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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谟，字彦德，太原郡祁县人。大约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约公元388年）（1），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二月乙巳病死，享年81岁。
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的六世祖叫王宏，是东汉的河东太守、绵竹侯。因为其堂叔司徒王允诛杀董卓，遭董卓部将反扑而死难的事情，弃官向北出逃，到新兴郡避祸。后来，担任新兴、雁门两郡的太守。不过根据张森锴《宋书》校勘记所述，在范晔《后汉书》内说的是王允用同郡的王宏为右扶风太守，后被董卓部将李傕矫诏杀害。而谢承的《后汉书》说王宏是王允的兄长。因此张认为，这段叙述是来自家族谱牒的不实之词。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当时讲究门第出身的环境下，攀附门第是一件并不奇怪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所谓的谱牒考证也是非常混乱和难以调查的。所以，王玄谟的家族并无法确证是太原王氏之后，有可能只是个寒门庶族。 王玄谟的祖父叫王牢，在鲜卑慕容氏政权中当官，一直当到上谷太守。后来，跟随慕容德迁居青州（2）。不过，他还未成年，父亲王秀就死了，由亲戚王蕤抚养。从小缺少父爱的他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人，但是这个继父以识人出名，他总是笑着对人说：“这个孩子啊，气度不凡，象我家先祖太尉王彦云，前途不可限量。”（3）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出兵伐南燕，五月抵达下邳。王玄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到徐州见了刘裕。作为刘裕，一定是对北方士家大族的情况有所了解，为了争取人心，任命他为从事史（从王玄谟家族后来多人仕宋看，当时应该是王家家族投向刘裕）。随后，刘裕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谈吐不凡，十分惊异。惊异归惊异，当时的王玄谟毕竟是一二十二岁的青年，难免热血激语，但是真的要委以重任还不可能。另外，门阀制度下选官不仅要依靠出门，还得朝中有人，一个北边来的人，又不甚合群，自然无从得到提拔。然而被刘裕赏识毕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很难探清详细的细节，但是至少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庐陵王刘义真出任车骑将军之后，他成为车骑参军。由于当时刘义真才十六岁，这些幕职的指定很可能是刘裕的意思。王玄谟旋即随军出发，参与在司州境内的反击北魏军的作战。当时，北魏大军多路突破黄河南下，其中郑兵将军山阳公达奚斤率步骑3千余人南下进攻许昌。王玄谟奉命率千余增援守卫许昌的颖川太守李元德，但是在与北魏军的交战中他和李元德都兵败，仅与少数人逃回（4）。 此后没有多久，朝中变故骤起。刘裕病故后，担负辅佐少帝责任的徐羡之、傅亮、谢晦废了少帝，另立刘裕第三个儿子刘义恭。他们与刘义真关系不好，担心皇位继承顺序在刘义恭之前的刘义真也觊觎皇位，在立废少帝之前先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这样，王玄谟实际等于陷入无主可依的地步。但是，否极泰来，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谢晦出任都督七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上表奏请让王玄谟担任南蛮行参军、武宁太守。谢晦为什么要选择王玄谟呢？当时王已经三十七岁，而春风得意的谢晦三十五岁。估计其一，同龄人比较容易沟通；其二，谢晦以自己这个年龄出任封疆大吏很是得意（5），看到不得志的人，有些同情。呵呵，这两点只是个人臆测，而最重要的，估计与谢晦出镇的原因有关。当时，谢晦与徐羡之、傅亮废少帝立新帝，共同在朝主政。三人欲巩固自己的权力，要引外援，因此让谢晦出镇荆州。对此，谢晦一定要带些自己的人到地方上去，而选择一个刚失去靠山的人，必然感激自己，便可成为自己的亲信。还有一点，从后来来看，王玄谟虽然不合群，但是很会表达意见，说动别人，于是让谢晦感兴趣。到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诛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造反了，但是立即被文帝平定。作为谢晦的部属，他自然是要被论罪，但是文帝以其不是主谋宽恕了他。 