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给近代科学留下了什么
李 军
摘 要
中世纪基督教以对科学的残酷镇压而著。然而,由于受毕达哥拉斯主义数学与神学相结合传统的影响,作为理性化的宗教,它始终无法摆脱对世俗学术的依赖性,一再试图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等人的学说的改造、吸收来维护其统治,却不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作了必要的积累与准备。
关键词 基督教 近代科学 经院哲学 唯名论 唯实论
通常,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被称为基督教中世纪的“千年暗夜”,它使人联想到教士的愚昧专横和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残酷迫害。然而,这却只是我们对这一历史最坏的一面较为了解,而对另一面知之甚少的结果。事实上,无论是早期的教父神学,还是后期的经院哲学,都表现出了与近代科学的某种“亲缘”关系。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谈起神学与科学的“亲缘”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490年)学派,神学与数学的结合就是从该派开始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原是神秘主义的一个支派,它起源于酒神的礼拜仪式。
这一学派素以对数字进行神秘崇拜而著称,他们将数看作万物的本原。人类通过数与形的方式观察自然,就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的,
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菲洛劳认为:“任何一种东西之能够被认识,是因为包含一种数,没有这种数,心灵什么东西也不能思考,什么东西也不能认识。”①这一学派从成比例的弦长能够发出谐音推论,整个宇宙都符合“数的和谐”,进而提出“天体和谐”、“天体乐章”的主张。这些思想无论对后来的哲学、基督教神学,还是对于从基督教的桎梏中脱颖而出的近代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科学兴起所借助的数理根基正是由这一学派最初奠定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而主要是通过新柏拉图主义和托勒密“地心说”达成的,这二者与基督教教义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在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界,柏拉图(约公元前428年—前348年)哲学受惠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最深。罗素曾指出:所谓柏拉图的东西,倘若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②。
的确,我们很难把柏拉图的那套“理念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作实质性区分。柏拉图在他的学说中把上帝描绘成了一位几何学家③。此后,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宗教,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的方法所支配着④。除柏拉图以外,另一位深受毕达哥拉斯主义影响的相关人物是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他的“地心说”后成为基督教的重要理论支柱。“地心说”也是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的前提和基础。托勒密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这一观点:相信球形是最完美的形体,匀速圆周运动是天体最完美的运动。⑤并在遵循最简单性的原则下,一心要把其工作建立在“算术和几何可争论的方法”之上。但托勒密为了在地球中心说的基础上,合理说明行星视运动,不得不引进偏心等距点的概念,同时还沿用了希帕克等人的本轮一均轮体系,最终他使用了80个套环,使其“地心说”事与愿违地复杂化了。
教父的工作整个中世纪大致可分为教父神学时期和经院哲学时期。
早期的教父神学时期,新柏拉图主义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数学和数学的方法渗入基督教神学,并有可能支配后者。新柏拉图主义是一种超理性主义哲学,远离物理与经验,而更接近神秘的观念。当这种哲学和神秘的祭仪宗教联系在一起,也就迎合了早期基督教宣扬的对于“上帝的超理性主义至上之爱”的需要,因而神父们的主要工作就成为如何将基督教教义与这种哲学相融合。
这就造成早期教父神学对世俗学术的冷漠乃至敌视,加上新柏拉图主义的象征主义,即便是在教父神学表现的最宽容的时期,世俗学术也只能作为神学的附庸,与教义相符,相近就会作为事实或一种象征性而得到承认,不符合理所当然地就会遭到镇压。
不过,我们知道,柏拉图哲学主要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他的“理念论”与后者的“数”的理论并无实质区别。他认为,先有理念,才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了理念才可认识,而一切认识都要指向理念,对理念的认识才是真理,实际上,他也接受了“一切皆数”,并认为上帝是几何学家。
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有了归结到“数”的可能性。
而新柏拉图主义则比柏拉图哲学更加接近毕达哥拉斯学派,它喜欢用数的神秘和谐或单位的几何学安排去解释宇宙。……
总是要在自然界中寻找数学关系,关系愈简单,从数学上就越好看,因而从这个观点来看也就越接近于自然。⑥这
种浓厚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成份,当基督教神学接受新柏拉图主义以后,也是无法摆脱的。而这导致类似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宗教与数学的结合,使早期基督教一方面是超理性化的,强调对上帝的高于理性的至上之爱;另一方面又是理性化的,它不断诱使基督教用理性与逻辑来维护自身,在基督教内部保留了近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数学的传统,也使之无法割断与世俗学术,以及形而下的物理世界的关系,并且开始造成一种唯理论观念,即世界作为有规律的统一的整体是可以被认识的,只不过极端强调经验事实应向预定理论靠拢而已。
