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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出版的这本书，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那段历史，已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重写。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企图决绝地把自身历史一刀两断、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挖下一道鸿沟。为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进新社会，他们高度警惕；为迥异于先辈，他们给自己设立了种种限制；为让自身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不遗余力。
我一直认为，他们在那独特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远较外界普遍认为的，甚至远较他们自己当初预想的，要小得多。我确信：他们不知不觉地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与习惯，甚至凭借它们引导了那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残垣断壁建造了新社会的高楼大厦，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如此。因此，要真正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必须暂时忘记眼前的法国，而去考察那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此处努力完成的，就是这一工作，但其难度超乎意料。
早期君主制、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历史，已有大量著述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那些研究，让我们不仅了解到当时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而且了解到当时的那些国家与民族的法律、习俗以及精神状态。但是，迄今无人甚至想过以同样认真仔细的态度，去研究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看见那熠熠生辉的光鲜表面，熟悉那些呼风唤雨人物的生平细节，读过生花妙笔的书评而知道十八世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们的著作，就自以为十分了解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模式、各种制度的实施情形、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关系、受漠视底层的境况与感受，乃至当时的风俗舆情，我们只有模糊的认识，而且往往是错误的认识。
我竭力摸索进入旧制度的心脏地带。它，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近，只是被大革命遮盖了。
为此，我不仅重读了十八世纪出版的名著，而且还研究了许多不太有名也不该有名的著作，因为它们无甚文采，但也许更能真实地记录那个时代的实情。我尤其注意查阅在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发表其意见与观点的一切公共文告。我从全国三级会议[1]以及稍后出现的各省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中获得了诸多研究启示。对于三个等级阶层在1789年提交的陈情书[2]，我尤其注意加以充分利用。这些长达数卷的陈情书手稿，是法国旧社会的绝笔书，是其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当然，我的研究绝不会局限于此。
在这个政府权力强大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希望、痛苦、利益与感情，不会迟早暴露于政府面前。因此，浏览其档案，不但可以准确了解其运转情况，而且可以了解整个国家的状况。外国人倘若有权自由查阅内政部以及各辖区的密件，很快就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法国。读者阅读本书就会知道，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高度集中、非常强大、极其活跃。它不停地资助、批准、禁止这个或者那个项目；它做出了诸多承诺，给予了诸多东西；它的巨大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大至公共事务，小至家家户户的命运以及个人的私生活。由于其政务不公开，因此，人们不忌惮在它面前坦陈最隐秘的不足。有鉴于此，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政府在巴黎以及若干省份遗留的档案资料。[3]
果不其然，在那里，我找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其观念，其情感、其偏见，其实践；感觉人人都畅所欲言而坦露心底想法；收集了当代人甚至闻所未闻的有关旧制度的诸多信息，因为我看到的材料他们从未见过。
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我惊讶地发现，在昔日法国看到了今日法国的诸多突出特点。在那里，我发现原以为只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原以为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原一直以为源于大革命的诸多情感；我发现，当今社会的一切都深深扎根于那片古老土壤之中。我的研究越逼近1789年，我就越清晰地注意到大革命精神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就这样，大革命的全貌逐渐展露在我眼前。它的气质，它的特点，已然显现；它，就在那里。我从中不仅找到了大革命爆发初期的原因，而且更多的是发现了大革命最终结局的预兆。大革命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阶段的：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想摧毁旧社会的一切东西；在第二阶段，似乎想恢复某些已被他们抛弃的东西。旧制度中于1789年突然消失的诸多法律与政治习惯，若干年后又重现，犹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后又在某处冒出地面，形成旧河之水流淌于新的两岸之间的情形。
我将本书公之于众，目的就是想阐明：几乎在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只在法国而不在别处爆发，为什么会在即将摧毁的那个社会中自发产生；古老的君主制度，为什么会如此突然而彻底地崩溃。
我的设想是，这项已着手的研究工作不局限于前述内容。倘若时间与精力允许，我计划透过那场漫长而起起伏伏的大革命，追踪研究曾与我同在旧制度下生活的如此熟悉的法国人，看看他们是如何抛弃旧制度塑造的自身、如何改造自身顺应历史发展，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说，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断以不同面貌示人，却仍然可以让人一眼看出就是谁的。
我首先要研究的就是1789年初的他们。那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热爱自由与平等；他们心中渴望的，不仅是要建立自由制度而且是要建立民主制度，不仅是要摧毁种种特权而且是要确认种种权利并使之神圣化。那个时代，洋溢着青春、激情、自豪、慷慨与真诚。尽管那个时代也犯下了种种错误，但是，人们会永远怀念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它还将让企图腐蚀或者奴役别人的那类人无法安眠。