随后王玄谟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直到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右将军到彦之率兵北伐，企图收复河南失地，王玄谟作为扬武将军也随军出征，兵逼虎牢（6）。但是，北魏军队根本就不与他们作战，全军撤到河北。十一月，天寒地冻，北马膘肥之时突然南下，一举将宋军打回老家。到次年二月，宋朝在黄河以南的重要据点滑台失守，太守朱修之也被北魏军队俘虏。在这场战役中，王玄谟的表现不详，但作为这样一场大败绩，倘其中有好的表现早青史留痕了。不过这位王玄谟虽然在战场上未获得什么出色战绩，但是又一次展现出能说会道的本事。他向宋文帝上疏，分析了几次与北魏交锋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虎牢、滑台一带战事的不利，并非仅是指挥作战的人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老百姓害怕到遥远的地方服役。因此他提出，就近征发民众从军，这样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7）。其实，王玄谟说的并非一无是处，不过他只是说出了一个现象，并没有触及军士畏惧远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在沉重剥削下不愿意服兵役，到前线送死；二是南朝士卒没有地位，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人才去投军，因此没有作战的积极性。我们现在无法揣测他是否意识到这点，不过就算他意识到了，也不可能写进奏疏。有官场或办公室政治经历的人很名报明白这点，当出现问题时，揭露其问题的本质总是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或高层的利益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个跟在位者跟自己都牵扯不大的理由，而且又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此时的王玄谟已经四十四岁，经历了许多政治斗争，政治经验已经非常老道了，这样处理是很得体的。所以，他的奏疏很得到宋文帝的赏识，他每次上奏疏谈北伐的事情，都让文帝很满意，以至于文帝曾对殷景仁说：“听王玄谟这个人说北伐的事情，使人感到如霍去病伐匈奴一般，北方可定，功业可成。”（8）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持节监四州军事、豫州刺史的宗室长沙王刘义欣进位镇军将军，王玄谟则成为镇军中兵参军，领汝阴太守。在上任约一年光景，他上报汝阴境内发现嘉禾。大约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王玄谟被持节都督七州军事、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征为幕府，并参与了讨平诸蛮叛乱的战斗（9）。在这次战斗中，他发现部下中有个叫张世（明帝时改名张兴世）的，每战必有斩获，而且超过诸将。于是，王玄谟就在文帝面前说到张的胆力。后来张世也成为一时名将，可算王玄谟的知人之功了。不过这种发现锥已从口袋出的目光并不能说明他识人的本事。 不久，王玄谟又成为辅国将军、徐州刺史，兴安侯刘义宾的辅国司马兼彭城太守。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刘义宾病死，王玄谟很聪明地及时上表，说彭城是水陆要冲，请派皇子坐镇，出任徐州刺史。宋朝以宗室出镇地方，管理军政是惯例。彭城也确实是当时的水陆要冲，也是徐州治所，但是之前几任，不是宿将元勋，就是皇弟或宗室疏支，还没有皇子出镇（10）。因此，王玄谟的请皇子出镇，恐怕有其用心之所在。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大兴北伐。对于这次北伐，朝臣大多反对，但王玄谟却是极力鼓动者之一。这次北伐，宋朝的准备很不充分，不仅在人力物力上不足，也没有有能力的大将之才。宋朝为了充实兵力和军需，征发六州之民丁，还向四州富民、富僧尼强借钱财，充作军用。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十几年前，正是王玄谟本人认为征发民众到远方服兵役是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如今却明知南兖州和徐州南部距离战地很远，居然还鼓动文帝出击，这就应该有别的原因了。他当时已经六十三岁，自从投奔刘裕以来已经大约四十年了，却还只是一个太守（第五品），并且长期没有显赫的军功，又委身他人的幕府，还写了那么多看起来激扬文字的奏疏，自然希望能有自己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于是，他被任命为第四品的宁朔将军，同时担任前锋官，率水师从南方出发，直入黄河，进逼济州州治碻磝城（今山东东阿西北）。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按照北魏太武帝制订的避敌锋芒以待秋后的政策，先弃城而走。负责北伐这个方向的总指挥青、冀州刺史萧斌留驻碻磝，王玄谟继续前进进围东郡郡治滑台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台城是当时黄河南岸重要的据点，北魏军队凭借这个桥头堡可以向南发动侵略。而宋军一旦拔除了这个据点，水陆两师可以缘河而上直达洛阳一线，或者就近威胁北魏政府财赋主要来源——河北地区（从滑台到河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邺城不足200里）。
