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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凌，比暴力更可怕

 鸟巢阁 2012-11-17


         10月18日，加拿大青少年一年一度的励志集会“WeDay”在温哥华罗杰斯体育馆举行，来自加拿大全国的两万多名青少年参加，NBA明星魔术师约翰逊和卑诗省省长简蕙芝都亲临会场。

         这次盛会的主话题是“网络欺凌”，因为就在8天前，一个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参加“WeDay”的15岁少女阿曼达·托德因不堪网络欺凌而自杀身亡。

        “我感觉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笑话，没人应该这么惨。”这是阿曼达留给世间的遗言。
“可怕的眼睛”

      7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一）时，阿曼达被网友引诱，在网络摄像头前裸露上身，一年后她的半裸照被上传到网络，并发送给同学，而她则被陌生网友以“不就范就公布给更多熟人”相要挟，被迫继续在线做更多裸露“表演”，而这些新“表演”很快又成为新的要挟筹码。
为摆脱这双“可怕的眼睛”，阿曼达从原居住的枫树岭市搬家、转学至几十公里外的高贵林市，但那名可怕的陌生网友却仍能不断获得她的个人、家庭和交际圈信息，并继续发出威胁。甚至阿曼达因不堪压力喝漂白剂自杀未遂，网上也能立即发出漂白剂空瓶照片，并被讥讽“下次换瓶有效的喝”。

       在网络欺凌下，阿曼达没有朋友、没有被尊重感，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冷漠和欺侮，最终在10月10日，离自己16岁生日仅差一个月，这位花季少女在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向全球蔓延

       阿曼达的遭遇并非个案，网络欺凌早已是世界性话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交网站的风靡，网络欺凌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因其施暴者具有隐匿性以及不受时空局限的特性，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肉体暴力：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极易患上抑郁症，甚至有不少生命就此逝去。

       2007年至2008年是网络欺凌现象被社会广泛重视的开始。
2007年11月，美国13岁女孩梅根因一名自称16岁、网名“乔希”的“男孩”不间断侮辱、欺凌而上吊自杀，在自杀前的最后时刻，她的“我的空间”（MySpace）主页上不断闪出“乔希”发出的“世界没你会更美好”信息。更可怕的是，“乔希”其实是49岁家庭主妇劳莉——她是梅根的邻居，为替与梅根闹翻的女儿出气而冒充少男接近梅根，先引诱后者坠入情网，得手后再肆意欺凌，最终酿成惨剧。

       2008年6月5日，英国13岁少年山姆·里森在自家卧室自缢，死因源于网络：他是EMO音乐迷，喜欢按照其偶像的造型装扮自己，结果在青少年社交网站BEBO上遭到大量侮辱、嘲讽和隐私曝光，最终精神崩溃而自杀。主持葬礼的当地牧师卡侬·约翰·埃文斯怒斥“网络恐怖分子”谋杀了山姆，“这和当面向他开枪唯一的区别，是网络暴徒连面对自己受害者的勇气都没有”。

         而如今，网络欺凌现象愈加严重。加拿大日前所做调查显示，其初中生遭遇网络欺凌的比例高达35%左右；美国的调查显示，青少年网络欺凌率已从2007年的近4成增加到5成，且仍在继续增加中；去年2月，新加坡理工学院学生针对800名18至35岁本地青年所做调查显示，曾受到网络欺凌影响的受访者比例竟高达68.4%；甚至在向来被认为社会安定的芬兰，网络欺凌现象也不罕见，2010年一项针对13至16岁青少年的问卷调查显示，4.8%受访者系网络欺凌受害者，7.4%是肇事者。

因虚拟而无节制

        和传统的校园欺凌、街头欺凌和帮派欺凌相比，网络欺凌更可怕。因为传统欺凌受害者还有诸如家庭、朋友圈等避风港和“喘息时间”，而网络欺凌可以每天24小时、每周7天不间断，且随处发生，受害者在欺凌者面前几乎是透明的，且信息随时会被传递给任何人，而欺凌者却看不见、摸不着。
英国一名社会学家曾指出，由于是在虚拟世界施暴，施暴者看不见对方反应，又自感无需负责，因此经常会无节制、不择手段地进行欺凌，直至造成严重后果。

         一些论者指出，如今青少年越来越注重保护个人隐私，不愿和家长交流，而家长和学校也把“不干涉青少年私人空间”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这导致许多网络欺凌事件直到后果很严重时才被发现。
除了青少年，现实中也不乏有成年人遭遇网络欺凌的例子。

        “脸谱”上曾有一个名为“讨厌图书馆那个矮胖子”的群组，是专门为了侮辱英国坎特伯雷市肯特大学的图书馆助理、37岁的格雷厄姆·马拉格汉而建立的。马拉格汉经常受到骚扰与恐吓：他和他妻子的自行车闸都被切断过，还有人特地跑到他面前用手机拍照——目的是为了参加这个群组的“看谁能拍到最佳特写”的竞赛。

惩治难度大

          事实上，并非人们不重视网络欺凌现象。各国政府、法律界人士和教育工作者等早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种种应对之策。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相继开通了专门的网络热线，鼓励举报与网络欺凌有关的信息，一些国家政府专门成立了“儿童网络保护特别小组”，向受欺凌的青少年和家长提供建议和帮助。
然而这些“经验之谈”在阿曼达事件上遭到严重挫折：

         她早就寻求过学校、社会和家长帮助。她的父母知道她被欺凌，并积极帮助她应对；她的学校和教区也知道此事，她的转学就是学校干预的结果；警方知道她的裸照被散布，还专门登门通知了阿曼达一家；她的妈妈卡罗尔·托德是高贵林学区的技术辅导专家，熟悉学校、电脑和网络，也熟知网络各种潜在风险，却救不了自己的女儿；阿曼达本人曾在自杀前一个多月上传长达9分钟的YouTube视频，勇敢叙述自己被欺凌的故事，希望得到帮助……

但这一切仍然未能挽救阿曼达成为网络欺凌的牺牲品。

        加拿大华裔心理学家欧泽光痛心地说，这件事给了整个社会、教育和警政系统一记响亮耳光，因为这等于说，以前的种种说法，如“遇到网络欺凌要大声说出来，老师、家长和专业人士会保护你们”是欺人之谈。

          就在阿曼达自杀前不久，一名化名AB的加拿大17岁女生“遭网络欺凌案”的法庭裁决，刚刚引发全国性关注。在这起案件中，法庭最终裁决，受害者家庭可在不提供个人信息情况下，向网络公司索取施暴者资料以便指控，这一裁决乃世界首例。阿曼达自杀后，加拿大皇家骑警10月13日宣布，已动员20到25名全职人员调查此案。尽管警方发言人彼得·泰森宣布，收到来自世界各地400个以上线索，但迄今并无实质性突破。很显然，如此低下的应对效率，令网络欺凌成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施暴行为，而保护受害者、追究施暴者责任则变得既困难，又代价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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