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研究305之一

155、正烧
    正烧又称仰烧，是坯件口向上装入匣钵烧制，相对于定窑覆烧来讲，正烧口沿有釉、无芒口、底足露胎。在覆烧法发明之前，定窑的多种装烧方式均可视为正烧。定窑在覆烧大量使用的宋中晚期、金代，依然存在少部分正烧品种，且大多为精品瓷。
    正烧又可分为：
    （1），唐早期就出现了垫烧：分垫饼、垫片、垫圈、垫石英砂等多种方法通常与叠烧共存。垫石英砂者底足大多粘有沙粒，由于定窑底足大多处理草率，因而泥屑相连现象较普遍。
    （2），支烧：以耐火粘土制成的三角形支钉式样繁多，多用于叠烧，装烧时针尖接触釉面，不易粘连，触点较小，烧成后不影响美观，晚唐出现到金元均规模使用，而且在定窑大量使用叠烧法期间，支烧往往是避免形成芒口的精品瓷。
    （3），叠烧：与垫烧共存，定窑最主要为金元大量使用涩圈叠烧法。
    （4），套烧：可视为垫烧、叠烧的一种特殊方式。

154、装烧工艺
    定窑装烧工艺主要为：正烧、覆烧、叠烧。
    定窑最早应是垫饼及垫石英砂烧法，且大多以叠烧方式存在。唐中期又大量出现支钉及支钉叠烧法、筒形匣钵及漏斗状匣钵正烧法，五代后北宋初又出现盘形支圈覆烧及口边挂烧方法，宋中期大量使用支圈匣钵覆烧，金元又流行支钉、堆沙、托珠、涩圈等多种叠烧方法。
    定窑由于其窑场巨大，烧造时间又长，受外面影响也就很多。因而其装烧工艺极为复杂，应存在很多种装烧工艺，如有些圆器内涩圈为明显套烧痕迹，晚唐五代、宋早期也存在涩圈叠烧方法等等。装烧工艺也有很长的延续性，往往是多种工艺相互共存，只不过是主流与非主流而已。

153、窑炉结构
    古代定窑窑炉属半倒焰式馒头窑，特点是燃烧室与窑室为一个馒头型空间，火焰从火膛喷向窑顶，进而倒向窑底流经坯体将其烧成，烟气自下面排烟口排出室外。优点是：烧成温度高，可达1300℃以上，能烧还原气氛，易保温、易控制升降温，容易烧成厚胎陶瓷。缺点是升降温较慢，烧成时间长，产量小，窑内温度不均匀，易出次品。
    晚唐窑炉一般结构：窑床平面长2.2米，宽2.6米，近似方形，前后约10°坡度，燃烧室达1.6米深，烟囱宽大，用柴作燃料，烧成温度可达1300℃，能烧还原焰，釉色白或白中闪青。至五代时，窑炉稍大又多呈长方形，五代后期部分开始用煤作燃料，釉色偏黄。根据遗址挖掘情况，是干草和煤相互交错使用，是由于干草灰能封闭进风口的缘故。这种小窑体方便于对窑温和烧成气氛的控制，宋晚期金代窑炉则变大。
    定窑的窑炉与制瓷作坊相连，如石碾、沉降池、晾晒场地等等，当时是为了方便日常使用，所以布局紧凑。而且从遗存看作坊密度很大，可见当年之兴盛。
    古今窑炉不同之处:
    1、现代烟道两边大，中间小，古代差不多一样大。
    2、现代窑炉护窑墙用砖砌，古代用石块砌成。
    3、古代窑墙有的用破匣钵片筑成。
    4、古窑火膛特别深，有一人多高。
    通过对定窑窑炉的演变研究，可知古人靠经验生产的过程中技术及认识的进步，但晚唐、五代瓷质却好于宋晚期金代。所以，窑炉的增大，单炉产量的提高，很大原因是由于市场需求的推动，而并非人们对高质的追求。
    现代窑炉多为气窑和电窑及少量的煤窑。由于遗址考古挖掘清晰，仿古煤窑与古代窑炉在结构上没有差异，只是大小不一，虽然也存在由于使用现代材料建设窑炉而引起窑内气氛的变化，但差异不大。
    现代窑工烧造任何时代的仿品，都使用一个窑炉，没有考虑古代窑炉的随时代变化的特点，更为主要的是，现代窑工对定窑烧成气氛的掌控肯定和古代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仿品会出现明显区别。

152、当阳峪窑与定窑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当阳峪窑的不断认识，其与定窑的话题越来越多，甚至以前认为定窑的一些精品也逐渐被确定为当阳峪窑。
    就此问题，笔者专赴当阳峪窑请教多位先生。当阳峪窑历史背景与定窑相同，工艺技术与定窑相似。烧造历史由唐至元，目前遗址遗存丰富，可见区域大于2平方公里。当阳峪窑均采用当地原料，品种丰富，精粗具备，部分精品，诸如胎釉等甚至超越定窑。且有部分粗胎细作产品，化妆土使用非常多，代表品种为颜色釉，刻剔花及绞胎等。
    当阳峪窑金属光泽较强，侧光有明显的反铅现象，修坯稍差，足比例略高，胎骨致密，有康雍糯米胎的味道。定窑多呈油性光辉，修坯较好，足比例略低，胎发干。这种区分只是一个大概，并不绝对，而且多指金代两窑口的差异。

151、定窑与越窑的关系
    陈万里、冯先铭两位先生都提到定窑受到越窑的影响，造型和装饰技法有许多相似之处，我遂与妻子找来越窑资料进行学习。
    通过仔细对比分析，尤其从艺术的角度，我们觉得晚唐越窑与定窑有各自的独立之处，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时代背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妻子曾描绘了一批晚唐越窑与定窑的图样，很多搞艺术的朋友，能很容易地区分开来。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晚唐他们确实都受到当时流行的金银器影响，实际当时全国的各大窑场，此时都受到了金银器造型、纹饰的很大影响。
    让人不解的是，五代及宋早期，定窑划花似乎受到行云流水般越窑划花的影响，并成为定窑主要装饰方法之一。其灵活的手法，自然纤巧的线条，诞生了无数精良之作。这也许缘于时局动荡，文化交流频繁的缘故。

150、井陉窑与定窑的关系
    井陉窑位于河北省井陉县天长镇一带，1989年被发现，共发现八个窑区，以河东坡、冯家沟、东窑岭三处窑场面积最大，堆积物也最丰富，白釉瓷器占了很大比例。其创烧之早、窑场之大、遗存之丰、产品之精，令人惊叹。
    目前从遗存来看，井陉窑创烧于隋代，晚唐五代至宋发展鼎盛，元代一直烧造，与定窑烧造历史大致相同。近几年，考古界把井陉窑列入河北四大名窑。
    今就井陉窑与定窑的关系做一下浅述：
    查其历史可知，井陉与曲阳均古属定州，自战国始这两个地方就纳入了中山国（国都定州）的版图，在以后历朝历代郡县从属变革中，井陉和曲阳均所属定州，或与定州共同所属真定路（国、府）等，在古代（甚至金、元）人们的心目中，井陉与曲阳一直从属着作为北方政治、文化、宗教中心的定州。所以，那时井陉窑产品在大江南北被笼统的称为“定窑”也在所难免，这也是井陉窑为什么没有记载的原因。
    而古籍恰恰记载：定窑属古正定。因而数百年来，人们在正定苦苦寻找定窑，叶麟趾先生1934年在曲阳发现定窑遗址，才解决了这个数百年的悬案。
    曲阳遗址距定州45公里，井陉遗址距定州70公里、距正定30公里。从现今城址出土情况看，曲阳产品当年在定州集散，在正定也存在一定数量；而井陉产品多在正定集散，在定州偶然可见，十分稀少。从此可看出，当年曲阳产品质量确实多数好于井陉产品，因而少部分运到正定销售；而井陉产品稍差，当然就不可能北上与优质的曲阳产品在定州竞争，这也符合事实。
    我曾在井陉和正定收集过两千多片井陉窑五代以后的标本，并与定窑进行了仔细对比，同时代的产品，这两个窑口在工艺技术上一致，不能区分。虽然在工艺上无法区分，但由于原料的差异，体现的胎釉特征有细微区分。总体来看：井陉窑器物烧成温度略低，瓷化程度差，由于胎泥陈腐捏炼较草率，胎体多冷黄，冷灰，标本断面也经常存在夹层现象，釉色也大多偏灰，光泽性差，总体质量逊于定窑，没有定窑洁白如玉温润的釉色。如定窑涧磁区和燕川区产品，也是能够区分，但不准确。
    井陉出土的12块精美印花模子，刻工精湛，线条流畅，刀法娴熟，纹饰题材与定窑一致，与金代定窑模子根本不能区分，因而考古专家一直把这12块模子作为金代定窑的比对标准器。与定窑这么近的距离，工匠流动是自然之事，这12块印花模子与定窑模子甚至同出在一名刻工之手都极其正常。我觉得有必要对井陉和曲阳出土的印花模子进行比对和元素分析，看看是否有在一个地方烧造的现象，这是很重要的。
    井陉窑隋唐时期的工艺技术与东南方向80千米的邢窑基本相同，显然受到了其影响，中唐后尤其五代宋金又与东北方向70千米的定窑同属一脉，工艺技术完全相同。考古界一直说“邢定不分“，实际“邢定可分”。井陉窑与定窑才是真正难以区分。由于两窑距离太近，工艺技术烧造时代完全相同，况且规模都很大，区域内作坊很多，产品质量工艺水品参差不齐，虽说在原料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也不明显，所以根本总结不出两窑可供对比的判定方法。
    井陉窑“南承邢窑，北继定窑”，虽说烧造历史悠久，品种丰富，但长期以来遗址破坏严重，研究又极其有限，至今未见到一份详细的挖掘报告，其产品未被人们所认识，所以南北方出土的白瓷及传世判定的邢窑、定窑器物中应该有井陉窑的产品。但井陉窑个别白瓷精品，在没有建立两窑有确切地层关系完备的样品数据库之前，以目前方法，也许与定窑永远分不开。
    我妻子甚至开玩笑说：“在定州方圆百里的部分小卫星作坊及井陉窑少部分作坊，也许使用了曲阳涧磁村的优质原料。”话虽玩笑，然而这么近的距离，也不无道理。
    现在井陉窑与定窑并列河北四大名窑，都是独立的窑口，但由于其历史背景和反映的工艺技术可知，当年只要离开河北中部这个地区，在大江南北，井陉和曲阳这两个大的区域产品及定州方圆百里的无数卫星作坊的产品肯定混为一谈，被笼统称为“定窑”。粗瓷和质量较差者，则以“土定”相称。
    至于土定，有几种说法：
    1，定窑初始之物，质松厚重，分粗胎、陶胎两种，釉色白中闪黄或闪赤，易剥落且有大开片。
    2，霍县窑仿定产品。
    3，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除曲阳中心窑场以外的，如汾河、漳河流域广大地区民窑仿定产品。原料与工艺技术与定窑相同，之所以称之土定，是因为原料加工不精，胎体粗厚，叩之声音不清脆，装饰简单或无纹饰。总之，与定窑相比，各方面均显粗糙。
    以第三种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井陉产品有“土定”一说。
    定窑隋代初创在桃树园附近；唐早中期在北镇附近就有了一定的规模；晚唐五代又扩展到涧磁区域，此刻野北、燕川也有零星粗瓷作坊的出现。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内的主力区块在各阶段有所差异：晚唐五代、宋早中期主力区块在涧磁；宋晚期开始逐步移至燕川，至金代燕川已成主力区块；元、明主力区块又转到杏子沟、野北，此刻已多为粗瓷。同属定窑相距10公里的涧磁和燕川这两个烧造区域，其产品的差异甚至比井陉窑与涧磁还要大。
    虽然涧磁、燕川这两个区域，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艺术背景及工艺技术完全相同，但也存在原料上的微小差异，涧瓷和燕川也可以独立研究，但切记这两个区域的关系。
    现今学术界把井陉和定窑独立起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切记这两个窑口的关系和共性，及长期以来人们传统认识习惯。应该看做一个大的区域去理解和研究，是比较符合事实，也容易解决诸多历史问题。

149、邢定不分
   “邢定不分”这是考古界一个共识，统计多个成分报告，邢窑与定窑无论是胎和釉，各项指标都非常接近，至少从常量元素上很难对二者加以区分。
    隋代邢窑白瓷已经成熟烧制，但史书上记载均在其鼎盛的唐代，记载有明显滞后现象。邢窑是我国国瓷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窑场，中心区域在内丘城关、北大丰一带，北距定窑160KM。邢窑隋代时规模就很大，胎体普遍厚重，品种有青瓷、白瓷、少量黑瓷等。进入唐代，白瓷产品精粗俱备，产量极大，除少数类银似雪精细白瓷多为皇家及贵族使用，大宗成色较好白瓷已形成“天下贵贱通用之”的规模。
    定窑是继唐代邢窑而崛起的著名白瓷窑场，显然受到邢窑影响，后来又形成了自己的制瓷工艺和风格。中唐时期，定窑受邢窑影响已有所建树，精细产品质量已经不逊色邢窑，只是数量较少，与如日中天的邢窑相比位置并不凸显，因而史书上并无记载，但在定窑遗址堆积层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一般来讲：陶瓷业史书记载均在其鼎盛时期，明显有滞后的现象，这也让后人对定窑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南北方及国外出土的众多中晚唐精细白瓷，人们在判别不清窑口时，笼统称之为“唐代白瓷”，人们虽然清楚这些不是邢窑产品，却不知道定窑此时已达到这种高度，对定窑这一时期的认识严重不足。如远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部分晚唐白瓷及公元901年临安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等等。五代以后邢窑白瓷分精粗两种，其装饰工艺受定窑影响较大，精者与定窑区分较难，粗者区分容易。但总的来讲：泥料陈腐及捏炼不如定窑精细，因而微生烧严重，胎体颜色也发灰暗，釉色白中冷灰，印花产品也较粗糙模糊，只是旋削工艺大多比定窑精致。
    “邢定不分”目前来看应特指中晚唐这一时期的产品，如果人们知道：晚唐五代定窑生产规模及产品质量已经超越了邢窑，就容易区分了。如1997年涧磁村出土晚唐墓30余件定窑白瓷，其精细程度与同时期邢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出现了规整的印花品种，如此墓在其他地区出现，人们肯定对其窑口产生疑问，甚至会归为邢窑。
    在邢定区分问题上，有些学者认为以工艺技术进行划分，认为邢窑旋削工艺精湛娴熟，细节处理一丝不苟，而定窑则工艺较粗，器足旋削草率。大体上讲是有这种倾向，但此时定窑有很大一部分胎足处理也是干净利索，不输于邢窑之精细。再如中晚唐邢窑、定窑大量生产的唇口碗，都存在玉璧底和宽圈足两种，学术界大多认为：定窑唇口碗碗口翻折，粘合而成。所以碗口沿截面就形成一个圆孔，而邢窑唇口碗直接用刀修出没有这个圆孔，这种区别方法是不正确的。遗址出土定窑唇口碗残片大多数并没有翻折粘合而成的圆孔，只是多数比邢窑唇口稍小些，其底足也大多干净利落，没有丝毫泥屑相连的现象，并不逊色邢窑处理底足的精细程度。
    从定窑与邢窑的器型、纹饰等比较，可以看到定窑对邢窑的传承与创新，邢窑非定窑之直接前身，但邢窑直接影响和间接扶持了定窑，其工艺技术十分相似。所以区分邢定主要应从原料入手，虽说从科学的角度测试成分差异不大，但瓷器涉及因素较多，最终在器型、工艺、胎釉上还是有所差异。定窑白瓷受邢窑影响，对其继承与创新，形成自己胎薄质坚、釉色灵润、器型端巧、纹饰精美特有的风格，吸收继承邢窑等诸多窑口优势，又发明了新工艺，形成影响深远的一代名窑。
    一言以蔽之，大量对比历代邢窑、定窑遗址出土标本，任何人都会说“邢定可分”，而真正与定窑难以区分的是同出一脉的井陉窑。