七八月间，王玄谟的数万（11）大军包围了滑台城。他还派遣钟离太守垣护之率百艘船组成的水师进一步沿河而上，驻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外的石济，以阻遏上游来的北魏援军。此时，宋军士气正旺，甲械充足，但是王玄谟却刚愎自用，不肯倾全力战斗，导致顿兵城下，久攻不克的局面。刚刚包围城池时，将佐们发现城内多茅屋，于是建议用火箭射进城内。但是，王玄谟不同意，他说：“这些都是我的财富，为什么要现在烧了它？”过去，火焰塔写的《五胡录》中以此为王玄谟贪财的一个佐证，其实这是偏激了。他的这个处理是认为自己很快将攻克这座城池，而这些物资都是他的军需（12）。消息传到城里，城里人立即拆除了茅屋，在地上凿穴居住。此后，王玄谟又干了几件蠢事。当时，北方汉族遭到鲜卑人的残酷奴役，都盼望南方王师来解民倒悬，因此宋军刚到的时候，每天都有千名老百姓或荷担挑粮供应军需，或拿着武器来投奔。但是，王玄谟却不亲近和优待那些领头的人，而把人员和粮食都交给亲信来管理。同时，他贪财好利，甚至在打仗之时做起生意来。他贩卖当地出产的梨，但是压低价买进——一匹布换八百个梨。他的这些做法寒了将士和当地百姓的心，于是士气低落，将士怨言纷起，更别提什么攻城了。另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火焰塔在《五胡录》中，将王玄谟说成精明的南方商贩，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从籍贯还是出生地来说，王玄谟都是地道的北方人 九月，北魏太武帝觉得时机来了，于是率军南救滑台。北魏发州郡军户五万从军。军户是当时兵制下的特殊群体，他们是世代为兵的人，他们有专门的户籍，与民户分列。在北魏时代，军户组成的部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 北魏大军将至的消息传来，在石济的垣护之紧急派人送信给王玄谟，以开国皇帝刘裕攻南燕都城广固为例，劝说他立即不计士卒伤亡，全力攻城（13）。王玄谟并不采纳。此时，他的部下建议，北魏军将至，立即布置战车为营，做好与骑兵作战的准备。当时，南朝部队以步兵为多，北方军队以骑兵为多，骑兵机动能力超过步兵，因此在战术上占优。刘裕还在晋朝为将时，为了对付北方骑兵，组织了战车部队，以车阵保护步兵方阵和辎重。在讨伐南燕的战斗中，车阵在面对南燕骑兵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王玄谟依然不采纳，我行我素。到了十月癸亥日，北魏大军抵达枋头，距离滑台不足五十里。太武帝先派遣关内侯陆真与几个人乘夜晚潜入城中抚慰，并观察了王玄谟的营地，将情报转送出来。此时，王玄谟估计还在算梨的生意让他赚了多少呢。同时，太武帝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五千骑兵从石济渡河，以防止王玄谟逃跑。按说此时垣护之此时就在石济啊？估计是北魏军势大，其仅能先求自保吧。 两天后的乙丑日，太武帝全军渡河，隆隆的战鼓声传到了滑台宋军营地。正在做着升官发财梦的王玄谟大惊失色，连作战的勇气都没有，率军仓皇撤退。由于他丧失人心，军无斗志，半路上队伍就散了。长孙真率骑兵追击，一举斩杀万余人，缴获军械物资如山（滑台城里的茅草没弄到手，自己的物资都吐出来了，不知道这些物资里面有多少廉价的梨呢？）。 这次惨败，死的是众军士，这王玄谟王老头倒逃得了性命。不过刚回到碻磝，他就被正在气头上的萧斌下令抓起来，准备斩首示众。这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为其求情，说：“佛狸（太武帝的小名）威震天下，又指挥百万大军，这不是王玄谟所能对抗的。而且，现在这个自己杀掉自己的战将，实在不是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其实，早在北伐出发前这位沈校尉就反对北伐（14），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王玄谟的本事不在元嘉初年北伐失败的檀道济和到彦之之上。看来沈庆之早就发现王玄谟是个草包，但是他说话很巧妙，没有直接说，而是通过比较来说，让人不便反对。那么沈庆之又为什么要为草包求情呢？事后，宋文帝曾经问过他，他说：“打了败仗的人正担心以此获罪，一听说王玄谟被杀，就不敢归营，四散潜逃。北魏军队正在逼近，正需要收拢散失的人员，怎么可以把他们赶走，削弱自己呢？”由此可见，沈庆之并非出于私情维护王玄谟。