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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学网 赖振寅 更新时间：2012-8-30 13:16:13
(转自景苑文化)
提笔写下这个题目，心中顿生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想想几十年前因“钗黛合一”而起的那场风波，想想几十年来许多研究者在其中倾注的心血，想想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极其深厚的学术及政治文化内涵，一时间百端交集!思绪纷乱，竟不知该从何说起，从何写起。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
“钗黛合一”，这既是一个意蕴深邃的学术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份量厚重的人生话题”学术的辛酸与人生的苦辣合而为一，尽在其中。虽然，今天的人们可以以一种轻松的口吻重提这段旧话，并且可以以一种纯学术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命题，但鉴于这个命题超乎寻常的深奥与复杂，致使我们在时隔几十年后，仍难以品评辨别隐于其中的无穷韵味，无法给因之而起的一桩红学“公案”作出客观而公正的结论，无法给当代文学史、红学史，乃至思想史作出一个明确交代。对于今天的红学研究而言，“钗黛合一”，仍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钗黛合一”与“钗黛合一说”
〖导读〗
“钗黛合一”或曰“二美合一”，并非后人凭空杜撰，而是《红楼梦》一书中固有的事实。它是体现在原作及脂评中作者的艺术构思。“它的是与非、对与错，只能由作者或批书人承当，而不应由其他任何人任其咎。"①这个看似简单却得来不易的初步结论，应是我们在重新面对“钗黛合一”这一命题及重新评价“批俞”运动时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起点。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钗黛合一”非“钗黛合一说”，前者是书中事实，后者是书外观点。俞平伯先生是“钗黛合一”这一作品事实的发现者，同时又是“钗黛合一说”的提出者。作为发现者，他无需替作者或批书人承担责任，但作为“钗黛合一说”的提出者，他又必须要对自己的观点负责。
清人解弢在其《小说话》中有云:
“山蕴宝藏，光泽外泄，矿师争入，求之未得，斯时也，知此山必有矿，而究不知其矿脉之所在，于是攀崖坠谷，搜岩剔穴，虽异宝未获，而奇景已大增其眼福矣。今世之读红楼者，乃大类是。争谓其底里有极大之秘密，为世之所乐闻者，皆欲首先探出，供饷社会，以鸣奇功。推敲字句，参校结构，恍惚迷离，妄加比附，人持此说，纷然聚讼，迄未有一贯之发明，钳息众喙。然从事于此者，仍爬罗剔抉，辛苦不舍，良由其文字有大足动人者在。不然，虽有珍秘之文，而蒙以拙劣之文字，正如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矣。②
好书不厌百回读，经典常招聚讼至。红楼一书，小说中之最最佳品也，人人无不喜读之，且无不喜考订之，批评之。
是书内蕴宝藏，外泄光泽。治红学者，有如“矿师”，面临“宝山”，蜂拥而入。及至身临其境，方知此境非寻常之境，乃是一烟云模糊、神奇险峻之幻境也。虽攀崖坠谷、搜岩剔穴、推敲参校、辛苦勘探，却因此山矿脉奇诡、深藏不露，故历来少有一贯之发明。更有“矿师”于恍惚迷离间妄加比附，隔山断脉，执一而论，终招致聚讼纷至沓来。常闻人曰:“喜红楼而厌红学。”又闻人云:“红楼门前有三多:是非多、争执多、误会多。”斯言信矣!
