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渭的人格内核和书法创作 内容提要：徐渭的悲剧人生和学养铸就了他狂傲不羁的反叛个性人格，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历史背景下，外化为他独特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并形成了他独有的书法风格。表现为：他不拘前人成法，注重字的气势和神采，直抒性情，达笔墨对人格的充分外化，在书法领域里实现了美学思想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掀起了书法创作中的表现主义狂潮，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悲剧人生 个性 人格内核 书法特色 四百多年前，徐渭带着心灵和肉体上的累累伤痕，在贫病相煎、穷愁潦倒中悄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诗文、杂剧、书法和绘画作品，却给中国文化史增添了耀眼的光彩。站在徐渭的书作前，不仅惊叹他那纵情挥洒、酣畅淋漓的狂草笔法，更被这些笔墨技巧营构的线性形象所表达的书家独特人格精神深深征服。徐渭的书法，从笔墨、章法到意境，弥漫喷薄出一股自由不羁、狂傲不驯的豪情，宣泄着艺术家内心深刻的孤独和悲哀，以及对现实社会强烈的愤慨和不平，作品流露出的骚动和不安，令人震颤和振奋，它没有前辈文人书家作品的那种神闲意定、淡泊中和之气，它抒写的只是徐渭内心的惶惑与绝望、郁勃与狂傲。而这种人格的抒写，在当时无疑是前无古人的。本文就徐渭的个性人格及其产生的原因在书法艺术上的表现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孤傲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对徐渭书法的影响。 徐渭的悲剧人生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家庭及他的人生抱负息息相关，并对他的书法艺术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已得到大部分徐渭研究者的认同。 徐渭生活的明代晚期，正是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矛盾剧然冲突，外受海疆倭寇的侵略骚扰，内有宦官的独断专行，百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徐渭出生于一个去职的低级官吏家庭，父亲曾担任过夔州同知。徐渭生下百日，父亲就患病去世。徐渭幼时聪明，嫡母苗氏也很宠爱他。然而他却是侍妾所生，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自然受到卑视。在他十岁时由于家庭穷困破产，他的生母不幸地被卖掉。这些都在徐渭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阴影，使他几乎终身视为耻辱。庶出，亡父，夺母失慈这种童年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对徐渭来说，印象是深刻的，使他的心理早熟。“四岁，十三嫂杨死。能迎送吊客。”（《畸谱》）俨然小大人模样。早熟的心理反映在他的心理结构上，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反应模式，容易产生执拗偏狂的个性性格;反映在艺术创作上，形成了徐渭书法作品的悲哀痛苦、狂放不拘的书风特色。 然而，徐渭带着童年时心灵的创伤经验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给予他的又是接二连三的挫折和打击。他从庶出、幼孤、入赘丧妻到科举多次落榜，痛恨严嵩却被严嵩党羽所用，无不伴随着种种矛盾和痛苦，随着严嵩的垮台，结束了胡宗宪五年幕客生涯的徐渭，终于从思想的极度矛盾中发展到精神完全失常的状态。仕途失意，精神愤闷更造成他家庭间的不和，经常出现“狂走无时休”的现象。他在与胡宗宪的关系上，处于一种无法解脱的巨大矛盾，而且因此使自己的清白受到玷污，这事使他最为恼恨和难以忍受，徐渭只有以死明志，在愤恨中准备自杀，预先为自己作了一篇《自为墓志》。他曾自杀连续九次而“九死辄九生，丝断复丝续。”四十六岁时，因狂病“变起闺阁”，误杀其继妻张氏，遂下狱。从而使他济世报国的强烈愿望彻底受挫，虽然出狱后，还想以余年干一番事业，但由于体力不支而在山阴典舍而居，过着极不安定的生活。人生抱负的幻灭，人情世故的险恶，一世清名被玷污，不能被人理解的悲苦，种种不幸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终于使徐渭感到绝望而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封建礼教的反抗者。据记载，他出狱后，“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 然而，他孤傲个性形成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源于他自期甚高，对仕途满怀希望却又绝望潦倒的心理矛盾。 徐渭生性极其聪慧，六岁入塾，“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畸谱》）因而博得老师的赞扬，有“谢家宝树”之称，九岁能作干禄文，十多岁仿杨雄《解嘲》作《释毁》，二十岁左右即名列“越中十子”，三十八岁为胡宗宪作《白牝鹿表》而倾动京师。少显文才，令徐渭颇为自负。强烈的自我认可和个性张扬的性格特征，使得他对以功名仕途来自我实现充满热情和向往。所以在童子试再次落榜后，竟会气愤难平，上书学正请求复试。由于他少年时，经史诸文无所不读，大大越出了程、朱理学的范围;特别是他青年以后学术研究范围更为广阔，从而使他成为一位具有独特思想的学者、诗文家和艺术家。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他在考中秀才以后就再也未能在科举场上有所进展，从而阔别了仕宦途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考的屡试屡蹶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否定或不认可，但正是这种不认可和不被接纳，促使他以更狂傲轻世的态度来表现他存在的价值，并藉此消减他内心的苦楚。