另外，我认为沈庆之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出来：王玄谟这个草包是你皇帝自己点的将，责任在谁呢？ 话说回来，这王玄谟以为自己必死了，半夜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只要诵读观音经千遍即可免死。不过观音经很长，梦中人又传授了简述之法（15）。醒来之后，他就开始诵读，一直到绑赴刑场还在那里哆哆嗦嗦地念经。这时，萧斌同意了沈庆之的进谏，让刀下留人，几乎魂飞天外的王玄谟总算逃得一条老命。 然而北伐的事情还没完，既然前军溃败，萧斌便收拾部队回历城，留下王玄谟代守碻磝城。但是，北魏大军很快逼近，王玄谟放弃碻磝，退往历城，半路又被北魏军击败，胳膊中箭。江夏王刘义恭给他去了封安慰的信：“我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胳膊上的箭伤，如何知道不是将军得到升迁的象征呢？”（16） （11）《魏书》太武帝本纪记载萧斌所统帅部队有六万人。纵然《魏书》以北魏的立场夸大数字，作为这条战线而言，应该不会太少，至少也该有三万以上。当时该战线有垣护之百舸前突，以每舸也就数十人，当在数千；另外根据萧斌后来准备派沈庆之率五千人增援而不是大军增援来看，萧斌在碻磝的部队应该也就在万人。因此，说王玄谟有数万之众，应该合理。 （12）《宋书》王玄谟列传记载“玄谟恐损亡军实”，《南史》王玄谟列传记载“玄谟曰：‘损亡军实。’”《资治通鉴》宋纪七记载“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从三段记载分析，《南史》很有可能是沿袭《宋书》的说法，但将议论性文字改为人物当时口述之词。不过，对王玄谟来说最不利的就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无疑《五胡录》作者取信的是《资治通鉴》的记载。笔者不清楚《资治通鉴》记载的根据从何而出，但是就是以这句话本身来说，要说王玄谟贪财，似乎也难以成立。屋顶茅草能作什么私财？恐怕最理想的也不过作牛马饲料，这正好证实了“军实”之言。一个当事人说话，带点感情色彩在逻辑上完全是合理的，比如人民解放军战斗史上经常将缴获敌人物资称为“发财”。所以，开玩笑可以，但要在史实上认定王玄谟贪这些茅草为“己财”，有失偏颇。 （13）《宋书》垣护之列传记载垣护之原信为“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事迫于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 （14）《宋书》垣护之列传记载“其年，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沈庆之从战术、将领和军力等几方面陈述，认为北伐会失败，但是最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5）《太平广记》报应十引《谈薮》记载，简略后的内容为“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唸唸从心起，念佛不离心。” （16）《宋书》王玄谟列传记载“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疮，得非金印之征也。’”《南史》王玄谟列传记载为“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创，将非金印之征邪？’”最后一句句读之分，《南史》为善。因为通篇来看，这里确实是个反问语气。同时，这里笔者在翻译时还曾经产生过一个误解。《宋书》此句之前的记载为“召令还，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乍一眼看，结合那句“因败为成”，以为是王玄谟杀了回马枪大破魏军，其实文言文主语省略的情况很多，从前后文来看，“召令还”并不能认为是失败，因此这个败说的就是王玄谟本人被击破。江夏王的话是出于一种抚慰而已。 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北魏朝中变乱，宋文帝又发兵北伐。王玄谟又在军中参与了进攻碻磝的战斗。不过，这次没有担任重要的指挥职责（17）。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皇太子刘劭弑宋文帝，举国哗然。虽然刘劭任命王玄谟为冀州刺史，但是他没有站错队伍。他命令济南太守垣护之率部参与武陵王刘骏的讨逆军（当时首创义帜的是南谯王义宣，其在荆州幕府与义宣关系是不错的。但是从此举看来，他不仅在当彭城太守时与武陵王的关系不错，还意识到武陵王能够即位）。这次站对了立场使他获益非浅，当年六月便出任徐州刺史。不久还加都督衔，升左卫将军。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南郡王刘义宣（18）、江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造反。孝武帝刘骏任命王玄谟为代理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讨伐叛军（19）。