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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尚法语境下狂草出现原因探微 王昌宇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摘要：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繁荣的朝代，唐代社会的繁荣开放为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书法领域里，在 “尚法”书风的背景下，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家，开创了书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本文旨在论述唐朝尚法背景下狂草书风出现的原因。 关键词：唐朝 尚法 狂草 原因
一、“法度”的建立与完善——唐代书法的主要特征
清人梁巘在《评书帖》中说：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1] 梁巘用“尚法”来概括唐代书法的特征，后人多奉此为圭臬。社会的日趋稳定，思想和学术领域力图以正统的儒家学说来改变六朝以来的糜弱之风，南北不同的文化差异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同时书法自身的发展规律也要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一种规范。 唐初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弘文馆，在国子监中设书学博士。这些都需要寻找法则，建立法式，制定规范，推出典范。“法”的形式正式借助于强有力十分有效的行政手段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成为一种标准。 “法”最初是依附于楷书而存在的。初唐欧阳询、褚遂良等人的不断努力，使楷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既满足实用层面的清晰要求，也满足艺术层面的文化要求，又满足以书取势的社会要求，还满足技法完整的艺术要求的书体。楷书的风格特征就是笔画详备、框架分明、有法有式。便于探讨和总结规律，树立典范形式，并予以普及和推广。 同时，唐朝研究“法”的理论著述也十分多，并且趋于系统化。欧阳询提出的关于八种基本用笔的《八诀》，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张怀瓘的《论用笔十诀》，颜真卿的《述张长吏笔法十二意》等等，都表现出了对书法法度 的高度重视，对唐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尚法”艺术法度的建立，标志着一门艺术初生期、萌芽期的终结，意味着书法艺术的彻底成熟。从书法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唐书尚法的意义，既表现为一个成熟的状态和巅峰的状态，同时又必然预示着书法开始走向“衰落”。然而，狂草的出现则开创了书法史上的另一座辉煌的高峰。 二、狂草的出现以及代表书家 在楷法成熟的同时，出现了草书的大兴盛。一个极端是最严正的楷书，另一个极端是最随意、最浪漫、最狂放的狂草。最规则的与最自由的、应用的的艺术的，这两个极端在同一个时代获得了同等的地位。尹旭先生的论述： 唐代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尚法的极则与典范，唐代狂草则是中国书法史上尚意的极则与典范，唐代书法对于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辉煌伟业与彪炳光焰，即在于将整个中国书法所蕴涵的意、法两极的内在潜力，发挥并完善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处双峰并峙、两级辉映的艺术奇观。此前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谨严的尚法与如此癫狂的尚意，更不用说是二美同臻，双奇并至了。[2]
张旭、怀素狂草字字飞动，气韵贯通，潇洒磊落, 形成了唐代狂草构思奇特、意趣深微、朦胧恍惚、自然超逸、意象跳宕的鲜明风格，奠定了清朗壮健、纵逸狂放的狂草基调。 《草书古诗四首》（局部） （一）张旭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
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观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张旭的“狂草”，笔如骏马奔腾，飞流直下，体式如云烟缭绕，变幻莫测。 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3] 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执着的真实写照。 (二)以怀素为代表的僧侣狂草书家
张旭之后 ,怀素发扬光大了草圣的真传 ,与怀素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都曾写诗赞美他的草书 ,李白在《草书歌》中极推许的说: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峰杀尽中山兔。”[4]《全唐诗》所收多首歌咏怀素的诗作 ,没有不刻意描绘他“连饮百杯”、“枕糟藉鞠”之后才精神亢奋地随意挥洒 ,才使得他的草书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不难发现，张旭的狂草把书法抒情表意的特质凸显得尤为夺目。正如朱关田先生说：“张旭一出，使书法艺术摆脱单纯书契作用，一跃而为纯表现情性的艺术品类，与绘画并列与艺术之林……”[5] 中晚唐时期，由于佛教禅宗盛炽，出怀素外，还出现了高闲、压栖、彦修、献上人、修上人、景云、贯休、梦龟、文楚等一大批的狂草书僧，对唐代草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唐朝尚法书风下出现狂草的原因 唐代狂草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颠峰，也是中国写意艺术发展的一个颠峰。张旭、怀素的狂草可说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致，其艺术形象予人以无比丰富的审美感受。草书所具有的极大的生发性及狂草的自由精神，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不竭源泉。