎质一般较粗，多数为灰白色胎，底釉有影青、白色泛黄、淡青色釉等，真正纯正的白釉很少。器物烧成质量普遍不高，青花发色多数都为蓝黑色或蓝灰色，有的甚至带一些黑色，青花呈色不够鲜艳。浙江宋代塔基出土的“宋青花”，经化学元素分析，使用的青花色料为含氧化锰很高的国产钴料。从它们的呈色特点来看，应该也是包含较多杂质的原始国产钴料。纹饰题材内容单一，器物主要以生活实用器为主。“宋青花”虽然与唐青花、元青花之间没有窑系关系上的渊源关系，但它们在技术上似乎有某些继承与发展的联系。到底是不是受到唐代青花的影响? 当人们还在寻求准确答案之时，据说经过国家考古研究鉴定发现，这几件出土的青花瓷器属于明朝产品。于是产生宋代有青花和宋代没有青花的两个阵营，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即便是“宋青花”产品，但由于数量非常少，质量也非常差，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估计根本起不到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姑且可以忽略不计。关于宋代青花瓷器的成长环境，无论从内在（宋代追求素雅）和外在（重文抑商）都没有多少成长空间。即便某一地区的某一小地方零星发现，都不会对周围产生影响，更不会对后世有所影响。为此，元明青花瓷器与所谓“宋青花”基本没有非常直接的传承关系。即便是唐青花，也与元明青花虽然同用西亚钴料，但胎料配方、工艺制作、施釉方法、青料绘制、烧制工艺、温度高低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但是，唐青花与元青花前后出口到阿拉伯地区，分别受到这些地区的喜爱，从这一点来讲，两者似乎有间接的传承关系。况且阿拉伯地区烧制蓝彩陶器一直在没有间断。 与北宋同时代的阿拉伯地区，蓝彩和多彩绘陶器瓷胎质量和烧制工艺虽然无法与中国瓷器相比，但其装饰性远远超越唐代青花和其他瓷器的外观装饰。加上宋代整体荐文抑商，导致海外商业贸易与唐代相比大大减弱。中原政治中心的陶瓷贸易自然受到影响，中原地区的民办窑场和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窑场为了生存，间接或者偷偷从事海外贸易（到扬州、福建泉州、广州）。从中东、东南亚考察和调查的结果正好印证了北宋时期东南亚、中东，甚至阿拉伯地区北宋官方窑口瓷器非常少有，民窑零星有钧窑、磁州窑、耀州窑产品，南方北宋越窑也少，最多的是北宋景德镇湖田窑、福建窑（建窑也很少，估计受管制或者外国人不习惯，日本除外）、龙泉窑、吉州窑这些产品。 自唐代、五代和北宋各个时期的瓷器对阿拉伯地区的长期影响，加上阿拉伯地区的瓷土质量的先天不足，无法烧出高品质的瓷器出来，中国精类瓷器依然是阿拉伯地区上流社会的高档品。南宋时期，北方金代战乱，南宋政府由于依赖海外贸易，官窑除外，其他瓷器是发展经济的重要贸易产品，所以这个时期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南宋的景德镇窑和龙泉窑（官控窑除外），还有一部分福建仿窑和吉州窑是主要出口产品。考察中并不见任何什么宋青花之类的产品，半片瓷片都不见到。也就是说这边生产什么，出口什么，并不考虑阿拉伯的传统欣赏习惯（阿拉伯经过唐、五代、南宋贸易进口，也早适应中国本土风格的瓷器）。 元代征服阿拉伯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都属于元代藩属国范围。同时，元代早期北方诸窑（钧窑、磁州窑等）和南方（景德镇窑、龙泉窑和少量福建窑和吉州窑）仍然出口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但由于这些产品的一成不变，导致出口销量逐渐疲软。元代中期大概仁宗时期也只有龙泉窑和景德镇青白瓷是大宗出口商品，其次北方磁州窑越来越零星出口（海外喜欢有图画的瓷品），其他窑口有的是战争中倒闭，有的是没有竞争力而倒闭，有的基本转向国内市场。而阿拉伯地区的色釉陶器相比唐、宋同时期产品已经有很大进步。尤其装饰上普遍受到推荐（尤其伊朗地区的多彩绘陶器和其他单色釉陶器）。 元代政府为了拉动海外的巨大市场，也为了捍卫中国瓷器的世界独特地位，为了宗教和文化产品对海外藩属国的文化影响力渗透，结合蒙古统治者自身尚蓝尚白的一些民族习惯，必须考虑推出代表国家实力和文化（宗教）影响力的载体物，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瓷器。顺便也压制阿拉伯地区逐渐成熟起来的多彩绘陶器势头（不仅仅是出口创汇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和宗教<元代佛教是国教>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元青花在元代中期逐渐试验成功，虽然有阿拉伯影响的因素，除青花钴料依赖进口而外，元青花的文化背景、装饰构图、纹饰绘画、瓷器工艺都属于本土发掘，大量借鉴和结合中国历代传统工艺和传统纹饰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图虽然与伊斯兰的繁密有类似，但中国传统佛教绘画（敦煌壁画为例）也多有繁密型的构图，况且伊斯兰纹饰和元青花瓷器上的纹饰完全是两个不同体系。人们不禁要问：元青花受到阿拉伯青花彩绘陶器的影响没有？阿拉伯工匠来中国景德镇参与的机会有没有呢？我想阿拉伯地区与中国从唐代就开始文化交流，元代时期的阿拉伯人很多穿梭于两个地区，影响自然是有的，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从核心利益、政治、宗教、文化战略考虑，参与的程度很有限。