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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朱熹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当时，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作为唯心史观的大儒，朱熹亦属被批之列。就这样第一次与朱熹有过一次懵懵懂懂、也很不友好的对话。其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初中生。1978年上大学后，读了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对朱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近年来研读孔孟及儒学，又读了朱熹的一些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论孟集注》、《近思录》、《诗集传》，以及《宋元学案》、《朱熹传》等有关评介朱熹的著作和文章，对这位文化巨人的生平事迹与学说文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觉有不揣浅陋谈一点读后感的必要。 一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有好几个：晦庵、晦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遁翁等，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9月15日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平）尤溪县。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120年），享年七十一岁。他死后，宁宗谥朱曰“文”， 世称朱文公，理宗时追封为信国公，从祀孔庙。后世一般称他为朱子。其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曾中进士，任司勋吏部郎，因不赞成秦桧与金议和，而愤然离开朝廷，辞官归里。 传说，朱熹诞生时，朱氏祖籍婺源县南街故宅傍的一口古井中“出赤虹三日”， 而当年朱松出生时则井有“白气如虹三日”， 当地人认为这是圣人将出的征兆。而朱熹生下来时，右脸上有七个小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人们见有此象，更感奇异。古人迷信，出圣贤就出圣贤吧，为什么要作这唯心、牵强的解释呢？朱熹倒是自幼天质聪敏，勤学好问，他学会说话不久，父亲指着苍天告诉他，那是天，他便问：“天之上是什么呢？”他小时读书时，也学大人那样在书上作眉批。14岁时奉父遗命，师事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诸人，后来还娶刘致中的女儿为妻。19岁时中进士，22岁任泉州同安主簿，任内颇有政声。这时朱熹除钻研儒家经典外，亦对佛学发生了兴趣。24岁时往见他父亲的好友李延平先生，经其指点，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拜其为师。 绍兴32年(1162年) 朱熹上书孝宗, 力陈国是, 提出了“定计，修政，攘夷” 之策，主张抗金, 并建议从与民休戚的高度注意选人、用人。1163年，孝宗召见朱熹，他重陈前见，孝宗颇为赞赏，但当时的议和派人物汤思退、洪适等占主导地位，朱熹的抗金主张无法实现。虽然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都极力推辞，不肯就职。孝宗说他“安贫守道，廉退可嘉”， 极力要他就职，但他还是推辞不就。从此他家居十余年，潜心研究学问，教授弟子，并经常和张南轩、吕东莱、陆象山等学者交游论学、交流心得。 朱熹在三十八岁时前往湖南长沙拜访张南轩，同他讨论中和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思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到三十九岁时，写成《中和新说》。 朱熹46岁时，浙东学派的大师吕东莱来探访，二人畅论学术，共同整理了北宋各理学家的著作，编纂成《近思录》。当时朱熹和江西的陆象山都是当代大儒、大学问家，但各自自成一派，学问见解各不相同。吕东莱又与这二人都是好友，便邀请朱陆两位并世大师到江西信州的鹅湖寺，希望他们两位好好探讨一番、沟通交流，使学术界不致产生分裂。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除朱熹、陆象山、吕东莱外，还有陆的哥哥陆九龄。 陆象山(1139?1193), 字子静, 自号存斋, 浙江金溪人, 比朱熹小九岁。他聪颖早慧，在少年时就表现出很高的领悟力，24岁时中乡举，34岁时中进士，在此之前他的学问文章即有很高的知名度。中进士后，更是声名大振，四面八方来向他讨教的人络绎不绝。而他总是不顾疲劳，诲人不倦。此时，他开始收徒讲学。陆家兄弟对这次讨论会非常重视，进行了精心准备，兄弟俩在家便首先自行辩论，讨论了一整天，最后哥哥认为弟弟象山的见解是对的。这次讨论会开了十天，朱陆吕各提出了几十个问题，朱陆各抒己见，中心议题是“本心” 说，由于两人各自思想己定型，最后还是未能达成共识。这次辩论，他们相互切磋、各自争鸣，还游览了鹅湖风景、有诗唱和，虽观点不同，但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使“鹅湖之会” 在中国学术史上成为千古美谈。三年后朱熹还作了一首诗，追忆与陆氏兄弟的鹅湖论学，诗云：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这首诗表达了朱熹对陆氏兄弟的推崇与思念，也道出了自已对研修学问的态度。 以朱熹、陆象山等人为代表的宋代学术界、思想界开创了很好的学术民主氛围，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切磋，乃至争论，在于砥砺思想、探辨真理。朱熹与当时的陈亮就汉唐的价值所进行的辩论就很著名。他们通过书信各抒己见，驳斥对方，通了好几封信。陈亮认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能成功成事便是有德有理）”，而朱熹认为：功业有的是偶然因素而促成的，又何必要有德？事情亦有偶然做就的，又何必要有理？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汉武帝、唐太宗距离圣君的理想还很远。朱熹对道德理想境界的追求似乎要求太高，未免脱离现实。 淳熙五年（1178年），49岁的朱熹第二次出士，担任南康军（军是宋朝的一级行政区域单位）地方官。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救活了不少人。