红学“三多”，由来已久，成因复杂，非治红学者有意为之。若深究起来，实由红楼一书的深、奇、险、秘所致。作者曹雪芹撰此书，隐微言大义于字里行间，有意瞒蔽、难为观者，玄幻之至，狡猾之甚。是书不仅工于叙事述真，更善于影射致幻。似谲而正，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伏脉千里，大有深意存焉。故观者难解其中味，难辨虚实真假，便也在情理之中。但身为治红学者，则不应一味地以此为搪塞、推诿之由。红学境况不佳，遭人非议，除了来自作品本身的原因之外，还与当代红学研究在学术心态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久拖不决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近代红学，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在他的《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写道: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红楼梦》可以说是最受重视的一部文学作品。近五六十年来，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文字，如果全部收集在一起，恐怕会使“汗牛充栋”这个古老的成语失去它的夸张意味。……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和“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③
虽同为显学，但红学之显，远非“甲骨学”和“敦煌学”所能比，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来形容某一时期的红学盛况亦并不为过。在当代学术史上，红学之显要，大大超出自身学科的领地，甚至远远超出学术研究的苑限。作为一门文学学科，源自红学界自身内部的学术纷扰就已使它热闹异常、嘈杂不堪，更兼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介入，终使其成为一门广受世人关注，参与者甚众，各种著述、文字如“汗牛充栋”，各种观点、解说层出不穷的复合型学科。其他学科对红学疆域的渗透、挤压、侵占，曾使红学研究步入歧途，在不同时期变异出诸如道德红学、历史红学、政治红学等各种形态。近些年来红学界一些学者提出“还红学以文学”的号召，以期通过红学界的共同努力能使红学研究走出迷津，回归正道。窃以为，回归文本是新世纪红学谋求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红学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还红学以文学”的研究理念贯彻到具体研究中，能否剥离长期粘附在红学之上的非学术的寄生物，能否排除其他学科的干扰而使其获得学科发展所必需的独立自足性。红学之为学，首先在于文学，关键在于文学，根本在于文学。
红学史上，曾有许多次因对作品的不同理解及对作者原意的不同解释而引发的学术纷争，这些纷争因混杂了太多非红学、甚至非学术的因素而使问题变得异常复杂。本文将要论及的“钗黛合一”，即为一典型且著名的“三多”话题。为避免对其研讨成为新一轮争执的开始，为避免新的是非、新的误会，笔者在开篇之际，先将与此命题相关的主要证据、资料实录如下，将“宾语”前置，“主语”后退，让证据先出场，让事实先说话，笔者将此举戏称为“本末倒置”话《红楼》。
《红楼梦》一书中，有关“钗黛合一”的内证(正文)、旁证(脂批)主要现于第五回。是回写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聚，于宁府内花园赏梅。席间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蓉之妻秦氏遵贾母之嘱，引宝玉来到自己房中歇息。
那宝玉刚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来到“朱兰白玉，绿树清溪”。“人迹希逢，飞尘不到”的太虚幻境。
在太虚幻境二层门内配殿“薄命司”中，宝玉首次见到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簿册中以诗配画的形式暗示了金陵省中众多女子的命运信息。
宝玉先取出“又副册”来看，看了不解，遂掷下又取出“副册”翻看，看了仍不解，便又掷了，再去取“正册”看。
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词，道是: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甲戌本在“可叹停机德”一句旁加批曰:“此句薛。”在“堪怜咏絮才”一句旁加批曰:“此句林。”在“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两句旁批曰:“寓意深远，皆非生其地之意。”
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其余十位女子均一人独占一诗一画，独独身为十二钗之冠首的钗黛二人却合为一图，合咏为一诗，这于情于理均不合，作者究竟寓何深意于其中。这是“钗黛合一”作为原作中一固有事实的主要证据。
亦是本回中，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先灵之嘱，欲以情欲声色等事警醒宝玉之痴顽，以使其能跳出迷人圈子，归于正途。警幻设摆酒馔，款待宝玉，饮酒间有十二个舞女上来，演唱新制的《红楼梦》十二支曲，宝玉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听完“正曲”，竟尚未悟。
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有如黛玉。(甲戌本此处加批曰:“难得双兼，妙极!”)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蒙旁:“色而不淫”四字已烂熟于各小说中，今却特贬其说，批驳出矫饰之非，可谓至切至当，亦可以唤醒众人，勿为前人之矫词所惑也。)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甲旁:“'色而不淫’，今翻案，奇甚!”)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甲旁:多大胆量，敢作如此之文。)
