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虫”者，何也？蟋蟀也。
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古称“八艺”。“八艺”向被视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而其中惟有“虫”能走下庙堂，扎根于民间。
蟋蟀是一种常见昆虫。《辞海》上是这样介绍的：“亦称‘促织’、‘趋织’、‘蛐蛐儿’。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触角较体躯为长。雌性的产卵管裸出。雄性善鸣，好斗。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体长约20毫米。年生一代。以翅摩擦发音。干燥虫体入药，性温，味辛咸，有毒，功能利尿，主治水肿、小便不通等症。同科有油葫芦、大棺头蟋等。因均在地下活动，啮食植物茎叶、种实和根部，都是农业害虫。”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蟋蟀并未引起昆虫学家的格外注意，大部分昆虫学著作谈到它的内容十分有限，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它作为一种农业害虫来论述的，研究的是如何消灭它们。但是很奇怪，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蟋蟀却是一个人们常常提到的话题，而且它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于在昆虫学著作中。
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唐风?蟋蟀》）的句子。大意是说，蟋蟀已经来到我们家，日月过得真快，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豳风?七月》则写道：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可见那时的先民，对蟋蟀的生活规律已相当熟悉。
到唐代，“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五代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宋人顾逢在《负暄杂录》写道：“斗蛩（即蟋蟀）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之一。而观赏自然界各种生命之争斗，则是人的天性。譬如西班牙斗牛，我国的斗鸡、斗羊、斗马等。雄蟋的斗性由宫人发现并变为一种游戏后，很快传播到民间。至南宋，已是大兴。而当时最大的玩家，当属奸相贾似道。
据《宋史?贾似道传》记载：贾似道是宋理宗朝国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最高军事统帅），但他胆小如鼠，从不亲临战场。在襄阳被围的紧要关头，竟然还在“与群妾踞地斗蟋蟀，”外人皆不敢抵近或窥视其斗蟋之地半闲堂。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到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类似贾似道者，还有“蟋蟀皇帝”明宣宗朱厚瞻和“蟋蟀相公”南明将领马士英，从他们的身上，后人得出了蟋蟀亡宋又亡明的结论（清王应奎《柳南随笔》）。
到了清代，斗蟋更加兴旺，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穷乡僻壤，从帝王将相、社会名流雅士到学堂儿童，善养者千千万万。乾隆皇帝亲笔为鸣虫题诗，诗题为《咏络纬（即蟋蟀）》：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统治者的青睐更使斗蟋这项娱乐活动在民间普及开来。明清两代玩蟋蟀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明朝袁宏道《促织志》记北京城里“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刘侗《帝京景物略》中云：“斗盆筒罐无家不贮”，又有诗云：“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
斗蟋活动的兴盛也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素材。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岳飞等，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借蟋蟀表达“遇秋而悲”的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种种情愫。如唐杜甫《促织》：“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表达了一种久客思亲之情。唐张乔《促织》：“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表达了对贫富差别和剥削现象的不满。而岳飞的孙子岳珂的《蛩》则写道：“春蚕缲蚕白如霜，机妇停机待天凉。进蛩一夜秋已至，寸丝千结萦柔肠。催租吏嚣翁媪怒，裘葛未成心转苦。篝灯促织永夜忙，悔杀比邻日长语。”表达了与白居易《卖炭翁》、蒲松龄的《促织》同样的主题。
关于蟋蟀的诗词当然不完全是悲苦，也有欢乐的音符。斗蟋还毕竟是一种娱乐活动。南宋词人姜白石有一首《齐天乐?赋蟋蟀》；明代诗人高承埏有一篇《蟋蟀赋》，对蟋蟀的养斗写得十分生动；王醇的《促织》写小儿夜捉蟋蟀的憨态；而明人顿锐的《观斗蟋蟀》则写出了蟋蟀在战场上的雄姿：“见敌竖两股，怒须如卓棘。昂臧忿塞胸，彭亨气填臆。将搏必踞蹲，思奋肆凌逼。既却还直前，已困未甘踣。雄心期决胜，壮志冀必克。依稀触与蛮，蜗角并开国。人生亦类斯，隙驹争得失。”作者以虫喻人，表达了对人生的达观态度。以上是诗文对蟋蟀的吟咏，蟋蟀入画也有悠久之历史。从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到宋苏汉臣的《百子图》（现藏美国大地博物馆），再到清末的《点石斋画报》、近代的齐白石、现代的范曾，都对蟋蟀有真切自然、趣味横生的描绘。
值得一提的还有，随着斗蟋蟀活动的发展，蟋蟀罐等虫具的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并使它由一种单纯的实用工具，变为极其精美高雅的艺术品。这些罐的制作除了为适应蟋蟀的生活习性而注意它的质地、大小、厚薄、深浅外，还极讲究在式样、图案方面的多样和美观。就质地来说，有陶、瓷、玉、石、雕漆、戗金、缸釉；工艺技术由宋至明，愈加精湛。其中明宣德年间所造谓之“宣德罐”，最为珍贵，至万历年间就已经很难得，被玩家视为珍宝了。
当然，以上这些还仅仅是民俗文化层面，要称得上“蟋蟀文化”还必须有理论著作。这就不能不提到奸相贾似道。如唐后主以诗名世、宋徽宗以画名世一样，贾似道是丧权辱国的奸相，但他编纂的《促织经》是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这部一万余字的著作从形、色、胜、养、斗、病几部分入手，对蟋蟀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例如蟋蟀的体色，贾似道分为青、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青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青等，黄分真黄、红黄、紫黄、深黄、淡黄、狗蝇黄等，并且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一定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再如虫具问题，他认为畜养蟋蟀最好的虫具是陶盆，为什么呢？因为蟋蟀自古被称作“阴虫”，喜阴暗潮湿，过于干燥对其生长发育不利，只有用陶盆才符合其生活习性。至于斗蟋蟀时的指挥技巧，就更令人叹为观止了。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于万历年间著有《促织志》。此文分“论畜、论似、论体性、论色、论形、论病、名色、养法、治法、总论”等章节，对蟋事抽丝剥茧、言必有中，读来文采斐然。而崇祯七年进士刘侗，除著《帝京景物略》之外，也撰有《促织志》。据粗略统计，自明至民国，有关蟋蟀的专著达十余部。其中民国李石孙所编纂的十二卷《蟋蟀谱》，是自宋以降，文人学者与玩家歌咏、研究蟋事的集大成之作。
建国后，斗蟋被作为封资修加以取缔而销声匿迹数十年。
著名作家李存葆曾多次到宁阳观“虫”，写就《国虫》一文,他在此文的附记中道：“我所以将蟋蟀称作‘国虫’，一是蟋蟀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二乃自然界之昆虫凡几百万种,却未见何种虫豸似蛐蛐，与国人情缘那般深广，将其称为‘神州第一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