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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发布时间： 2012-11-5 来源： 哲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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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逊 （资料图）
在整个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发现使社会说明革命化。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时代的社会理论家都坚持认为，实证科学不得不改造知识的逻辑，从而改造对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处理。尤其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出版之前，英国理论家就开始用进化的术语分析社会，不仅仅是用发展的术语（这具有更早的历史），而且特别用生物进化的术语。在该世纪初，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研究中就审查了自然定律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力学》（1851）中立足于孔德和生物科学的进化论陈述了他的社会学[ ]。这种孔德主义和科学进化观的结合对19世纪中期的思想家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社会进化变成了社会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进路。[ ]当皮尔逊在1892年强调科学方法和结果可以应用于社会问题，并在此后把优生学奠定在社会进化的版本之上时，他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 ]。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等科学部门都有重大贡献，在科学史、科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中也成就卓著。皮尔逊不是科学象牙塔和学术修道院的学者，他把科学方法和结果用于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研究，既出自他的广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兴趣，也出自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剧烈变化的时代和思想领域观点的争斗，亦为他提供了展现智慧的舞台。他是这样描绘那个时代的舞台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坚持个人权利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极端利他主义的年代；我们看到最高尚的理智力量，同时也伴随着迷信最奇怪的复发；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动向，可是也有不少个人主义的说教；宗教信仰的极端和明确的自由思想的极端相互争夺。这些相反的特征并非仅仅存在于势均力敌的社会对峙中。同一个人的心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逻辑一贯性，它将常常在微观宇宙中显示出我们时代的缩影。[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把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规律用来诠释或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信念，其倡导者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后来的演变中往往错误地把生物进化论[ ]滥用于各种社会学说，并不时与保守主义、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从而使社会达尔文主义蒙尘乃至名誉扫地。皮尔逊作为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仅把进化论思想用于认识论，而且也用于优生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的研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野中他既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启发性的见解和学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谬论。不管怎样，他在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时的态度和方法（注意严格的定义和数值测量）是认真的，也不像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好走极端。 皮尔逊对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评价很高。他把达尔文看作是我们的救助者，是一位给我们生活和我们居住的世界以新意义的人[ ]。他在批评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作的形而上学攻击时说：该理论的确是科学的理论，因为真正的理由在于它不企图说明任何东西。它接受生命事实，是因为我们知觉它们，并尝试用包括诸如变异、遗传、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这样的概念的简明公式来描述它们。他还批评了华莱士关于进化论不适用于人的历史、否认自然选择是描述文明人发展的充分有力的因素的观点，论证了自然选择对于阐明文明人的历史的充分性。（[4]，pp.421,485）他说： 在40年间，在我们对人类社会成长中的基本事实的评价中，发生了如此革命性的变化，不仅使得历史必须重写，而且也使我们的人生理论必须深刻地更改，同时必须使我们的行为逐渐地但却确定地适应新颖的理论。被斯宾塞的有启发性的但却很少有持久性的工作支持的达尔文之研究，使我们洞察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二者的发展；这种洞察迫使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观念，缓慢地扩展和强固我们的道德标准。（[4]，p.1） 皮尔逊对达尔文的思想是这样概括的：在给定的有机和无机环境下，一种个体比另一种个体能够更好地幸存或留下更多更强的后代，这因而被说成是自然地选择，与遗传结合的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要求三个因素——自然选择、性状遗传和导致差异繁殖力的性选择。他把进化概念理解为，有机体的进化是生命形式的进步变化，它通常与从某种形式或较简单的形式发展到复杂的形式相关。生命形式中进步变化的任何原因都是进化的因素。但是在我们能够接受它作为一种因素之前，我们不仅必须表明它似乎有理，而且如可能则证明它的定量的可靠性。[ ]他还表明，“最适者幸存”原理由博物学家首先提出，科学历史学家进一步证实，并修正为“较适者幸存”[ ]。 皮尔逊提出，生物进化论以及自然选择也适用于无机世界。