宝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垂训饬，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小，不知淫字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是以特引前来，醉以灵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甲旁: 妙!盖指薛林而言也。)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阁幻境之风光尚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引文中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此段引文，乃是证明“钗黛合一”为书中固有事实之另一证据。细读所引正文及脂批，可以断定，作者确有不便明示的“深意”隐于其间。
另，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有一条长批:“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谬矣。”
此段脂批中，批书人明确指出“钗黛合一”乃作品中原有事实，其中确然体现着作者的某种创作意图。此条脂批，可视为“钗黛合一”为书中固有事实之一条补充性证据。
从以上所引书中正文及脂批中可以看出，所谓“钗黛合一”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无中生有，而是《红楼梦》一书中固有的事实。自《红楼梦》问世以来，这一书中事实便一直存在着。从脂砚斋的提示可以看出，“钗黛合一”乃是体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一种创作构想，其中隐含着作者不便明示的某种意图。因作者对其命意深藏不露，且因其多出现于令人惝恍迷离的“太虚幻境”中，故在《红楼梦》问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均被作者的 “瞒笔”障眼，未能发现这一书中玄机，未能参透作者的用意。“钗黛合一”这一作品事实一直是微秘久藏，隐而不露，藏于“幻境”人未识，直到二十世纪初被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发现。
在192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一书“作者的态度”一节中，俞平伯先生首次披露《红楼梦》一书中“钗黛合一”的有关证据，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阐发、论证“《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这一观点时，俞先生首先对“《红楼梦》的作者糟蹋闺阁”这一旧有观点提出质疑，继而将笔锋转向“钗黛之争”这个红学重要话题，并就此对“左钗右黛”的传统红学观念提出批评，对书中流露的作者的态度作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推断。俞先生在文中这样写道:
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观念，虽较上一说尽情理一点，但荒谬的地方却并不减少。他们以为《红楼梦》是一部变相的《春秋经》，以为处处都有褒贬。最普通的信念，是右黛而左钗。因此凡他们认为是宝钗一党的人――如袭人凤姐王夫人一类――作者都痛恨不置的。作者和他们一唱一和，真是好看煞人。但雪芹先生恐怕不肯承认罢。
我先以原文证此说之谬，然后再推求他们所以之谬的原因。作者在《红楼梦》引子上说:“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是曲既为十二钗而作，则金是钗玉是黛，很无可疑的。悲悼犹我们说惋惜，既曰惋惜，当然与痛骂有些不同罢。这是雪芹不肯痛骂宝钗的一个铁证。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双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为三家村妇，或黄毛鸦头，那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雪芹大约会先知的，所以他自己先声明一下，对于上述两种误会，作一个正式的抗辩。④
在1953年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中，俞先生对先前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发:
红楼一书中，薛林雅调，堪称双绝，虽作者才高殊难分其高下，公子情多亦曰“还要斟酌。”岂以独钟之情遂移并秀之实乎。故叙述之际，每每移步换形，忽彼忽此，都令兰菊竞芳，燕环角艳。殆从盲左晋楚争长脱化出来。或疑为臆测，试以本书疏证之。
从大处看，第五回太虚幻境的册子，名为十二钗正册，却只有十一幅图，十一首诗，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为一诗。这两个人难道不够重要，不该每人独占一幅画儿一首诗么?然而不然者，作者的意思非常显明，就是想回避这先后的问题。或者有困难，或者故弄狡狯，总之他是不说哩。至于新制《红楼梦曲》除首尾各一支不算，十二钗恰好得十二支。那总应该分了先后罢。不然，它的安排也很有趣味的，始终被他逃避过了这先后的问题。因为第一支《终身误》钗黛合写;第二支《枉凝眉》独咏潇湘，在分量上黛玉是重了一点，但次序上伊并不曾先了一步。可见作者匠心，所以非泛泛笔也。⑤
此段文字之后，俞先生还特别加了一条注释，原注如下:
此外还有一说当时没有想到的，即第四十二回脂砚斋评所谓“钗黛合而为一”之说。这似乎很奇不可信，但从十二钗正册图钗黛画在一幅上，所以只有十一个图，这个暗示来看，此说也有它的道理。况且脂砚斋他看过后部红楼，至少也看过一大部分，自然要比咱们知道得清楚了。⑥
从《红楼梦》一书问世，到“钗黛合一”被发现，这期间大体经历了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钗黛合一”这一作品事实及其内涵一直是微秘久藏、无人识破。相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旷世希逢、意蕴深邃的“奇书”而言，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幽微隐秘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将俞先生对“钗黛合一”的发现视为二十世纪红学研究中的一大发现，这种提法亦并不为过。“钗黛合一”这一作品事实的发现以及俞平伯先生对其发表的个人见解，标志着对《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已摆脱了旧红学的羁绊，而进入到一个注重作者思想、作品风格研究的新时期。