他在《四声猿》中概叹:“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特别是因抗倭在胡宗宪幕府中受到牵连，以至于他在痛苦中飘泊一生，使他更加认清了社会的黑暗腐败。经受着“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痛苦的徐渭，加上家庭影响造成的孤僻个性，进一步铸就了他的狂燥与极端，加深了他的反叛意识。 徐渭的这种狂傲个性和反叛精神在晚明个性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使他脱离传统文人的思想观念和书风，将淡雅闲适的古典艺术情趣演化为真性情、真命派的激情，抒写着人生的痛苦与悲愤，荡涤着人的知性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凭借他的学养造诣，通过其前所未有的纵横自如、肆意挥洒的笔墨语言，冲破了自元以来的“复古主义”书风的影响，注重精神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性情的表现，把书法艺术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审美境界。 二、悲剧人格在晚明书法中表现的意义。 翻看徐渭的艺术品:读他的诗文，欣赏他的戏曲，感悟他的书画，直观可感的便是世情的宣泄与张扬的世俗化了的人格的凸现。这明显是对正统古典美学的反叛，是对传统文人书法典雅、中和、平淡之美的突破。但作为富有独创性的徐渭，他的创造当然也离不开创造主体所处的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提供的内在需要。除了不幸遭遇铸就徐渭的穷愁激情，他的人格也不可避免地深深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徐渭所处的时代，正是明代中叶。也许，历史是一种巧合，明朝存在的时期正好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大陆席卷起一股自我批判的文艺复兴浪潮，进入了一个美学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而在遥远东方的文明古国——明中叶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出现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孕育和发展，是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并进入末期的根本标志。当时的城市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手工工场，手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出现分离。另一方面，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化和商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尽管这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还很弱小，它却深深地影响到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各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引起社会审美心理的嬗变。在嘉靖之后，社会审美心理的嬗变，最为鲜明的一点是对于人的价值的评价起了深刻变化。金钱超过了伦常身份和社会门第观念。与此同时，在文学艺术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审美心理嬗变，则是反对说假话、作假诗、写假文，反对拟古、剽窃和套用陈词滥调、千篇一律，要求解脱束缚，破除庸腐，独抒性灵，畅所欲言，成为一时的风尚。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文人中出现了一种任一己之情，行欲行之事的新的人格范式，其代表者有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人。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都主张以“情”为本的个性人格，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对儒家伦理人格的激烈批判。徐渭曾自谓“疏纵不为儒缚”（《自为墓志铭》），性不喜礼法之谈。一位曾救他出狱的同乡官僚欲导以礼法，劝其收敛。他竟勃然大怒，曰:“吾杀人当死，顾一茹刃耳，今乃碎喋吾肉！”（陶望龄《徐文长传》）遂愤而告辞，把遵从封建礼法看成是一刀一刀割身上的肉一样，痛苦甚于杀头。他们虽然极端不满于现实，但也反对“淡泊”、“避世”，对现实社会及人间幸福充满了感情。他们要的是个性的自由和解放，要的是尽量的物质享受，尽情的文化娱乐，标新立异且肆无忌惮的著书立说，乃至狼狈不堪地沿街乞讨也毫无顾忌。中国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或者把人当作自然法则的奴隶，或者把人当作伦理规范的奴隶。徐渭等人则要争作自由自主的人，就使他们不能不成为传统意识和社会现实的敌人。徐渭“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富贵人，骚士墨客，文长皆叱而奴之，耻不与交”（袁宏道《徐文长传》），成为中国古代前所末有的真正历史意义的叛逆者。这种个性人格正是封建社会面临解体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孕育的一种崭新的人格类型。这种新型人格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出现了所谓晚期“异态”的书法风格: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创作中反对依傍他人，反对唯古法是循，强调个性，强调独创，作品恣肆雄浑，奇崛狂放，表现出一种人格力量和情感震憾。