任内，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宋时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朱熹亲自讲学，亲撰教规，教规内容涉及为学、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教育理念，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典范，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书院经常延揽著名学者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1180年，陆象山特来拜访朱熹，请他为其去世不久的哥哥写墓志铭。朱熹顺请陆象山在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之义，陆宏论滔滔，将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当时的听众有感动而落下泪来的。当时天气已微寒，但朱熹要不断用扇，可见他亦深受感动，他特意将陆象山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 1181年，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他到浙东救荒，他又上书，痛论灾旱的原因及吏治不良、贿赂公行的现象。朱熹在浙东救灾，成效卓著，读圣贤书、一身正气，一般贪官污吏都因惧怕他，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又辞职居家，一心讲学。1188年，应召入朝，再度上书，说今日之中国已病入膏肓，从大脑到四肢，处处有病，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振纲纪，变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但亦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还是推辞未就。 宋光宗即位后，朱熹应召知漳州、潭州。这其间担任过46天的新皇侍讲，不久罢讲。因得罪权臣韩?胄，遭其陷害攻击，朱子学被称为“伪学”， 朱熹的门人也被称为“逆党”， 朱熹被削职为民。“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以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而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走生徒者，笑而不答。”（《宋史?朱熹传》）。可谓情势十分紧张，人人自危，牵连颇广，朱熹的大弟子蔡元定，亦因被牵连而遭贬，结果死在贬所。这次事件史称“庆元党祸”。 当时有人劝朱熹遣散徒众以避祸，但他仍讲学不辍。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卒于福建建阳考亭家中，享年七十一岁。他在逝世前两天，还在为弟子讲学，修改自已的著作，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时的大词人辛弃疾闻朱子逝世，特填词致哀，词曰：“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并作祭文，有：“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之句，谓朱熹的著作会永远流传，朱熹的声名将永垂不朽。 二 作为一位大学问家、思想家，朱熹的思想既在书院讲坛向听众讲授，更重要的是通过著述来阐发。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那儿是他的主讲坛，岳麓书院、问津书院、东林书院、首善书院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显示了他的雄辩之才。说他是一位大教育家应不为过。他制定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 热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事业，他相信人性皆善，只有通过学习方能提高人的素质。“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语类》）他与张?在岳麓书院举办过一次著名的“朱张会讲”， 这种会讲，就是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大小不一的范围内进行探讨和论辩，其他的教师和学生可以旁听。这种会讲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对论辩双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宋史》有云：张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 而朱熹亦认为张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 朱熹还用诗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忆昔秋风里，寻朋湘水旁。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联床。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除了与张?会讲外，朱熹还在岳麓书院作了“一场场的学术报告”， 听众反响强烈，听者如潮、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的坐骑都将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一生都十分勤勉，每日不是读书，便是在讲学、著书立说。每天天明即起，深夜才息，逝世前两天还在讲学、著书，一生尽瘁于学问。他的正直高尚、渊博学识，在许多领域的卓越见识，令人倾佩，影响至深。尽管他是一个被打倒的人，但当他逝世时，许多人不顾朝廷的禁令纷纷赶来哀悼他。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闻风慕义者，莫不相聚而哭。 朱熹一生研究领域颇为广泛，涉及哲学、伦理、历史、政治学、文字学、文学理论等等，他的著述极为丰富，有近三十部之多，还有他的学生编的《朱子语类》。他的著作有：《四书集注》、《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上蔡语录》、《程氏遗书》、《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程氏外书》、《伊洛渊源录》、《古今家祭礼》、《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论孟集注》、《或问》、《诗集传》、《周本义》、《易学启蒙》、《小学书》、《序大学章句及中庸章句》、刊行四经（《易本义》、《诗集传》、《书经》与《春秋》）、《孟子要略》、《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书集传》、《楚辞注后语辨证》。 朱熹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一百四十卷，续集十一卷，别录十卷，可谓著作等身。