俞平伯先生最初发现并引用“钗黛合一”这一书中事实，原只为抨击旧红学中以《红楼梦》为一部变相的春秋经，左钗而右黛的谬误。依俞先生的理解，作者的态度既然是“悲金悼玉”，那么，他对钗黛二人便自然是无褒贬、无轻重。此二人在书中是“各极其妙，莫能相下”，虽作者才高，亦殊难分其高下。可见，给宝钗及“钗党”平反，是俞平伯先生援引“钗黛合一”这一书中事实的初衷。换句话讲，俞平伯先生之所以借用这一书中内证，原只为验证他作为《红楼梦》的研究者对作者意图、态度的所下推断的合理性。这样，“钗黛合一”这一书中事实在经俞平伯先生释义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书外的“钗黛合一说”。前者是“曹说、脂说”，后者是“俞说”。
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文学研究中的发现，非同于科学上的发现，而是一种带有发现者个人主观色彩的发现。俞平伯先生作为一名红学研究者，他在发现并提出“钗黛合一”的同时，便会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主观化理解与感悟掺入其中，使之成为一种带有发现者个人主观色彩的作品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原有的事实(作者的原意)与释义者对其的释义两者间往往是会出现一定偏差的。关于这一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辨》一书《＜红楼梦＞底风格》中也曾特别提到过:
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俗话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就是这类情景的写照了。我在这里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见私好，至于排不干净的主观色彩，只好请读者原谅了……我极喜欢读《红楼梦》，更极佩服曹雪芹，但《红楼梦》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的书。所以，我不愿意因我底个人私好，来淹没本书的真相。⑦
文学的眼光不同于科学的眼光，文学鉴赏不同于科学研究。文学批评常会因批评者眼光的不同而出现偏好的。相对于常规的文学鉴赏而言，甲是乙非、见仁见智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对于“钗黛合一”这一书中事实及隐于其间的作者的意图，读者完全可以依个人的理解在尽量不违背作品“质规定性”的前提下，对其作出个人化的推断及释义。读者完全可以将个人的偏好带入到阅读的过程中去获得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与领悟，而不必对原作或他人负责，也不必以放弃个人主见为代价去追求并获得一种群体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钗黛合一”这一构想及作品事实实际上就是一种激发读者想象与领悟的素材，一千个读者完全可以有一千种对“钗黛合一”的理解与释义。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文学文本确定性含义的追求，虽非文学鉴赏的终极目的，却是文学批评及学术研究的起点。文学批评，尤其是学术研究，有义务为文学阅读提供一个规范的背景和客观性证据，有义务给读者的阅读提供必要的引导与指导，有必要剔除作品中各种原生性歧义或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滋生的各种寄生性误解，有必要在作品的客观规定性与读者的主观差异性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以达到最佳的阅读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研究者的行为便已不再是一种纯个人的行为。他的研究、批评行为既要对原作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他的批评应尽可能针对作者的意图展开，他的研究应尽可能地去迫近并重建作者的意图，而不应因其个人的私好偏见，歪曲作者的原意，湮没原书的真相，误导读者的阅读。
“钗黛合一”是当代红学研究中一个敏感话题，俞平伯先生对“钗黛合一”的解说曾在当代红学史上引起过重大争议。今天，我们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重新研究这个命题时，首先应将书中观点(曹说、脂说)与书外观点(俞说)严格区分开来，将作者的原意与释义者的释义区分开来，将“钗黛合一”与“钗黛合一说”区分开来，然后再去深入探究《红楼梦》一书的作者赋予“钗黛合一”的真实命意，研核并评价俞平伯先生对于“钗黛合一”的释义的妥当性。以往的研究之所以未能在这个命题上取得突破，关键在于没有将“钗黛合一”和“钗黛合一说”区别开来，没有将书中事实与书外观点界定清楚，而是将“曹说、脂说”同“俞说”混为一谈，结果便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造成了诸多的遗憾。
二、“钗黛合一说”与“批俞”运动
〖导读〗
“钗黛合一说”既是“批俞”运动的触发点、焦点话题，同时也是“批俞”运动的遗留问题。“批俞”运动是一场由“小人物”发难，“大人物”操控，因学术而起，由政治而终;以评“红”批“俞”为形式、为契机，以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政治运动。运动中对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的批判由书里而书外，由学术而政治，由批“俞”而批“胡(适)”，最终演化为一场声势浩大、波及面甚广的政治运动。用政治的大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学术问题，以政治观代替文艺观，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批俞”运动与其后一系列政治运动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其政治性、学术性混杂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在评价这场运动时不能将其简单化，而应分别从政治与学术这样两个层面上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20世代50年代的'批俞’运动不仅是《红楼梦》研究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即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都是值得记下的一页。”⑧