148、粉定、土定、新定
    由于这几个名词均有几种说法，所以人们在谈论和研究定窑时多有不便。大多数人认可“中国古陶瓷图典”的说法，在此整理出，以利方便。
    粉定几种说法：
    1，曲阳定窑土定进步者，胎体轻薄、致密、有泪痕、高白度的瓷器。
    2，宋南迁后，在景德镇生产釉色极淡，略带粉红色的仿定器，颜色如婴儿肌肤。
    3，景德镇所有仿烧定窑器。
    4，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以曲阳涧磁村为中心的定窑作坊所生产白度极高的北定。
    土定几种说法：
    1，定窑初始之物，质松厚重，分互胎、陶胎两种，釉色白中闪黄或闪赤，易剥落且有大开片。
    2，霍县窑仿定产品。
    3，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除曲阳中心窑场以外的，如汾河、漳河流域广大地区民窑仿定产品。原料与工艺技术与定窑相同，之所以称之土定，是因为原料加工不精，胎体粗厚，叩之声音不清脆，装饰简单或无纹饰。总之，与定窑相比，各方面均显粗糙。
    新定几种说法：
    1，元以后，南北窑口所有仿定产品。
    2，近现代仿品。
    3，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为山西霍窑（元又称彭窑）所烧仿定产品为新定。
    格古要论中记载霍窑（元又称彭窑）是始于金代发展于元代，“彭君定效古定器折腰样者，基整齐，白者与定器相似。”该窑因此以专门仿定闻名于世。实际该窑产品与定窑相去甚远，但标志着定窑系元代仍在烧造且有所发展，至明代方消亡。

147、南定、北定之别
    南定几种说法：
    1，宋室南迁后，金人统治下所烧造的曲阳定窑瓷器。
    2，长江以南（包括四川）历代仿定产品。
    3，“靖康”之后北宋南迁，在临安（今杭州）继续烧造的仿定器
    4，景德镇和德化窑仿定产品。
    5，中国古陶瓷图典：宋南渡后，景德镇所仿定器，也称宋白瓷，形式与北定相同，唯无北定之雅趣。此说法虽未明确，但大体倾向宋南渡后，景德镇所仿定器为南定。
    北定几种说法：
    1，宋南渡前，曲阳定窑历代产品。
    2，专指北宋朝曲阳定窑所烧瓷器。
    3，景德镇为南定，其余均称北定。
    4，长江以北地区，定窑及定窑系所有产品
    5，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
    6，中国古陶瓷图典说法：以曲阳涧磁村为中心的定窑作坊生产的瓷器。
    从笔者收藏杭州出土的这一批镶银扣景德镇生产南定来看，应为南宋中期产品，与北宋极似，只是开片多，手感更轻，高档南定芒口纯粹是为了镶金银扣，从口沿角度来看均为单件覆烧，而不采用节省空间的支圈烧法。修足有些小的差别，回纹也多连接，是极为精细的认真之作，但略显轻盈。工艺技术全面承袭北定，但无定窑率意、薄而有气势、浑源而大气。
    南北定之别，原料是主要原因，更为主要的则是历史背景之别，文化背景之别。

146、中心窑场及定窑系
    定窑中心窑场有三种解释：
    1、有限的几个专为皇室生产的作坊。
    2、指涧磁村一带。
    3、指涧磁至燕川整个定窑区域，其他则称定窑系。
    从窑场概念及定窑实际情况来看，第三种说法准确合理。
    窑系是指民间众多瓷窑中，以一个窑口为代表，产品胎釉的大概成分、工艺、造型、釉色、装饰方面相同或大致相近的一批瓷窑，往往被划分为一个窑系。
    定窑瓷器器型端庄、釉色精美、纹饰洒脱、技术先进，因而各窑口争相模仿，形成以曲阳定窑为中心的定窑系，其共同点为：具有刻印花采用支圈覆烧的白瓷产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知的窑口有：平定窑、阳城窑、霍州窑、河津窑、孟县窑、交城窑、介休窑、长治窑、榆次窑、浑源窑、景德镇窑、临川窑、南丰窑、吉州窑、磁州窑、小水峪窑、龙泉务窑、缸瓦窑、博山窑、阳城窑、萧县窑、宿州窑、祁村窑、宣州窑、泗州窑、瓷峰窑、井陉窑、邢窑、彭县窑等等。
    大量的定窑系产品，也可以作为收藏目标，但均无定窑之雅趣。主要是原料的原因，曲阳所特产的以白云石为主的粘土类矿物，适于制造胎薄质坚温润洁白的瓷器，优良的瓷质配以精美纹饰结合成神来之品，其他窑口此类产品故而无法超越。
    但其他窑口也有各自之长：如景德镇青白瓷及后期甜白、汝州窑汝瓷、官哥的开片釉青瓷、钧窑的紫红斑乳浊釉青瓷、龙泉窑的翠绿色青瓷等等。这些充分说明其产品特色与当地原料有直接关系，用其他地区的原料，不论多么认真的模仿，也达不到这种艺术效果。所以说：佳品瓷器是天时、地利、人合的有效同一，脱离原料上的优势，势必无法超越。
    定窑瓷器大多胎白体薄质坚、芒口、釉薄而灵动、可见泪痕、竹丝刷痕。定窑系的产品质量则明显逊色，大多胎松、质差、釉色沉闷、泪痕少见且污浊。

145、百里窑场——定窑遗址保护区域外的规模
    定窑隋代初创在桃树园附近；唐早中期在北镇附近就有了一定的规模；晚唐五代又扩展到涧磁区域，此刻野北、燕川也有零星粗瓷作坊的出现；宋早期时，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已具相当规模。
    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内的主力区块在各阶段有所差异：晚唐五代、宋早中期主力区块在涧磁；宋晚期开始逐步移至燕川，至金代燕川已成主力区块；元、明多为粗瓷主力区块又转到杏子沟、野北。
    以定窑当年的影响，并能够给很多地区提供瓷器，并不是现今遗址地表遗存所能代表的规模。
    以定窑遗址目前地表状况来看，不足以支持定窑这么大的影响和全国这么大的出土量。
    实际当年定窑遗址窑业垃圾应该很多，千年分散和流失，地表已难及百分之一。再者定州所辖广大区域，窑厂众多，井陉窑区域当年也归定州管辖，当时人们也以土定相称。
    在定窑遗址保护区域外，也陆续发现一些烧造瓷器的遗迹，也许有人会把这些区域列入定窑系或认为是当地零星土窑作坊，经笔者多年仔细对比标本分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要说的这些“目前遗址保护区域”外遗迹，特指在宋中期以后，尤其在金代时的作坊。这些作坊不仅仅是指近年灵山镇附近保护区域外发现的遗存，就是在定窑遗址百里以内也比比皆是，现在沿着S335公路，依然能看到一些遗存，甚至远在定州城南也有这类遗迹。这些作坊的总体数量，远远超越了遗址的规模，但由于分散，个体相对较小，因而遗存并不丰富，经千年的岁月，大多被尘埃淹没。这些遗迹可见的遗物非常少，没有相关的知识和针对性的认真探求，确实容易忽略。
    这些作坊的共同特点是：工艺技术全承定窑宋中期以后的所有技术，原料有可能均来自灵山盆地，也就是与定窑遗址采用相同的原料、相同的工艺，粗瓷、精细瓷都与定窑无二，而且产量非常庞大！
    经多年分析，我认为都应归入定窑生产区域。

144、匣钵
    在陶瓷烧制过程中，为不使火焰直接接触器物而产生损坏，把器物放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内焙烧，这种容器就称匣钵。
    匣钵的热传导性和热稳定性，取决于原料的选取、淘洗、匣钵厚度、匣钵烧成温度等等诸多因素。匣钵的性能直接决定了瓷器成品的质量，现今仿古师傅对此不加以关注和理解不够，因而古今匣钵性能差异极大。
    匣钵的类型主要取决于所烧器物的形状及装窑的情况。古代定窑匣钵有多种类型：平底匣钵、无底筒形匣钵、漏斗型、高足型、支圈组合型等等，每种类型又有几种大小不等的型号和结构上小得差异。
    其他窑厂的匣钵与定窑有些区别，也没有定窑复杂。

143、“尚食局”类铭文器物宋金的界定
    崇宁三年北宋宫廷设立“六尚局”，距北宋灭亡还有23年，金朝依北宋旧制，“六尚局”沿用了很长时间。“尚食局”铭文器物在北宋后期出现，金代继续大量烧制，此类器物宋金界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尚食局”、“尚药局”等定窑铭文器物，在北宋时为宫廷专用瓷，使用严格规范，产品质量很高。金代宫廷肯定也延续使用此类铭文器物，但其质量明显下降，这与金代定窑质量整体下降有关，也与金代宫廷使用不如北宋宫廷严格有关。而且，金代民间也大量使用此类铭文器物及各种龙纹等。
    在北宋为宫廷专用的纹饰，在金代则有民间大量使用的迹象。这与少数民族对皇权、龙权概念不严格有关，也与金朝早期动荡的局势有关。
    金代定窑经早期的短暂低迷，很快恢复到辉煌灿烂，而此部分带铭文的器物无论是宫廷用瓷还是民间仿品在同时期定窑中都堪称精美。由于战乱，金代早期定窑低迷了30年左右，但没有全面停烧。所以，其工艺技术存在持续性和连续性，工艺上极微小的变化，也不足以全面支持界定。
    虽然定窑区域政权背景变化了，少数民族文化快速侵入，但由于金朝汉地承北宋政策，民族融合性很好，又由于汉文化包容性、溶蚀性很强，定窑文化并没有明显变化。如丰富的印花纹饰题材，还在汉文化的主流上，况且“尚食局”类铭文器物多延续北宋题材，甚至模具都在延续使用。所以，从纹饰风格上，对部分“尚食局”铭文器物根本不能进行宋金的界定。
    但事物的变化是规律，哪怕那么一点点，都会被细心所识。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人们都可以感到变化，何况瓷器这人类文化和工艺的产物。
    所以，界定宋金这类器物，紧紧抓住政权背景、文化背景变化的这一前提，及战乱使定窑低迷了几十年的实际情况，从原料的选取、处理，丛胎釉、纹饰，窑内气氛、字体、器型及使用性质等等等等。从这些点点滴滴中进行认识和积累器物的特点，数个小小的区别就是一个清晰的界限。
    应该说：这类器物还是可以准确界定。

142、南青北白
    在唐代，南方越窑青瓷和北方邢窑白瓷以当时的规模和影响，素有“南青北白”之说，晚唐五代定窑的崛起，人们只知道有定而不知有邢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至宋初，南方景德镇白瓷及青白瓷在当时瓷业占有重要位置，影响极大，更是打破了这种格局。
    现今来看，只能说南方青瓷出现较早，北方后来居上。如至宋时，汝、钧、哥、耀州等北方青瓷可谓华夏青瓷之极品。北方出现白瓷较早原因与北方地区蕴藏的高铝低硅，铁、钛含量低的黏土有关，也有北方地区文化沉淀形成的社会习俗，人们对色彩的欣赏习惯以及禁忌心里更有直接关系。宋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尚白观念及草原文化的不断渗入，以及陶瓷业绘画装饰的大势所趋，南方审美情趣也随之改变，元以后至今南方景德镇白瓷又一统天下。
    所以，“南青北白”只是唐代瓷业的大体格局和一种说法而已。

141、遗址各区主要特征及堆积特点
    定窑遗址大体可分为涧磁区，野北区，燕川区。
    涧磁区为定窑主力区域，不仅产量多，代表定窑风格的精品也大多在此。
    从北镇村泉水沟沿溪而下，至汇入通天河路段都可见少量纹饰标本，河水两岸当年都是大大小小的作坊，北镇法兴寺处的官窑，有先烧贡奉之瓷的作坊，精美标本随处可见，附近民窑产品也多质坚美，技艺高超也不失名窑的风范。
    野北区堆积庞大，精品稀少，多为金元产品，也可见元以后各个时期的产品，如杏子沟老大队下面河床断层可见多处十分清晰窑址遗迹，多达十几米。
    燕川区大都为金代胎骨发黄发黑，烧成温度低的产品，产量十分巨大，但也存在北宋高温洁白之胎骨的各种纹饰精品定瓷，毫不逊色涧磁区只是产量较少，精品更少。 
    遗址堆积层的特点：
    定窑遗址文化层厚薄不一，一般3—7米，最多可达十几米，取决于当时产量、堆积方式和地形等。有些厚厚的堆积层很短时间就可以形成，有些几米的堆积层却可跨越数百年，在遗址纵向分布有序的叠压堆积基本就不存在。
    当时倾倒定窑垃圾地形十分复杂，沟壑、河床、深坑、台地，再加上后来的人为搅动，堆积次序十分混乱，因而遗址考古挖掘的地层、器物及工艺技术的时代认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所以，一定要结合塔基、墓葬、历史背景、工艺技术、艺术发展规律等诸多因素认真对待。
    我看过60年代的定窑挖掘简报，通过后来几次考古挖掘印证，可知当时的认识出现了一些问题。此事说明：定窑的遗存丰富，但其地层的叠压关系十分复杂，并不是一两次挖掘就可以弄清楚的，应随着考古挖掘的增加，逐步提高认识。
    地层学与类型学作为考古学方法的两大支柱，能够准确揭示深藏地下的层层时代沉积的理论，在定窑遗址考古中会出现很多错误。

140、粘砂
    底足粘砂泥屑相连，在定窑正烧品种中，确大比例存在，尤其在粗瓷上表现更为严重。就是晚唐五代精细白瓷也大多存在这种现象，因而也作为鉴定依据。
    底足粘砂是由于定瓷装烧工艺所致，泥屑相连是修坯后施釉前人们不注重清理底部之故。现今仿古师傅也注意到了这个特征。不过，过去垫砂是河床分选不匀的河砂，现多用机磨均匀的石英砂。
    这些特征，体现着手工定瓷制作的随意，有人赞为不拘小节，自然率真。实际精美定瓷底足出现这种瑕疵，影响了器物整体的美观，是由于其装烧工艺及当时人们对此没有解决的能力所致。
    在定窑精细瓷上，也看出人们在极力控制和寻求改进的迹象。北宋早期，就陆续出现了新的装烧工艺和精细垫烧工具等。