在草草追溯大革命的过程中，我将尽力阐明：是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导致法国人抛弃了原定目标，忘却了自由，而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奴仆；那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为强悍、更为专制的政府，是如何摄取并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是如何取消付出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而代之以徒具其表的自由的；它是如何剥夺选民的知情权、集会权和决定权而又标榜人民主权的；它在决定征税时，是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沉默吹嘘成是议员自主投票决定的；它是如何取消国民自治权以及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此乃1789年争取的最珍贵、最伟大的成果——的主要法律保障，而又盗用大革命之名的。
这本书一直研究到大革命似乎大功告成而新社会建立之时为止。此后，我会接着考察新社会，尽力分析新旧社会有何异同，探究在那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们有何得失。最后，我将预测未来。
第二本书已草写部分章节，但尚不成熟而不宜公之于众。不知能否把它写完？谁能说得准呢？与国家相比，个人命运更加叵测。
我确信是不带偏见地但不会佯称是不带激情地撰写本书的。一个法国人，谈到其祖国，回想其时代，竟然会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呢？我承认，从各个角度研究旧社会时，我从未忘记当下的新社会。我不仅想弄明白人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可以如何救他一命。我像医生一样，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规律。我的目的，就是要创作一幅极其精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画卷。因此，每当在先辈身上发现我们如今几乎丧失而又极为需要的真正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抱负、对自身与事业之忠诚的崇高品德时，我均用画笔突出它们；与此类似，每当在那旧时代的法律、思想或者习惯之中发现摧毁旧制度并在如今蚕食着我们的任何弊病迹象时，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揭露它们，让人们明白，那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我不讳言，为了上述目的，我不怕冒犯任何人、任何阶层，也不怕冒犯任何舆论、任何回忆，无论那是多么令人敬畏的。如此行事，我常常感到内疚，但从不后悔。但愿那些也许被我冒犯之人，看在我乃出于正直无私之目的而宽恕我吧。
也许有一些人会指责我，本书中所表露的对自由的酷爱，完全不合时宜。他们要我确信的是，在当下法国，再也不会有人关心自由。
我只有恳求那些可能指责我的人们不妨想想，我酷爱自由之情早已有之。二十多年前，撰述另一社会[4]时，我就几乎写下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内容。
……
[1] 三级会议，最初指在法国大革命前，由国王召集的、三个等级阶层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神职人员，系第一等级阶层；贵族，系第二等级阶层；除前两个等级阶层以外的其他人，均系第三等级阶层。这种会议，通常是在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支持而召开的，因此是不定期的。1302年，腓力四世向教会增税而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发生冲突。为了与教廷对抗，腓力四世于1302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三级会议。后来法国各省也模仿全国三级会议，召开各自的省级三级会议。在此后的487年中，全国性的三级会议还召开过21次。在百年战争时期，为了抵抗外敌，三级会议有权监督政府。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专制王权得到加强，三级会议的权力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会议中断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最后一次全国性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为欧洲近代议会民主埋下了伏笔，例如，路易十六因陷入重重危机而重新召开三级会议时，三级会议的代表，尤其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开始向国王发难，三级会议逐渐演变为国民会议和制宪会议。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三级会议是近代欧洲民主议会制度的起源之一。——译注
[2] 在召开三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按照所属的阶层，各自讨论议案，可以各自向国王递交表达该阶层意见或者建议的文件，即陈情书。1484年，路易十一去世之后法国召开的三级会议，不但在第三等级阶层首次出现农民代表，而且首次出现陈情书。——译注
[3] 我专门查阅了几大总督辖区尤其是图尔的档案。图尔的档案极其完整，记载的是位于法国中部、地域广阔、人口上百万的财政大区情况。在此感谢图尔档案馆年轻能干的管理员格朗梅松先生。对包括巴黎大区在内的其他财政区档案的研究，让我相信，王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形也都如此。——原注
[4] “另一社会”，系指美国。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后，于1835年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述的主要内容就是自由民主问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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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分隔开了。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它还不够。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扬，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意图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在旧制度下我还和这些由旧制度造就的人们亲密相处——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毫不改变本质，他们不停地在我们面前重现，虽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终可以辩认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
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
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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