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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与荀子殊途同归的向善路径 [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2-10-28 ] 人性问题是传统儒家人学思想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自孔子言性以来，各家对人性的诠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自来论性，并非专为研究性而研究性，而是为讨论修养、教育、政治，不得不讨论性。”[1]中国哲学向来注重人在宇宙时空中的地位和价值，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一直是永恒的主题。为了从逻辑上论证人性提升的可能性，寻找提高人之思想道德修养方法，历代学者锲而不舍，都企图从人性的起源和本质上寻找支撑自己思想的理论依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和荀子。孟子、荀子都是围绕人性本质的善恶来讨论人性的。两位先哲论性的目的都是主张加强后天的道德教育，以不断提高内在修养，完善人的自身，只是在人性善恶的界定和实现向善的途径和方法上，二者又存在着诸多差异。 一、“性善”与“性恶”——人生向善的人性基础不同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 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孟子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仁义礼智四种根本善，在性中已具其端，乃性所固有，不是后天勉强练成的。孟子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明确地指出，其所谓的性是专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性善是指人生来即有为善的可能。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人都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善端是人固有的天赋道德意识，善的完成需要主体将善端加以发挥和扩充，这就需要主体从心的内部修善——存心、养性、寡欲。这个道德修养的过程是以人的善性作为基础的，目的在于为了扩善除恶。 荀子主张性恶。荀子所谓的性是“生之所以然者”，是生而完成的性质或行为，认为人的先天之性是好利多欲的，因此人的先天之性必定是恶的，生而完成者谓之性，生而后经过练习者都是伪。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认为善是伪的结果。“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4]荀子认为，顺乎人性自然发展就必然发生争夺、残贼等混乱的行为，本性没有辞让、礼仪的存在。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可以改变的，善才是人生的目的和最高境界。通过师法教化，通过自身的“化性起伪”，用“礼”去规范行为，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达到善。可见，荀子和孟子都试图从探讨人性的性质着手，为培养理想的人格提供理论依据，二者论性的目的相同，立论的人性本质相对。 二、“内省”与“外求”——人性向善的修养功夫各异 孟子主张人性善，他以良心本心言性善，直接决定了其道德内求的路向：良心本心是内在的，修养工夫亦必然是自内而发的。他弱化了孔子“修己之道”中约之以礼的他律要求，弱化了外在礼仪对人的规劝约束，而强化了“为仁由己”的自律要求。他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使自己成为圣人君子的内在潜力，因此人只要发觉本心，反求诸己，修身养志，不必外求亦可以成为君子仁人。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根据是来自于人所固有的德性，这是人性向善的根据。 孟子认为仁义是具内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认为圣人于我同类，只是圣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作为同类，我与圣人同具一样的潜力，同样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也便是类的特征，是人性。外在的那些不可抗力，不能为人自身所主宰，但由自己所主动意求的礼仪之欲，是命，不是人性。在现实生活中，人难免受外界环境物欲的影响，孟子认为要提升内在的道德品质，发掘人之四端，提升这四种品格，须通过一系列“尽心”、“养性”、“思诚”“先立乎其大”的修养功夫，也便是反求诸己，使得内心得以澄澈，善性得以彰显的内省工夫。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养气能使人回归良知、良能，清明无碍，使意志坚毅果敢。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5]天道至诚，人道在于认识天之诚。这种认识是通过内心自省，从而反省自我，把握天道。他主张“先立乎其大”，如此“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外部的欲望不能侵袭本心，则能保善良心，成人成圣。孟子的修养都在于体认本心，澄澈本心，发挥善性。反求诸己，自我内省，反思自得。