139、金装与芒口的关系
    金装定器又称“芒口金装”、“镶口”等，多见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
    《吴越备史》、《宋会要辑稿》等书中，有金银扣和金装定器的记载。《吴越备史》记载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太平兴国二年定州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数件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比之早些的浙江临安公元895年钱宽墓、公元901年水邱氏墓出土数件金装定器，那时定窑还没有发明垫圈式组合匣钵这一覆烧工艺，再次证明“金装定器”，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而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
    笔者认为：此时期定窑的芒口金装属深加工，比正烧瓷器高档，使器物最为高贵。从早期金装定器来看，部分产品有意采用单件覆烧芒口工艺，并不节省空间，也不提高产量，只是为了器物变形小、容易镶嵌金银扣及金装后满釉无瑕疵。从而达到尊贵华美，入奉宫廷。
    宋中期发明的垫圈匣钵覆烧工艺极大提高产量且有效防止了器物变形，在当时很有竞争力，但由此而产生的芒口，从古至今一直是非议定窑的话题。宋皇室“弃定用汝”，实际芒口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定窑一直生产无芒口的正烧精品瓷，宫中也一直使用正烧精细定瓷。而“金装定器”，也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如果仅仅为了掩盖芒口的瑕疵，只采用正烧即可，这要比“金装定器”成本低很多。
    所以，金装器物从文化角度及定窑装烧工艺出现时间来看，只是人们迷恋金银器的一种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审美情趣，与芒口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在宋末、金代精品芒口定瓷尤其输送到南方后，将十分珍贵，是必有一部分为了掩饰“芒口”的缺陷而加镶了金银扣。

138、金装定瓷
    金装工艺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漆器，在唐代越窑青瓷，陕西法门寺地宫也有越窑银扣秘色瓷出土，没有芒口的建窑黑瓷也有镶金银扣的。
    金装工艺也称金棱、银掕、金扣、银扣等等，泛指使用金银铜等金属在瓷器上的装饰。表达方式多在盘碗杯盏钵类口沿、底足，但也有在壶盖、壶流、瓶口、盒扣等部位的金属装饰，这种装饰使瓷器在晶莹玉润中极大地展现了豪华和典雅。金装工艺是古代的一种时尚，是为了提高瓷器身份而采取的商品深加工工艺，反映当时的审美情趣和人们迷恋金银器的心理，也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而金佃工艺与陶瓷相结合，更赏心悦目，犹如锦上添花。
    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使用金银器皿能使人长生不老，且有延年益寿功效之说；至唐代盛行使用金银器并且制作极其精美；晚唐、五代之时，定窑盛行模仿金银器皿，并在口沿、足沿及流的部位镶嵌金银扣，使器物更加尊贵美观，故而有些高档白瓷获此殊荣。此时金装定器，与掩饰“芒口”无任何关系。
    起于战国漆器上的金装工艺，在瓷器上兴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在唐宋时期非常昌盛，此时期的墓葬、塔基等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此类器物。宋朝工部文思院即设“棱作”，内廷后院造作所也设“棱作”，民间作坊更是繁荣昌盛、不可胜数。明清两宫宫廷作坊在收藏的定窑等瓷器上加镶了金银扣，由于时代的审美，艺术效果与宋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金装定器又称“芒口金装”、“镶口”等，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吴越备史》、《宋会要辑稿》等书中，有金银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的记载。《吴越备史》记载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太平兴国二年定州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数件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比之早些的浙江临安公元895年钱宽墓、公元901年水邱氏墓出土数件金装定器，那时定窑还没有发明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再次证明“金装定器”，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而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由此我们认为覆烧工艺是为了节省空间，提高产量，但也并不能否认芒口覆烧产生的原因是能够有效防止器物变形和金装后并不影响美观。笔者认为：此时期定窑的芒口金装属深加工产品，要比正烧瓷器高档，由于覆烧变形极小，金装后满釉无瑕疵，最为高贵漂亮。从早期金装定器来看，部分产品有意采用芒口覆烧工艺，是为了器物变形小及容易镶嵌金银扣，从而达到尊贵华美，入奉宫廷。
    笔者收藏的多片北宋早中期蕉叶纹浅腹直口碗标本，应是宋早期定窑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的器物，器型端庄，胎坚质薄，釉色温润，瓷质十分优良，大圈足，底足满釉，为同时期定瓷精品。口沿多为小唇口，也有少量撇口较小的产品，其中一片标本，口沿有明显竖列排纹，与器型、纹饰很不协调，分析认为应是镶嵌金银扣时，为防止滑脱而设。此类蕉叶纹浅腹直口碗，均为一器一钵的精细覆烧产品，该方法：既不节省空间，也不能批量生产，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定窑支圈覆烧工艺，而且瓷质优良、数量较少，芒口处理十分规整且很小。
    传统意义的“芒口”覆烧定窑，应特指宋中期以后由于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而形成的口沿无釉瓷器。而定窑在五代、宋早期开始广泛使用的“盘形支圈覆烧工艺”、“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就已经产生了大量芒口瓷。“盘形支圈覆烧工艺”、“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方法可理解为覆放套烧，器物依大小依次套入，也是为了节省空间，生产了大量芒口瓷，芒口一般处理较小，并不十分影响美观，多为精品白瓷。虽说此方法也最大限度的增加了产量，利用了空间，但产品大小不一，没有同一规格，难以形成统一规格的大宗产品。笔者收藏五代盘形支圈覆烧标本，20多件高白度素面小盘，分三组依次大小套入，瓷质优良，芒口处理较小且干净利落，从产品的档次来看，还打不到镶嵌金银扣的产品要求，该装烧工艺主要目的节省空间，提高产量，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至宋中期，定窑工匠在此基础上开拓进取，发明了“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方法是先在较厚底圈内覆放一个或几个大小不等的碗坯，上面再套放一个支圈和一个盘碗类坯体，依次叠放。达到一定高度后入窑烧制，这种方法最大限度的利用了空间，统一了产品的规格，既节省原料，又防止器物变形，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了成本，对南北瓷窑产生很大影响，对我国制瓷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先进的工艺技术，产生了大量规格统一的产品，极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该方法瓷坯入窑不用匣钵，而且胎泥作成支圈，叠放后组成匣钵，比用匣钵装坯节省了大量空间。用胎泥作成的一次性支圈在窑中与坯件收缩一致，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极大的提高了成品率。其弊病是每烧一件瓷器，也需要一个一次性支圈，因而耗去大量瓷土。人们认为此方法产量大，瓷土损耗也大，因而导致瓷土很快枯竭，致使定窑衰落，再者覆烧产品出现芒口，影响其美观。定窑的芒口瓷，由于覆烧变形较少，因而主要以薄壁盘碗为大宗。芒口处理大都内宽外窄，内刮去2—4毫米，外刮去1—2毫米，处理的干净利落，入刀出刀十分规矩，不乏自然流畅。尤其大量的葵口类盘碗，芒口的处理浪漫随意，更能体现处宋代窑工的用刀水准及制作趣味，与现今仿品的拙笨迥然不同。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垫圈式组合匣钵”和“火照术”。
    以往宋代定瓷上的金银扣，大家认为是解决定瓷“芒口”观之不雅的问题，而芒口的形成是因为定窑为大幅提高产量采用了垫圈匣钵覆烧技术，为了弥补芒口毛涩感的缺憾，往往在口沿镶以金银铜圈作为装饰，显得尊贵豪华，俗称“金装定器”。实际定窑“芒口”与“金装定器”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金装定器大量出现的五代时期，是一种崇尚金银器的文化现象，在宋初《吴越备史》中，更有盛赞金装定器之说。如果仅仅为了掩盖芒口的瑕疵，只采用正烧即可，这要比“金装定器”成本低很多。覆烧这种方法极大提高产量且有效防止了器物变形，在当时很有竞争力，但由此而产生的芒口，从古至今一直是非议定窑的话题。宋皇室“弃定用汝”，实际芒口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定窑一直生产无芒口的正烧精品瓷，宫中也一直使用正烧精细瓷器，而“金装定器”，也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笔者认为：晚唐、五代、宋早期金装定器要比正烧定器高档，成本也要高些；宋中晚期、金代由于芒口金装的普遍性，整体与正烧精品定瓷相比，要逊色一些。
    所以，从文化角度及金装器物、定窑装烧工艺出现时间来看，金装定器只是人们迷恋金银器的一种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审美情趣，与芒口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宋末、金代精品芒口定瓷尤其输送到南方后，将十分珍贵，是必有一部分为了掩饰“芒口”的缺陷而加镶了金银扣。

137、描金
    关于古代描金器的做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中记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
    我们曾多次试验，遗址张师傅的妻子甚至为我们找来紫皮蒜、独头蒜和煮熟的蒜汁等多种方法试验。用砚台磨出的金粉也非常细腻，但烧后吸附不上，均不成功。实际古代描金器十分容易脱金，大都无存，只留下描金痕迹。
    描金器物保存最好的，目前应为日本所藏“紫定描金牡丹纹碗”，这件藏品在世界艺术品评比中被誉为稀世之宝。对于这种器物鉴定更是简单，用针一挑就可以揭下薄薄的一层金箔，或用湿布轻轻一擦描金就脱落，新仿则擦拭不掉。
    在遗址这些年，我与妻子多次尝试描金，而不得要领。后来观察古代描金痕迹有反铅现象，又觉得古代金子纯度不足，于是我们找来一枚辽代金戒指，磨粉后尝试着使用，效果好了许多。辽代金子含量不足九成，这也许是主要原因，由于知识和环境所限，我们没有对古代描金原料的成分进行分析。

136、黑定描金残器
    从我收藏的这件黑定描金残碗来看，口沿描金保存较好，碗内只存花卉描痕，而且描痕呈银灰色，有泛银反铅现象。
    多年前我认为是描金嵌银花工艺，后来由于脱落的金箔有一定的厚度，又觉得是贴金箔工艺，但可以肯定的是口沿与内部纹饰是不同的工艺方法。现在从碗内遗留的痕迹来看似乎是铅粉打过底，定州出土的刻花红绿彩小碗标本也似乎是铅打过底。

135、描金然也
    古籍载：大蒜汁调金永不脱落。
    我无数次试验分析，大蒜汁的作用我们古今人都理解错了。实际大蒜汁调金粉只是使其产生粘度，便于绘画时金粉的附着，而且大蒜汁在冬季低温下不凝结的特点，其作用只是一种调和剂。就如我们吹笛子时偶尔用大蒜汁粘笛膜，而不是为了提高音质一样。
    所以，只有加入少量的铅，使釉面在低温时熔融，从而使铅金坚固的吸附在釉面上。从我收藏的大量描金标本中，也证实有铅的存在。
    我觉得定窑描金最晚出现于北宋中期，不同于金代出现的定窑红绿彩，其描金技术到底有没有成熟的加铅工艺，也一直困惑着我。后来我收藏的几件辽代金饰对我有了很大启发。
    由于当时冶炼技术相对落后，金含量只是80%多一点，金子里含有相当比例的铅。
    我与妻子遂用辽代金饰磨粉，调大蒜汁描金，低温烧制后效果甚佳，此问题然也。

134、金花定器
    金花定器又称金彩定器，或称描金器，属二次入窑复烧品种。在定窑产品中，目前已知描金出现在白定、紫定、黑定上，是最为名贵的品种。题材多描绘花卉，尤以兰草居多，也有少部分富丽而高贵的亭台楼阁题材，描金产品多为正烧盘碗类精细瓷，也有少部分瓶类立件。也发现盘碗类芒口产品，只在口沿芒口处简单描金的定瓷，此举不能理解是为了掩盖芒口的瑕疵，因为二次描金成本比无芒口正烧要高很多很多，应是有意为之的一种装饰。同时也说明：芒口金装，是商品的深加工，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为掩饰芒口瑕疵的补救方法。
    描金定窑器物传世极少，多为皇室用瓷。目前已知：日本有五件；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三件金彩云龙纹定窑白瓷盘；河南巩县博物馆有一件金彩刻花白瓷残器；民间描金残器、瓷片更是寥寥无几。以上所统计的器物，金彩均严重脱落。
    漆黑莹润的黑定，多姿多彩的紫定，温润洁白的白定，配以薄胎精致的造型，再以金彩绘出花卉等纹饰，异常精美，为定瓷中极品。
    关于古代描金器的做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中记载：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永不复脱。我们也曾多次试验，甚至找来紫皮蒜、独头蒜和煮熟的蒜汁等多种方法进行试验。用砚台磨出的金粉也非常细腻，但烧后吸附不上，均不成功。实际古代描金器十分容易脱金，大都无存，只留下描金痕迹。对于这种器物鉴定十分简单，用针一挑就可以揭下薄薄的一层金箔，或用湿布轻轻一擦描金就会脱落，新仿则擦拭不掉。
    描金器物保存最好的，目前应为日本所藏“紫定描金牡丹纹碗”，这件藏品在世界艺术品评比中被誉为稀世之宝。

133、印花的艺术
    进入晚唐，光素无纹的旋律已渐变。初始为几条简单的压印、弦纹，使瓷器具韵律动感。虽说晚唐产品并不注重纹饰修饰，而是注重釉面的温润，瓷质的洁白，造型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中流露自然之美，但同时也已出现刻划印花装饰，只是线条多冼练简单。
    入宋以后印花题材极为丰富，构图与整体表现效果清新、繁缛、富丽。这些精美的印花纹饰，代表了当时最高审美，也确定了定窑的艺术风格。
    宋中晚期由于图案的选题、构图、部白以及色彩的融入、纹饰的搭配等等都非常的精美成熟，其艺术性已经脱离了匠人范畴，使得我们从印花器物中感受到古人在艺术领域中追求的社会态度、生活观念、感情寄托等诸多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禽鸟纹饰中主要有凤凰、孔雀、鸳鸯、鹭鸶、大雁、鸭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博古图等等。丰富的纹饰，清晰的线条，布局严谨，疏密有序，大多印于盘碗内部。内印外刻的较少，内外印花品种则更少。定窑瓷器最精美的纹饰大都集中在盘、碟上，图案的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隔开，最多可见三层回纹题材。其他如枕面、粉盒印花也常见，纹饰最多可达四层，每层纹饰富于变化。外圈纹饰多为回纹或变形莲花纹，中间为动物花卉组合纹饰，充满动感，艺术气息极强。
    人们所见印花器物多为宋晚期以后产品，恰恰在此时，以徽宗等文人为首的统治集团，引导着当时的审美方向，追求着繁缛富丽，于此之前则有很大的区别，在审美情趣上甚至可理解成一次大的变革。
    金代早期虽说胎釉较宋晚期稍差，但其纹饰却多沿用宋晚期风格，有些精美的纹饰一度超越宋代。金代中后期质量大幅下降，虽然有些纹饰清晰，但胎体粗糙，釉面较脏，纹饰也不雅观，已失往日风采。
    在整个定窑的印花历史中，一直有少量印花器物为体现浮雕感和清晰的纹饰，而薄施化妆土，此类器物极其精美。同时也存在少量阴文印花题材，精者不多，多显粗糙。

132、印花兴盛的原因
    定窑印花产品出现在晚唐，成熟于宋早期，在北宋后期迅速兴盛主要原因是：白瓷能彰显繁缛富丽的纹饰，符合了人们的审美追求，定窑当时为宫廷烧制精美御用品，也带动了民间富裕阶层大量使用定瓷的风气，产量和质量快速提升，其对后世影响也大。
    随着覆烧支圈匣钵技术的出现，产量大增，能够满足社会的大量需求。
    以往人们认为定窑将印花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使成型、装饰两道工序合二为一，操作简单，产品规格统一，配合先进的覆烧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非常适合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实际定窑印花对坯体拍打印制要求很高，工艺难度大，与刻划相比工艺上并不存在多大优势。之所以定窑印花产量大，是其精美的纹饰，配以雕模翻印，加上优良的胎釉，最能体现出匠师高超的技艺，而成为同时代的佳品。

131、印花品种
    印花品种有白釉印花、褐釉印花、黑釉印花、内外印花、外刻内印花等，器物类型有碗、盘、壶、盒、枕，碟，罐，灯，瓶，钵，洗，炉，瓷塑，玩具等等。
    目前未发现宋早期颜色轴的印花品种，但以当时颜色釉及印花的成熟情况来看，应该有此类产品，可惜至今未发现。