狂草能够在“尚法”的大背景下产生并且与最终发展成到与“尚法”双峰并峙的高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狂草是书法艺术的法度与表意之间的“束缚”与“反束缚”斗争的结果。书法艺术从由外在形式表现精神内涵转向了由精神内涵显示审美主体的内在审美需要。从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的关系角度来讲，楷书表现出的是客观对主观的制约与再现对表现的限制。而草书体现的主观要求打破了客观制约、表现要求突破再现的内在需求。所以，书法艺术要成为自由表现情感并以情感力量表达时代审美理想的艺术形式。就必须突破楷书的束缚。 隋唐五代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大致如下：“在表现与和谐统一的圈子中，书法艺术从楷书走向了草书，由再现偏于静态的空间艺术走向表现为主偏于动态的时间艺术形式。隋唐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由过去的积极、向外开拓转而走向向内开掘，有热切要求参与社会、干预现实，转而步入潜隐求退、追求内心的平静。”[6] 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日趋走向统一，在书法艺术中，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就是以法度与抒情的关系表现出来。书法艺术是线的艺术，线条是造型和抒情的重要手段，是说书法艺术是以书法艺术家的主观感情为主的艺术形式。 但作为中国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所抒发的情感又受到理智的制约与影响，这在初唐表现的最为明显，这一时期书法为体现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时代特征。特别注重指出平整端庄安稳凝重的外在品格。为了实现这种品格，特别讲究这种的“法度”，但这“违背了书法艺术自由表达情感的初衷，因此突破限制又成为书法艺术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狂草是书法艺术由实用走向纯艺术的必然趋势。从历史的发展角度，艺术与实用在唐代书法艺术中混杂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唐代，开始出现了全能型的艺术家，既能最工整的楷书，又能最狂放的草书。例如“草圣”张旭也能地到的楷书作品《郎官石柱记》，其端庄不苟的水平不亚于虞世南和欧阳询。“ 陈振濂先生认为： “在以前(唐代）的所有艺术家，尽管写的作品是艺术的，但是应用的条件规定了他只能擅长什么就写什么，或者现在应用什么他就写什么。而唐代的书法家却有一个跨度：一方面会写‘弘文馆’的字（实用），另一方面也会搞地道的书法艺术（纯艺术）。”[7]书法在当时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实用的成分，但是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实用。当时的人文环境中，已经出现走向纯艺术的倾向。盛唐时期开元天宝年间，裴文的舞剑，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号称“三绝“。诗是唐代的主要文学艺术形式，其地位很高，书法能够与诗相提并论，证明了唐人已经把书法完全看成是艺术了。 狂草是唐代草书发展的极顶，证明了书法有充分的能力在艺术上开拓自身，开始追求艺术的表现。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欣赏中国古代书法习惯于先读文字，但是狂草在没有释文的情况下很难读出来。它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表现，我们可以不认识写的文字，但是不影响我们欣赏它。“我们可以观察到狂草的线条在流动，在转折，在舒张，在交错等等，不认识文字也可以完成欣赏过程。书法的欣赏可以和汉字有关系，但是没有关系的欣赏也可以成立，因为书法欣赏是在于视觉形式。”[8]所以张旭的狂草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怀素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也是一种线条魅力的展现。 第三，盛唐的审美标准的转变。唐代建立后，原来东、西、南、北不同思想文化纳入到李唐王朝政权之下。建国之初，李世民出于稳定封建统治的需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逐渐形成了唐代思想文化兼容并包的局面，出现了“贞观之治”。但是，初唐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改变，相反艳俗糜弱的文艺风尚凭借着帝王势力而统治着文坛。唐太宗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宫廷诗，竭力推崇轻散俊秀的王羲之书法。 盛唐之前的审美标准如张怀瓘总结的，是“以风神骨力者居上，以研美功用者居下。”经过了灿烂的李白、吴道子、张旭时代，他的看法改变了，认为王羲之的草书“有女郎材，无丈夫气。”盛唐时代（705—762），这个时代的辉煌与短暂，外表与内里，充分展现了时代的乐观向上、博大的精神风貌；同时又浑涵汪洋，千汇万状。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已经由六朝以来的“妙”转向空前的“狂”了。 朱自清先生概括到： 魏晋以来，老庄之学大盛，特别是庄学；士大夫对生活和艺术的欣赏与批评也在长足的发展。清淡家也就是雅人，要求的正是那“妙”。后来又加上佛教哲学，更强调了那“虚无”的风气。在艺术方面，有所谓“妙篇”、“妙诗”、“妙句”、“妙舞”、“妙味”，以及“笔妙”、“刀妙”等；在自然方面，有所谓“妙风”、“妙云”、“妙花”、“妙色”、“妙香”等；在人体方面，也有所谓“妙容”、“妙相”、“妙耳”、“妙趾”等……还有“妙年”、“妙士”、“妙客”、“妙人”、“妙选”，都指人 。“妙理”、“妙义”、“妙旨”、“妙用”，指哲学。自然与艺术得有“妙赏”，这种种又靠着“妙心”。 [9] 但是到了盛唐，转而欣赏的是“狂”了：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竹林名士去道赊，兰亭雄笔安足夸！（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不愿不狂，其名不彰！（李） 先贤草律我草狂（皎然《张伯英（高）草书歌》 自笑狂夫老更狂！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杜甫《不见》） 书有“狂书”，画有“狂画”，诗有“狂吟”，这是盛唐时代的新种。盛唐人空前的创造性，把包括“妙论”在内的一切传统都踩在脚下。