他率领部队沿江而上抵达梁山在东西两岸设立状如弯月的营垒，进行防御。西垒交给胡子反和柳叔政，自己屯东垒。当时，他很畏惧鲁爽的弟弟鲁秀，所以，在听说鲁秀没有沿江而下而是北上进攻毛修之去了之后，他大为高兴，说：“这个鲁秀不来，要生擒臧质就很容易了。”但是很快事实就告诉我们，他这话跟赵括的那句，“如果来的是白起，我要考虑考虑，如今来的是王陵就不在话下了”一样。首先是他听说叛军人数众多，立即派遣司马管法济请求孝武帝增援。于是作为诸军总指挥的柳元景奉命率部进驻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 当时，刘义宣写了封信给王玄谟，内容无疑是要他跟随自己造反。虽然当年刘义宣对王玄谟有知遇之恩，但是这时王玄谟认定跟刘义宣没有前途，他又一次站对了队伍。他以一封信拒绝了刘义宣的招揽。 虽然王玄谟拒绝得非常肯定，但是臧质已经看出王玄谟的怯懦，因此建议留万人监视，王玄谟一定不敢出战，而主力可以沿江而下，破柳元景和直扑建康。幸好此时，江夏王刘义恭以一封书信使刘义宣怀疑臧质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才使得这个战略构想没有实施。 尽管这个计划遭到否定，叛军仍然筹划进攻。臧质派遣将军尹周之率军突然攻击西垒。由于当时西垒主将胡子反在东垒参加军事会议，因此仓促赶回应战。但是，因为叛军占有数量优势，所以他们逐渐不支。当水军将领刘季之向王玄谟求救时，他却不发一兵一卒。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抬出如何的理由，因为唇亡齿寒，分兵两营，其中一个失败了，另一个也坚持不了多久。随后，大司马参军崔勋之于之顽强争论，于是王玄谟派崔勋之率军救援。但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西垒守军因为寡不敌众已经战败，营垒也被攻破。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崔勋之战死（20）。胡子反和柳叔政逃回了东垒。面对这样的败绩，王玄谟也许是要找替罪羊，将胡子反军的军副李文仲斩首。不仅如此，他还惊慌地派遣垣护之向柳元景请求撤退的命令，说：“现在只剩下东垒的万余人，而敌人数倍于我，根本抵挡不住，不如让我后撤与将军合军一处，协力对抗。”柳元景立即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敌人虽多却相互猜忌，只有前进攻击才是好的应对之道，于是准备带部队前往。他根据垣护之的建议，尽选精锐数千，大张旗鼓，使敌人认为来了很多援军，士气一时低落。王玄谟此时也不敢再说什么后退，由于薛安都、宗越等猛将也抵达，他也壮了胆，布置出战。他让薛安都为前锋，诸将为后继。同时，也许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亦或出于胆怯，他让垣护之总督诸将（也就是前线总指挥）（21）。由于薛安都刚以“关羽斩颜良”的方式杀了号称“万人敌”的鲁爽，因此叛军畏其威名，不敢主动接战。于是，诸军前进攻击。战斗中，薛安都、宗越两军突破敌阵两翼（22），垣护之又用火攻击破敌水师（23），叛军被彻底击溃。这一仗，重创了叛军主力，此后诸军追击，彻底平定了叛乱。 本来平定叛乱，王玄谟是有功劳的，加都督衔并封曲江县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军司马刘冲之到孝武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在梁山时与义宣有勾结。其实这种控告一般来说是子虚的，可能是不采纳刘季之的建议救援遭到攻击的西垒以及懦弱之状给了人一种误解，或者因为杀李文仲、拒绝刘季之建议激起了刘冲之的不满，就是故意报复他（刘冲之，刘季之莫非是亲戚？）。但是不管如何，这次告状引发了恶性的后果——孝武帝对这件事情也产生了怀疑。派来调查的人查不到确实的证据，但是上奏说王玄谟虚报战果，私藏值钱的战利品，因此被免去官职（24）。 虽然一时丢官，可是王玄谟的官运不散。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六月就复出，担任豫州刺史。当时境内有刁民司马黑石推举夏侯方进为天子造反，被他讨平。八月，他出任青州、冀州刺史。十一月，又调到雍州做刺史，并兼宁蛮校尉，加都督衔。由于雍州处于边境，有许多北方南迁的侨民。这些侨民并不属于官方户口之列，而且以家族形式分布分散，给政府征收租税，征发劳役造成很多不便。为了将这些侨民编成政府管辖下的户口，于是王玄谟根据东晋桓温搞的土断制度，也申请在雍州开展“土断”。然而，由于政府租税劳役很重，民众并不愿意，世家大族也不愿意交出自己名下藏匿的户口，因此遭到了抵制，被迫停止。当年，王玄谟又改革租税征收制度，把以前官民不等的租税额按照同样的标准征收，引起了境内极大的不满。于是，有人散布谣言，说王玄谟要造反。此时，新城太守柳僧景倚仗在朝中得势的兄长柳元景，下令诸郡发兵，要讨伐王玄谟。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雍州的治所就在襄阳，而襄阳是柳元景的大本营。