130、印制工艺
    1、首先工匠预制陶范，根据所需的形态、纹饰而定。大多经800°C以上素烧，即保持硬度又要有一定吸水性。
    2、拉出大概与陶范相符的坯体，厚度稍厚，为以后修坯留下余地。
    3、把拉好的坯体覆盖在陶范上，坯体的湿度依经验而定，逐步用手或木板类工具拍打，厚薄要一致，一定要力量均匀。
    4、脱模，此阶段最主要就是湿度的掌控，不然将难以脱模，因而印不出精美的纹饰。
    5、脱模后，在转轮上依所需修坯，修坯原则与支圈相匹配。
    6、上釉，要求荡釉准确合理。

129、印花的纹饰
    定窑印花所涉猎的题材无以计数，小到花鸟鱼虫大到亭台山水，其跨越时代又很长，因而非常的丰富。
    印花纹饰包括植物、人物、动物、自然风光等等。如：云、水、树、石、浪花，鸟、龙、凤、螭、鹤、鹅、鸭、牛、龟、鹿、松竹、篦叶、缠枝花草、荷叶、荷花、谷穗、游鱼、鸣鹿、奔马、飞蛾、舞蝶、鸳鸯、飞龙、孔雀、鹭鸶、鹌鹑、狮子、麒麟、大雁以及博古图等等。
    定窑印花的典型纹饰以花卉纹最常见，主要有菊、芙蓉、荷花、牡丹、梅、萱草、水藻、卷草、萱草，动物、禽鸟、水波游鱼纹等，婴戏则少见。花卉纹布局多采用折枝、缠枝等方法，讲求对称，也有单独选取某种动物或花卉来表现的印花。印花纹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密而不乱。根据器物形制和题材不同，边饰选用回纹、莲瓣、卷草、流云、荷叶边、弦纹等，使其谐和统一，彰显器物的繁缛、至美。
    印花器物多姿多彩，花中有画，画中有花，优美无比，生动活泼，风趣自然，成为最能代表定窑艺术风格的标志性产品。
    定窑印花清楚的纹饰、丰富的题材、繁缛而美丽，达到了中国陶瓷史印花的顶峰。

128、宋晚期金代印花兴盛
    北宋晚期、金代，具自身鲜明风格的精美定窑印花产品大量问世，定窑由此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
    北宋晚期，随着覆烧支圈匣钵技术的出现，定窑印花品种的产量空前巨大，每一件印花图案都十分精美、富丽繁缛，从而对今天产生最大的影响。印花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北宋晚期官府定烧宫廷用瓷，典型器为牡丹纹大盘，印花云龙云凤大盘等。
    覆烧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产品产量，而且产品规格统一；同时，覆烧法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器物的变形，使胎体轻薄的印花器物更加规整；再者，定窑坚致洁白的胎体和清透的釉色，从而使富丽繁缛的印花纹饰清晰精美，也符合当时爱慕虚荣、粉饰繁华、文气十足的宋人审美情趣。
    北宋末期主要以刀法流畅飘逸的精美刻划花，画面繁缛富丽成熟的印花工艺，以及非常适合大批量生产的覆烧工艺见长。但此时也许由于人们的审美之故，注重装饰纹饰，而忽略了胎釉，宋早期烧成温度在1300以上的精细颜色釉已很少见。审美情趣的转变，使诸多工艺技术下降甚至失传，只用印花的一枝独秀开创了一个金代定窑。
    金代定窑的印花工艺尤为兴盛，虽因战乱，定窑在金代初年曾遭到破坏，但至迟到大定年间，定窑又重新恢复和昌盛起来，精美的纹饰曾一度超越宋代。
    曲阳定窑遗址曾出土四件有明确纪年的金代印花模子，其刀法刚劲，线条娴熟，构图严谨，说明金代定窑印花工艺具有很高的水平。可见，单就印花装饰而言，金代定窑不仅继承了宋代的工艺水平，而且使之更趋繁荣。
    金代印花盘往往具花边口和数目不等带有斜度的菊瓣纹饰，印有春山秋水、梅花鹿等纹饰。
    金代中后期质量大幅下降，虽然有些纹饰清晰，但胎体粗糙，釉面较脏，纹饰也不雅观，已失往日风采。

127、宋中期印花颇具诗情画意
    北宋中期定窑印花纹饰又有所突破，精雅的纹饰逐步采用线条表达，虽无北宋晚期、金代图案的富丽，但也基本脱离了宋早期纹饰疏朗、画面平铺的风格，很具宋中期时代特点，明显看出向宋晚期风格的过度迹象。
    在继承宋早期印花题材的基础上，题材又有所丰富，莲瓣纹、卷草纹、缠枝牡丹、动物、禽鸟、复杂的水波游鱼纹等等也已经出现，此时期尤以细线水禽、游鱼组合而成的莲塘风光为佳。
    宋中期印花纹饰富有灵动感，颇具诗情画意。定窑此时装饰处于转型阶段，为北宋后期印花装饰的盛况，为定窑装饰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6、宋早期印花已经成熟
    经五代至宋早期，定窑的印花已有了长足发展，以往标本和传世品较少，人们认识不足，甚至一度认为此阶段印花出现断层的情况。
    实际宋早期定窑印花进入高速成长期，印花纹饰有了长足进展。此时期不仅盘碗类印花题材非常丰富，枕面、粉盒等等也常见成熟的印花。纹饰特点清疏自然，线条宽阔平铺，画面没有明显起伏变化。此时期印花题材以花卉最为常见，花卉布局多用缠枝折枝方法，尤以菊纹缠枝居多，水波游鱼纹等也可偶见。笔者收藏此时期近500片标本，图案题材竟有40余种。
    定窑印花技术经过晚唐五代长时间的积淀，同时受南北诸多窑口成熟印花的影响，定窑兼收并蓄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印花风格。北宋早期的印花图案洒脱、活泼、具有很高的艺术效果，配以洁白温润的釉色，坚薄细腻的胎质，成为不可多的佳品。
    综合胎釉、纹饰等各方面考虑，此时定窑印花已极为成熟，且为定窑整个烧造历史中最完美的印花品种。

125、迷人的印花之谜
    古代定窑的印花，纹饰清晰、繁缛富丽、题材丰富，是最能代表定窑特征和高度的品质，现今仿品望尘莫及。
    但定窑印花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的艺术表现力呢？
    虽然我觉得白瓷更能彰显纹饰的清晰，定窑的模具制作精细艺术成就高，但我对于定窑印花所表现出极强的艺术效果还是存在疑问。多年来，在仿古作坊，我无数次仔细观察印花的各道工序，与师傅们交流探讨，对比手工拍模和机器压模，对比了一窑又一窑的产品，分析了一道又一道工序，还是没有定论。
    同时代的耀州窑、景德镇窑及当时一些白瓷窑厂的印花，与定窑相比相去甚远。所以，对定窑印花，古人也存在认识不足。
    我也仔细对比了模具风格一致的井陉窑同时代的印花产品，并对定窑自唐至元的印花艺术表现发展次序及成熟性梳理了多次，但还是找不到定窑区别于其他窑厂的独特之处。
    这里面也许是原料的原因，也许是工艺的因素，如淘洗、粉碎、陈腐、拍印湿度、拍印手法、揭模、烧造，，，，，，无数因素之一。
    我曾想过也许是拍印工序中，坯体与模具间古代有一个特殊的隔离层，也许是拍印前有一道润湿工序等等。
    我肯定：定窑印花有一个不为古今人所认知的特殊之处。
    也许是道道工序间的细微差别，促成了定窑印花这“天物”。

124、晚唐五代的印花
    定窑的印制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唐中期时采用金银器的“模造技法”所印制的四出筋碗；至晚唐五代时，定窑印花工艺由简入繁，初显风韵。
    如1996年遗址涧磁村出土晚唐五代墓葬精美的印花器物，此批器物的印花纹饰显然受到金银器的影响，但也部分脱离了金银器的风格，构图疏朗、草曳花舞、姿态清雅，这是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定窑印花产品。
    出土的器物中：
    白釉海棠杯内模印一鱼纹，敞口、浅弧腹、圈足外撇，足端露胎，沾有细沙，盘四角内凹与腹部出筋相连，内口沿四缺与腹部出筋相连，内底模印一鱼纹。
    白釉委角四方盘，胎洁白致密，胎体壁及底模印草纹和菊花瓣纹。内外满釉，釉层薄而均匀，积釉处白中闪青。
    结合其它印花器物可以断定，早在晚唐时期，定窑已出现较为复杂的印花装饰技法。这些带印花装饰的瓷器，主要出现在海棠杯、长方形盘等采用模制成型的器物上，造型大多模仿同时代的金银器。花纹刻在底模上再翻印到瓷器上，形成微微凸起的阳文图案，花纹虽然浅细，但凸起的线条非常清晰明快，印花效果与金银器花纹效果虽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
    晚唐五代其他如：枕面、粉盒也偶见印花，纹饰与北宋相比只是清疏些，印花纹饰没有明显起伏变化，线条宽阔平铺，画面层次感较差。
    由此可见，晚唐五代时期，对金银器纹饰的模仿，是定窑印花工艺产生、发展的最直接原因。

123、印花无断层
    定窑的印花有宋晚期一出现就快速成熟的说法。自1996年遗址涧磁村出土晚唐五代墓葬精美的印花器物后，学者们肯定定窑印花工艺在晚唐五代出现，但在北宋后期才兴盛起来，定窑印花出现了一个断层。
    实际并不存在这种断层现象，由于以前遗址考古挖掘面积太小，世传五代、宋早中期定窑印花器又少见，使人们有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实际定窑印花始于唐中晚期的锤牒“模造技法”，经五代至宋早期成熟，并在宋早期产生了定窑在整个烧造历史中最精美的印花器物。
    宋晚期，由于全国文化升腾的现象，定窑部分采用缂丝、博古、书画等粉本直接制模，符合了宋晚期人们追求繁缛富丽的审美取向，并结合先进的覆烧技术，生产出大批繁缛富丽的印花产品。
    从出土情况看，定窑也多是宋晚期胎体轻薄的芒口印花器，此时定窑将印花工艺进行了大胆改进，使成型、装饰两道工序合二为一，操作简单，产品规格统一，配合先进的覆烧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非常适合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因而此阶段传世品很多，影响巨大，使人们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122、元代定窑
    元代定窑承金代定窑的辉煌，依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虽然细白瓷产量很少，但可依然用精美来形容，我曾见过一折沿划牡丹纹小盘，完全可以和宋金精品媲美。
    金元时期，定窑由于历史原因，受少数民族影响很大，生产了大量具少数民族特色的如鸡腿坛等器物粗瓷，也广泛仿制具磁州窑风格的器物，大多剔划化妆土，部分采用褐彩绘画装饰。
    98年，我在元代遗存丰富的野北、杏子沟一带采集了大量这种标本，杏子沟大队部后面十几米高的断崖上，几百米的延长带，堆积着厚厚的此类标本，不乏绘画流畅、写意自然的大碗、大盆类器物，只是立件少见。兴奋的我，爬上爬下，忘记危险浑身是土，后来我把这批标本拿到定州，人们均认为是磁州窑之物，如果不是亲自采集，我也不敢肯定。
    知道了准确的标本，认真观察总结，由于地域原料及淘洗工艺有别，元代定窑是可以和其他窑口区分的。
    总之，元代定窑快速衰落肯定受到景德镇元青花突起的影响。当时，整个民族审美取向，由于草原文化的快速侵入，转向了鲜艳的青花绘画，尤其是代表审美取向的王室贵族。不仅定窑，当时诸多窑口都受到极大冲击和影响。
    明早期，定窑虽依然大量生产仿磁州窑风格器物和粗瓷大缸等，但具有鲜明特色的定窑精白瓷已殆尽，此时可视为定窑正式消亡。
    所以，定窑整个烧造历史，可理解在燕赵特定文化背景下，具定窑鲜明特色的区域性、工艺性的前提下，从初唐至元末，共计烧造了750年的时间。

121、金代粗瓷
    定窑从初创至消亡800年间，所生产的瓷器很明显地分为精粗两种，根据当时工艺成熟性及时代需求比例有所差异。一般来讲：初创期及衰落期精细白瓷相对较少。
    从产量比例来讲，定窑粗瓷远远高于精细瓷，作坊也大量集中在定窑遗址百里以内的广大区域，主要是当地及附近的民间用瓷，虽具定窑风格，但代表不了定窑的高度，而定窑中心区域比例较高的精细瓷器多运到外地进入上层社会。
    从收藏角度，对这些粗瓷要有正确认识，且世存量大，价格很低。

120、组合支圈覆烧法与涩圈叠烧法对比
    与传统的正烧法相比，这两种装烧工艺都能大幅度提高产量，涩圈叠烧法产量又稍高一些。
    支圈覆烧法器物受力均匀分布于口沿，可烧制小足轻薄器壁的盘碗类器物。涩圈叠烧法只能烧制厚胎盘碗类，器壁及底足较厚，以支持其不变形。
    支圈覆烧法产品口沿无釉，涩圈叠烧法盘碗内心有涩圈，从器物美观上看组合支圈法占优势，有纹饰的器物更能体现这一点。
    工艺及成本上看，由于组合支圈多了支圈制造工序，且一次性使用的支圈浪费了大量的材料，与涩圈叠烧法相比成本则高些。
    定窑涩圈叠烧法自中唐出现直至元末明初，在粗精瓷器上均一直存在使用，金元定窑更是大量流行此工艺，尤其粗瓷上占的比例很大。
    定窑自宋中期支圈组合匣钵覆烧法出现以后，精品瓷上已经鲜见涩圈叠烧工艺。

119、金代定窑
    以前人们认为“金代无定窑”，随着金代考古资料的日渐丰富，进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依然存在“重宋轻金”现象。现在可以肯定地讲：金代定窑产量很大，质量也很高，而且就其印花来说比北宋晚期更成熟、富丽。
    金代统治半个中国达119年之久，由于人们民族意识的偏见，过度夸大战争的破坏方面，认为“宋室南迁”，北方诸窑因战争不再生产，定窑更有“至金废灭之说”，所以把一度辉煌的金代定窑全部归入北宋。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后，定窑瓷业从北宋晚期暂时低迷后得到了很大发展，燕川区也成为了定窑生产主力区域，产品数量、窑场规模、制作工艺甚至超越了北宋晚期。龙凤纹饰、传统图案继续大量使用，刻印双鱼、莲鸭、荷花、牡丹、萱草、美化、回纹等，则更加繁缛美丽。
    多年来，我从金代遗址堆积层，城市金代地层及金代纪年墓葬大量出土的精美定瓷，尤其是定窑遗址发现铭文“泰合丙寅岁辛丑月二十四日画传记”隶书款模具及定窑文管所收藏的具明确纪年的金代三个模具，结合历史的研究，对金代定窑的灿烂有了新的认识。
    金代精品定窑在涧磁村及燕川村均有大量生产，以印花为主，数量颇多，工艺与北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间颜色釉印花品种更加成熟富丽，剔花精品更是精美绝伦，尤以河北省正定县文管所收藏的“白釉褐彩剔花缠枝莲纹罐”为此时期代表作。
    南宋后刻款识之定窑，尤其宫室及贵族刻款定瓷，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南宋定瓷的珍贵、稀缺，但不能依据南宋宫殿之名定为金代产品，同时期南宋纪年墓葬出土的定瓷也不能定为金代产品，因为此类定瓷为北宋留存还是与金国贸易瓷现难以区分，同时也说明目前在定窑划分上仍存在“宋金不清”或“偏宋轻金”的问题。
    进入金代之后，定窑刻印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虽然胎釉质量呈下降趋势，但纹饰的繁复精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金代中后期，虽纹饰清晰，但胎体已经很粗糙，釉面较脏，大多数产品胎色泛灰，釉面光泽也差，已失往日风采。此时期定窑仿其他窑口产量也极大，如仿钧、仿磁州窑产品，但已失去定窑固有的胎釉特色。
    金元时期，定窑为增加产量，节省支圈，盘碗类粗瓷产品大量使用涩圈叠烧。也就是瓷坯在烧造时，不使用垫具间隔，但为避免粘连，将器物底心釉料刮掉一圈，置放上面器物的底足，叠烧成为无釉涩圈，故而此类产品产量十分巨大。再有大宗产品为粗瓷黑釉器，可知定窑在金元之际大多为民间粗瓷产品，如辽金风格的鸡腿瓶残片在遗址的大量遗存，此时精品已基本绝迹。
    金代定窑精品瓷胎薄细腻，多为小圈足，釉色微黄，装饰技法丰富精湛。
    粗瓷制作随意厚重，坚固耐用，表现在施釉上不拘小节，因而釉色昏暗。此时期大量内外釉色不同的盘碗类粗瓷出现，这与里外施以不同的釉色及里施化妆土外不施化妆土有关。
    金代定窑大量出现具少数民族风格的如鸡腿瓶等器物，反映出少数民族统治下文化的交融。

