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需要孤独--品鉴-陶博吾的书画艺术
陶博吾先生亦是一位选择孤独、恪守孤独的艺术家。
王兆荣 博吾老矣！九十又四，尚能诗、能书、能画否？ 鬓须残雪，步履蹒跚，手无缚鸡之力了。那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陶老与常人不无两样。然秀骨清癯，情思敏捷，精神依旧抖擞，每遇一事，或诗、或书、或画，皆能得心自运，驾轻就熟；抨击时事，纵论古今，洋洋洒洒而不知疲倦。兴之来时，解衣般礴，有时不能自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九四老人，据医生检查，除老年白内障外，体内各器官及思维能力，运行均一切正常，这棵斑驳沧桑的百年老松，百折不倒，犹有常人所难有的顽强的生命活力。 他与世纪同龄，百年孤独，困厄一生。艰难而又顽强，孤兀而又充实地度过了无比沉重、无比落寞的九十四个春秋。至今仍蜗居在南昌下水巷“三破楼”“简朴斋”里。依旧著书立传，严谨治学，依旧侠骨童心，一身正气。耄耋之年，不遗余力，对于晚辈后学，乃至少年儿童，热情教导，诲人不倦；虽囊中羞涩，若遇更拮据之人，仍会解囊相助，尽其所有；路见不平，虽无拔刀之力，亦会疏通诱导，劝人为善；接待来访，或函复求书索画者，不论贵贱亲疏，皆一视同仁，有求必应。十年前名不出闾里，艺术鲜为人知时如此，当九十三高龄，名声鹊起，艺术成就赢得海内外异口同声称赞时亦是如此。“闲鸥清趣，野老生涯”是他的自我写照。先生久居陋室，清贫自守，窗前两竿修竹，案头一方砚池，粗茶淡饭，足矣！唯诗、书、画视如生命，百年来伴随其身，相依为命。吟诗、习字、作画、三五百字随笔皆为日课，悠悠百年，未尝一日废之。先生曰：何时诗书画灵感不再来，吾生命也将终结” 先生名文，字博吾，别署白湖散人，一九00年生于江西彭泽县。彭泽背靠庐山，面临鄱湖，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先生少年时即聪慧过人，诵唐诗宋词，皆过目不忘。六岁入私塾，得秀才周载西启蒙。十岁通音律。稍长，即以诗作鸣于乡里；十四岁时与本县六位老先生组建的“六雅堂”诗社唱和。常以诗文评击时事，在县里逞才使气，颇有影响。少年得意的陶博吾并不满足于此，决心赴大城市深造。一九二五年考入南京美专，从沈溪桥、谢公展、梁公约等为师。后因战事骤起，中途辍学。一九二九年，年近而立之年的陶博吾，终以优异成绩又考入为弘扬吴昌硕艺术而创办的上海昌明艺专，直接进入二年级。昌明艺专师资雄厚，国画教师有王一亭、黄宾虹、潘天寿、诸闻韵等；诗词课由前清翰林、著有《梅花诗集》的著名学者、儒医曹拙巢老夫子担任，陶的诗书画课成绩均在同窗之上。昌明后期，又与林散之为先后砚友，立雪黄门，师事宾虹夫子。黄宾老视陶文如子侄，师生朝夕相处。黄老学识渊博、功力深厚，收藏又极富，是海上名宿、一代宗师。听夫子纶音，观夫子挥毫，使陶博吾眼界大开，学业大进。昌明一段岁月是金色的，昌明诸师博大的胸怀，精湛的技艺，高尚的人品，对陶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先生一生最崇拜的是吴昌硕先生，进昌明时，吴已过世二年，未受昌硕老师亲自教诲，每每念此，抱憾不已。吴缶老长子吴东迈与陶文交往甚密，数十年书信不断。《缶庐集》问世后，吴东迈即将此集寄陶博吾，陶爱不释手，随即赋诗一首以回报：“缶翁生性自孤兀，缶翁之气更郁勃；诗句长留天地间，旷逸纵横有奇骨。嗟余读书生苦晚，仰止之情空欸欸；遗集寄我千里来，开卷窗前春风满，人生何事日相逐，秋月春花易反复；但愿天地长清肃，白云四围三间屋，修竹丛中日日读。” 昌明毕业后，何去何从？陶才华出众，人缘又好，本可留校任教，或在上海另谋一个更好职位，这皆非难事，几年后，即可跻身海上名流行列。且当时又有一位同窗女生曹文杰，是才貌出众的千金小姐，愿以身相许。大都市张开臂膀在等待他的投入时，他却戛然而止，毅然抛弃眼前一切机遇，只身回彭泽故里，归隐田园。世态炎凉、宦海浮沉、功名利禄皆过眼烟云，他宁愿过那乡间的生活，三间书屋，千竿修竹，白鹅湖上泛舟，乡间小路上独自漫步……。他与大自然有解不开的情结，继续去做那历代文人反复去做的、却又永远实现不了的桃花源梦。 从今天看来，文人操守，养性修身，洁身自好，均无可非议。但是否要归隐，逃避这一现实，去归从另一现实？