试想，一部在传统观念中难登大雅的稗官野史，一本由文人写就的评“红”著作，两个“小人物”的率先发难，竟能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政治运动，而这场运动又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影响到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学术文化、政治文化的发展走向，此等史无前例之奇事，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倏忽之间，五十年时光若弹指一挥。驻足二十一世纪，回首望去，“批俞”运动早已是硝烟散尽。那场运动中的“轶闻趣事”也已为人们所淡忘;当年运动中的一些热点、焦点话题或被岁月尘封，或已被层出不穷的时尚新学所代替。“批俞”运动虽为陈迹旧事，但这场运动带给当代红学研究、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思想史的影响却远未消除。与此同时，红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对“批俞”运动的研究、评述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经诸多研究者历时数十年的“搜剔挎刨”，如今，“批俞”运动“这一页”在各类红学著作及当代文学史中已有了较为详尽的记述，“批俞”运动台前幕后的“故事”也已基本上大白于天下。但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页”至今尚未定稿。尚有一些是非未能澄清，一些误会未能消除，一些问题未能解决。
在彻底摆脱了“政治功利论”与“庸俗社会学”的束缚之后，当代红学研究在如何评价“批俞”运动这个关键问题上虽已取得很大进展，却未有实质性突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批俞”运动是水已落，“石”却未全出。尚有一些“暗礁”有待排除，尚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本文所论及的“钗黛合一”即为其中最大且隐藏最深的一块。可以这样讲，数十年来，红学界对“钗黛合一”及“钗黛合一说”解说及定性的困难，是造成“批俞”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的最直接原因。
众所周知，“钗黛合一说”既是“批俞”运动的触发点、焦点话题，也是“批俞”运动的遗留问题。五十年前的“批俞”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因之而起。运动中，“钗黛合一说”被当作俞平伯先生诸多红学观点中的代表性观点成为评“红”批“俞”的焦点及其后由批“俞”而至批“胡”的转折点。对“钗黛合一说”的批判贯穿“批俞”运动始末，成为“批俞”运动的发起者借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可以这样讲，对“钗黛合一说”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批俞”运动，但“批俞”运动仅只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大批判方式在政治层面上对“钗黛合一说”进行了“盖棺”，却未从学术层面上对其予以“论定”。从建国初期政治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批俞”运动在政治上可谓是大获全胜，但这种成功却是以损害、甚至牺牲学术为代价的。其后，当“批俞”运动的政治功利色彩随时光的推移而渐渐消褪之后，其在学术上的局限性及所造成的缺憾便在所难免地彰显出来，终使“钗黛合一说”成了“批俞”运动的遗留问题。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五十年前的“批俞”运动就像是一项为赶工期而匆匆完工的工程，它虽然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却也制造并遗留下了很多问题。解决的是政治问题，遗留下了学术问题。“钗黛合一说”即为“批俞”运动遗留下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一个。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一个无关要紧的枝节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对“钗黛合一说”的定性及评价事关重大，既关乎对俞平伯先生几十年红学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也关乎对“批俞”运动中的一些当事人在那场运动中功过是非的评判。与此同时，由于“钗黛合一”源自于《红楼梦》一书，故对它的定性也关乎对《红楼梦》一书艺术及思想价值的总体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同时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害问题。
靖藏本《石头记》第十三回回前诗中有这么两句:“一步行来错，回首已百年。”如将其中的百年改为五十年，倒很适合来评价“批俞”运动所造成的一些历史遗憾。诗中流露出的那种不堪回首的悔意颇似过来人对那场运动的复杂感情。
一部红学史，从来就不乏因时代及个人的局限而造成的缺憾，好在后浪推前浪的红学研究从来也不乏面对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决心。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红学界，乃至更大范围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本着一种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初衷，对“批俞”运动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对“批俞”运动的一些遗留问题进行了重新研核考察，并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见解。这种富于建设性的研究剥离了长期以来附着于红学之上的种种非学术的、不规范的干扰因素，使得长期以来受左倾思想影响甚深的红学研究重又回到了规范而严谨的学术正轨上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具体到对于“钗黛合一”及“钗黛合一说”的研究，经许多学者扎实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发掘出许多长久以来被掩盖或忽略了的证据线索，澄清了许多来自书里或书外的事实，消除了一些人们对该命题的误解、误会，重新恢复其作为一学术命题的本来面目，沟通了其与《红楼梦》一书作者创作意图的内在固有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新说、新解。这些新说、新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钗黛合一”这个命题的内涵，深刻领会作者寓于其中的创作命意，正确把握《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意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截止到目前，针对此命题，红学界已就以下几点达成了基本共识:
