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不断的关注，莫言表示很感动，“但我希望很快过去”。显然，这只是莫言的个人愿望。在高密红高粱文化节期间，记者再次探访莫言旧居，相比20天前，老父亲管贻范种的胡萝卜已被游客拔光，原本坑洼的泥土小院也被踩得光溜溜。“现在每天光游客就得二三百人。”二哥管谟欣说。（31日《北京晨报》）
莫言一直都很低调，即使被追捧被贬抑被电视台问“幸福”，他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谦逊与淡定。但形势比人强，他的淡定压不住国人的抓狂，当地政府要投巨资修缮其旧居利用其名声提振地方经济，国人要借他的诺奖喜气讨点彩头。所以，从当地政府到外来游人，都是一体的功利思维，而不是基于文学和文化的虔敬。
因此，莫言家老院子里的胡萝卜苗无端被人拔光，那是游客们讨吉利的凭借。莫言家高低不平的老院子也被一天数百人的游客给踩得溜光，那不是游玩而是瞻仰和膜拜---所谓让自己的孩子也沾点“文曲星”的光，来年考上北大云云。
莫言是幸运还是腌臜，即便是善用魔幻现实主义直抒胸臆的莫言，也是不能说。跟着莫言变成名人的莫言二哥一语道破天机，游人怎么做，都不好阻拦，否则人家会认为老莫家“翘尾巴”。这表达也特有中国特色，因为换成你是莫言或莫言二哥，对于公众集体无意识的过度消费，也只能隐忍不发。否则，犯了众怒，被众人讥为“翘尾巴”，将来是很难为人的。
这就是莫言的中国式寓言。作为中国作家，他必须把作品与做人分割开来，在理想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看来，这或是人格分裂，但是根植于中国土地上的作家，他又不得不顾及官方、市场和普通民众对自己的感受，甚至是放任人们对自己的过度消费。
没有办法，这是莫言的宿命，也是国人惯常的传统积习。正如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为诸侯所讪笑，惶惶乎如丧家之犬，可是孔子一旦为官家利用，人格神化，就成了千古帝王师。他的家乡曲阜，便成了圣地，他的子孙，变成了千古世袭的衍圣公。而孔子的出身是否野合所生，他是不是长着一嘴龅牙，自然都不重要了。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有人而圣，绝非偶然，而是他确有万世师表的成绩，然后才为皇帝旌表利用，才成为万世人等膜拜的偶像。这不是孔子的错，也不是孔子后裔的错，而是中国文化的逻辑必然---因崇尚权威而造神。
只是，世界上只有一个孔子，而诺奖获得者却有N多，而且只要诺奖还存在，以后还会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获奖者。国人对莫言的国度消费，只能说中国文学偏离世界文学主流太久了，中国文学和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的承认具有难耐的“饥渴感”。当莫言突然赢得诺奖时，国人对莫言的一切饥不择食也就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种“饥渴感”并不那么纯粹，当中也夹杂着太多的功利与私欲，从地方政府到出版社再到普通人，莫不如此。
而这，也符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典型特质。所有人都烦躁不安浮躁异常，遇到好事大家一哄而上利益均沾，遇到坏事则众人围观集体鞭挞，社会文化心理相当变异。这种偏离理性轨道的社会文化心理，建构了中国社会现实主义的寓言。只不过，这是一种充满讽喻意味的寓言。
当局者莫言，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也无奈地蛰伏于庐山之惑中，而不能用冷峻之笔和泼辣直言去挑破。于是乎，他家院子里的胡萝卜苗被盲从讨彩头的游客拔光，只能默认了之。当年《红高粱》电影外景地的几株秋风里瑟缩着的红高粱，也成了众人围观的风景。莫言无奈而无言，偌大中国，也乏有戳破“皇帝新装”谎言的敢言孩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