他的归隐情结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是大彻大悟后的人生风范，并非故作姿态，去效仿终南捷径。黑格尔当年也那么固执、宁愿去偏远的乡村当个家庭教师，也不愿跻身热闹的文坛。 旧中国的现实是找不到理想王国的，陶先生回归故里，也仅只是过了几年怡静、闲适的生活，之后几十年，直至1980年中共三中全会前，他一直东扑西颠、饱经沧桑，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中国文人无法逃避那苦难深重的中国现实。那难以摆脱的忧患意识，那对祖国、对人民欲罢不能的爱恨情怀，必将伴随他们的一生。陶博吾是个道地的中国文人，在人格上他不断自我完善，在精神上、在肉体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种种磨难，诚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正直、爱国的文人一样。如果我们跟踪他一生足迹，细察和体会他那漫漫旅程中为我们留下的一切，不无遗憾，又不能不相信，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受那么多困匝和磨砺(这一切并非情愿，更不想再重复一次)，与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又是那么难以分开。没有这些经历也就没有今天陶博吾其人和他那苍茫凝重、含浑无尽、至大至刚的诗书画艺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阴差阳错，千磨百折、孤独寂寞，反而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灵魂。 一九三一年，博吾回彭泽，筑“吾园”书屋三间，与孤松作伴，修竹为邻。教书为生，养家糊口。得闲时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以文会友。其间作诗百余首，作画百余幅，书法习作就不计其数了，并常以诗书画习作与历代名家比，摹其墨迹，追其神韵。“仰首一长歌，湖波尽浩莽。”“兴来畅泳三江水，醉倒横眠五老云。”“浊酒何妨邀明月，菊花须插满头归。”“长与疏篁作比邻，闲看群芳竟承宠。”……这些诗句都是当时他舒适、闲散、超然生活的写照。然这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只是苦难深重的旧中国那漫漫长夜中的一瞬春梦。日寇入侵，祸从天降，顷刻间，桃源梦破灭，他从此踏上流亡路，浪迹他乡。其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几死者数也。有诗记曰：“地僻人荒无药处，亡家有泪任沉浮；梦中颠倒难为鬼，枕上呻吟未报仇；云影低笼连屋暗，泉声乱响寒流逼；妻儿岂必频频泣，何处青山非故丘。” 民族遭此劫难，陶先生痛心疾首，愤然命笔：“门前松竹虽自绿，江山不是旧山谷，故都文物任践踏，同胞万人尽杀戮；有田不敢耕，有家不敢宿，江山如此谁倩牧，月里唯闻鬼夜哭。此仇此恨何时雪？漫对山河空凄绝。男儿宁为雄死鬼，赤血丹心不可灭，愿得全国之人赤血丹心不可灭，倭奴，倭奴，我将食汝肉而饮汝血，戴天之仇才可雪。”另一首诗写道：“纵马驰驱辞故土，扬鞭慷慨赴疆场，此行不饮倭奴血，誓死黄河古道旁。”……陶先生这近百首声声泪、字字仇的诗篇，表现了他凛然的民族气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国难当头，热血沸腾，慷慨悲歌，借激扬文字浇胸中垒块，一扫过去凄婉清丽、隽永飘逸的诗风。 当我们对陶老一生著作进一步探奥时，不难发现，成就中最重要、最突出的部分都是在八年抗战、十年文革那最苦难、最屈辱的日子时写出来的，许多“恒发于羁旅草野”的“是故文章之作”，许多悲愤难抑的不平之鸣，是他一生作品中最闪光、最有历史价值的部分。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流亡路上，船泊吉水县境三曲滩。一日夜，九江一妇人在船舱里产下一子，病不能养。翌日舟行，竟弃儿于沙滩不顾。同舱难民初斥妇人无情，舟行后，见妇人气息奄奄，复与妇人同泣，江水载着一舱人眼泪以去。博吾目睹此情此景，悲愤难抑，逐仰天长啸，作《弃儿行》长歌一首，以歌当哭。这首近乎白话的诗篇，每一句每一字都令人悲愤心酸，读罢撕人肺腑；先生写这首诗时，稿纸为泪水所湿，诗成后，真不知其为泪为诗也。