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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的书法艺术观 米芾为北宋著名书法家，他天真外溢，任性使事，性格怪诞，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诸多逸事。米芾是北宋继苏轼之后将尚“意”书风发扬广大的重要书家，其书法艺术观同个性紧密相关。 一 米芾生性率真，言行举止有异常人，甚至得到了“米颠”的称号。米芾的行为乖张，性格怪异，他冠服唐人，拜石为兄，有洁癖等等举止，是其独特个性的强烈外溢。（米芾拜石等逸事见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宋·费衮《梁谿漫志》卷六《米元章拜石》、元·脱脱《宋史》卷四四四《文苑六》、《京口耆旧传》卷二、[光绪]《丹徒县志》卷三三《文苑》、[民国]《襄阳县志》卷六《人物·耆旧》等。）米芾的母亲阎氏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过，也就是凭着这样的关系，他才得以踏入仕途。但因为这样的出身，米芾一直为时人所鄙视，说其出身“冗浊”。直至米芾做了礼部员外郎，御史还弹劾他说：“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目米元章以颠》，本文所引古籍未标版本者均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米芾因此被下放淮阳军，可以想见当时其心情是何等郁闷！ 对于米芾的怪异举止，黄庭坚倒是非常理解，他在《书赠俞清老》中云：“米黻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1]不偶与俗”是米芾怪异性格形成的一个方面，所以他要做出怪诞的言行举止，“以惊俗尔”，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有的时候米芾也和普通人一样，难以保持住这些迥异常人的举止，显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来。据宋·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椟，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籍，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其洁疾非天性也。”从此则材料可知米芾伪装洁癖，乃是有意为之。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其“颠”名，有时候米芾的一些怪诞行径又出自天性，是其多重性格形成的，如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一载：“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下两拜。”所以说米芾性格中确有一些“痴颠”的成份。展现在他的书法乃至书法艺术观中的，既有矫饰的成份，也有真性情的流露，不可一概而论。 米芾认为书法就应该抒写真性情，不要矫揉造作。他在《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诗中写道：“何必识难字，辛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2]米芾这种观点，是苏轼等人尚“意”书风的延续。为了达到“放笔一戏空”的状态，米芾希望在执笔姿势等方面都要做到自由无障碍，这样才能有利于书家抒发主体感情。他云：“学书贵弄翰墨。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 因为米芾作书是出自真性情，所以他对流俗的做法深恶痛绝，对那些出于功利目的学书的人不屑一顾。他在《书史》中云：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腾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像这样媚上的流俗、“趣时贵书”以求晋身的做法，同米芾主张的任真自然是截然相反的，所以他非常反感。米芾的字被称作“集古字”，他是追慕晋人，集古出新，不蹈流俗，不学权贵，乃是其真性情的一种反映。 因米芾过于注重在书法中展现个性，所以他虽追慕晋人的萧散平淡，但自己的字中却恰恰缺乏“平淡”。黄庭坚在《跋米元章书》中评道：“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从山谷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米芾书的鲜明个性，甚至无以复加，“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米芾真正把书法当作了渲泻情感的工具，一任感情流淌，不受丝毫世俗束缚。“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甚至有点儿猛冲猛打、莽撞的意味，这就是真实的、任性而为的米芾。 二 那么怎样才能不“安排费工”呢？米芾在《论书格》中载：“王荆文公尝谓此书：‘意之所至，笔之所止则已，不曳以就长、促以就短。’信斯言也。”这里所说的“意”是指主体的感情、性情。王安石说出了米芾的心声，作书要以“意”为主，“意”到笔到，“意”止笔止，不要用外在的点画来掩饰、迁就“意”，应任“意”自由抒发。 但米芾绝不是泥古，他学古出新，其书人谓“集古字”，却跳出古人，自成一体。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云：“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三 米芾提倡作书天真自然，同时也非常注重书法基础。他在学古人时很注意选择好的范本，主张学真迹，尤其反对学习石刻。米芾曾云：“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海岳名言》）。即使是书家亲手写在石上，经过刻工的雕凿，必然破坏了原有点画的神韵，而且在石刻中，或多或少会搀杂进刻手工匠的风格。所以石刻已经不是书家原来的面目，不可学，只有学习真迹，才能领略书家真正的精髓，才能得“趣”。 在确定了好的范本之后，米芾对执笔的姿势要求也很严格。米芾执笔用“五指包管法”，即将毛笔的顶端拿在手心，将五指环捏在笔管上，就象撮东西一般。这比苏轼的“单钩”更怪异。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五中云：“米芾元章有书名，其投笔能尽管城子，五指撮之，势翩然若飞。”米芾同时强调执笔要轻，这样书写时才自由流畅，不受束缚。他说：“学书贵弄翰墨，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海岳名言》）。指出如果执笔过于用力，则字“无筋骨神气”，就失去了那种自然飘逸的感觉。只有做大字如小字，“都无刻意作乃佳”，最主要的是保持自然状态。 米芾又提出“得笔”的观点，曾云： 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又书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浑然天成，如莼丝是也。又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此虽心得，亦可学。入学之理，在先写壁，作字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米芾所谓的“笔”指的是书写技法。他强调的得笔之书“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更多的指外在的点画肥瘦等。“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讲究在行笔中掌握好力道、运笔快慢等技巧，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米芾批评苏、黄、蔡等人在书写技法上的偏执，这是他真实的意思；他说自己“刷字”，一半真实，一半是自谦，因为毕竟当着皇帝的面，任他再“颠”，也不敢过分张扬。其实米芾认为自己对这些技法是都掌握得很全面的，据[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四《书画》记载：“米芾书学羲之，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自称‘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这才是米芾的心里话。从这段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自负，也可知米芾对书法基本功的要求是很高的。 四 米芾虽个性独特，其书特点鲜明，但在评论他人书法作品时，却要求语言平直明白，反对过分渲染，反对文学色彩过浓的品评。他在《海岳名言》中云：“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米芾反对前人论书言辞隐晦、不明了，用“迂远”、“奇巧”的语言来表达不甚清晰的态度。其实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传递书家主体感情时是隐性的、朦胧的，很难直接说得清楚的。书法的品评只能用具象的事物来显示其抽象的性质，因此“比况”实际上已成为传统书评的唯一方法。“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梁武帝评王羲之语，但却是抄袭臣子袁昂《古今书评》中评萧思话的赞语。而他评萧思话和王僧虔者，又是照搬袁氏评薄绍之和王羲之的。这种抄袭本身已混淆了视听，几乎是如食鸡肋。“米氏提倡的原则是‘要在入人’，所谓‘入人’，也就是意义明确，使人了然。”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米芾也写了一篇《书评》，以此作为品评书法的典范，绝大部分是用人或事做喻，离读者的生活稍近一些。语言相对来说要平直明了，形象性更强。但对于这些书家的风格，仍然要靠读者发挥想象，且米芾所举的例子，本身就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读者的想象理解也千差万别。尤其是他评价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居溪旁，神清自如，骨法清灵”，正是自己所批评的“迂远”和“奇巧”，自己成了自己批评的靶子，这倒是米芾没想到的。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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