第一、“钗黛合一”或曰“二美合一”，并非后人凭空杜撰、无中生有，而是《红楼梦》一书中固有的事实。
第二、“钗黛合一”作为体现于作品中的作者的艺术构思，其中隐含着作者不便明示的某种创作意图，属《红楼梦》一书的深层建构。
第三、“批俞”运动中对于俞平伯先生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将书里与书外、“曹说”与“俞说”、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的失误。
第四、“批俞”运动中对于“钗黛合一说”的定性是不恰当的，将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升格为政治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学术文化建设的。
近二十年来，有关“钗黛合一”、“钗黛合一说”、“批俞”运动的话题不断有学者论及，且不断有新说、新解问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解。“钗黛合一”作为一红学命题，属《红楼梦》一书的深层建构，其在作品中的存在方式颇类似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谓的“冰山效应”，露出水面的只是冰山的一角(现象、线索)，隐于水下的巨大山体(意蕴、观念)才是作品的主体。单就《红楼梦》一书而言，“钗黛合一”已为一难解之谜，更兼“批俞”运动将其复杂化，使之成为一集现实与历史、文学与政治、学术与人生、书里与书外诸多因素为一体的复合命题。故学术界对此命题的研究就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郢书燕说、执一而论、论甘忌辛、管见豹窥的错误。近些年来，红学界对此命题的研究虽新说、新解迭现，“惊人发现”、“水落石出”的呼声不断，但客观地讲，截止到目前，对此命题的研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尚未有实质性突破:
第一、“钗黛合一说”究竟是“俞说”还是“曹说”?究竟是书中事实还是书外观点?“批俞”运动是否是“曹”冠“俞”戴，批错了对象?
第二、“钗黛合一”作为体现于原作中的作者的一种创作构想，其中究竟隐含着什么寓意?
第三、俞平伯先生对“钗黛合一”这一书中事实的解说与曹雪芹的对其命意是否一致?
第四、如何看待并评价《红楼梦》一书中“钗黛合一”的构想及俞平伯先生对它的解说?
第五、“钗黛合一”作为书中固有的事实，是否如有学者所说，属书中糟粕，是由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局限与失误所致?
以上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钗黛合一”的解说上"可以这样讲，对《红楼梦》一书中“钗黛合一”这一作品事实解说的困难造成了对俞平伯先生“钗黛合一说”定性的困难，而对“钗黛合一说”定性的困难则又直接导致了对“批俞”运动中一些遗留问题的定论的困难。“钗黛合一说”之所以成为“批俞”运动的遗留问题，且这个遗留问题之所以长久以来悬而未决，归根结底，关键在于我们未能探明作者的意图，未能彻底揭开“钗黛合一”之谜。
有学者在谈到“批俞”运动的起因时认为这场运动纯属一场误会，甚至是天大的误会。误会的起因是“批俞”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基于对“钗黛合一说”的错误定位及定性，将《红楼梦》一书中作者及批书人的观点当作是俞先生的观点批来批去。由此得出“批俞”运动批错了对象，俞平伯先生是在替古人(曹雪芹、脂砚斋)受过这样一个结论。
这种观点在当今红学界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我们姑且称之为“误会说”"持此观点者认为，“批俞”运动中对“钗黛合一说的批判，实际上是批错了对象，纯属一场误会。”钗黛合一说”并非俞平伯先生原创，而是原书中的固有事实。它的对与错、是与非，只能由作者或批书人承当，而不应由任何其他人任其咎。俞平伯先生只是如实转述了原作者的观点，他所充当的只是一个发现者和转述者的角色，而非“钗黛合一说”的始作俑者。故他无需为此观点的对或错承担任何责任。俞平伯先生是一个蒙冤者，他实际上是在替曹雪芹或脂砚斋受过。而要彻底平反这场冤案，就须将此说还原到原作中去，让曹雪芹或脂砚斋去承当因之而起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还俞先生一个清白，才能彻底了结这一红学公案。
重新恢复“钗黛合一说”作为一学术问题的本来面目，将其还原到作品中，还原为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而追根究底、沿波讨源，查出真正的作案者，以此来洗去俞平伯先生所蒙受的的冤情，了结一桩红学公案。应该说，这种断案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并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要害，断案的方法有助于事实的澄清与责任的认定，应该说，此法不失为一种一了百了的好办法。但相对于“钗黛合一”这样一个深奥复杂的命题，此种做法是不是显得过于简单了些?会不会矫枉过正?会不会在消除旧的误会之后又制造出新的误会呢?更有甚者，如果在评价“批俞”运动时过分强调误会、夸大误会，会不会在平反今人替古人受过的冤案的同时，又制造出古人因今人而蒙冤的新冤案呢?如果说“批俞”运动纯属一场误会，那么，这其中除了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对俞平伯先生红学观点的误会之外，是否也存在着俞平伯先生对于原著及作者意图的误解呢?俞平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是否仅只是如实转述了作者及批书人的观点?俞平伯先生本人对“钗黛合一”的理解是否与作者的原意相符?应该说，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才是我们在对“批俞”运动下结论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在自己的著作中仅只是如实转录了作者的观点，或他对“钗黛合一”的解说与作者的原意是相一致的，那么，“批俞”运动毫无疑问地是批错了对象，纯属一场误会，甚至是一场天大的误会。但假如俞平伯先生在转述作者的观点时有意无意地掺入了自己的观点，或俞平伯先生对“钗黛合一”的理解与作者的原意相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坚持认为“批俞”运动批错了对象，纯属一场误会的话，那么，这其中的误会就大了。除了“批俞”运动的发起人、参与者对俞平伯先生的误会之外，这里面恐怕还可能有俞平伯先生对作者原意的误会……这种情况下的误会，已不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误会。
