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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家、学人高二适先生作为“二王”一派而具新貌者之一，他的早期书法流变及如何走上“二王”一路一直少有研究。拙文《试论高二适书法活动分期及其特点》曾提及：高二适先生早期书法呈现出二大面貌，“一是以题《山谷全集》扉页为代表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风，以欧体为底子，杂汉碑而带行意，呈凌厉峻峭的特征;二是以《海月诗》为代表的四十年代前期的行书，其点画、结构甚得《龙藏寺碑》风韵”。当时由于篇幅等原因，未能对其流变原因作深入探讨，今补述如下。 高二适自幼酷爱诗文，朝夕临池，青少年时期先后遍临唐代欧、虞、褚诸家楷书及汉碑。然从其留传的墨迹看，高二适最倾心于欧阳询之书，甚得欧阳询的《梦奠帖》、《卜商帖》精髓，真有“森森若武库之戈戟”（元郭天锡语）气概。从1927年最初的题签到1940年给陈中凡教授的诗稿（图1）均为欧体风格。其后一改骨气劲峭、势态奇险、侧锋斩载的风骨，而代以之温文儒雅、体态端庄、风流蕴藉的形象（图2）。这种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前者如驰骋于疆场的勇士，后者如同手执羽扇纵论天下的儒生。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高二适书法产生如此巨变的呢?我看主要还是环境使之然。 高二适1903年2月出生在苏北较偏僻的农村，虽然其祖辈做过清朝水部主司，但至其父亲，家道已中落。高二适幼年刻苦自励，勤奋攻读，闻名乡里。他25岁时考入上海正风文科学院，26岁考入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门为研究生。但因生病，实际在外学习的时间不到两年。到1935年高二适应陈树人之聘，至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工作之前，他大都在家乡生活、工作（18岁时就任本乡立达国民学校校长）。他的志趣主要放在诗赋上，书法作为课余之事，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和直感。那种凌厉、强硬的欧风非常符合高二适的耿直气质，更何况当时他是满腹诗文（此点他颇为自负）的青年。例如欧阳询《梦奠帖》中“尼”爽朗的一撇，高二适一生都未丢弃。“风格即人”，确实一个人不管如何包装，他的禀性始终不会改变。在乡下的这段时间里，面对书法世界，高二适是孤独的，没人与他对话，没人指引他，但他时刻准备着冲破狭窄的地域到长空里遨游。因此，他此时的书法是个性化的、野性的，也是残缺的。 高二适所期待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1937年，他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四川重庆。当时的重庆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也是大批文人避乱之地。1943年4月2日，沈尹默、潘伯鹰、沈子善、于右任等人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书法专门组织。于右任与沈尹默的携手并进，表明当时书法圈的和谐气氛，“而追求截然不同的北碑派与二王派的存在与双峰对峙，却是民国书法史上首屈一指的重要现象”（陈振濂语）。高二适就生活在这样的良好的氛围里，且占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是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沈尹默应邀担任监察员，而高二适亦在监察院工作。二是高二适的诗才、学识已被这些文化名流所接纳。立法院独石桥一亭即以“高亭”命名，章士钊赋诗云：“从古诗人空名盛，高亭应比孟亭尊。”高二适也以“为君一语高亭诗，他日才名更谁享”来酬唱。1975年高二适又以此事撰一楹联：“非才无钓碣，久已属高亭。”三是除章士钊外，高二适还与其他诗人兼书法家的文化人彼此诗文投赠，以文会友。其中与于右任、沈尹默、潘伯鹰交往较为密切，这种诗书式的交往一直持续到解放后。高二适回忆说： 吾与沈下贤（均监察院）汪寄（吴县，名东，太炎弟子）系在渝州，其交好亦只寄情诗书耳。逮返宁我则闭户著书。解放后客沪，又常与沈、潘见面，沈、汪遁而填词。在虹口沈宅，秋明恒在夹中视我新作，吾每报以文章，不先传世。（致费在山信） 在这样的环境中，高二适自然不会坐看其乐，面对如此众多的书坛高手，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审美切入口。在沈尹默、潘伯鹰的影响下，高二适全面检点自己的书法，重新临帖。他的学书之路几乎就是沿着沈、潘所走的路，沈、潘师徒两人均从褚遂良入手，力学唐人，直追二王遗韵。高二适于1940年临《龙藏寺碑》，但不能进其堂奥，在研习褚遂良书法之后，便豁然开朗了，他在《房梁公碑》题跋中说： 吾始临《龙藏寺碑》，久而无功。继相次获《文荡律师》及褚《房梁公》诸版，缩手搁笔熟视三五月。近忽然喜薛少保之《信行禅师》，以为切近河南。又以吾久习《龙藏》，不由褚入，故无成也。凡书法门径堂奥，均有一空之轨辙。是故薛之《信行禅师》为褚之阶，而褚之《房梁公》亦由《龙藏寺》蜕变演进而成。书之一道，常由悟彻而入，临摹则亦可徐徐臻到一种神妙之境。 沈尹默用功学褚、学唐太宗，以及陆柬之、李邕诸家，认为这些都是二王一系，“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付消息”（沈尹默《学书丛话》），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高二适，高二适在多则题跋中也表明这一观点： 学书由唐太宗、高宗入手，便可上窥二王，无事李（邕）赵（孟）以下矣。（《晋祠铭》题跋） 高宗行草大似晋贤风格。文皇字多刚，天皇字多柔。吾作晋贤《绝交帖》年余，骤思取此为应征，乃知天皇实仍宗守二王家法耳。（题《李贞武碑》） 在重庆独石桥，高二适仍不改家乡的读书习惯，“每夜阑灯昏，辄放声吟哦不休”（尹树人《高二适书法年谱》），翰墨不辍。勤奋加上悟性，他的书法很快呈现出新的面貌，并得到沈尹默、于右任的嘉许。高二适在给学生费在山的信中写道：“吾在蜀作唐人帖，吴兴沈下翁见评，告章行老称三百年来无此笔法。解放后（予在沪）与秋明晤谈（当时潘伯鹰尚健在），事隔廿余岁，伯鹰仍举此陈事为笑耳。”“曩年秋明（在蜀）老人所称许，然吾绝不自满，而反引以自勉也。”1950年8月至1953年10月，高二适受聘于上海两专科学校任教，在上海他与故友沈尹默、潘伯鹰再次重逢，彼此之间诗书往来频繁。这对高二适日后致力于书法创作与研究，并进一步归依“二王”起到重要而关键的作用。 至于于右任对高二适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于右任坚守北碑并蜕变于行草，终至一代宗师。而年逾半百的高二适于草书另辟蹊径，在章草上每有创新，亦成帖学大师。于右任著有《标准草书》，高二适亦自创《草书谱》，在于右任去世十年之际，高二适赋诗《自创草书谱将成悼于髯》以表达自己对于公的感情：“三原誉我书当家，而我诗书总世哗。髯翁能草我奚疑，我书屈铁非世资。阶下本无狂李白（此孤桐荐吾与于书语），邦瘁人弥泪断续。古今才略与谁同，今看羊薄老江东，于思于思难再逢。” 高二适早期书名并不彰显，重庆八年是其书法流变的过渡期，丰厚的人文资源，优越的人文环境奠定了他以后的书法审美观、价值观、创作观以及书法史学观。因此，解放后，即使高二适晚年蜗居在金陵城三条巷书斋里，仍能洒脱地与郭老展开“兰亭论辩”，从容新耕于章草之园，并结出累累硕果。 原载《青少年书法》200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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