这首诗由于偶然机会，在当时民国日报上发表，后全国各家报纸都作了转载，成了当时一首有名的爱国诗篇。有人评论说，当与杜甫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等名篇相提并论。历史上那些闪光之作，之所以能彪炳当时，并炫赫后世，不仅是个人技艺如何高超，人格如何完善，最根本还是在作品中体现了作者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对民族敌人、民族败类刻骨切齿的恨。文革十年中，在那“欲死不能，欲生无望”、“饥寒包瘦骨，污浊罩灵魂”、“积愤偷填句，旧游耻过门”的屈辱日子里，这位七十老人，箪瓢累空，一无所有，过着非人的生活，即便如此，陶老仍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忧心忡忡，仍然相信黑暗终将会过去，光明会再来，并在诗中预示奸臣、逆贼的可耻下场，写下了诸如：“……生祠莫学魏忠贤，雄风绞索死，臭骨没荒烟。”“……擦亮两眼横高阁，看尽残暴恶毒人。”“我来独倚瓦宫阁，坐看千帆破恶风……”等等正义感是非观非常鲜明的诗篇，一九八九年“陶博吾诗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其中有一幅用沉郁苦涩、雄强跌宕的行书书写的《满江红——和毛泽东韵》词一首，许多观众争相传抄，启功、李可染，还有周谷城等也无不为之感叹。“豪杰英雄，有多少自夸无敌？君不见，投鞭淝水，赋诗赤壁，得意螳螂漫过喜，忽来黄雀逃何及。笑人生千古总如斯，秋风急。 长城筑，销戈镝；阿房毁，坑降卒。想回环祸福，空留陈迹。胜败输赢原是梦，刀兵杀戮曾无极，只可怜，苦了小黎民，年年泣。”是何等沉痛、何等凄惋悱恻。陶先生处于最屈辱地位，但在精神上、人格上独立自尊，没有沉沦，并坦荡陈词、直抒己见，可见其胆识。陶博吾遭受战争的苦难和生活境遇的磨砺，却也给他诗书画艺术拓开了新的境界，正是这一次接一次的困厄、磨难，为他的艺术生涯，造就了不少精品、绝唱，并将得以传世。 陶博吾先生有着天生的诗人气质和世少其俦的传统文化功底，以及那及时捕捉、及时表达的非凡能力。今天当我们读他的诗，亦能感觉到他当时是在何种状况、何种情绪下写出来的，仍然感受他心在字里跳，血在行间流，生命在诗里跃动，感情在诗里回荡。他谙熟历史，精通音律，写诗作画对他来讲是那样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仿佛出诸本能，情思像鸟儿随时飞翔，双手又像笼子及时捕捉，灵感来时，激情像喷泉一样喷薄而来，炼词造句又是那样精确，那样富于情趣。读他的诗，心灵会受到颤动。那飘逸隽永、恬淡平和的田园诗也好，那苦涩凝重、意境深远的题画诗也好，还是那愤世疾俗、忧国忧民的感愤诗也好，这些诗都是来自彼时彼地的亲身体验，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心中欲鸣之事终发于笔端，用恰当的语言记录了当时的心声，抒发了当时胸中郁勃之气。典故的应用，对仗的工稳，节奏的起伏，色彩的涂抹，都来得娴熟、真切，一旦诗成很少再去推敲修改，纵有个别句子平仄欠妥，对偶不当，他也不介意，大家手笔，不在细枝末节上着眼，谨小慎微反而有伤整体气质，在精神家园，在艺术王国里他自由、充实，不同凡响。他无功名利禄之累，无毁誉与否伤神，亦无俗务缠身，从不为作品能否展出、发表、获奖而去苦恼，至于有人赏识、无人赏识对他来讲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自己是否满意，他作书从不写别人的句子，作画从不题别人的诗文，得意也好，失意也好，皆自作诗文聊以发抒。先生学养如此深厚，心胸如此宽阔，才情如此高昂，格局如此宏大，风骨又如此峭异，这绝非一般轻薄浮夸、沽名钓誉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先生的书法艺术，其学书过程与古名家无多大区别，究其渊源，与传统一脉相承，青少年时通临百家，转益多师。他潜心传统，优入法度。中年以后，得益于昌硕大师的影响和宾虹夫子的教诲，驱遣百家，机参造化，于石鼓文、散氏盘铭文的研究中攻坚突破。在长期的临池实践中，又能深思敏悟，取精用弘，使胸中的感情起伏与纸上线条的运动达到高度默契，遂自成家法，独立门户，百年的苦心经营，终垒造了自己的山头，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风骨雄踞当今书坛。 