他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对后世影响最大，成为学生启蒙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一生的研究领域很广，但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四书，阐释四书，他著的《四书集注》是后人的必读书，影响极大。 三 没有西汉董仲舒的重新阐释和建议，儒学便不能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儒学自此也日趋保守，甚至反动。从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 到朱熹的“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 儒学成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御用理论工具，“仁政” 思想有时仅仅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权宜之计，先秦孔孟反专制与独裁的“非上无礼”、“民贵君轻” 的民主思想被扼杀。我们可以称道朱熹是一位哲学家、伦理道德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甚至是文章学家、传记作家，但，从总体上说他是一位保守甚至是起着反动作用的思想家。 首先，朱熹从哲学的本体论论证皇权专制的绝对性、永恒性和合理性。 朱熹被称之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他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天地万物都是由理所产生的。有理就有气，气化流行，发育万物。天地万物，总的来讲，就是一个理。皇权制当然也是理。理是永恒的，则理所体现的皇权专制也是永恒的。 朱熹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 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朱子语类》）卷一）在皇权制未产生之前就有皇权制之理。这说明皇权制是永恒的。不但如此，“万一天地山河都陷了，毕竟理都在这理。”（《朱子语类》卷一）这更说明皇权专制制度是永恒的、绝对的。 朱熹认为，“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朱子语类》卷一一七）因此它是百姓万民应当遵从的准则，是统治人民的原则，也是处理伦理关系的道德原则。 其次，“理一分殊” 论企图论证皇权制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在朱熹看来，万物皆产生于一个理，即“太极”（ 宇宙之理），这就是“理一“。万物虽是由太极派生出来的，但又是千差万别的，这叫做“ 分殊”。“ 太极如一木生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叶，生生不穷。”（〈〈朱子语类〉〉卷七五）他借用禅宗“月散江湖” 之喻，形象地解释了“一” 和“殊” 的关系〉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意即：月亮只有一个，但是一片片水中又映现了无数个月亮。理一分殊“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 朱子语类〉〉卷九四）。 “理一分殊” 是理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皇权制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朱熹认为万物差别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张三不是李四，李四也不是张三，富人和穷人、地主和农民都是不可变动的，“各有一定分”。 为什么有富贵贫贱之分，为什么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别，如果只说它们是由同一个理派生出来，也只能说明“大家本是同根生而已”；如果“ 各有一定分”，也只能说明其差别是固定不变的，还说服不了人。朱熹进而提出万物之理只是一个，但由于禀气不同，理与气合，就千差万别了。时有“日月清明，气候和正，日月昏暗，寒署反常” 之别，气有清明、清高、精英、浑厚、敦厚、丰厚、长久、衰颓、薄俗、戾气之分，人们禀气不一，得理之全、正、狭、偏不同，所以人们的资质、寿命大相径庭，有圣、贤、英、贵、富、寿、愚、不肖、贫、贱、夭等区分。这种理论非常具有欺骗性。一是它从性命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就是要人们安于命定，不可怨天尤人，更不能归咎于社会,人间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合情合理。二是进一步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君主之拥有权力，作天下主宰是由于天生气质上乘，条件优越，决非一般人可以攀比。他认为“不可认做一理只滚做一着，这里各自有等级差别”（《 朱子语类》卷九八）， 要人们一定要认识到社会、家庭、国家都有等级差别，要各安“定分”。“ 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则安得私。“（《朱子语类》卷九）天定你什么身份，就安于什么身份，享受什么经济、政治权利，就安于什么经济、政治权利，不能有非分之想，不能跨越一步。你只有吃野菜的命，就别想吃肉。 其三，以“存天理，灭人欲” 为中心内容的人性论企图扼杀人们过美好生活的愿望。 朱熹为了维护皇权专制制度，企图论证其合理性与永恒性，在“理一分殊” 理论基础上又提出其人性论，认为仁义礼智性等道德具有先天的社会性，人人都具有。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具有全部天理的人性是“天命之性”， 构成人之形体的气与理相杂合的人性是“气质之性”。 天命之性是无形的，只有借助于气质之性才能表露出来。天命之性天生是善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 他在这“两性” 的基础上又提出“道心” 与“人心” 的问题，认为人人都有人心和道心，人心和道心两者虽截然不同，但道心只能通过人心而显现出来，它常受人心的私欲所蒙蔽。他将人的欲求与人的本质截然相对，“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朱子语类》卷三），非此即彼，没有调合的余地。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多么片面、绝对！那么，人必须摒除一切杂念，除了循规蹈矩作圣人之徒，不得有任何欲求。然而，人的欲求虽说不全是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的体现，但毫无嶷义，人的个性和自主精神往往要通过某种欲望和追求表现出来。而朱熹却宣布了个人欲求的非法性。