这种误会是我们不愿见到的，是我们在阅读或研究中应尽量避免的。但相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远远超乎于我们的认知能力之上的旷世奇书而言，这种误会又往往是难免的。既然误会不可避免，既然误会已经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彻底揭开“钗黛合一”之谜，见得作者原立意，才是彻底消除误会的唯一办法，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将“钗黛合一”这一学术命题与“批俞”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合而写之，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本文作者只留意于学术，无意干涉时政。但因“钗黛合一”属于“学政合一”的复合命题，要还原其学术的本色，恢复其本来面目，就不得不剥离附着于其上的政治“硬壳”及非学术的寄生物。故在此还需对“批俞”运动再赘述几句。
五十年前的“批俞”运动首开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先河，成为以文艺批评的方式触发并开展政治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但这场充满了火药味、洋溢着战斗精神的运动与其后那些政治运动毕竟还是有所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于“批俞”运动所独具的学术性特征上。学术性与政治性混杂，这既是“批俞”运动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我们在研究、评价“批俞”运动时不能忽略的一点。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动机及要求决定了这场运动的根本性质，但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及参与主体(知识分子阶层)的特殊性，使得这场运动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性。
既便是在今天，当我们重读五十年前的那些“批俞”“檄文”时，仍能强烈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学术气息。如由“批俞”运动的发起人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虽然此文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些时代及个人的局限，但“文章写得有深度、有气势、有文采，显出作者的才华与实力。⑨此文及其后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等文，无论就论点或立论而言，都极富开创性与建设性。在对于俞平伯先生的一些红学观点的批评上，李、蓝二人的文章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极具理论穿透力与说服力。文中除了对“钗黛合一说”等观点的批评存在着一些过激或失当之处外，其它大部分观点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仍是能站得住脚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与李、蓝二先生的文章相似，“批俞”运动中由一些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写就的评“红”批“俞”的文字，或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或借鉴苏俄文艺理论，或罗列举证相关史料，或宏观、或微观，虽立论的角度、依据、方法各有不同，但这类文章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写作者很高的学术素养与旨趣，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事求是地讲，“批俞”运动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局限，但其在学术上还是有所建树的。它制造并遗留下了很多问题，毕竟也解决了一些学术问题。这些学术问题的解决对于建立一种新型的，与社会变革、时代发展相吻合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在此无意提出“学术的批俞运动”这个概念，更无意为那段历史翻案。上述文字，可视为正式开篇之前的一个“楔子”，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将力求从学术角度探究并重建曹雪芹的创作意图，由意图进入本文，揭开“钗黛合一”之谜，以彻底了结这桩红学公案。
注 释:
①⑧⑨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第388页，第356页，第3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② 摘自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一书，第88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余英时《近代红学发展与红学的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摘自《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238页。
④⑤⑥⑦ 《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88年3月第1版，第186页，第568-569页，第576页，第189页。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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