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长孙皇后（601年3月15日—636年7月28日），河南洛阳人。祖先为北魏宗室长。父长孙晟，隋右骁卫将军，有“一箭双雕”之美誉，母高氏。仁寿元年出生，大业九年（13岁）嫁唐公李渊次子李世民。筮者曾预言她“贵不可言”。唐代隋后被册为秦王妃。武德末年储位之争期间，与房玄龄“同心影助”李世民，并在玄武门之变当天亲自激励将士。李世民即位后，立为皇后。长孙氏是一位有趣的贤后，自称不涉朝政，但时常以古事设喻劝谏皇帝，更留下“朝服劝谏”以迂回策略保护大臣的美名；不允许自己的同母兄无忌为宰执，却因不愿留下“恃宠”恶名而请求李世民赦免其参与谋反的异母兄安业；性情不好奢靡，却有以丹羽金叶制作的“歧头履”传世；史载“造次必循礼”，却有活泼浪漫的《春游曲》流传；出生于崇尚佛教的家庭，却斥责佛道为异端，在重病时驳回皇帝为其大赦延寿的决定；对于自己掌管的宫人嫔妃非常仁慈，却敢于在其著作《女则》中毫不留情地指摘东汉明德皇后的过失。贞观十年六月己卯日（7月28日），长孙后在立政殿去世，时年36岁。
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谥号文德。李世民曾在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魏征婉谏，方作罢。她是一位十分令人玩味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位具备一切成为祸国妖姬特质以及条件的女子却选择了一条往往令今人曲解为压抑刻板的道路。也许结合今人所理解的相悖的两端，我们才能看清一位充满智慧、荣宠一生、优雅大气与妩媚活泼并存，且骄傲自负得可爱的贤后的真面目。
爱护丈夫以情为本
长孙皇后是隋朝一位将军的女儿，身上流有鲜卑族的血液。《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自小便显示出非凡的一面。她的舅舅高士廉曾给她算过卦，卜卦的人说她“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贵不可言，以后必将“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
这自然是史官的奉迎和迷信的附会，但她的性格中，确实有一种刚柔相济的迷人力量，温敦大气和端庄文雅如此和谐地体现在她身上。她13岁时便嫁给比自己大两岁的李世民为妻，恩爱异常。李世民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18岁时便劝自己的父亲李渊扯起义旗，反对混蛋皇帝杨广，终取得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贤内助，帮了不少忙。
当初，天纵神武、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小的秦王。因此，他积极收拢人才，暗暗积蓄力量，或是招募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大批骁勇武将，或是礼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诸多名士文臣，先建立自己的“影子”内阁，为夺取皇位做好准备。因此他的“天策府”当时有“小朝廷”的名号。这也就难怪当时有人对李渊说：“秦王恃他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也为了“隐太子猜忌滋甚”，长孙氏便在丈夫的授意下去皇宫做“卧底”，“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这样，一方面可以稳住老父的情绪，也可以积极探听太子党及朝廷的风向。估计后来李世民向老父亲告太子“淫乱后宫”的状，她也搜了不少材料，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后来当李世民精心策划并发动“玄武门之变”，干净利索地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是自己的亲兄弟）时，长孙氏才会“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后来，她病死前还亲自嘱咐太宗，对当时兵变的功臣房玄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因为“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这说明长孙皇后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她早就充分认识到政治斗争中“奇谋秘计”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丈夫“亲执弓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长孙氏并未抱“妇人之见”，而是心安理得地跑到一线，亲自犒劳慰问，这不但说明她有着过人胆识和理性，而且见证了她对丈夫的爱之浓、情之深。
辅佐君王进退有节
虽然后世对李世民以杀弟弑兄的非正常手段取得皇位喋骂不休，可实事求是地讲，他是一个好皇帝。他刚即位，便命令“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还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政尚简肃。如此这般，自然天下大悦。
大概正是长孙氏在玄武门事变中表现得体，李世民才会如此敬重她，即位后马上立她为皇后，而且常常和她“论及赏罚之事”。长孙皇后虽然很有见地，可她有自己的原则，深知古来妇人乱政专权的祸害，因此她引用古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话，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唐太宗还是很固执地讲给她听，但她保持沉默，“竟不之答”。不过，该说话时她还是会说。她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母性和妻性的“润滑剂”，对太宗进行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两件小事，最能说明问题。
长乐公主出嫁，由于她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所以想嫁妆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而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也不算过分。
可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对魏征的意见不以为然，就随口告诉了妻子。
长孙皇后不以为怒，反以为喜，赞叹道：“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然而又巧妙地补充道：“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后来，长孙皇后还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既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也许正是“淑问不已，柔风允塞”的长孙皇后赐予臣子温柔的力量，使得魏征犯颜直谏时多了几份豪然的底气，使得冰冷的政治有了一点人性的温度，也成就了一位圣明的君王。直到生命的最后，长孙皇后还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并向她深爱的君王提醒贤臣的价值，为她关心的臣子争取报效的机会。
治理后宫以德服众
作为后宫统帅，长孙皇后深知她的舞台在什么地方，也深知皇宫里关系的复杂和微妙。因此，最好的治理办法便是以身作则，以贤淑无私的德行默默感化，为后宫做表率。
史书上盛赞她的简朴。不仅她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而且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就是对自己的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时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皇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诫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器具的请求。但对于后宫妃嫔，她又是极其宽容。每逢后宫有人惹怒了皇上，她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将其“绳治”，等皇帝怒气消了，她又多半会替其开脱，“终不令有冤”。当时，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便不幸死去，皇后就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如果下边的妃子宫人生了病，她也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终使得“下怀其仁”，后宫不再冰冷，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长孙皇后还搜集了古代妇女的事例，亲自编撰了一本《女则》，共十篇。她写这本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检”，并没有留传后世的野心。等她去世后，这本书才被呈奉给皇上。唐太宗看后痛哭不已，给身边的臣子看，说：“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自醒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的人生。当初，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皇后就坚决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样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漩涡里。后来，在她病情渐有不起之势时，太子李承乾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为母后祈福。可她坚持不许，因为她清醒地知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她深明大义，终不愿因为自己而乱了国家的法度。就是在弥留之际，她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但这一次，皇帝没有听她的话，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宏伟，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她匆匆地走完了36年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但并不影响她的完美。在她当皇后时，朝野上下是一片赞声，便是后世，史家也给予她“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的高度评价。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那么，这是民间善意的附会还是奇特的巧合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需记得，历史的长河里，一位菩萨心肠的皇后，曾经留下永久的感动和温暖的传奇。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清朝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那么，怀念这个时代的同时，不要忘了，创造这个神奇时代君王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长孙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