由此个人怀疑，是土断或别的原因使柳、王交恶，以至于刀兵相见。不过，王玄谟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一般，但在官场上却十分老道。他成功地安抚了下属，消除流言，并派人快马上京，向孝武帝表明事情缘由。孝武帝其实也不是傻瓜，他清楚地判断是王玄谟的政策得罪了人，而本身并无谋反之意，因此他也派主书吴喜公快马前去抚慰。他让吴喜公带话说：“梁山通敌那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我开始就不介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不错，能够相互信任，我不相信七十岁的老头有谋反之心，你姑且多笑笑，让你的眉毛舒展一下。”（25）其实孝武帝的最后意思是意有所指的。这个王玄谟为人严苛少恩，还经常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几乎没有笑容，所以皇帝让他笑，伸展眉毛。他的严苛并不是威严，而是一种刻薄，因此他的士卒怨言很大，有士兵中的打油诗为证：“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 （17）《宋书》张永传记载“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同书索虏传记载“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张永、王玄谟及爽等北伐......玄谟攻碻磝，不克退还。” （18）《宋书》孝武帝本纪“三十年正月......辛未，改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 （19）《宋书》王玄谟传记载“及南郡王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朝庭假玄谟辅国将军，拜豫州刺史”。同书柳元景传记载“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加元景抚军，假节置佐，后玄谟。”查同书孝武帝本纪，“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兗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己卯，领军将军柳元景加抚军将军......辛卯，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同书鲁爽传记载“孝建元年二月，义宣报爽，秋当同举。”各自记述十分矛盾，因此在正文中未作辩明，而是依王玄谟传叙述。在这里个人估计，鲁爽先反，孝武帝派王玄谟讨伐，但还没准备完义宣等人皆反，于是派柳元景总督军队。因为，以孝武帝坐镇彭城对元嘉北伐的了解，不仅对王玄谟的军事能力有怀疑，最重要的是他还对王玄谟是否足够忠诚有些怀疑。这点从下文刘冲之告状之事便可以看出。 （20）《资治通鉴》宋纪十记载“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固争，乃遣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勋之、询之皆战死。”但查《宋书》垣护之传所记垣询之的内容，只说在梁山战役中战死。不知《资治通鉴》依据什么资料，所以暂时没有列入。 （21）《宋书》臧质传记载“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 （22）《宋书》薛安都传记载“贼阵东南犹坚，安都横击陷之，贼遂大溃。”同书臧质传记载“刘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众军乘之，乃大溃。” （23）《宋书》垣护之传记载“及战，护之见贼舟舰累沓，谓玄谟曰：‘今当以火平之。’即使队主张谈等烧贼舰，风猛水急，贼军以此奔散。” （24）《宋书》王玄谟传记载“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多取宝货，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南史》王玄谟传记载“检虽无实，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没匿所得贼宝物，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 这里“使有司”让我产生了歧义，这个使是派遣还是指使？我按照前一个意思来译。 （25）《宋书》王玄谟传“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南史》王玄谟传“玄谟启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申卿眉头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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