其中徐渭是这种异态书风的突出代表。 然而，徐渭生活的时代，正是旧的美学风范应该衰亡，但由于中国封建制在封建社会末期不合时宜的“中兴”，而人为地顾固延续，新的美学动向应该扩张却又受到限制与压抑的时代。强大的旧的传统，一方面与异己的徐渭的对立冲突，制造着悲剧，一方面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展其魅力的舞台。因为徐渭的价值正是他代表了新生艺术发展的要求，是中国艺术由古典艰难地走向近代的开拓性标志。 徐渭青年时师事同乡学者季本、王畿等人。季本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学生，是晚明新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特点是对人的存在的现实意义的认可和回归，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自然人性论特征的思想解放意识。它源于心学的“心即理”，反对将“理”视为先验的外在权威来禁锢“心”并以此灭人欲。承认个人需要与个性尊严的意味。李贽的《童心说》可称为当之无愧的人的发现的宣言书。人的发现，是美学启蒙的起点，它甩开了古典美学将审美、主客体紧密纠缠以致不分的美学途径，强调人应该重视自己的感性欲求，徐渭把人的感性欲求称之为“末泯之体”或“本体”，“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非有思虑者以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读龙惕书》）。徐渭认为真正的美应当是“取兴于人心”，艺术作品要“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批评“不出己之所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者为“鸟学人言”。强调人的内在欲望应该成为审美对象，这种美学追求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割裂对抗的崇高美的反映，其美学特征是“猖狂绝伦”的反中和美。 这种把感性情欲提高到本体论高度的理论，反映到艺术创作中必然是超出了理想与现实，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融洽统一的古典主义创作方法，而把注意力引向浪漫主义领域，这正是明代中叶以来，酝酿着重大变化的社会在传统文艺领域内的反射，它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建构了新型的理想与现实及审美主客体的对峙冲突关系，把理想和审美主体放到主导位置上。表现在书法领域，出现了晚明“异态”书法风格。从嘉靖时期开始，缓缓地走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一股表现主义狂潮。强劲粗犷的线条，舞蛇走虺，驰纵跳腾;间架完全被打散，服从于更整体的章法效果，字的可识性显而易见地受到削弱;而且提按顿挫的笔法也被更含混、更博大的审美意识所取代，局部的技巧美忽然丧失了原有的价值，一切取决于视觉整体感，构成一个新的艺术整体和新的美学境界。徐渭在艺术创造活动中，依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书法创作中获得了一种绝对自由。在他笔下，往往通遍不拘成规，随字取势，一泻千里，常常出人意外，乱头粗服，不计工拙，甚至怪丑之极，完全是一种疯狂的心画。如他的草书《青天歌》，这种反秩序、反常规、反协调、反和谐、反理性的作品，不但是对儒家温馨蕴藉，平正充和的审美理想的逆反，也是对道家的空灵静穆，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追求的否定，使主体精神得到空前的发扬和光大，显示出一种愤世嫉俗的强烈情绪，是用墨色去宣泄苦难和生命力的场所，是徐渭个性人格内核的外化。 三、徐渭书法创作的特色。 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倾向和审美观总是这样那样地通过他的内外行为表现出来，并通过审美态度和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外化为艺术品。徐渭个性人格作为社会叛逆者，其情感处于一种“颠狂”状态，这是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强烈而勃发的激情。“眼空一切，独立千古”的徐渭，可谓是一位真正的狂者而为世人所惊讶和怪恨，他悲愤至极而得狂疾，于迷狂中失手杀妻，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而他的书法杰作，大部分也是在颠狂精神状态下产生的。徐渭的创作状态，是一种无法遏止也难以节制的激情爆发，正如李贽所说的“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杂说》）。因此，徐渭的书法作品正是他狂态情感的物化和结晶，是他狂傲不驯的精神与人格内核的外化，是自我个性意识的真正独立。 徐渭曾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通过书法发泄他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气”，淋漓尽致地舒泻内心的郁结与创痛。“从作者本身抒发情感的直接性和透明度来说，这个序列有一定道理。用画表现的思想感情总是要隔着事物形象的面纱，它没有语言文字直抒己见便捷。”（郑为《含泪的讥呵，动人的墨谑》）我们可以从徐渭的《行草轴》及其行草《咏墨词轴》等书法作品中看到这种影子。在此类作品中，徐渭的笔法擒纵多变，常出其不意，如醉拳、醉剑，又如奇兵。他行笔时任性恣意，线条扭曲盘结，锋芒毕露，踉跄跌顿，又如困兽张惶奔突，觅不得出路的乱迹。整个幅面空间几乎遮碍得全无盘桓呼吸的余地，这正是他内心的惶惑与绝望、郁勃与疯狂的现显。 他的狂，表现在对前代成法抱以极大的蔑视。