118、宋金不清
    长期以来，定窑有至金废灭之说，因而人们一提到定窑必称北宋。
    随着金代考古资料的丰富，尤其是准确纪年的证据发现，如：纪年墓葬及遗址出土的有准确纪年的三块金代印花棋子，以及被确定的金代遗址堆积层，使人们对金代定窑有了一定的认识。
    河北曲阳“定窑文管所”藏有当地出土的三件印花模子，其一内刻“甲辰二月望日造”；其二内刻“甲辰五月刘六郎……”；其三内刻“刘家模子，六郎寿……”，此三件模子应为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甲辰1184年）之物。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纹饰，也可作为断代依据，其模子刀法凌厉，线条娴熟，构图更趋于繁缛严谨，在宋代基础上又有所建树，更说明了金代定窑的辉煌延续。
    史料也有记载：定窑在北宋后期达到高潮，北宋1127年被金所灭，定窑停滞了近30年才开始恢复。从遗址情况看，金代中心窑场由涧磁村拓展到东西燕川村，但由于燕川瓷土及烧造工艺有所改变，金代定窑胎釉明显次于北宋。但至金大定年间装饰技术已不逊于北宋，其印花产品的精美一度为定窑的最高峰。从大量龙凤纹题材来看，金朝统治者也偏爱定窑，因而产量巨大，影响深远。
    宋金产品面貌大致有以下几点可以简单加以区分：
    1.仿古铜器及部分与汝瓷器型相近的器物应定为北宋晚期。
    2.胎釉白润，刻印稍显疏朗的应为北宋晚期。
    3.金代定窑上乘之作与北宋晚期胎釉没什么区别，而金代中低档次装饰技法明显劣于北宋，且大多采用涩圈叠烧，为金与宋明显区别。
    虽然北宋末到金大定时期30余年生产衰微，但此前后定窑同属一脉，而且其支圈覆烧作为主要烧造工艺未改变。所以，虽说艺术风格及当时人们审美情趣应存在一点差异，但目前要明确区分宋金产品也是不可能的。宋金不清唯一正确解决方法，还应取决于遗址堆积层同时代的标本，建立完备的标本库，这是十分浩大的工程，那时定窑的断代和鉴定都将迎刃而解。
    当人们正确认识金代定窑的辉煌后，就没有必要进行宋金之分，而且我国考古界也一直把北宋晚期与金代作为一个时期进行定窑的分期和研究。

117、金代后期定窑生产状况和流布
    此时期定窑在遗址各区域均有烧造，与定州此时期出土的标本相吻合，遗址堆积丰富，产量很大，超过了任何时代。涧磁、北镇区域以精细白瓷为主；燕川区多仿磁州窑风格；野北、杏子沟则大量出现仿钧等，此时定窑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兴盛局面。
    此时期金代辉煌的定窑延续北宋工艺技术，大量使用支圈组合匣钵覆烧法，这种装烧工艺可以使器物壁很薄，同时足墙又很矮，促成了定窑瓷器胎薄质坚的俏丽、俊逸之美。金代生产了大量规格统一的精品定瓷，以往人们对此认识不足，多归入了北宋产品。粗瓷由于工艺简单，为提高产量则多采用涩圈叠烧工艺。
    此时期定瓷除遗址、定州附近区域大量出土，又流通到大江南北。出土量之大，体现了金代定瓷的兴盛灿烂。
    出土的定瓷呈四大主力区域：
    1、遗址附近，含定州。
    2、金中都北京地区。
    3、金朝发祥地黑龙江阿城、吉林农安。
    4、南宋都成临安地区。
    从这些，可看出金国的政策，宋金的关系，定窑的影响，文化的导向等等诸多问题。

116、金代前期定窑生产状况和流布
    此时期定窑在遗址各区域烧造难以确定，定州此时期出土的标本也不能准确认定这个时代。
    但可以肯定的是：定窑虽然没有全面停烧，但由于战争及金国早期政策的影响，定窑衰落，产量大大减少。
    从全国各地出土情况来看，此时期定窑流通区域明显收缩，出土数量大大减少，金朝发祥地都少见定瓷出土，以前水路发达的南方各大城市也不见了定瓷。
    除河北及遗址附近，仅在北京、大同等有限几处少量出土。

115、宋晚期定窑状况和流布
    此时期定窑在遗址各区域均有烧造，与定州此时期出土的标本相吻合，精细白瓷比例有所增加，但产量并没有明显增。
    以往人们认为宋晚期定窑辉煌灿烂，实际错误地把金代兴盛起来的定窑都归入了这个阶段。
    从遗址、定州及全国各地出土的情况来看，在全国制瓷业十分兴盛的背景下，定窑与此前相比，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纹饰上变得丰富繁缛，胎釉却有所退步。虽然人们大多认为此时期定瓷最好，那也是从纹饰角度考虑，同时也把金代定窑归了进来，实际定窑此时期综合来看，其高度并不及北宋早中期。
    这个阶段，辽国及全国出土量有所下降，这与此时辽国的国情和各地窑口质量提高有关。

114、印制模具
    晚唐时，无论是仿金银器捶碟法还是模具翻印，由于没有实物模具出土，此时不知是陶范、石范还是木范或者其他的材质。
    宋以后，定窑遗址出土的模具及其残片，均为陶瓷制品。陶范大多经800°C以上素烧陶胎，少数素烧温度达到1200°C以上为瓷胎，即保持硬度又要有一定吸水性，模型有单模和合模，可分为外印模具及内印模具两种。
    外印模具：如枕类、人物类、粉盒类等，部分印完后又用刀类工具加以修饰。
    内印模具：多为盘碗类模具，可分为晚唐五代简单出筋模具；宋晚期金代繁深复杂、构图严谨的盘碗类模具。
    出土的宋晚期、金代模具有一共同特点：图案题材繁缛富丽，线条粗犷、肥润，构图也不甚规整，整体看来有几分憨拙，很难让人与宋朝的纤细精巧及定窑印花器物的美观精致联系起来，模具与同时代的缂丝，绘画相比甚至有几分拙劣。
    而现今仿品石膏模具，从材质来看，吸水性好，并不逊色古代陶瓷模具，而且雕刻的十分精细、漂亮，构图也充分体现宋代纤丽婉约，但现在产品为什么却难以与古代定窑比拟呢？
    这一切的缘由，主要就是两次极大的收缩比的掌控。古代模具的制作是在半阴干的胎泥上雕刻后入窑烧制，如果烧制温度低于950°C，一般收缩在3%左右，超过950°C时坯体大量收缩，最高可达10%左右，这是第一次收缩；当模具制好后，用于印制的坯体入窑烧制成品时，高温下又有13%左右的收缩现象，这是第二次收缩。从雕刻模具到成品两次收缩一般达25%左右，其雕刻时的艺术趣味与成品已天壤之别，就如把一个两米高的人收缩成1.5米高一样，变化极大。可想而知，要想把握好这两次收缩后古代定瓷如此精美的艺术效果，当年的雕刻工匠需要具备多么高的瓷器和艺术方面的综合修养，那些精美图案在成品瓷器上的表达是现今人们根本不能企及的。
    现今的模具，多直接取材于成品定瓷。仿古者经常拿来定瓷残器实物进行1：1的勾描后雕刻，材质多取材于石膏，烧造后的器物是在古代定瓷成品上又有一次13%左右的高温收缩。烧成后的产品自然会与古瓷产生很大的差异。

113、宋早期定窑状况和流布
    定窑在此时期极为兴盛，器型和装饰空前丰富，定州出土的大量标本和遗址相吻合，主要烧造区域集中在涧磁和北镇。
    各地出土的定瓷规模和范围与晚唐五代相比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辽国境内出土质量最好，数量大幅增加，代表着定瓷此时期的高度，也准确反映了历史背景下宋辽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时期各地出土定瓷情况来看，定瓷波及面很大，而且使用者身份很高，说明精美的定瓷为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的主要用瓷，代表着当时审美和瓷器的主流。
    在遗址附近，近些年也出土了很多此时期的定瓷。

112、晚唐五代定窑状况和流布
    定窑在这个时期，产品的质量、数量和影响很大。从胎釉角度，可谓定窑之顶峰。
    遗址烧造分布也从涧磁、北镇部分扩到燕川区域。此时期的定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定瓷中转站，因而定州此时期出土的定瓷标本质量很高、数浪很大，如“官”、“新官”标本就数以万计。
    从这时期各地出土定瓷情况看，定瓷波及面非常之广，而且使用者身份很高，说明精美的定瓷已进入南北方上流社会和富裕阶层，代表着当时审美和瓷器的主流。
    在定州、唐县、曲阳遗址附近的广大区域，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故，这些年，出土了很多此时期精美的定瓷，有些甚至是在普通的平民墓葬中。

111、隋、唐早期定窑状况和流布
    定窑在隋、唐早期，属初创阶段及有所发展时期。以素面粗瓷为主，少量有简单的装饰，但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北镇及涧磁较小区域，目前地表仍可见到此时期遗存。
    自春秋时期就是北方重镇的定州，距离定窑遗址50公里左右。在初唐阶段有少量使用定窑产品的迹象，但由于此时期定窑产品质量不高，也只限于此地区及曲阳、遗址附近平民使用，定州也不是定瓷中转站，没有外流的迹象，从目前各地墓葬出土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110、单件覆烧精品瓷易于变形之因
    在宋晚期、金代，支圈覆烧法发明之后，有一部分极为精致的盘碗类器物，依然采用单件覆烧，如里外龙纹钵子碗、蕉叶纹撇口碗等。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详细叙述过是由于器型不便及防止变形，而采用这个相对组合支圈落后了的技术。
    但这类器物易于变形的主要原因，我又有了新的认识。主要是为了增加瓷器的质感、美感，提高致密度、透明性，古人选用特殊的高硅低铝（相对定窑其他而言）优质原料，而这种坯体在高温中易于坍塌变形，因而采用单件覆烧技术。
    在此之前北宋早中期，这种优选材料的精细瓷部分正烧外，有些也采用单件覆烧工艺，形成的芒口，以金银扣加以解决。当然定窑的“八”字形高足支圈，也组合烧造这类器物，只不过使用较少。

109、暮然回首
    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瓷滋润细媚，宝莹射目，为古来诸窑之冠。
    最早记载“柴窑”是明代洪武年间曹昭的《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造，古又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这段简单文字把“柴窑”产地、工艺、釉色等做了描述。
    通过研究定窑，得知古人的记录多为后世传抄，并不准确，再加上中国文字描述的感性和丰富性，使人们难以有统一的认识。如“柴窑”的天青釉色：是青天、青草还是青衣的青，各人的理解就大不同。所以，我赞同从历史角度结合遗址准确标本对古陶瓷进行研究，但“柴窑”无一片标准标本可以借鉴。
   “柴窑”现在只是个传说，但肯定存在。近年我仔细拜读各家的观点，虽然人们都依据后世的描述，并根据自己对窑口的认识再加上想象，争得不亦乐乎，但每家学说都十分认真精彩。这也符合中国审美是极度抽象概括的东西，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涵盖性，由此说明中国文化的表现特征。通俗一点讲就是：中国文化的事事物物怎么讲都对，但怎么样都不十分准确。中国文化是随意的、模糊的、体现个人感受的文化。这一点在古琴的表现上尤为明显，今在诸家柴窑论证上亦可见一斑。
    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几次提到五代类影青精美定窑白瓷。从分析数据上，其胎釉含铁量均达到1.1%以上，已完全脱离了白瓷范围。甚至在定州，很多人也认为是影青瓷。以前我没把这类精细瓷与柴窑联系起来，从学习的角度看了各家对柴窑的论证，才有了一种感觉，但总觉得还缺点什么。“秘色瓷”争了一千多年，在基本否定存在之时，却在法门寺石破天惊，虽为越窑精品，但其高度已完全脱离了人们以往所认知的“越窑”。作为瓷皇的“柴窑”面世之日，诸窑定当黯淡。
    晚唐五代的定窑多采用漏斗型匣钵烧造，垫具有三叉形支钉、三叶形支钉、环形支钉等。精品瓷单件仰烧，粗瓷多采用叠烧方式。此时期生产了大量精美的低温铅釉三彩器，器型丰富，部分具西亚金银器风格和辽朝穿带壶等风格。
    中唐定窑崛起，晚唐五代定窑走向辉煌，为五代末期定窑的灿烂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时的精品瓷可谓定瓷顶峰之作，胎质细腻，釉色灵韵泛青，主要是由于优质瓷土和柴烧的原因。粗瓷则制作草率，胎质粗糙，多为半釉，釉色灰暗，部分施化妆土。
    柴窑，似应是在强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细白瓷，胎骨细腻坚薄，釉色温润泛青。北宋早期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几件类青瓷，我觉得是类于柴窑的产品，但还达不到柴窑的高度。定窑遗址五代龙碑
    近几年，我没有拿着五代定窑标本去对比那些描述，也没有去考证诸如柴荣御诗等诸多记载。只是对柴荣执政的五年半时间里，对北周政治、文化、疆域与历史学家进行了认真的请教和梳理，从当时整个民族的审美及柴荣的经历及个人取向也做了研究。同时，对定窑遗址附近立于后周显得四年（公元957年）的王子寺碑进行了认真解读和研究。虽然碑文与窑场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其所处位置及立碑人的身份（瓷税务使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冯翱）及碑的格制，使我有了想法。这块一丈有余，重约数吨的盘龙大碑是后周唯一具御碑性质的窑场督窑官所立之碑。
    北宋早期，吴越王钱氏家族为救钱俶回国，曾贡宋太宗的皇朝金装定器二仟件。钱氏家族不远万里在定窑定做贡瓷，说明定窑当时的地位和成就确实无可比拟。
    暮然回首，“柴窑”在哪？