先生真、草、隶、篆皆擅长，尤以行草、大篆更为突出。乍观其行草，枯葛峻峭，歪斜扭曲，甚至诙谐幽默、荒诞丑怪。在时人眼里，似乎不够纯正优美，不够雍容华贵，不入时尚，不合法度。他的书法确实很难用某种尺度去衡量，对外形式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书如枯葛形尤丑，诗比村醪味更酸”(先生联句)。他虽承认并崇敬书法艺术古典形态的崇高和典雅之美，对古人、同辈及后学的创造均很尊重，但他的书法只属于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天地。他最忌“雷同”、“媚俗”，最怕“也平常”。他推崇宋代尚趣的书风，对于倪迂的萧疏、青藤的狂怪、八大的冷峻、傅山的丑拙等等一切有个性的书风和一切有独特见解的书论他都很欣赏、推崇。如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论，他常常谈起，并自认他的实践比傅山走得更远。对于当前陈陈因袭之流弊，他对于浮夸之风、轻薄之美、奴颜之巧以及扭曲作怪的所谓现代派书风皆深恶之，追求和向往的是天真率意、稚拙古朴的，既不失传统大文化规范又有现代意识的大美、大巧。先生作书时心态全然放松，无须矜持，他不受千古不变的法度技巧的束缚，任其纵横交错，自由舒展。从这些夸张扭曲，结体俏皮甚至颠倒疏密、点画狼藉的作品中，仍可看到汉人的峻峭、北魏的刚劲和宋一兀的情趣。有时像蟠螭老松，苍劲老辣；有时又像孩儿歌舞，天真浪漫。陶老的作品好坏悬殊也比较大，情绪好时，将有绝唱；勉强为之，则苍白邋遢，这主要是他那天生的艺术家气质所决定，书匠写字，虽字字工整，却味同嚼蜡。即便是大艺术家，他也会有许多不成功的作品，无须遮盖。李可染先生有一方闲章，曰：“废画三千”。细细品味陶老许多成功的作品，既有古典艺术令人神往的魅力，又有令人惊异，使人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的现代审美情趣。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大的审美范畴，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了解甚少，亦可说无心去领略，对于“现代派绘画”“现代派书法”很难苟同，但他的书法、绘画，还有一部分恣意纵横，不着边际地随着意识流自由徜徉的文学随笔，为何又自然地流露出很强的现代审美情趣？对形象的塑造和形式的发现、有意无意地又存在着现代审美视角。这主要是他倔犟的性格——那百年风吹雨打被扭曲了的个性，在艺术创作时能充分而又自由地得到表现，又因为他有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境遇，如此众多的苦难，在心灵深处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在创作过程中那孤兀的灵魂，悲怆的叹息、呼叫，曲折地被反映在作品中。他主体意识又极强，直率地流露心迹，无所顾忌，自觉地根除传统和时尚的束缚，一意孤行，故他的诗词、书法和下面即将要谈到的绘画，既不同于古人又不同于现代其他人，体现了他的进取和异端精神。不难理解，他的书画与现代艺术有许多契同之处。由于他的特殊性，又规定了他的艺术有不可重复性。 再看先生的大篆，以《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铭文集联》为其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在篆书上承前启后的成就。篆书的书写不再只是表现字形的准确和功力的大小，个性和情感的表达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其《石鼓文集联》和用石鼓文字形演变的其他作品无疑是师承吴昌硕的，得乃师的风神骨力，但又有自己的创造，用启功先生的评语来说，“在生动、随意、趣味、变化方面比吴缶老略高一筹”。李可染先生观看他展览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石鼓文的研究毕竟还是跳不出吴门樊篱，即使有创造，那也只是丰富和发展了吴派艺术。