因此,早期的教父神学与新柏拉图主义结合,从而继承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数学传统,并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以及现代理论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当然是那些神父所不愿意看到却又始料不及的。
作为“笔误”的圣托马斯哲学中世纪的后半期,基督教统治的世界面临着新的问题。数百年的教父神学的严格控制,使人们除了对带有神秘主义天启性的教义熟悉以外,对于世俗知识特别是关于眼前这个物理世界的知识是如此贫乏和陌生,以致于当阿拉伯人所保存下来的包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在内的希腊文化重新传回欧洲时,人们竟惊讶于古人有如此之高的成就。人们不能无视这些成就,欧洲开始慢慢吸收阿拉伯知识,甚至出现了知识复兴的迹象,后来出现了现代大学。⑦变化在基督教内部也产生了,出现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这些争论现在看来无聊而又愚蠢,但却包含对旧有教条框框的突破,甚至有了一点现代科学思想的火花。
如12世纪唯名论代表人物阿伯拉尔就曾说过:“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研究才能达到真理”,“要信仰必须先了解”。而在这一切变化进行的同时,奉行新柏拉图主义的教父神学悄然没落了,虽然在后来的很长时期内仍作为暗流存在着。显然基督教此时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1274年)的经院哲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他的哲学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这是基督教神学与世俗学术的一次空前调和,是在基督教作了某种退让的基础上达成的,即对世俗学术有条件地承认,并以这部分得到承认的学术作为基督教统治的支柱。
托马斯的工作似乎很有效,他的哲学也是经院哲学的·30·顶峰,在后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思想统治。但是阿奎那体系是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与科学建立起来的。⑧它一方面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处于绝对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公允了理性论证之风,这就给基督教自身日后埋下了祸根。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要比柏拉图关注自然界。柏拉图认为对理念的认识才叫真理,而对可感知世界的知识则不配这个称号,因而周围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地球是不值得研究和认识的。而亚里士多德却最早对科学进行了分类,著有《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在认识对象、认识方法上都有了重大改变。
如他曾论述过物体下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胚胎的发育过程,虽然大部分都是出于想当然的推理,但却使人们把目光和兴趣转移到这些可感知的事物上来,而有关这些可感知事物的认识结合后期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中的毕达哥拉斯成分,很容易被经验,更确切地说被实验所验证,这就不难解释在基督教统治如此残暴的情况下,会出现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挑战。
得到托马斯重视的还有托勒密体系,它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产物。对基督教而言,它不仅解释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简单与和谐,而且是“上帝创造的万物都是为了”这一教义的证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学说也带来了万物作为被认识对象的价值的提高。地球成为宇宙的中心,也意味着人的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们有理由确信,后期基督教内部隐含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潜在因素。托勒密学说给经院哲学带来的结果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后者对近代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确立起着突出作用。圣托马斯看到了托勒密体系的“价值”,即绝没有料到后来正是这一体系招致了基督教一统天下格局的瓦解作为一个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托勒密将其学说建立在简单性的原则之上,力求数学的简单和谐性,但结果却非常复杂。因此,当15、16世纪具有毕达哥拉斯成分的新柏拉图主义在意大利复活后,他的学说就日益受到了批评,哥白尼(公元1473—1543年)的“日心说”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作为取代品而产生的。哥白尼本人是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也是个地道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也正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简单和谐和唯美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日心说”。而这一学说却动摇了整个基督教神学的理论根基,最终不可收拾,也成为近代科学思想的第一次重大突破。因此,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巩固和维护了基督教统治地位,然而对于一心要遏制科学发展的基督教而言,某种程度上,它却又是这个神学的一个严重“失误”。