108、中唐定窑状况
    在北镇村西变压器附近，有粗青瓷、粗白瓷堆积，其间夹有少量的精细白瓷。由于堆积裸露地表，多年来搅动较多，开始时我对这些细白瓷的上限并没有太多的认识。
    最近几年，由于对晚唐五代精细白瓷的逐步深入认识，我感觉这一区域精细白瓷要早于晚唐五代，因而对这区域标本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对比，认定这是中唐时期定窑的细白瓷。
    我知道，这种结论会在学术界引起争议和嘲笑，多数人认为定窑创烧于晚唐，少部分人认为即使创烧在初唐，在中唐时期也不会达到这种高度。
    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标本和论证请参阅博客其它文章。

107、五代至北宋的断层与飞跃
    五代为仿金银器的大发展时期，以“官”、“新官”器物为代表，器型丰富、瓷质优良、影响深远，为定窑烧造顶峰之作。
    进入宋代，这类产品质量、数量锐减且很快消失，形成断层。随之是精品颜色釉，刻印花一次大的飞跃。
    金银自古就被视为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晚唐五代时期，定窑已经完全掌握了烧制精白瓷的工艺技术，产品釉色洁白，胎体坚致，瓷化程度很高。器物造型空前丰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模仿金银器皿的产品。在陈桥兵变的赵匡胤终止了五代十国多年的分裂局面，把北宋王朝引入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阶段。他在执政期间，重视生产，减轻徭赋，崇尚俭朴，一改唐人追金逐玉的奢靡风气，皇家各类御用之器多以陶瓷制器为主，社会文化也随之改变。
    主要原因是宋建国前后，由于中央集权休养生息，先南后北及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再者定窑此刻开始使用漏斗状匣钵工艺，其覆烧法大幅度提高产量，促成了定窑另一种文化现想的出现并辉煌。北宋定窑的刻、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给人一种很俊逸的感觉。刻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成熟于北宋初期，并结合漏斗状匣钵覆烧方法，增加了产量。
    改朝换代后，由于大的政治背景的变化，带来了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这一时期定窑出现断层和飞跃的主要原因。
    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形成这种现象，是历史赋予定窑的一次机会，而定窑审时度势，为成为一代名窑奠定了基础。

106、晚唐五代透光性
    定窑的烧造历史上，出现过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即是以胎釉取胜的晚唐五代，此时期原料经过优选，无杂质，淘洗陈腐后，白瓷轻巧秀致，瓷胎细白，釉色明亮，瓷质坚硬，烧成温度为历史最高。
    科学测试表明，此时期定窑的胎釉品质，已达到历史顶峰，远远高于宋金时期的刻花，印花白瓷。此时成熟烧制的透影白瓷，更符合今日瓷器的国际通用标准。
自正藏品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宝莹射目，为此时期定窑精品瓷的特征。

105、晚唐五代类影青定瓷
    晚唐五代、北宋早期有很少一部分白中闪青、无化妆土、无开片、无泪痕及无明显竹丝刷痕的白釉定瓷产品，虽仅限于残片，但均为精美之物。这种精美的瓷片，曾有人怀疑为非定产品，一旦离开遗址区域，人们纷纷以影青论之。
    此类产品从未有胎釉的化学成分报告，目测观察胎质与定窑顶峰时五代仿金银器白瓷胎没有差异，应为定窑最好之胎骨。釉层则比任何时代的白瓷明显厚一些，玻璃质感强，玻化程度较完全，清澈透明。此类产品应是用木柴作燃料，在强还原环境中烧成，釉中的铁大部分以二价铁离子存在，所以显得有些青绿。
    景德镇青白瓷，因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而得名，俗称影青，含铁量1%左右，在还原气氛中烧成。从科学角度，定窑的高铝质胎与典型青白瓷胎要求不符，但对青白瓷的界定也不单限于此点。中国古陶瓷图典指出：白瓷为胎和釉均为白色的瓷器，其中铁的氧化物低于1%，釉层纯净而透明，以氧化焰烧成。如以此为判定标准，那么此类白瓷铁的氧化物高于1%，釉色泛青，以还原焰烧成，均符合影青标准。此类定窑白瓷符合青白瓷的各项指标，目测观察也极类影青。所以，现今白瓷的界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此类器物多为佛造像，偶尔用褐彩点缀；也有艺术风格极高的枕类，从其工艺的精致复杂，可知是定窑中的极品。
    实际区分白瓷和影青不必拘泥于成分数字，即使景德镇产品含铁量低于1%，也应叫影青。同样定窑产品含铁量高于1%，也应称定窑白瓷。因为产地、工艺、原料才是构成瓷器的本质和区分方法。
    综合来看，定窑白中闪青的产品不能称为青白瓷，从此类产品大多是极精美、极精致的高档品来看，也许窑工在釉料配方中有意提高了CaO的含量，从而形成这种让人赏心悦目的釉色。
    这种洁白坚致的瓷胎、温润釉色，使定瓷质量达到了历史顶峰，其品质远远高于宋、金时期的刻花印花白瓷，为定瓷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北宋定窑列入“五大名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4、晚唐五代仿金银器
    金银自古就被视为财富与权利的象征。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励精图治的李氏王朝，自皇室至民间禁用金银器皿，这对于盛行使用金银器的各阶层及人们对金银器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文化的形成，冲击很大。故而当时各大窑场直接按原形仿造金银器器皿及镶嵌金银扣，虽不求神似，亦求形同。如果说唐宋瓷器受金银器的影响，不如说大量瓷器直接仿金银器更为确切，当时漆器、玉器等也开始仿制金银器。
    定窑的艺术内涵，远比人们所认知的要丰富，除了代表定窑典型艺术风格的刻印花品种，还有很多产品人们认识较少，仿金银器产品就为其中之一。定窑仿金银器既有完全按原形仿制，也有在仿制中结合瓷器自身特点创造发挥，形成一种很丰富的文化类型。
    根据遗址、墓葬出土资料及定窑发展状况表明，中唐时期，定窑就出现少量简单模仿金银器制品；进入晚唐时，南北方诸多窑场仿金银器皿成熟已久，定窑以此为契机，加上自身工艺技术的快速提高和北方龙头瓷业位置的显现，以其能生产高质量白瓷优势，结合金银器的工艺特点，开拓创新。生产出一批批华美精致，足可以与金银器媲美的仿金银器产品。此类器物大多素面，胎薄小于2mm，简单低凹的压印，使光素器物产生节奏韵律，质朴大方之时又尽显轻盈妩媚。  
    唐时定窑白瓷精品已改变了中唐以前浑圆厚重的风格，代之的是精巧秀美。五代时仿金银器白瓷又有所建树，胎体轻薄、釉色温润、器型较晚唐更为丰富，海棠杯、盘、花口碗、渣斗、盏托、壶、凤首壶……器型已不可胜数。尤其纯白、润白的釉色清雅莹润，配以仿金银器器型精美绝伦，成为当时精品白瓷的代表，更能满足皇家贵族的要求喜好。而其达到的艺术效果，纵观古今瓷业，可称独步天下，故而出现了晚唐五代定窑的鼎盛之状。
    晚唐五代时期，定窑仿金银器盘碗、盏托、壶、罐等多采用手工压棱及卷边手法，力求与金银制品神形具备。
    定窑匠师在模仿金银器的过程中，不仅将金银器独特设计理念全部吸收，而且根据定窑瓷器自身工艺特点，开拓创新，远比金银器更加丰富精美。如以定窑花口盘碗为例，有三曲、四曲、五曲、六曲等，曲口形式又分为单脊、双脊式。定窑的兼收并蓄包罗万象，贯穿了整个烧造历史，终使其成为一代名窑。

103、晚唐五代定窑白瓷
     晚唐五代上承大唐盛世，下启百业繁荣的赵宋王朝。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时期定窑白瓷认识不足，一些简单的研究也局限在部分“官”、“新官”款白釉器及少量仿金银器制品。主要原因是人们观念受统领“南青北白“瓷业格局邢窑的影响，从而对这一时期定窑研究不足，所以人们对此时期南北方大批出土的白瓷多倾向于邢窑或对窑口产生疑问。此时定窑的白瓷与邢窑的白瓷在胎釉及造型等方面，确有很多共同点，因而形成了大批出土白瓷“似邢而非邢”，人们却不敢判定“实则为定”。
    中唐时定窑受邢窑的影响和间接扶持，已吸收了邢窑全部精粹，优质胎釉已超越了邢窑，无论质量规模还是影响已经为北方当时最大的窑场。晚唐五代（公元960年之前）这一时期，人们称为定窑的发展时期，实际此时定窑烧制的白瓷技术已完全成熟，且形成自己的风格，其精品更是独步天下，开拓出了霸主地位。同时期国内外出土的大量资料，包括普通百姓墓葬出土的大量精细白瓷及遗址和大量城市堆积也证实了这一点，后周显德四年税务使冯翱所立王子山禅院碑也有所证实。
    定窑的烧造历史上，出现过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即是以胎釉取胜的晚唐五代，此时期原料经过优选无杂质，淘洗陈腐后，瓷胎细白，釉色明亮，瓷质坚硬，烧成温度为历史最高。科学测试表明，此时期定窑的胎釉品质，已达到历史顶峰，远远高于宋金时期的刻花，印花白瓷。此时成熟烧制的透影白瓷，更符合今日国际通用的瓷器标准。经上海博物馆测试，南唐二陵出土的定窑细白瓷瓷片，代表了当时最高制瓷水平。
    晚唐五代精品白瓷无化妆土，状若凝脂、白雪，洁白细腻轻薄坚致的胎体，声韵悠长扣之清脆的金属声，是这一时期胎的主要特征。晚唐五代定窑制品大多用木柴在还原气氛中烧成，故釉色纯白或白中泛青，温润怡人，还具有一定的透明性，与宋金多用煤烧氧化焰，釉色白中泛黄有明显的区别。主要原因是釉料中Fe?O?较高而TiO?偏低，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则难免白中闪黄之故。
    造型上晚唐五代定窑白瓷改变了唐代浑圆厚重的风格，代之的是精巧优美的器型。采用垫烧和支钉法烧制，多为无纹饰的素面，唇口玉璧底碗是晚唐前期的主要产品，唇口是为了防止器物在烧的过程中严重变形，五代时这种产品就很少了。受金银器的影响，结合定窑白瓷特点创烧出许多新器型，成为此时期定窑的主流，因而较中晚唐更为丰富精致且大多胎薄体轻。
    浙江临安出土的钱宽墓与随后水邱氏墓出土的白瓷，生产下限为公元901年，为晚唐末期。有学者认为不是定窑，主要原因是其太精美，认为定窑此时达不到这种高度，实际那些白瓷还不够当时的定窑精品。此时期上层社会使用的高档白瓷多为定窑产品，也只有定窑此刻能达到这种高度，且独步天下。1997年涧磁村出土近30件精美晚唐五代定窑白瓷，即为此时期定窑精细产品的缩影，这是目前我国出土最多、质量最好、说服力最强的晚唐五代定窑白瓷标准器。
    定窑在整个烧造历史中，精粗白瓷并存，而且规模极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也是现今人们认识不清定窑的原因，尤其晚唐五代更为明显。
    研究定窑不能凭数件标本就断定时代特征，因为定窑规模太大，几件标本并没有代表性。

102、以“官子款”为例说明晚唐定窑的高度
    考古准确认定的晚唐出土“官子款”墓葬：河北省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墓（公元893年）；湖南长沙晚唐墓；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钱宽墓（公元895年）；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公元901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等，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官”、“新官”款晚唐定窑白瓷。
    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时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结合“官、新官”出现的历史背景，定窑理所应当成为宫中有关部门及官府订烧的窑场。定窑中“官”款白瓷多为精品，模仿当时的金银器造型，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如陕西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晚唐定窑器物六十多件，其中“官”字款白瓷达33件之多，极其精美。这批器物以木柴为原料，还原焰烧成，釉色白中泛青较光亮。修胎极其规整，无定窑常见的泥屑相连现象，因而一度人们认为是邢窑产品。而临安晚唐钱宽墓及水丘氏墓出土器物，质量与此相比稍差。
博物馆藏品
    晚唐“官”字款器物选用精细的原料，胎薄规整坚致、釉色温润光滑、还具相当的透明度。此时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含铁量气孔率为历史最低阶段，平均抗折强度在历代白瓷中最高，胎色洁白，坚硬致密，很少有夹层现象。大部分精细白瓷呈纯白或白中闪青且无开片，成为定窑烧造历史中最美的白釉，最佳的产品。
    此时“官”字款器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简单的压印及造型极其精美的仿金银器产品，多为盘、碗、碟、海棠杯、……。轻薄坚致的胎体，纯正温润的釉色配以花口、起棱、压边等手法，使光束的器面产生韵律、节奏感，并结合定瓷的特点而烧制，产生了造型精美的定窑顶峰之作。细白坚薄的瓷质，纯净温润的釉色，敲击金属声余韵悠长，少见化妆土及开片、泪痕、竹丝刷痕，为此时代“官”字款器物主要特征。
博物馆藏品
    晚唐“官”字款定窑器物十分精良，结合历史背景可知：此乃真正的官府之作，部分精品更是体现了宫廷用瓷的水准。

101、国人当自强
    日本是个尚武的民族，崇尚白色。因而定瓷在日本有着极高的声誉，他们自古对定瓷就情有独钟，史书也多有记载。
    日本侵华期间，田中角荣少佐曾驻军河北曲阳，了解并喜爱定窑。定窑遗址涧磁村驻扎的普通日本士兵，都会经常在定窑遗址挖掘，可想而知，他们对定窑的痴迷。也在这个时期的1941年，日本现代著名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在定窑遗址拿走1205片标本后（现分别陈列在日本的根津美术馆和出光美术馆），日本学者纷踏而至，加快了对定窑的研究。此后，一直领先我国。
    1972年田中角荣作为日本首相访华时，与周总理长谈定窑，促使了我国对定窑的研究和恢复。1973年6月8日，定州博物馆拿出一批精美定瓷去日本展览。当时日本对北宋早期白中泛青釉色成分的研究出现困难，因而想买下一件此类展品，中国未同意。后来日本人不小心将他们想买的“白釉划花朵云纹球形瓶”（下图）碰碎了，并想买下破碎的残器，中国还是坚持拿了回来。这件极其精美的定瓷，如今带着残破的身躯，静静的伫立在定州博物馆，向人们诉说着去日本交流的无奈和辛酸。
    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紫釉描金花卉碗和救世热海美术馆收藏的黑定描金花卉碗，在世界艺术品评比中被称为稀世珍宝，其国际地位超越了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定州博物馆龙首大净瓶和故宫白釉孩儿枕。
    2002年，日本人在香港以1300多万元拍得一只定窑“鹧鸪斑”斗笠碗，这个价格曾让古玩界兴奋咂舌，一度带动了中国古陶瓷热潮而影响至今，国内很多人把一些粗劣不堪的定窑颜色釉与那只碗兴奋地对比。这只碗也许有一天，会继日本两只稀世之宝定窑碗之后，列世界定瓷第三名。当然，他们这种对定瓷的品评，肯定存在局限性和狭隘性。但古陶瓷的很多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话语权得到国际认可，甚至国内很多专家、藏家也认可。如：他们囤积了大量的建窑盏，从文化和美学方面广泛宣传，让我国多少人抱着残盘破碗，流落在各个古玩城的街头，睡在冰冷的台阶上，做着清凉的美梦啊。这标准的文化侵略，还是源于我们自己不作为。
    中国地大物博奇珍无数，常有人说日本是弹丸小国，没见过世面，拿什么都当作宝贝。可是看看日本的博物馆，有多少中国的珍宝啊！我们在痛心这些文物流失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对文化的痴迷和尊重。
    近年来，日本在中国古陶瓷收藏和研究领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定州、遗址我每年都会数次看见日本学者的身影，他们是一个潜心研究定窑的团体。以蓑丰、弓长纪知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定窑研究方面确实卓有成绩，许多研究成果曾经无可争议地超越了我国。2002年，在上海国际白瓷研讨会上，蓑丰先生的那篇文章全面深刻对定窑加以阐述，虽然是没有翻译的英文稿，但我国的学者抄了十年，没有丝毫进展。
    不仅日本这些用心专研的学者，就是英国、法国等很多国家的学者，也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中国古陶瓷。华夏子孙，理应羞愧和奋进。
    大家看这篇文章，不要说我狭隘，想想从汉代到今天，日本蹂躏了我们多少次，现在又整疯了多少人啊！
    我潜心研究定窑，就是要告诉日本人，他们引为自豪的国宝，根本就不是定瓷也谈不到精美，那不过是普通的描金碗而已（下图）。而对定窑的鉴赏，他们应来中国学习。