他说，只要我们构想从无机实物到有机实物的完全而逐渐的连续变化，那么我们或者要求物理学家承认自然选择适用于无机实物，或者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家那里寻找它在生物体进化中成为一个因素的描述。在自然选择中存在着两个要素：有机的或无机的环境，作为消除较少适应这一环境的那些东西的过程的死亡。在行星的早期史及无生代时期的物理条件下，各种物理结构的化学产物的种类都可能出现，但一些种类的微粒群会保留其个体性（稳定的产物），另一些种类的微粒群则被分解或以新形式重新化合，有理由假定稳定产物的物理选择和不稳定产物的破坏可以继续进行。稳定化合物的这种选择是物理进化的真正困难的未来，但它并非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正好相同。在这种情形中，环境纯粹是无机的，“死亡”对应于分解为和最终被吸收进更稳定的化合物。这种物理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最早的有机实物的进化（演化）。当环境是无机的多于有机的时候，选择将是物理选择，反之则是生物选择或自然选择。（[4], pp.422-425） 在论述自然选择对于人的历史进化的作用时，皮尔逊指出，每一个种族的最早的历史都遵循能够具有精确科学陈述的人类发展的普遍定律，这一观点正在每天被比较人类学、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发现所确认。确实，这些定律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随物理环境、气候和地理情况而改变，但是在广阔的轮廓上，无论在哪里人的发展都遵从相同的进程。这种一致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观的、模糊的，但多半都是真实的，这是由于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人类的物理环境和较多的动物本能是进化的统治因素。（[4], pp.427）他在谈到能够借助进化原理描述远古史时说： 在给定时期，任何民族的经济条件与它的生殖率和它与它的邻国为土地和食物的间接斗争密切相关。对于任何民族的稳定性而言，所有制、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主要形式的性质并非少一些重要性。但是，这些形式的连续变化在近代史上通常隐藏在贸易和交换问题之下，在关于所有制、继承权、结婚和离婚的民法之下，或在贫困化、移居和性道德的典型统计量之下。那里有进化的古老因素，但是它们被伪装起来。只有当我们转向较少复杂性的社会成长阶段，我们才能充分把握为食物和性本能的满足而斗争在促成人的发展中所具有的直接意义。正是这种斗争，是在它的最广泛的涵义上描述所有现存的所有制和婚姻体系的基本公式。竞争的现代国家的法律和建制进而根植于所有权和婚姻。性本能和为食物的斗争把个体的人分离开来和联合起来；我们在它们中发现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本能的基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基础，这是就这些术语的最基本的意义而言的。（[4], pp.428-429） 同样地，在近代社会，也存在着生存斗争的明显例子。近代民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他们为贸易路线所有权的冲突，他们力图降低产品价格，他们力图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工匠，实际上都能用相同的进化定律来描述，但是这些定律的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难以分析得多。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生存斗争，它还正在促进民族的成长；但是，历史正如它现在被人所写的那样，在王朝、战争和对外政策的形式的外衣下，掩蔽了那些科学藉以最终概述人类成长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理学原理。（[4], p.428）在涉及自然选择与道德的关系时，皮尔逊认为，“最适者幸存”这个描述人类发展的公式也是生命中利他主义产物的源泉，生存斗争也是人类进步的基调。他不满意斯宾塞、赫胥黎、海克尔等人的悲观主义：生存斗争是在身或心较强的个人把他的较弱的同胞抛到一边，奴役或消灭他们；贫穷和疾病必然被视为在毁灭不适者时是有用的帮助，而健康和奢华则是对适者的奖励。他批驳了海克尔的误解：“最适者幸存”和“最佳者凯旋”的自然选择原理是贵族主义的，肯定不是民主主义的，根本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他论证道，生存斗争不仅包括个体人与个体人的斗争，而且也包括个别社会与个别社会的斗争，以及人类总体与其有机的和无机的环境的斗争。个人对于发展他自己的最大能力的兴趣是变革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让我们称其为个人主义。但是，各个社会对发展它们的资源、对于因为在社会与社会之间永远进行的剧烈斗争而组织它们自己的兴趣，这同样是进化的重要因素。当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于人类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点。各个社会对于教育、训练和组织它们的所有个体成员的能力具有最强烈的兴趣，因为这是社会能够在生存斗争中幸存的唯一条件。这种社会组织的趋势总是在进步的共同体中占优势，可以在该词的最合适和最广泛的意义上命名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以及同样多的个人主义的趋势是基本的进化原理的直接结局。最后，还存在着第三种进化因素，即对人类来说一般来自反对有机的和无机的敌手的公共组织的好处。全世界的人的相互依赖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确地被承认的事实。在世界一个部分的人控制他们的物理环境的失败，可能导致世界对面的饥荒；一个民族的科学家战胜微小的杆菌是全人类的胜利。因此，人在世界各地对于人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的控制的发展，对于每一个个别群体都具有真正的重要性。人在与环境斗争中的这种休戚相关是与进化定律的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样的特征，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人道主义。这一系列分析将导致我们从简单的最适者幸存定律达到有助于改变人们生活的三个重大因素——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我们对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在较小程度上对人道主义的强烈的遗传下来的本能，引导我们达到关于行为、对自己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人类的责任的准则，可是我们的祖先还被教导认为这些准则是超感觉的天意或神圣赐予的结果，甚至他们的子孙还认为，这些准则是由于在宇宙中的一般的神秘的正直倾向或某种道德目的。（[4],pp.431-434）皮尔逊的结论是： 个人的发展、人与人斗争的产物，被看作是受社会单位的组织控制的、是社会与社会斗争的产物。个别社会的发展，即便是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受到在文明人类中人的休戚相关的本能的影响，是文明反对野蛮、针对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的斗争的产物。