逾矩的唯名论唯实论之争
我们从科学史的角度探讨中世纪这段历史,发生在基督教内部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是不能忽视的。
这个争论主要是关于“个体与共相谁是唯一实在或更实在的”的问题。唯名论主张个体是实在的,而共相则是心灵的概念或名称。唯实论的主张正相反。早期的唯名论唯实论之争主要针对习以为常的教条化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唯名论的主张,实际仍属纯理性的思维方式。而在中世纪末期,由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带来的可感知的事物的重视,唯名论却带有强烈的经验论倾向,如罗吉尔·培根(公元1210—1294年)、威廉·奥卡姆(公元1290—1350年)等人的思想。以奥卡姆为例,他认为“可以只用少数几个原则(来说明事物)的时候却用了许多原则,就是浪费时间”,“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⑨这就是欧洲哲学史上著名的“奥卡姆的剃刀”。奥卡姆及其门徒就是企图用这把“剃刀”,“剃掉”经院哲学家的种种无聊的、烦琐的臆造,而使人们把目光转向对于事物的经验认识和具体研究。⑩这种经验倾向成了后来的弗朗西斯·培根(公元1561—1626年)哲学甚至英国经验论传统的先导,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作为经验科学的近代科学,其两大基础之一的经验实证基础就是在此时奠定的。(另一基础为数理基础)。而唯实论,不管是柏拉图的“共相在物先”原则,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共相在物中”原则,却推动了在教父神学时期就已开始的唯理论倾向,一方面造成了近乎决定论的“世界可知”的信仰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又对现代理论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培养出第二种人的中世纪教育
我们再来看看中世纪的教育。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教育也像其它部门一样被牢牢掌握在教会中,教会试图通过对知识的垄断,强化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一方面,这做的很成功,教权超越了国界和民族,产生出诸如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这样的拔尖教士;另一方面,充满矛盾的基督教,它所控制的教育也具有两面性,这样的教育也孕育造就了反对基督教自身的力量。科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它离不开智力的基础和积累,这种基础和积累表现为开创近代科学的科学家和那些对近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有所贡献的人。教会控制和垄断了教育,我们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在这种“教育”之外去找寻近代科学的先驱们。事实是,世俗学术问题在引诱着基督教,教会也似乎对于利用世俗学术服务其统治充满了信心。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托勒密体系……,神父们对这类学说的改造吸收工作从未停止过,瞥一眼高等经院教育的课程表———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我们就会知道愚昧“侍奉”不了上帝。经院哲学的代表们拒斥创造性的实验研究,可是他们的理性唯知主义,不但保留了而且还加强了逻辑分析的精神,而且造就了西欧聪明才智之士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和一致的。这使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在摆脱经院哲学权威桎梏后,满怀热情地去探索、去发现。经院哲学训练了他们,结果反而叫这些人把它摧毁了○11。
结论
纵观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
1·整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一条分明的脉络,即从神秘主义的超理性化,到唯心主义的纯理性化,再到唯物主义倾向的经验论,这是一个人文化倾向逐渐加深的过程。
2·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神学与数学相结合的传统,通过柏拉图哲学一直制约着基督教的发展进程,使之成为崇尚理性论证的理性化宗教,无法摆脱对世俗知识的依赖性。正如康德(公元1724—1804年)曾批判的那样:总是试图以拟人化的方式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12而这种论证其实并不能有效地维护基督教,反而为它的对立面———近代科学的兴起作了有利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何产生在基督教残酷统治下的欧洲,而非气氛宽松得多的儒教或佛教环境中。
【注】
①叶秀山,傅乐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②③④参见办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
第64—65页。
⑤张巨青、刘文君编《科学探索的奥秘》,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⑥⑦⑧○11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第171、130—131、141、138页。
⑨陈修斋,杨祖隐编《欧洲哲学史稿》,湖北人民出版
社1983年版,第209页。
○12参见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148—1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