“妙”是静态，是小写意；“狂”是动态，是大写意。盛唐是大写意时代，狂草是写意之尤。 皎然称张旭：“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法愁钟王。”这是张旭的夫子自道，也是他的纲领所在。律者律法，狂诗它的反面。“狂”并不是颠倒疯狂之谓，“狂者进取”，代表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个飞扬向上的民族的健康的审美观。这表现在《断千文》上，就是一泻千里而又千回百折的旋律，就是龙腾虎跃的动势，就是生龙活虎的节奏，就是惊天动地的阳刚之美。 第四，狂草是时代精神和书法美本质的反映。书法同诗歌、绘画一样, 是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从初唐至盛唐, 在“唐人尚法”的背景下, 书法领域里“反法”意识不断滋长。一种反叛传统、不拘成法、张扬个性、强烈抒情的超理性的精神气息弥漫盛唐。使书法变成纯粹表现艺术的张旭、怀素的狂草, 引起了一场了不起的视觉革命, 体现了当时那种蓬勃开阔的气象和昂扬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 我国古代书法艺术，走过一条“从以反映物为主到以表现人为主的发展、成熟的历程。而书法艺术自身的美学特征（如形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等），使它必然要成为一种表现性的艺术类型。”[10]一方面，法度的掌握不是简单的终极追求，而是为了充分、准确的表达书者的内心感情。“情动行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穷变态于豪端，合情调于纸上”，“书者,散也, 欲书先散怀抱, 任情恣性, 然后书之”[11]另一方面，随着书家年龄及个人阅历的不断丰富，应试“干禄”已经时过境迁，讲究法度的写字的实用性逐渐淡化，对字形、笔画的要求不再受到政府行为等外在政治因素的影响，成为较为纯粹的个人事情，于是对书法的主观审美的成分逐渐加强，因而出现了狂草这样个性极其强烈的书法作品。 第五，唐朝中期的宗教观念的变化以及禅宗的盛行,是书家致力于草书直接的诱因。“唐代佛教思想的一个根本变化是由探讨外国教主如何成佛并解释众生，转向探讨众生自身能够得救与怎样得救（道教的情形也类似）。这对人性表现了坚强的信心，同时也最大限度地肯定了人性。”[12] 禅宗认识的象征性和玄秘感，促使释子们开始借助于艺术手段来印证禅理。禅宗在某些地方与道家精神的契合，并且吸收道家自由、 无为、 天人合一、 物我两忘思想，沟通了僧人对人生—宇宙—艺术的交流通道。张旭气势开阔雄强壮美风格，正是道家思想的独立人格、精神自由、美在天然的精神写照, 儒家思想在其心灵深处被谈化了。怀素的纵横不群、奔放超脱的风格得益于自幼出家, 终身事佛, 佛教观念在其心理结构中唱主角, 其章法布局中浮现出萧散孤寂的禅境, 笔墨线条中闪动着佛眼的灵光，体现出无祖无佛、心灵豁畅的狂禅精神。 三、小结 唐代狂草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颠峰，也是中国写意艺术发展的一个颠峰，张旭、怀素的狂草可说是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致，是世界造型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狂草就是这个核心的金字塔尖，是“王冠上的明珠”，最具抒情性最能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艺术样式。唐朝尚法背景下狂草书风的出现，其原因不是一元的, 而是多元的。既有客观世界的“人将启之, 物将发之” , 也有主观世界“综合素质”的协调, 随着草书势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不断被发掘, 狂草书势的内涵将更为丰富迷人。 参考文献： [1]梁巘《评书帖》 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10月第1版 P575 [2]尹旭 唐代书风的两极辉映[A] 二十一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历史文脉篇[C] 上海书画出版 2008年1月第1版 P529 [3]潘云告《中晚唐五代书论》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年4月P250-251 [4]潘云告 《中晚唐五代书论》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年4月P234 [5]朱关田 唐代书法源流[A] 二十一世纪书法研究丛书 历史文脉篇[C]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P330 [6]、[7]、[8]韩德信 《中华审美文化通史》隋唐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年12月P32 、P33、P35 [9]、[10] 陈振濂 《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年1月 P687、P68 [11]朱自清 《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12]尹旭 《中国书法美学简史》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8月 P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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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725—785) ,字藏真 ,俗姓钱 ,长沙郡人 ,自幼出家为僧。他写的 《自叙贴》是一篇叙述他学书的经过和书法成就的文章。开头便是: “僧怀素家长沙 ,幼而事佛 ,经禅之暇 , 颇好笔翰。”他虽然遁入佛门 ,却不大遵守清规戒律 ,成天沉溺于杯酒与书法之中，他尤擅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大书法家。他学书极为勤奋，自古以来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研习书法的故事。相传怀素初学书法时，因无钱买纸，曾将一块木板刨光练字，竟将木板写穿。写秃了的笔头堆积起来，就像一座“笔冢”。后来，他又效法古人在芭蕉叶上题诗的办法，在寺后空地上种植芭蕉万株 ,以叶代纸 ,供其挥洒。并将居处取名“绿天庵”。好饮酒，每至酒酣兴发 ,凡衣裳、器皿、寺壁、院墙,无不书之,时人谓为“狂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