然而在散氏盘的研究和创作上，却有着更多自己的独特创见，更能体现他的功底和学识，他在散氏盘铭文生动变形、稚拙古朴的基础上，再加以夸张、解体、变形、走极端，并掺以草法、随意性，给这古老的文字艺术注入了现代活力，使之结体更加自由舒展，字形更加跌宕奇特，把某一个放大来看，笔画的摆布，行间的阵势，空间的构成，经心之极，又似不经心，令人叹为观止。在运用有限的文字集成联句上，无人与他相比，陶先生能将这500余字的石鼓文(其中还有许多重字、死字)集成98副楹联，那字数更少的散氏盘文也集成了90余联，而且每联均对仗工整，涵意深长，毫无牵强生硬之感。(这两集楹联已由漓江等出版社出版)。无深厚古典文学功底，无丰富的历史知识，恐难有此创举。先生还是一个文字学家，致力于小篆研究。因其著作已结集出版，自有公认，不再论述。 由于先生的诗名、书名而掩盖了画名，他是我国老一辈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在南京美专、上海昌明艺专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的笔墨、造型和理论基础。在名师指导下，对中国画传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近溯远地学习、领悟，不仅得古人画理、画法的精髓，并得古人之心，进而外师造化，得自然之钟秀灵气，使他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进行变法、创新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生活基础。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很难找到那脱离生活、凭空臆造的痕迹。在艺术表现上，诚如诗词、书法一样，特别注重的还是独创精神，画之个性，最难其俦。在为人处世上，他是个宽厚随和的老翁，在艺术表现上却是一个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狂放不羁的怪才，他有意要与传统和老师拉大距离，不与人同、不随人后、不落俗套、不入时尚。上海吴昌硕研究会的几位同行看了陶老的画后，惊异地说：“过去以为在吴昌硕的学生中，跳出吴昌硕的只有一个潘天寿，现在看来还有一个陶博吾。”他的绘画题材多取于山林荒野和日常所见的花鸟蔬果，与大自然怡然契合，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景物，到他画面上却出现不同凡响的效果，形象夸张怪异，拟人化、比喻性，这些艺术形象，都与真实形象相去甚远，似又不似，不似又似，野兽派大师马蒂斯说过：“只有当他忘掉一切他所见过的玫瑰，他才能创造自己的玫瑰。”他画面上的形象是自己人格、志趣、个性的体现。因为书法的功底、线条的驾驭能力又是那样得心应手，又因为他是个诗人，每幅画上皆自题诗句，有时先有诗后配画，画面上充溢弥漫着诗的意境；有时先有画，后题诗，诗的配合，把画的境界加深了，扩大了。诗、书、画熔一炉，互相辉映。 陶先生无意要成为诗人、书家、画家，更不想跻身名人行列，这个“一生不识长安道”的栗里后人，远离名利，不求闻达。经过千磨百折，最终又成为诗书画大家。如果条件好一些，机遇来得早一些，或许成就远非现在这个高度。无涯惟智，即便如此，陶老先生以他的人品艺迹，已经建造了一座与众不同的丰碑。 博吾老矣！百岁在望，尚能诗、能书、能画。但自然规律，终有一天有不能诗、不能书、不能画之时。他一生给名人、名山、名楼写过无数楹联，现在该是为自己写点什么了。一日夜，南昌陋巷“三破楼”里灯光久久不息，陶老先生难以入睡，推开窗户，遥看星空，那深不可测的苍穹，也许正是他的去处，那不可名状、欲弃不能的惆怅和孤独感又袭上心头，天地苍茫何处去，孤独灵魂终将断归来。沉吟良久，他提笔沉重地写下了一副自挽联： 尝遍苦辣酸甜几番东赴西颠浊骨敢追超脱者 历经风霜雨雪纵使千磨万折黄泉不做可怜魂。 …… (摘自《中国书法》) (作者：刘海粟美术馆前副馆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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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陶博吾和他的诗书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