我们都知道，古代对瓷器制作和烧制工艺是极其保密的，这是中国称为瓷国唯一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和民生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否则，元青花从诞生到成熟就不会经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了。如果有阿拉伯的烧制青花陶器工匠参与，能用得了28年时间吗？ 元青花从战略意义出发到开始摸索烧制，又到基本成功，再到逐渐成熟，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一生下来就是美丽的大姑娘。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1】，到至正七年（1335年）青花发色和绘制基本成熟【2】，经历了16年的试验摸索期。从延佑六年（1319年)萌芽期到至正七年（1347年）的青花发色完全成熟（字也是图绘）【3】，经历了28年漫长的摸索期和发展期。从至正七年（1347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四年当中【4】，也就是从考古发掘的铭文记载推断（不排除青花瓷器成熟要比非铭文青花瓷器早的可能性），发展和生产量是突飞猛进的，也是元青花瓷器生产的旺盛期。这只是从目前具有确凿考古铭文来核算的。即便后来继续发现提前的青花瓷器铭文出土和出现，最起码要经历20年左右的摸索发展时间，最终成为当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瓷器----元青花瓷器（突破历史的、精致的和大件的彩绘瓷器）。 元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阿拉伯地区的一些精致彩绘陶器黯然无光，并且逐渐蔓延到阿拉伯所有地区，包括非洲一些地区。考古发现表明：元代景德镇生产的元青花瓷器，是通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途径运输到阿拉伯地区的。元青花瓷器的海运范围也涉及到东亚日本、朝鲜，东南亚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南亚印度（含巴基斯坦）等诸多蒙元势力范围的地区。使得中国瓷器的国际地位从新得以树立，也给世人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为明清瓷器的发展开创了未来。 注明：此文章很多证据和细节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并未具体和完善，仅仅作为探索交流之用。正式论文会在本人已经编著四年多、现在还在调查完善和继续编著的《中国景德镇元代瓷器》或《元代青花研究丛稿》著作中系统发表。谢谢大家的期待和谅解！ 注解： 【1】1975年, 江西省九江市博物馆征得湖北省黄梅县元延佑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测定为铁，最终不可确定）塔式盖罐为典型器，罐通高为42．2厘米，盖为七级宝塔式，罐腹为椭圆形，肩部堆塑狮首、象首各一对，兽首间绘如意云头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足胫处绘莲瓣纹。从此罐釉面看，属釉层较厚，不透光一类，青料为国产青料，发色蓝中闪灰，堆料处泛褐色斑点，画面简单，画笔虽流畅，但略显制作粗糙。从造型、绘画风格来看与后期元青花瓷器一脉相承。 【2】江西景德镇（乐平）收藏家收藏一件铭文为“元统三年”（1335年）供碗，器形别致，青花发色发灰（国产料），尤为珍贵，是证明元青花产生在元代中期的佐证实物材料之一。 【3】至正七年置款青花双耳文字盖罐,高30cm，口径16厘米，底径12厘米，罐体最宽处直径约为20厘米，造型精美，色泽光洁透明、白里闪青，釉质细腻如玉，估计为盛酒的器皿。在罐体正面，有用钴料楷书“至正七年置”等字。该青瓷罐于1987年在四川雅安地区的一个窖藏中出土，但因研究人员的忽略，没有意识到其价值，使其长久被封存在雅安地区文管所库房里。这件国宝竟然默默无闻地尘封库房十多年而无人知晓。1999年9月，因省博要举办“四川考古事业五十年成就展”，经过国内研究专家发现，才知道是世界已知道最早年款的青花瓷器。 【4】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大威德先生收藏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1952年，经美国人波普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大约过了 20年，从元大都窖藏遗址、江西丰城凌氏墓和江苏金坛的元明墓，先后出土了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的谜底才一点点被揭破。后来介绍，这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是1927年左右分别从北京知化寺流失到英国的。 附图： 元青花成熟最标志性阶段的瓷器图片【3】（其他图片可以在网络和图书里搜索到，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正式媒体转载必须经过作者本人同意（不完善，需要修改），其他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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