反躬于自我的良心本心，得到自我良心本心之后，忠诚按它去做，完成由知到行，这样便可以无愧于心，“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6]。以内在的扩充和反省实现道德理性自觉。 相较于孟子，荀子则不然。他从人的本能欲望出发，明确提出孟子将道德修养的提高寄托于内心自觉上的不现实。他从性恶论出发，否定人的自律，坚持约之以礼，认为“善者伪也”，亦即人为，应该积伪而成。要改变这人性之恶，必须诉诸于“外求”，即主要依靠礼仪法度对人进行外在的矫治，只有这样，人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才能实现成人成圣的理想。 不同于孟子强调人的类的性质，荀子更看重人的群的性质。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7]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群”，按人欲顺发则易于产生争夺，危及群的存在。要在群中消除相互间的争夺，就必须要有一种规范力约束，以礼义约之，避免“性”与“群”的矛盾，从而产生了礼义。这说明了人性恶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性”就与“群”是对立的，因为“君子寡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人终归是“向善”的，外在的礼义的存在使人能最终向善，并能以善的性质使群存在和发展。 和孟子相似，荀子也认为圣凡之性相同，“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8]但为何又有圣凡之别呢？荀子认为，圣人、君子能够“化性起伪”，通过这种工夫，以外在的善，代替本性中会引发的恶。“圣人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9]圣人制法度礼仪教化矫人之性，化引恶之性以为善。可见，礼仪法度的存在是人类群体存在的重要因素。孟子以善性为根据主张养性；荀子则以性恶为根源主张“化性”。和孟子的内省路线不同，荀子以外在的礼仪，勉励人化性去恶，使得“途之人可以为禹”。 前面己经讲到，孟子主张性之“本善”、“仁义具内”，荀子认为“仁义皆外”、“化性起伪”，人性“向善”，不论是通过“内省”还是“外求”的修养方法，但在最终的修养目标和归宿上都是一致的，即“善”是人发展的最终指向。 三、“扩充善端”与“化性起伪”——善的形成与发扬过程相别 孟子和荀子在人性理想上都崇尚善，达到人人向善的目的。如何能使人向善，成就理想人格，他们都主张通过教育。但孟子认为应“扩充善端”，强化进行自我教育，荀子提倡“化性起伪”，强化外在教化，两人在善的形成与发扬过程上存在着不同。 孟子主张性善，认为人生而有善端，但是人的耳目口舌感官之欲却会蒙蔽人的善性，使人不能发挥善性而为恶。因此，要找回本心，就必须通自我过教育，激发内心的善端。他指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10]孟子认为：成人成圣应该自我内省，存心养性，扩充善端，提升仁义礼智等人心中原有的道德属性；“存夜气”，“养浩然之气”，使良知良能固有心底，发扬身外，这些都是人性向善，提高道德修养的必要途径。 孟子也考虑到了环境对人提高道德修养的影响。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11]孟子以岁多富凶，地之肥硗以致相似启使，而得相反之果，说明外部环境与人之私欲相合，易蒙蔽人心，引入歧途。环境会使人天性泯失变化，如若不强化自律，反求诸己，不进行自我教育，人很容易失去人之为人的本性，为外物所蔽了。所以，孟子强调是人的自我教育，“扩充善端”，“反身以诚”，使人不至于为外物所遮蔽，从而成就理想人格。 荀子主张性恶，故而更注重“去恶为善”的功夫，亦即“化性起伪”。积伪在于知礼，知礼在于学。其方法自然在于外在的教化。他说：“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 [12]“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13]荀子主张性之为恶，认为道德的形成不由内而发，而需要借靠外在的力量灌入。这样在教育中受教育者便会失掉其主动性，而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是以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手段以教化了。荀子之人性还在于人欲与环境相合而引恶之性，顺此性则为恶，顺性而发就会出现忠信尽失，礼仪尽丧；所以就需要学习、教化以克服人欲。荀子认为顺性为恶，伪性为善。认为进行外在教化就可以改变这种引恶之性。这个“伪”即人为，也便是教化。教化能使“君子之学如蜕，蟠然迁之。”[14]荀子认为人之辞让敬长都并非人之本性，只是教育教化所致。这些善性的表现，都是需要伪之教化才能施诸于个人，成为善的。“善者伪也”。 荀子也提到环境对人性的重要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15]荀子认为，人们要与善为友，寻求优良环境熏陶，使人性去恶而向善。另外，荀子还非常重视积习的学习方法，“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16]人的学习教育总是点滴而成江河，积累而广大的。注重积累，持之以恒，就可以达到“途之人可以为禹”的境地了。由上面可见，荀子主张，将引恶之性改造为善，是让外在教育化入内心，积伪成善，以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向善的道德理想。 参 考 文 献： 作者简介：陈孝勇（1978—），男，汉，安徽六安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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