就某种意义而言，防范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有助于维护社会道德和政风、民风的纯洁，但完全限制人的欲望是妄想，也是大可不必的。朱熹还说：“一言，一语，一动，一坐，一立，一饮，一食，都是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 人之独立人格就在这日常生活的举手投足之际荡然无存。人们只能作圣人君子，作君主的顺民。 朱熹的这种思想是多么专制，多么扼杀人性，与现代人权、民主思想多么格格不入。这是对人的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进取精神的残杀，以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来维护皇权专制。追求更高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天经地义，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朱熹却要“灭人欲”， 这完全是一个逆历史、反文明的理论命题。而在长达八百年间，这种理论为统治阶级所用，它的危害是巨大的。 其四，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在总体上是为维护皇权专制服务的。 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朱熹进一步阐发了仁义礼智信“五常”。 朱熹认为，自夏商周以来，“三纲五常” 各代因习不能更变，是永恒的、绝对的。他认为，“夫为妻纲” 是人伦之首，是三纲的出发点。他在同安主簿时，当时当地农民未按嫁娶礼仪办婚事，朱熹认为这破坏了典礼，亵渎了“国章”， 严禁不按婚聘之礼办事，强行规定“士庶婚娶，仪式行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文集?申严婚礼之状》） 朱熹认为“父为子纲” 是三纲五常的基础。他认为任何违反父亲意志、触犯其尊严的行为，都是不孝，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朱熹认为“君为臣纲” 乃三纲之首，君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他还为“君为臣纲” 制定了整套烦琐的礼仪制度。他认为王权的产生是符合天理的，上天创造人主拯救世人是天理。 朱熹把君臣、父子、夫妇三种伦理关系，完全视为三种人身依附关系，特别强调等级差别不可侵犯。他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服从是“ 义之利”, 是合理的也是和谐的。 朱熹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天理，仁是“爱之理”， 在五常中处于总摄地位。仁不仅体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 而且体现了“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等。他认为仁是体，识别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就是智；认识了仁，按仁去做，就是义；能熟悉合于仁的标准的仪式礼节，就是礼；知道仁义礼智为不假，就是信。 总之，朱熹把三纲作为皇权制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最核心的东西，五常是维系这种最核心的关系与结构的规范。 朱熹的道德观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并主张德治、仁政，这当然是正确的，并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由于他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维护皇权统治、维护社会不平等的结构秩序之上，所以说，他的主体思想是反动的，是有悖于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 四 朱熹在近八百年的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具有仅次于孔孟的思想地位，他创造的宋代版儒学歪经(理学)被尊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宋宁宗谥他曰“文”， 宋理宗追封为信国公，他被称为“朱子”，也是孔庙中祀奉的“四配、十二哲” 之一，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也受到贡奉，享有至尊。但是，如前所述，他的思想从总体上讲是保守、反动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一种阻碍的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俄国发生了彼得大帝变革、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等重大事件，朱熹思想的保守性的危害是巨大的。 朱熹是一个博大精深、蕴含丰富的金矿。我们可以批判揭露他对真理的某些歪曲，清算他对历史进程的阻碍作用，但是，不能一叶障目，因为其思想的保守反动性而完全否认他的巨大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朱熹的一生是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孜孜以求的一生，他曾经穷其一生，真诚地、心力交瘁地寻求过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他的研究和工作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卓越的。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哲人，他的“中和” 哲学观仍极富哲理；他是一位大学问家、伟大的教育家，创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开创了“百家争鸣” 的浓厚学术氛围；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宰相经纬学》）等历史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成为古今中外政治家及社会各界资治垂戒的重要明镜和参考；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章学家、诗人、书法家；他是一位心地高洁、道德高尚的人，杰出的伦理道德学家,是一位爱民如子、政绩卓著的好官；李约瑟还称他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有杰出贡献。 于中国八百年历史，朱熹是有罪的，但他也是伟大杰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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