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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的悲剧 少时学习《隆中对》，常为诸葛亮足不出户而三分天下拍案称奇。读《淮阴侯列传》，方知孔明的作品很有摹仿、照抄蒯通的嫌疑，转而对这位鲜有人知的齐国辩士又充满了敬仰。敬仰之余不免感叹，感叹其游说的是惨遭灭族的韩信，而不是那个成就霸业的刘邦，终无缘像诸葛先生那样成为一代名相。故不禁又对韩信唏嘘不已。 韩信是完全可堪与孙、吴、管、乐齐名的军事家，是秦末群英谱中最具真才实学的人物。他既能运筹帷幄、坐而论道，又可驰骋疆场、战而必胜。所以，无论是自诩“万人敌”的敌方统帅项羽，还是身为《太公兵法》传人的同僚张良，都不得不对韩信高看一眼、避让一步。连称帝之后的刘邦都公开承认：“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汉高祖和淮阴侯曾有这么一番对话，听来很有意思。高祖问：“如我能将（兵）几何？”淮阴侯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问：“于君若何？”答：“臣多多而益善耳。”可见，淮阴侯的军事才能确实比同代英雄要高出许多，他自己也为此深深自许。 客观评价，韩信确是大汉立朝的第一功臣，没有韩信，可能就没有香火延续四百年的刘汉江山。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功臣，最后却落了个身首异处并夷灭宗族。更为可悲的是，至今还背着“阴谋反叛，被诛”的历史定论。 我读《史记》，对司马公所记史实，特别是汉朝故事，有颇多存疑。为本朝作史，因作者身置其中，作品的可信程度自然遭疑，即使标榜“不虚美”、“不隐恶”、“实录”的司马先生，也不能例外。从《淮阴侯列传》的结语看，作者对韩信的谋反事实深信不疑。但在我看来，包括韩信在内的一系列所谓功臣谋叛事件，纯粹是“欲加之罪”，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的冤假错案。 但是否能够给淮阴侯平反，那是史学家的作业。我们想探讨的是，韩信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其自身原因。 正版韩信惨剧的梗概是：高祖率兵离国平乱，淮阴后乘虚欲反，吕后当机立断，结果计斩韩信。刘邦凯旋，“见信死，且喜且怜”。 好一个“且喜且怜”！“怜”好理解，一代英才有此结局，可怜固然！但“喜”从何来？理解了这个“喜”字，也就找到了韩信的死因。 原来，时至汉朝立国，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作重点已经转移。此时，将兵“多多益善”的淮阴侯，已不再是奠定刘氏基业的柱国磐石，反而变成了“大汉”号远行航道上的暗礁了。对于“暗礁”，自然是尽快除之而后快。刘邦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这可能就是高祖为什么“闻死则喜”的最能讲得通的解释，就是刘氏杀功臣之心冲动不已的原动力，就是导致韩信悲剧的最主要的外部原因。 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关键。不知淮阴侯临死之前是否曾经自省？为什么刘邦不杀萧、张、曹，而非诛你韩、彭、英？是什么促使皇家甘冒杀功骂名而痛下毒手？ 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按一般推想，建国后的高祖，会对发生在与韩信之间的两件事，记忆犹新并耿耿于怀：“其一，当初我兵困荥阳，朝思暮盼你率兵解围，但等来的不是救兵，却是你送来的《升官申请》，结果迫不得已让你火线称王。其二，我兵困固陵，你背信弃义、故伎重演，结果又是不得不忍痛割地给你了事。对我尚且如此，我走了以后留下孤儿寡母，你还不翻了天？” 这两件事肯定是淮阴侯失信于高祖的主要原因，是导致韩信悲剧的祸端所在。 其实，韩信本来另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哪一条的前景都要比当前好得多。 第一条道路，听计于蒯通，干脆彻底翻脸，反汉自立。像管仲那样“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是时，天下大势诚如蒯通所言：“权在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 楚汉形同鹬蚌，韩信俨然渔夫。如果淮阴侯想另起炉灶，易帜称雄，小则三分天下有其一，大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 ，那时君临九五至尊的必是韩信而非刘邦。中国人素信“成者王侯败者贼”，如从蒯通所言，韩信肯定是“本纪”的正选，又何必跻身于“列传”。 第二条道路，学习萧何，杜绝所有的私念，奉献全部的忠诚。不知道为什么淮阴侯一点也不借鉴其举荐人的经验。汉三年，萧何因后勤保障有功，屡受汉王嘉勉。萧何非但没有在褒奖中沉湎，反而从中发现了汉王疑虑，为彻底让他释怀，赶忙把本家所有的适龄青年送上前线。如果韩信能如萧何一般，能低着脑袋干事，夹着尾巴做人，则必将齐名于姜尚、周公，虽无望入选《本纪》，在《世家》序列肯定会留下重重的一章。 再引用蒯通一次：“智诚知之，决弗敢行，百祸之首。” 韩信的悲剧就在于，他本来知道怎么做更好，但就是不敢于或不齿于去这么做，“知而不行”不如不知，祸到临头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难道不是许多“人才”的通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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