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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延新 今年是恩师于希宁先生100周年诞辰,凝望着恩师的照片,欣赏着恩师的经典之作,那个特殊的年代跟随恩师学画的情景,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那是1969年10月,一直想跟于希宁老师学习绘画的我,经妹夫杨文仁介绍,第一次来到了于老师家里。当时的我激动不已,恭敬地向于老师鞠了一躬。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收徒属于封建思想,是不允许的,会被批判,所以,我只能这么简单地鞠一躬,算是举行了拜师“仪式”。 我一向敬仰恩师,现在终于有机会跟其学习,更是诚惶诚恐。老师画画前总是用小碗调上半碗淡墨,然后将毛笔放在里面浸泡。他总是谆谆教导:“画画时一定要将毛笔浸泡淡墨,然后再调重墨,这样画出来的画笔腹和笔根处墨色丰富。”有时,老师在案子上作画,我站在身后,连大气都不敢喘,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如何调墨、用色、运笔。当老师画完一幅梅花时,便挂到墙上让我欣赏,随后便让我临摹。我不敢在老师的案子上临,便在砖地上铺上一张报纸,蹲在地上一笔一笔地临摹起来。有时,我也将梅花借回家晚上继续临,一临就是四五遍。第二天一大早再骑自行车给老师送回去。 1970年3月,老师得到了一本手抄本《潘天寿先生画论课讲座记录稿:关于构图问题》和一本《听天阁谈艺录》,这两本书系统地讲述了潘天寿的绘画理论。老师经过好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是一个可靠的年轻人,就让我帮助抄写。于是,我一边抄,一边研究,越抄越喜欢,便长了个“心眼”:多抄了一本留作自己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青年人,能以这种方式接触大师的绘画理论,可谓幸甚! 当时,于老师正在接受批判,几乎没有人敢和他接近,跟他走得近的人一旦被造反派发现,就会被批斗,老师身边只有老伴郎师母陪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仅大胆地拜师,还经常帮助老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冬天快到了,老师家的蜂窝煤还没拉回家。这可是个力气活儿,老师和师母都犯了愁。我知道后,主动说:“我去!”早晨四点,我就起床了,蹬上三轮车到位于四里山的煤店排队,排上队,装上满满一车煤,一个人往老师在山东艺专的宿舍拉去。身材瘦弱的我,拉着一车煤吃力地向前拱着,当走到山师大的上坡路时,虽说是冬天,却已累得浑身是汗。等拉到老师家时,已是中午十二点了。看到满头大汗的我,老师一边拿毛巾为我擦汗,一边心疼地说:“小尹,累了吧!快坐下休息会儿。”我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一边大咧咧地说:“不累!不累!” 没想到,这事竟然被人举报了——“尹延新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上,帮于希宁拉蜂窝煤就是铁证!”我刚一回到单位,就受到了造反派的批斗。 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忙于“革命工作”,没有到老师家里去。老师便打来电话,问:“小尹,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家来了?是不是‘革命工作’太忙了?”凭感觉,我就知道老师一定又遇到什么难处了,一问才知道,老师家没有生炉子的劈柴了。我赶紧向单位请假,带上买木柴的购物本到煤店买木柴。送下劈柴才发现,老师家连片白菜叶也没有了,便又急忙到市场上为老师买青菜。 老师不善言辞,没有多少感谢的话,他慈祥地望着忙里忙外的我,说:“小尹,歇一会儿,我教你画梅花。” 老师画完后,看到我喜欢得不得了,便拿起一张说:“小尹,这张送你吧!”我十分高兴。其实,在那个时候,画并没有什么价值,特别是像老师的画,不小心让人发现了,还会引火烧身。可我却是出于真心喜欢,将老师的画视若至宝。 一次,我同老师一起谈画,老师谈到高兴时,提笔写竹送给我,题跋为:“一九七四年初春与延新同志谈画讲法写此。”在那个年代,人与人的称谓一律叫同志,尽管我是学生,老师也在落款上称我为“同志”。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黑伯龙先生,他说:“小尹,早就听说于老欣赏你,我们在一起聊天,于老说,现在人家都躲着我们,可济南有个姓尹的小青年却主动找我学画,夸你有出息呢!” 我听了备受鼓舞,去老师家的次数更多了,经常拿着自己的临摹画去找老师指导。于老看着我的画,常常高兴地喊老伴过来一起看:“你看你看,小尹画的葡萄好不?”因为我画的葡萄粒小了一些,于老便说:“噢,你这是画的野葡萄。”我知道自己将葡萄粒画小了,就说:“老师,我是不是画小了?”于老说:“是呀,应该画葡萄园里的葡萄啊!” 中秋节到了,老师打电话给我:“小尹呀,有空到我家里来吃月饼吗?”一下班,我就赶到了老师家。这时,老师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解开系着纸绳的月饼盒,用一把小刀切下一大块月饼递给我。 吃过饭,老师又将自己精心书写的一幅有着黄庭坚风格的行书送给我。这是毛主席的一首《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这幅书法一直挂在我的画室里,谁见了都说好,几次有人意欲出高价收藏,我都婉拒了:老师赠给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昭示着我与老师的深厚感情,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1974年,北京饭店邀请一批画家作画。黄永玉画了一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指为“对社会主义不满”；李苦禅画了一幅残荷,上有八朵荷花,被指为讽刺“八块样板戏”；陈大羽画了一幅只有尾巴的大公鸡,被指为“与社会主义斗得只剩下一根毛了还在挣扎”；当时,老师画了一幅红梅,虽说没有引来非议,却也是受惊不小,连忙打电话给我,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小尹,你赶快……赶快将前天拿去临摹的那张白芍药画拿回来,要赶快。”我一听便拿上画,火急火燎地赶到老师家里。老师有点神秘地小声说:“北京现在开始批黑画了!”老师这是在替学生担心啊,唯恐给年轻的学生带来危险,影响了学生的前途。 有一次,老师突然犯了心脏病。师母焦急万分,记不清药放在了什么地方,满屋子找寻,终于在一个罐子里找出仅剩的一片药,给老师吃上,终于得救一命。万幸!我听说后急忙前往探望老师,老师摆着手说:“小尹,没事了。”经历这次事件后,我去老师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我知道,老师和师母平时不仅需要有人照顾生活,还渴望有人和他们说说话。 患难真情最可贵,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师家各方来客已是络绎不绝,无奈,老师在家门口贴了一张纸条:“因大夫嘱咐需要休息,暂不接待客人。” 但是我却可以随时拜访老师。老师喜欢听我这个学生讲讲社会上的逸闻趣事,经常边听边乐得笑个不停。每次我离开的时候,老师总是嘱咐上一句:“小尹,以后常过来呀!” 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热乎乎的,一有时间就跑了去,说是去看望一下老师,可每次都有收获,都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这种学习,直接影响着我一生的创作。我今天的成绩,得益于这种学习。 不久前,在我的“水墨气象”作品展上,陈凤玉教授称我“是于希宁老师的第一个学生,是于老师的传承者”。这既是对我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勉励。 多年来,我在艺术上一直执著追求,勤奋耕耘,不断探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将在老师的期望里,一直坚定地向前,向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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