他作文“师心横纵，不傍门户”，作画“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作书“出乎已而不由于人”，振笔横扫，不受拘束，疾如舞枪使戟，毫不雕琢。他的书学至于无学，法至于法，完全超越了技法和形式而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纯粹的审美境界。 徐渭的书法从魏晋时代之钟、王筑基。徐渭自云:“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钟、王”。他的草书远宗晋人，近学宋、明。因性所近，他对宋代的米芾、黄庭坚及明代祝允明、张弼极为推重。由于他的性格、学养，决定了他继承学习传统又决非传统成法所能约制。徐渭的书法自立标格，成就极高。其作品之最可贵处尤在神气。明人袁宏道《徐文长传》云:“文长喜作书，笔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确如中朗所言，徐渭之书，若拘于论法，则或有未备，若论书神，可谓超然绝伦。明代擅草书者不乏其人，前有宋克、解缙，继有张弼、祝允明诸人，后即徐渭及詹景凤、董其昌等，诸家草书各有千秋，然皆有法度蹊径朗然可辨，独文长逸态颠狂，超然于法度之外，无蹊径可寻。这是作者个体的主观精神状态与作为人的精神情感的显现，是一种真正的人的精神和神采。少造作与掩饰，不求技法的精美与到位，只求精神与气质，这与从前的赵松雪、“三宋二沈”以及其后的董其昌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不求形似求生韵”的创作观，表现的是一种人的本真，是徐渭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不平遭遇在书法作品中的反映。作品中表现出的“狂”、“野”是徐渭无法平衡的心理与极度的矛盾，是他痛苦、狂傲个性的显现，给人一种紧张、逼人的艺术感受与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同时也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书法语言，对赵松雪极力推崇的“温柔敦厚”的儒家审美理想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他的狂，不是发疯，不是失去理智，而是气势的最高表现，是力量、灵巧性与速度三者之间的完美结合。是他胸中悲愤抑郁、磊落不平之气的激烈喷发。“笔下唯看激电流”，看徐渭的字，尤其是他后期的行草书，令人感到字里行间有一股震撼人心的电流，腕下若有鬼神相助。如巨制杜诗《幕府秋风》是徐渭草书中最狂放之作，可称是龙蛇的狂舞，笔与墨的交响曲。徐渭狂放这一特色不仅体现在他的草书中，也体现在他的行书与楷书中，不过是程度的不同罢了。“总看奔逸势，犹带早雷惊”，“小白莲浮三十杯，指尖浩气响成雷”，“急索吴笺何太忙，兔起鹘落迟不得”，从徐渭的这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出他作书作画时解衣盘礴的气魄与豪情。在字的气势、神采这一方面，有明一代，实无出其右者。 徐渭“论书主于运笔”，尚骨力、宗天成、重已意、去俗媚、崇散逸。在徐渭看来，不独书神书韵皆源于运笔，即使点画形象，亦是由运笔而至此。徐渭每每批评赵松雪书，即是认为其骨力有亏，媚而少雄杰之气。徐渭的书法，在雄浑、劲健、恣肆与奇崛中，意蕴着一个姿态丰富，情感奔放的世界，同时也构筑起晚明书法风格的大厦。 徐渭书法又一个显著的特色是与诗画的完美统一，并归终于情感奔泻的液化。明代著名文学家张岱云:“昔人谓摩洁之诗，诗中有画;摩洁之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因为作品是迫于倾吐，所以徐渭的书、诗、画、题是浑然一体，像由很多部分组成的有机体。在明代画家中，作品题识和画意能吻合自然，表达造诣最高的要数徐文长。”“书、诗、文不足处，形象充之，形象不透处，书与诗文揭之。”（郑为《含泪的讥呵，动人的墨谑》）徐渭以豪放的诗人气质，泼辣狂放的书写笔意，熔铸成了他独有的形式美感和强烈的节奏韵律，加之他那不拘一格、随心所欲、信手写来的题画诗，是统归于情感表达到外泄的最佳方式，犹如久堵的洪水一经开闸，便倾泻而出一般，构成了唯他独有的人格内核外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情蕴，在这里笔墨已不是单纯的笔墨表现形式，而是徐渭内心情感抒发的媒介和载体。而这媒介与载体又恰好表达了他人格内核的外化。从他的笔墨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人生拼搏途中屡遭惨挫的艺术老人。 总之，徐渭以其独特的个性人格在晚明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将传统的文人“温柔敦厚”的艺术情趣演化为真情的艺术物化，并以此为寄托，抒发着“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愤不平和他那历劫不磨的生命力。他的出现，在书法领域奏起了一场浪漫主义的创作狂响。在徐渭之后出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晚明一批尚个性、重表现、抒真情的表现主义书法家，并成为真正代表明代的书法风格，对后世影响极大;对清代傅山提出“四宁四毋”的书学理论及以后书法创作实践有很大的作用。作为书法表现人格力量的显示，达笔墨对人格内核的充分外化，使艺术家灵魂能真实充分地泻露无尽，显示出狂放跌宕的抒情美感，在书法领域实现了美学思想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从而使徐渭的作品放射出要求个性解放的他那个时代的光芒。 参考文献：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3年出版 陶望龄《徐文长传》，见陶望龄《歇菴集》 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4月出版 《徐渭》书画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六》，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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