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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唐宋元明
隋代共37年，但如同秦朝一样，统一南北、镇付四夷、修运河、建科举，孕育了一个大唐盛世。按现有的资料看，那时的玻璃器分为三类：一是西方输入的钠钙玻璃、二是中国传统的高铅玻璃、三是国产的钠钙玻璃。考古发现，隋代玻璃制品多出于贵族墓，陕西西安李静训公主墓出土玻璃达24件，其中的几个瓶、杯属于第三类。由图片资料看，料色清透，工艺较前朝有很大改善。所以说隋代短暂，但对唐宋的玻璃业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隋代琉璃带盖小罐，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隋代琉璃棋子，1985年西安市东郊隋寺院主持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代，扩疆内治，经济繁荣，外交广泛。陶瓷业得到极大发展，南方青瓷、北方白瓷成为日用容器的首选。而宫廷多用金银器皿，玻璃器大多依靠进口。包括河北定县静志寺、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家礼佛用玻璃器都是进口产品，国内玻璃器的生产较弱。
其实，西方的钠钙玻璃器及配方、技术传入中原后，铁棒黏结与无模吹制工艺已经被国人全面掌握，并以中国本土造型吹制薄胎玻璃器皿，但主要也是用于佛教奉供，很少有实用器皿发现。此外，唐代也有零星的琉璃珠饰、佩饰、带銙、簪钗等出土，但从资料上看数量并不多。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唐代枫叶纹描金蓝色琉璃盘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出土，唐代黄色玻璃石榴纹盘
宋代仍是需要进口玻璃器供帝皇贵族赏玩与寺庙供佛之需，但传统的玻璃压铸工艺已广泛应用于民间。“药玉”（琉璃）也进入了舆服制度，成为君臣冠冕、朝服上的装饰。宋人常咏“药玉船”、“药玉杯”，说明仿玉的玻璃酒器已经深入士大夫生活。
华丽的珠翠装饰在宋代成为风尚，使本土的琉璃吹制与灯工技术在民间流行，除瓶、壶、盏等容器外，簪钗珠环等首饰产量极大，史料上多有民妇广泛使用玻璃簪钗的记载。另外，还出现了大型的玻璃制品，如史料记载“五色琉璃苏灯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琉璃灯山其高五丈”等，说明宋代玻璃业的兴盛使其应用范围极为广泛。
北宋孔雀蓝葫芦形琉璃舍利瓶，安徽省寿县博物馆藏
宋代蓝白色玻璃发簪三件
辽金疆域内，出土过一些中国制造的玻璃器皿，但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那些出自契丹贵族墓的伊斯兰玻璃器皿，采用贴丝、刻花、模印等制作手法，工艺极其精湛。
出于草原民族对小装饰品的喜好，北方至今遗存有大量形态各异的玻璃饰品，大小不一的珠管环佩等，种类繁多。
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北塔天宫的淡绿色内套淡蓝色双层玻璃瓶
元代设立瓘玉局，这是皇家的玻璃器烧造部门。在当年的益都颜神镇（今淄博博山），发现了元末明初的玻璃炉遗址，产品主要为钾钙玻璃。江苏苏州张士诚母曹氏墓中的大型涅白色玻璃圭（长42.5厘米）、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里的蓝色莲花形玻璃托盏是元代可考的琉璃器代表作。
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里的蓝色莲花形玻璃托盏
明代的琉璃被称为“药玉”，因疆域内玉材匮乏，故而药玉替代真玉进入舆服制度。那时的百官朝服，三品以上可佩真玉，四品以下佩药玉。如江苏扬州史可法衣冠冢的药玉带饰，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药玉组佩等都极似真玉。由此可见，明代的玻璃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考古学者都容易把药玉与真玉混淆。大家有兴趣可去查询《天工开物》，书中记录了当时玻璃制作的全过程。
从南北方的很多传世品可见元明玻璃业以珠饰、耳饰、发饰为大宗，产量大、品种多、流传广。而薄胎吹制产品较少，估计还是未能克服质脆易损不耐用的弊端。从已发掘的博山元明玻璃作坊遗址，及明代《颜山杂记-琉璃》记载可知，当时玻璃制品多作进贡宫廷，部分远销边陲，还有专供出口的产品，使用范围颇广。
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明代药玉组佩
这里还要说明一个容易混淆的常识，元明时期把建筑用低温彩釉构件称为“琉璃”，实非玻璃器物，乃铅釉陶器。据《元史》记载，官方设“琉璃局”烧造彩釉构件，另设“瓘玉局”专制仿玉玻璃。
建于明代洪武末年的山西省大同市琉璃九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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