    有客来访，拿出这个定瓷大贝壳，说是300万日元买的日本旧藏。
    这不是日本旧藏，是前年五月份定制的，一共烧了8件，只有三个烧制成功，其他全裂了，张师傅收了2000元制作费。
    制作这个定瓷大贝壳的模子是用真贝壳直接翻制的石膏模子，本身石膏模子翻制的瓷器产品细节就差，再经过上釉和烧制过程中的收缩，真贝壳身上的纹理早已含糊不清。另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真贝壳本身具有很多缺陷，完全复制它等于把缺陷也复制出来，不符合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风格。古人制作的写实作品往往是经过人为美化后的完美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写实，是对客观对象美化后的艺术再现，而非不分良莠的照相写实。所以说，这件瓷器，即缺失了真贝壳的自然美，又没有工艺美术作品的艺术美。简单地说，它是一件低劣的粗制滥造的现代瓷产品。
    来客说：如果没有我在遗址张师傅家的这张照片，他怎么也不会相信。
    劝大家，不要在日本买东西，只有吃亏没有公道更没有便宜。

100、 “官”款与“尚食局”款无承启关系
    由定窑的发展历史可知，在定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难免作为“土贡”流入宫中，这种情况在中唐时就可能发生，进而宫中直接去窑场选用。晚唐时定窑规模、质量及影响很大，出现的“官、新官”款定窑白瓷，说明是宫中有关部门订烧的器物，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王公贵族在此定烧，如五代“会稽”款应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宋时的”五王府”、“东宫”、“乔位”及民间订烧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但仅从这些来讲，定窑仍属民窑范畴。
    官窑是由皇室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不像“官”自款瓷器御捡后还可作为商品流通的性质。“尚食局”、“尙药局”定窑白瓷是宫室相关部门专用瓷器，可理解成正式官窑。宋室宫廷下设六局，负责膳食之事为“尚食局”，负责诊病之事为“尙药局”。现今所见到出土“尚食局”款白瓷都为覆烧法烧制有芒口的盘碗类饮食器，内印精美龙纹、凤纹及少量牡丹纹等，在圈足内行草“尚食局”三字，书法功力较高。出土的“尙药局”款器物均为尺寸大小不等，用于盛放药品带子母口的盖罐，盒盖与盒身比例适当，盖面刻划极其生动的龙纹，盒盖与盒身靠近口沿处，分刻上下相对的楷书“尙药局”，其艺术效果极佳，让人不能割舍。可知这是宫中相关部门的专用瓷，其用途与款识相符。至于表明各宫室建筑名称、皇宫内职务、地位等相关铭文的瓷器及大量宫廷陈设用瓷，也应在此之列。
    定窑“官”、“新官”与“尚食局”等铭文瓷器在时间上也存在较大断层，这一点从时代背景、瓷器质量及风格上均有明显反映。  
    “官”、“新官”出现在晚唐，流行于五代，至宋早期消失。“尚食局”出现在宋晚期，从瓷质及风格上看，“官”、“新官”款白瓷大多白净坚致、无泪痕、器型稳重大方，以仿金银器为主，充显唐代风韵，是典型晚唐五代文化风格；而“尚食局”等铭文瓷器颜色偏黄、泪痕明显、图案繁缛富丽，具宋代纤丽婉约含蓄风格，明显宋晚期人文特征。
    所以，定窑“官”、“新官”瓷器与“尚食局”、“尙药局”铭文瓷器没有承启关系。

99、“尚食局”铭文出现的历史背景及时代
    史料记载，太官署（令）自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管宫中膳食之事。在北宋晚期则发生变化，《宋史》记载：“崇宁三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可知，宋晚期皇庭在定窑设立生产“尚食局”、“尚药局”等铭文瓷器的作坊应晚于崇宁三年，在此之前应属宫室御捡或订烧阶段。如宫中使用的精美颜色釉应属御捡之列，大量龙凤纹饰应属定烧之列。
    北宋中晚期，国家安定社会升平，同时为了体现皇家尊贵，出现了专用御窑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器物，可称为正式官窑，从遗址非常集中的区域大量出土龙凤纹饰标本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定窑本是由民窑发展而来，此时出现了官民并举现象。
    官窑是由皇室主持烧造瓷器的窑场，其产品专供宫廷使用，不像“官”字款瓷器御捡后还可作为商品流通的性质。“尚食局”、“尙药局”定窑白瓷是宫室相关部门专用瓷器，可理解成正式官窑。  
    宋室宫廷下设六局，负责膳食之事为“尚食局”，负责诊病之事为“尙药局”。现今所见到出土“尚食局”款白瓷都为覆烧法烧制有芒口的盘碗类饮食器，内印精美龙纹、凤纹及少量牡丹纹等，在圈足内行草“尚食局”三字，书法功力较高。出土的“尙药局”款器物均为尺寸大小不等，用于盛放药品带子母口的盖罐，盒盖与盒身比例适当，盖面刻划极其生动的龙纹，盒盖与盒身靠近口沿处，分刻上下相对的楷书“尙药局”，其艺术效果极佳。可知这是宫中相关部门的专用瓷，其用途与款识相符。至于表明各宫室建筑名称、皇宫内职务、地位等相关铭文的瓷器及大量宫廷陈设用瓷，也应在此之列。
    “尚食局”、“尙药局”从遗址挖掘情况来看，产品做工精致，胎釉结合极好，颜色均呈米黄色，为后人所称的定窑典型色，不同于宋中期以前定窑精品的纯白色。其原因并非学者认为的优质瓷土枯竭及技术下降，而是此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审美情趣的一种转变，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引起了后人对定窑诸多方面错误的认识。
    从遗址及北京城区金代地层出土情况看，金代早期大量生产“尚食局”等铭文瓷器，也许是由于战乱及文化差异，金国统治者对龙纹使用要求并不严格，贵族及平民均可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窑主为了迎合人们的心里，以盈利为目的大量生产“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产品质量明显下降，类似民国大量仿制清代官窑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瓷器质量等诸多方面分析，此时大量的“尚食局”、“尙药局”等铭文瓷器应否定为北宋遗物、南宋宫廷订烧之器及金朝统治者的专用瓷器。
    “尚食局”虽说自秦设置，但一直断续使用，北宋朝在崇宁三年后才恢复设置，为此我反复查阅资料，收藏的十几片“尚食局、尙药局”标本，横向对比后也肯定是宋晚期、金代产品。

98、耀州窑“官”字与定窑“官”字的关系
    耀州窑总计出土20多片（件）“官”字标本及残器，其中遗址考古挖掘出土14片，无纪年墓葬出土情况。遗址考古判定“官”字器物始于五代中晚期，大概生产40年左右。
    耀州窑出土的“官”字标本、残器，釉色纯净，器型规整，均为淘洗干净，瓷化度极高的精良胎骨；修坯、修足略有小的差异，但同属圈足；装烧工艺为满釉三岔支钉烧法，支钉痕多在圈足上，其他耀州窑产品则极少见这种精致的装烧工艺。
    耀州窑“官”字写法有出与不出之分，均为釉上刻划，字迹规整、较大，有些似用修坯刀直接刻划，有些刻划工具稍钝，类骨针。
    1.考古报告显示，耀州窑十几座窑场，出土官字及五代精细白胎产品并不交叉。由于出土量较少，耀州窑“官”字确有待于长时间认识。
    2.对耀州窑这类高水平的挖掘，本不应怀疑层位判定错误这类常识性问题，但其出现的历史背景难以解释。我一直觉得应该出现在晚唐。如定在五代，那性质就变了。
    3.耀州窑“官”字写法及器型与晚唐定窑极似，分析认为：与定窑确实存在一种关系。

97、粗劣的官字款
    2010年4月，定州一工地出土了数百片五代、宋早期的“官字款”标本，多数十分粗糙。
    1、定州城址出土的这些十分粗糙的官字款，说明是流通的商品，而不是遗址遗弃的废品和次品。
    2、这些粗糙、大量的官字款出土定州，说明其性质与官府无关。
    在人们的观念中，官字款数量一直都是学术界统计的100多片，即使那个统计不准确，也不过几百片而已。经过近几年我在各地游历的统计，发现官字款数万片都不止。但大多质量较次，应属于五代、北宋早期民用品。

96、“官”“新官”消亡的历史原因及时代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器物，是晚唐有图样的官用标准器，消亡的原因，是与定窑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转变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官”、“新官”款白瓷器物造型，在宋早期已不符合宫室甚至平民的审美情趣，定窑大量精美颜色釉及刻印花白瓷成为人们欣赏、追求，及宫室选择的对象，因而导致“官”、“新官”款器型的白瓷在定窑消失，铭文亦随之消亡。同时也再次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器物图样的标记。
    笔者觉得还有一点：经五代到北宋，大量窑口生产“官”字器物，十分混乱。宋早期太宗（也许稍晚点）年间，国家政权稳定、管理规范，“官”字遂消亡。从此也可知，“官”字款与宋晚期“尙食局”等铭文，无任何承启关系。
    目前有明确纪年最晚出土“官”字墓葬为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此外，内蒙古赤峰宋神宗时期辽墓出土四件“官”款三角形白瓷碟等。定州两塔基出土的“官”字款器物，应属北宋早期；上海博物馆一件“五瓣海棠花口官字款”折腰小碟，从器型分析，应是五代器物。总之，“官”、“新官”款白瓷器物，大多具五代、宋早期特征，如直立圈足，内部刻划纹饰等。
    宋中晚期及金代在城市堆积层的确有极少数“官”、“新官”款白瓷残片出现，均胎质疏松，颜色发黄，质量极差，且有书写“双官”者（此处非指定州双官枕），应不属于此前“官”、“新官”款白瓷器物的延续，分析认为应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及窑工随性而作。
    至于“官”、“新官”款白瓷与宋晚期出现的“尚食局”等铭文瓷器，由于时间上有很大断层，风格差异很大，应无承启关系。

95、“官”“新官”器物的器型及款识写法
    “官”、“新官”款白瓷出现应在晚唐经五代至北宋早期，从大量出土实物及遗址残片也符合此阶段定窑的所有特征。定窑遗址出土的“官”、“新官”残片，均在北镇、涧磁村，燕川村则未发现。
    器型以仿金银器为主，碗盘居多，此外有少量净瓶、瓶、罐、洗、水丞、壶、注壶、碟、盖罐、把杯、杯、盒、盏托、笔掭、枕等。大多素面无纹饰，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但也部分存在外刻莲瓣，内刻花卉、动物及里外均有刻划等等。款式多而复杂，同款式大小略有出入，但差异不大。所有款式均典雅端庄，颇有官府稳重大方之气。多数制作精良，无论胎质、釉色、纹饰都是同时期定窑白瓷的上品，也有少量质量极差者。
    “官”字均为刻划款识，字体有行、楷、草数种，以行草釉上刻划居多，也有釉下和无釉处刻划。从字体上明显看出时间跨度很大，具有“唐尚法，宋尚意”的风韵。

94、五代、北宋“官”“新官”款器物的性质
    五代、北宋时期，由于入奉“大盈库”的性质，“盈”字款自然消失了。“官”字款延续，由于其动荡的历史背景，已非“官用器”，瓷器质量较好，器型、纹饰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五代及北宋早期“官”字款器物，皆视为迎合市场的当朝“伪款”。1969年河北定县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基和净众院舍利塔基共计出土17件北宋早期定窑刻划“官”和“新官”款的瓷器即在此之列。
    宋初，官府选用一些精品定瓷以“土贡”的形式入奉宫廷，其中包括部分“官”、“新官”等款识定器及金装定器，如《吴越备使》记载：早在宋初太平兴国年间，吴越国就向宋庭进贡大量定器及金装定器。此时宋室宫庭也在定窑开始订烧无款瓷器，如北镇法兴寺处出土大量精美颜色釉及龙凤纹残片，应为包括御用品在内的贡奉之瓷。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王公贵族在此定烧，如五代“会稽”款应是吴越钱氏定烧之器。宋时的”五王府”、“东宫”等。
    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土过官字款瓷器。定窑“官”、“新官”款白瓷虽说刻划纹饰及式样很多，但有几大特点可寻：皇陵、塔基及一般贫民墓葬均有出土，甚至远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有出现，说明并不为皇家所垄断、官府之专用，能参与市场商品的流通。
    五代、北宋早期大量“官”、“新官”款产品质量粗劣，说明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而为之。同时也说明“官”、“新官”款不过是图样的押记，管理并不严格，这也与当时动荡的历史背景相吻合，此类产品类似今日景德镇生产的大量清朝款识的瓷器和“人民大会堂专用瓷”在市场上泛滥一样的道理。千年以后，我们的后人，也会把其中一部分理解成清代官窑和国宴用瓷。
    宋早期太宗年间，国家政权稳定、管理规范，“官”字遂消亡。从此也可知，“官”字款与宋晚期“尙食局”等铭文，无任何承启关系。

93、唐代“官”“新官”款器物的性质
    由定窑的发展历史可知，在定窑逐渐成熟的过程中，难免作为“土贡”流入宫中，这种情况在中唐时就可能发生。
    晚唐时，定窑产品质量已超越了邢窑，成为当时生产白瓷最大、质量最精的窑场。从产品质量上，此时定窑有生产“贡瓷”器物的能力，因此入奉宫廷的贡瓷由邢兼定，进而宫中直接去窑场选用。  
    晚唐时定窑规模、质量及影响很大，结合“官、新官”出现的历史背景，定窑理所应当成为宫中有关部门及官府订烧的窑场。
    定窑中“官”款白瓷多为精品，模仿当时的金银器造型，多采用花口、起棱、压边等技法，有的还在口、足部镶包金、银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数件“官”字款定窑瓷器收藏，主要是盘、碗、水丞、罐等器物，大多为北宋器物，少量为五代，未确定有晚唐器物。
    目前考古准确认定的晚唐出土“官子款”墓葬：河北省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墓（公元893年）；湖南长沙晚唐墓；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钱宽墓（公元895年）；浙江临安晚唐水邱氏墓（公元901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安定坊遗址等，都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官”、“新官”款晚唐定窑白瓷。
    这些晚唐“官”字款器物选用精细的原料，胎色洁白、坚硬致密，釉色温润光滑、有些还具相当的透明度。此时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含铁量气孔率为历史最低阶段，平均抗折强度在历代白瓷中最高，很少有夹层现象。釉色显得白中闪青或微微青绿，光亮滋润，十分精美。
    此时“官”字款器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简单的压印及造型极其精美的仿金银器产品，多为盘、碗、碟、海棠杯……以花口、起棱、压边等手法，使光束的器面产生韵律、节奏感，并结合定瓷的特点而烧制，产生了造型精美的定窑顶峰之作。细白坚薄的瓷质，纯净温润的釉色，敲击金属声余韵悠长，少见化妆土及开片、泪痕、竹丝刷痕，为此时代“官”字款器物主要特征。
    陕西西安北郊火烧壁出土晚唐定窑器物六十多件，其中“官”字款白瓷达33件之多。这批器物为晚唐产品，极其精美，大多以木柴为原料，还原焰烧成，釉色白中泛青较光亮。修胎极其规整，无定窑常见的泥屑相连现象，因而一度人们认为是邢窑产品。而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质量与此相比稍差。
    晚唐“官”字款定窑器物十分精良，结合历史背景可知：此乃真正的官府之作，部分精品更是体现了宫廷用瓷的水准。