借助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三个因素描述个人、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连续斗争是最适者幸存原理，从科学的立场来看，该原理是我们能够给予健康活动、同情、爱和人们作为他们的主要遗产而珍重的社会行为这些纯粹人的天赋之起源的唯一解释。（[4],pp.438-439） 皮尔逊从自然史和进化论的视角考察了民族问题，他发现适者幸存的规律对人类为真。由于民族与民族的生存斗争像群居动物之间的斗争，人的共同体像蚂蚁社群和一群水牛一样地服从有机自然的规律，这必然有其残酷的一面，但却是通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我们不能逃脱这些规律，抗议它们在某些时期的残忍和嗜血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只能研究这些规律，辨认它们把什么获得物带给人，敦促政治家和思想家尊重和利用它们，正像工程师和发明家尊重同样不可改变的物理自然的规律并把它们转化为人的利益一样。他说： 世界的起源和生命的意义对于诗人、神学家和科学人（man of science）来说同样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调停者处于三种人所承认的秘密之间的人，当从人的相对立场去判断时，看到自然过程的残酷，但是却在其中发现了不确定的“向着正当性的趋势”。如果他意指的所谓的正当性是较广泛的人的同情、较强烈的社会本能、较敏感的怜悯和较清楚的品行原则，那么我相信，那种倾向、那种人类的连续进步是几乎未被承认的种族与种族的痛苦斗争的结局，是像其他生命一样的、服从适者幸存和在体力和智力上更好组织起来的人胜利的严厉法则的结果。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像个体的人一样，只有通过痛苦和受难才能进展。进步的路线是用民族的遭难铺就的；处处可以看到劣等种族大量丧生和牺牲的痕迹，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更大完善的道路。可是，说实在的，这些死掉的人是楼梯的石级，人类正是踩着这些石级上升到今天的智力和较深沉的感情生活的。[ ] 这些言论在今天听起来也许不那么顺耳，且有种族主义的弱肉强食之嫌，但历史事实却是如此。用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能否诠释它呢？ 皮尔逊在把进化论以及自然选择用于人类及其社会的探究时，尽管不无斧凿和牵强之处，但是无论如何，他是立足于理性和实证的科学立场的。他抱怨说，由于进化是近代科学思想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因此普通评论者乃至许多科学家都把自己命名为进化的东西视为科学的。他遗憾地看到，进化术语首先被生物学家、其次被伪科学家、最后被公众可怕地滥用了，以致它变成覆盖任何笨拙推理的无意义的时髦用语。他强调在研究中必须清楚而简明地定义，从而使测量和计算得以进行。例如，他指出自然选择的真正量度是选择的死亡率，遗传的真正量度是在双亲和后代身上分别产生的一些特征和器官之间的数值相关，随机交配的真正量度是退化率，而许多研究者则轻视这些数值测量。他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生物定律的关系时，必须就自然选择的几个因素的相对数值的重要性做近似的的测量，即使是粗糙的测量，只有此时才有谈论的资格。他从人体测量学的统计资料和人类学事实的有限审查中所得到的证据表明，在文明人的情况中，群内选择仅起十分小的作用。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生物学妖怪的制造就像在社会改革领地上谋划经济稻草人一样，是无效用的工作。（[5],pp.103,63,138） 参 考 文 献 [ ] 科学史家丹皮尔认为，斯宾塞表述自然选择的用语是“最适者生存”。孤立地看，这句话实在是一种循环论证：什么叫最适者？回答是：“最适者是指最能适应环境而言。”这种最适者可以是一种比以前的类型更高级的类型，也可以是一种较低级的类型。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演化，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参见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版，第426页。 [ ] S. M. Den Otter, British Idealism and Social Explanation, A Study in Late Victorian Thought,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6, pp.52,89. [ ] 许多作者都注意到这一点。除前注[1]第425页和[2]pp.52,89之外，还有J. R. Ravetz,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96, p.346. [ ] K.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Walter Scott, London, 1892. [ ] 生物进化论在达尔文谦逊的心目中只是一种科学假设，该学说或可用自然选择的假设部分地加以解释。但是，它后来却被视为一种哲学或信条。其实，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本意，他甚至反对这样的泛化和滥用。皮尔逊在《社会主义和自然选择》（1894）一文的题记中引用的达尔文的如下言论就是明证：“劝服……通过自然选择使社会主义和进化结合似乎是多么愚蠢的观念。”参见K. Pearson, The Chances of Death and Other Studies in Evolution, Vol.I,Edward Amold,London and New York, 1897, p.103. [ ] E. S. Pearson, Karl Pearson, An Appreciation of Some Aspects of his life and Work,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8, p.113. [ ] K. Pearson, The Grammar of Science,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Adam & Charles Black, London, 1900, pp.380,417-418. [ ] K. Pearson, The Ethic of Freethought and Other Addresses and Essays, Second Edition (revised),Adam and Charles Black, New York,190i, p.411. [ ] 皮尔逊所谓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往往分别含有“个体化”和“社会化”的意思。 [ ] K. Pearson,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cience,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1, pp.60-64. （作者：李醒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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