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茂昌
摘自：车轮上的上海
“一片混黄的江水，淤泥土堤，芦苇纤道，阡陌田野，几间茅屋。除了这里的农夫，全世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曰黄浦滩的弹丸之地——中国长江注入太平洋的出海口一隅。”——有人曾经这样描摹150多年前的上海。
当年十里洋场，最早便起步于这片“芦苇纤道，阡陌田野”。同江南各地的农村一样，上海一样是节奏缓慢、信息封闭的农耕社会，人们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生活，并无任何“异类”的表现。人们被仅仅拴在土地上，平素的活动半径也不出十里之外，出行并不是一件难事。由于地处江南水乡，有舟无车，在近代上海便一直是“水行则船，陆行则为轿”。轿子，也就成为上海唯一的路上交通工具。
在各种代步工具中，轿子是地道的中国“土产”和“国粹”。轿子古称“肩舆”，据说在夏朝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唐代，“肩舆”还显得十分稀罕，除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只有官员和妇女才能享用。自宋代，轿子便开始渐渐流行，但真正普及到民间已经是明代后期，史料上记载，当时“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可见轿子的流行已到了何等程度。
在近代上海，尽管轿子是唯一的代步工具，但多少沾有几分富贵气。一种“公用轿子”——专供往来商贾雇唤的出租轿子能在街头随处可见，坐轿的人非富即贵，轿子更多的象征了等级、身份和地位。即便是这种轿子，由于坐轿的人身份、地位有高低，也就有不同种类的区别，细分起来就有八人抬、四人抬、三人抬和两人抬，轿顶颜色、质地也分金色的，朱漆的和锡的几种。
宫慕久、吴健彰、袁树勋这些历任上海道台，由于地位显赫，外出就坐最为豪阔的八人大轿，号称“官轿”。上海开埠后，宫慕久以苏松太兵备道全权管理上海所谓“夷务”，就是坐着这种八人八扛的绿呢金顶大轿，前呼后拥地入城去与洋人交涉。有人形容：此轿四壁内外绘雕浮云龙凤图案，轿顶为单檐攒尖式，往上拱起，绿呢中用金线绣上龙凤图案，轿顶镀金，显得庄重典雅。大轿所过，鸣锣开道，威风八面。1887年（光绪十三年）新科状元洪钧出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从北京经由上海出使，上海道台也出动八人八扛的金顶绿呢大轿迎接。当时洪钧的小妾曹梦鸾（即历史上著名的赛金花）以夫人身份陪同出洋，据说当鸣炮三响时，把坐在轿上的这位状元夫人吓得面色惨白。按照等级，次一级的上海知县如吴馨、沈宝昌、夏道丰等，就坐次一级的四人抬朱顶蓝呢轿，其他没有官职的则坐两人抬的蓝呢轿。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时事变迁，充满富贵之气的轿子开始逐渐增添了平民色彩，“乃不分贵贱，出必乘舆”。尤其从小东门道南码头一带，一眼望去，触目尽是各式各样的轿子——从两人抬的小轿子到四抬大轿、八抬大轿，整个华界几乎就是轿子的世界。坐轿的人也形形色色，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官员出巡、士绅办事、郎中出诊医病、闺秀回娘家，甚至青楼女子应召出堂差，无不靠轿子来代步。一些人甚至死要面子，“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民间用轿最隆重、最多的是在新人婚嫁时。但凡新娘子出价，都要坐“花轿”，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习俗。“花轿”中最壮观的也有八人八扛的大轿，据说，这些大轿用得最多的是宁波人，所以就又被称为“四明彩轿”（四明即为旧时宁波的代称）。
不仅婚嫁一类喜事如此，即使举丧出殡也离不开轿子。大殓之日，殡车、极品、奏乐列队而行，行间也少不了丧轿。丧轿一样披麻戴孝，白布白花；一般而言，全蒙白布的是服重丧，半蒙白布的则是服轻丧。也有专供神主牌位的轿子，全身缟素，吹奏缓慢，异常肃穆。随着轿子的应用广范延伸，以至还有“医轿”——医生出诊看病都坐两人抬的轻便快轿。后面还随行一轿夫，以备行进中换人；有“囚轿”——犯了罪的官员上法场时，也得坐一种无顶盖的轿子，囚犯手脚被捆，半身外露，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晚清时期，傻瓜和是中国的色情之都。那时，上海滩妓院林立，名花如云，烟花女子之多恐不光为中国之冠，在世界几个城市中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称“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馆之多甲天下”。青楼女子应客人邀请出堂差，也都是以轿代步，坐着轻快的小轿——“飞轿”随叫随到，疾速而往，轻盈气派。飞轿的一侧写着妓院名称，如什么富春楼、细雨楼之类，另一侧写着这写青楼妙姬的芳名，如红艳、爱卿等等。19世纪中叶的小东门，后来至七八十年代的洋泾浜，清末民初的四马路、汕头路、民和里、会乐里，都是卖笑者飞轿往返之地。夜色苍茫中，飞轿还会打着灯笼招摇过市。据说，如此“飞轿”往来的“娼”盛景象，使租界工部局觉得有油水可捞，便乘机将轿捐抬高数倍，狠狠地捞了一票。尽管心有不甘，这些卖笑生涯者又有谁敢违抗，只好忍气吞声交纳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