92、官与新官的关系
    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时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晚唐五代南北方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学术界对其产地有不同的意见，现今看来，大部分应属于定窑产品。
    “官”、“新官”款白瓷从一出现，胎质细腻精致、釉层均匀柔和滋润、瓷化度高、器型规整稳重大方、部分胎体轻薄具良好透光性，均是当时之佳品。但“官”、“新官”款白瓷从整体来看还是有所区别，当把近百片“官”、“新官”款白瓷标本一起对比时，可发现“新官”大多釉色白中泛青或为极其温润、纯净的白色，显得更为精致、细腻、庄重。可见是在“官”字款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结果，所以“新官”应是晚于“官”出现的一批图样，这也符合当时行文的方式。
    从水邱氏夫妻墓入葬时间及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数目比例及器型上，也可以说明“新官”是继“官”后出现的图样，但其前后时间上差距并不大。虽说“新官”较“官”字出土的标本数量少，但“新官”似乎不是一批图样，甚至前后几次图样。在书写方式上， “新官”的书写更加规整、拘谨，少有草书之意，虽说跨越时代较长，但似一人之写。老妻笑言：“新官”图样中也许规定了“新官”的写法。

91、“官”“新官”字款含义
    有学者统计近年全国出土白瓷“官”、“新官”款器物及定窑遗址标本有200多，实际的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仅定州、保定、正定、定窑遗址这些年出土的“官”、“新官”款残片就有数千余片之多。从庞大的出土数量，也说明此乃“官样”之意，即可作为贡品，也可作为官府用瓷，亦可用于高档商品参与社会流通。
    官窑特指由皇家自置、自办、直接管理，专为宫廷服务的作坊，其产品专供皇家使用和赏赐，主要特点不能对平民销售，和“贡瓷”有本质区别。由于皇家的作用，官窑代表着当时审美的最高情趣和导向，也代表着当时陶瓷的最高工艺水平，虽然数量不多，但对陶瓷的发展引领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贡瓷是地方政府由下而上进贡的瓷器，即可作为土贡进献宫廷，也可作为高档产品参与社会流通。晚唐以后可作为土贡的“官”、“新官”款白瓷，其瓷质甚至不比订烧的如“会稽”、“乔位”、“东宫”、“定州公用”等精致。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并不是传统意义供皇室专用的“官窑”产品，尤其众多窑口同时出现在晚唐时期，当时的历史背景也说明了这一点。对其含义及出处，说法不一。有学者说官是“太官署”的简称，“太官署”自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沿用此部门，掌管宫中膳食之事，是该部门在各窑场定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县官也是“官”，“官”字款的瓷器不外乎二种涵义，一是官府公用之器，二是朝廷定制之物。“官”在当时可理解为“公家用”。之所以是“官”，而不是别的文字记号，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符合其当时所在的历史背景。
    定窑“官”、“新官”款白瓷虽说刻划纹饰及式样很多，但有几大特点可寻：
    1、制作精良，无论胎质、釉色、纹饰都是同时期定窑白瓷的上品。
    2、款式虽多但不复杂，同款式大小略有出入，但差异不大。所有款式均典雅端庄，颇有官府稳重大方之气。
    3，皇陵、塔基及一般贫民墓葬均有出土，甚至远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中也有出现，说明并不为皇家所垄断、官府之专用，御捡后甚至能参与市场商品的流通。
    4，数量巨大。
    5，“官”、“新官”款产品部分质量粗劣，说明是不良窑主，为迎合市场而为之。此类产品类似今日景德镇生产的“人民大会堂专用瓷”在市场上泛滥一样的道理。
    综上所述：“官”、“新官”款瓷器表明是官府定烧之器，非传统意义的官窑，只是“来样加工”具有精确的图样。“新官”则表示是新款官样瓷，是继“官”字后的又一批图样，也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方式。刻在瓷器上的“官”、“新官”款无非是此类产品的“押记”，为区分、界定之用。

90、“官”字款器物产生的历史背景
    笔者统计，目前已知越窑、耀州窑、邢窑、井陉窑、定窑、文头岭窑、婺州窑、寿州窑、湖田窑、宣州窑、缸瓦窑（匣钵）等这十一个窑口在晚唐、五代时期生产“官”字器物，还发现了数片“官”字实物标本而不能确定窑口。综合来看：当时至少有十几个窑口生产“官”字器物，也可以说当时质量好的窑口都烧过此类铭文器物。
    目前已知这些窑口发现的“官”字款标本，最多以两位数记，唯定窑在全国出土的“官”字标本、残器、整器数以万计，本人在定州见过的就有数千片之多（字不完整亦计算在内）。
    这么多窑口生产大量的“官”字款器物，说明以往人们对“官”字款器物的性质及历史背景的认识产生了错误。
    以往皇宫使用的器皿以金银器、铜器、漆器、陶器等器物为主，我分析：晚唐武宗年间，李氏王朝为振兴、厉行节约，遂出一批精美的“仿金银器”图样“官府公用器”，在全国各大窑场大量生产，从此陶瓷开始大量进入宫廷、官府。因而产生了带有“贡瓷”性质的“官”“新官”款白瓷。
    耀州窑生产的“官字款”器物也应在晚唐，如定在五代，从历史背景来看，那性质就变了。

89、“官”字款器物产生的时代
    定窑“官”、“新官”以前有五代方出现的说法，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浙江临安同莹不同穴的夫妻并列墓之一钱宽墓（公元895年），出土17件“官”、“新官”款葵口碗、花口碗等白瓷；夫妻并列墓之二水邱氏墓（公元901年）出土三件“官”字款、十一件“新官”款白瓷，由于学术界至今未确定其窑口，更没有归入定窑。
    有资料描述浙江临安夫妻墓白瓷时说：水邱氏墓与定窑相同点是时代相当、胎色白、胎质细腻、分量轻、釉白中闪黄、有刷纹。不同点是定窑器物有泪痕、唇口、玉璧底而水邱氏墓白瓷则没有。如果仅从这几点怀疑此墓葬白瓷非定窑，那恰恰肯定了这些白瓷为定窑，因晚唐五代时期，上等精细定窑白瓷大多没有泪痕，也没有唇口。至于水邱氏墓出土白瓷大多仿金银器，故而更无唇口和玉璧底之说。而且洁白的胎质、细薄的胎骨、较高的玻化度及较好透光性，原料应为北方的高铝瓷土，其特征与晚唐五代定窑相同，而且当时定窑已能生产这种高档精细白瓷。
    现今由于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尤其河北省灵寿县晚唐景福二年（公元893年），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的出现，定窑遗址晚唐堆积层的挖掘情况也证实了“官”字款白瓷的存在。晚唐五代南北方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以前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现今看来，大部分应属于定窑产品。
    所以，“官”字款最迟在晚唐就已出现。

88、定窑的书写款
   书写款有以下几种情况：
   （1）、烧成前在器物底部或器身上“舞文弄墨”其“龙飞凤舞”的字体可谓一代风流，大都在北宋晚期、金代，数量十分巨大，如：幕、段、如、刘、元、……及诗词等。
   （2）、烧成后书写，如定制塔基出土双碟盘墨书款。
   （3）、二次入窑低温烧制少见，如：上海博物馆藏后加红彩“长寿酒”刻花小碗。

87、金色划痕似铭文
    遗址及全国出土的定瓷及残片，有一部分具各种图案的金色擦痕，而且坚固难以去掉。此类擦痕器物比例不大，大多擦痕极其简单，复杂图案及大面积擦痕则较少，极少数也有划字迹的，应为古人有意为之。
    所擦划的器物类型，部位及多变的图案没有规律可寻，大多是出窑后至商品流通前这一阶段所擦划，也就是说多在窑场及集散地定州等地。所以有人说是窑口的标记，也有人说是次品的标识，至于描金之说，则属笑谈。
    如果是窑口的标记，有些部位擦划严重影响美观，而且图案过于复杂，面积也过大。如果是次品的标识，也存在这些情况，而且大多并非次品，所以这两种说法难以合理解释。
    目前未发现附近有此类矿物可直接在定瓷上产生这种金色划痕。我分析：器物在出售前上面黏附一些诸如釉料、胎泥及生活胶状物等等，用金属刀具刮去后所留下的痕迹，历经千年氧化后划痕则呈现金色。
    1、比如：在地板砖上，用铁刀划痕呈浅黑色，擦拭不掉，氧化后成金色。
    2、我有一模具残片，外沿与此类金色划痕相同。分析认为是古代金属修坯刀留下痕迹，经千年氧化呈金色。
    3、近日偶得几片标本，上擦划“王”、“缐”、“田”等字，似乎又与铭文有关，或部分代表铭文。

86、定窑的后刻款
    后刻款是器物烧成后，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人们所刻写的。
    此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款识众多的南宋宫廷用瓷，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宫廷色彩，内容之丰富，在宋代瓷器中极为罕见，说明南宋宫廷对定瓷的钟爱及珍稀。此种铭文大多沿用宫廷建筑名称，使用部门，或使用瓷器的主人职务、封号、姓氏，大多为南宋皇族及贵族。铭文字体工整，但欠自然流畅，缺乏自然转折及笔锋变化，估计应为玉工所用圆形工具砣子所刻，如：皇太后殿、内苑、坤、寿慈殿、东宫、凤华、奉华、德寿、承光、钟秀、寿成殿、殿、皇后阁、慈福、聚秀……
    后刻款中除乾隆御书刻诗外，历代民间款识不可胜数，及现今老瓷片所刻伪款的出现。
    从丰富的定窑后刻款铭文可以反映出，根据定瓷的精细程度被不同阶层的人士所使用的情况。

85、有装饰的盈字款标本
    以往邢窑盈字款器物多为素面，偶有仿金银器压棱、曲口等。2010年4月西安晚唐地层出土了十几件绿釉盈字款和20余片有印刻纹饰的高温白瓷“盈字款”标本，其纹饰均为釉下模印单鱼和刻划荷叶纹、花草及排列圈环等等，极其精美，成就极高。
    西安出土了这批“盈字款”白瓷标本后，我与定窑标本进行了仔细比对，并专程去了邢窑内丘、临城等地，与参加过邢窑挖掘的文管所先生们，进行了认真的交流（仅用图片）。因邢窑未出现此类标本，所以，他们对西安这批标本，没有肯定窑口。
朋友藏品
   我曾对比过大量的邢定标本，西安出土的这批标本与定窑风格有明显差异，我倾向于邢窑产品。对广大的邢窑区域来讲，考古挖掘的部分毕竟很小，邢窑没有出土此类标本也情在理中。

84、定窑印款铭文
    定窑铭文分为：刻款（划款）、印款、书写款、后刻款四大类无数种，而印款又分为模印和戳印两大类。
    定窑的印款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款识少一些，但也极为复杂、精彩，而且印款器物多为同时期定窑的上品。
    模印：也就是在模具上刻铭文，结合图案又翻印在器物上烧制，多数器物铭文显现为阳文，少部分为阴文。多为作坊记号，个别为吉祥语，十分精致美观，多发生在金代，少量存在其他晚期。
    如：定苏一造、李小翁、李翁、李、富、贵、合、松鹤等等。其中“李”、“李翁”、“李小翁”，是雕刻印模工匠或瓷器作坊之押记。
    戳印：在坯体未干之前戳印，作为标识，釉上釉下均存在。
    如：流失国外的内底楷书阴文“定州公用”素面盘，及我在各地所见十余片“定州公局”、“定州酒局”、“定州公用”（定州公用还存在刻划款），均在盘碗类器物内底部阴印稍有不同的楷书，为官府定制之押记，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官府机构的设置。
    我收藏的一块窑具上，阴印一“王”字，分析是作坊（或窑工）标识，也可能是随兴戏作。

83、定窑“盈”字款器物
    唐朝“大盈库”从开元时期设置一直延至唐代末年，入奉“大盈库”的邢窑“盈”字款白瓷出现在盛唐时期，晚唐仍有少量，与大盈库设置时间相符。从目前情况分析，定窑“官”、“新官”与邢窑“盈”字款类贡瓷似乎存在一种承启关系。定窑自晚唐出现“官”、“新官”始，其规模、质量已独步南北，影响海外，因此入奉宫廷的贡瓷很有可能“由邢兼定”。
    皇宫以往使用的器皿以金、银、玉、木等材料为主。我分析：晚唐武宗年间，李氏王朝为厉行节约，遂出一批精美的“仿金银器”图样“官府公用器”，在全国各大窑场生产，从此陶瓷开始大量进入宫廷、官府。此时，具“贡瓷”性质的“盈”字款器物在邢窑生产的同时，定窑开始生产也情在理中。
    以往人们认为唐“盈”字款器物为邢窑产品，“官”字款器物为定窑产品。现考古证实晚唐邢窑及诸多窑场均生产“官”字款器物，本文就定窑也存在“盈”字款器物进行一下论证。
    1、陕西博物院展出的三件“盈”字款器物肯定是邢窑产品。以往人们对中晚唐定窑认识严重不足，定窑在中唐就继承了邢窑技术并拓展较快、规模很大，中唐后期定窑部分产品已经不输与邢窑。晚唐时，定窑产品质量已远远超越了邢窑，成为当时生产白瓷最大、质量最精的窑场。从产品质量上，此时定窑有生产“贡瓷”“盈字款”器物的能力。
    2.、官”字款器物大量出现在晚唐各窑口这是不争之实，但其性质仅是官府“公用器”及“土贡”性质，并未取代入皇帝私库具“官窑”性质的“盈”字款器物。所以，定窑生产“官”字款器物同时，由于其超越邢窑的优良瓷质，具有同时生产“盈”字款器物的历史背景。此时，“盈”字款器物“由邢兼定”极为肯能。
    3、定州出土两块“盈“字款标本，具典型定窑特征，可作为有力旁证。而且邢窑“盈字款”器物当时也不可能北运定州。邢窑文管所几位先生，也认可定州出土的两块“盈字款”标本不是邢窑。
    4、定窑遗址历次挖掘不过是几个小小探坑，与几十平方公里窑场相比微乎其微，而且唐代地层叠压在五代、北宋之下，遗址表面暂时未发现“盈字款”标本亦属正常。
    所以，结合历史背景和实物分析，晚唐定窑肯定生产“贡瓷”性质的“盈字款”器物。

82、定窑的刻款
    刻款（划款）又分为：
    釉上刻款：铭文在坯体阴干前，在釉上连同坯胎一起刻划而成，称釉上刻款，此类较多。
    釉下刻款：铭文在坯胎上刻划而成，再上釉入窑烧制，称釉下刻款，此类较少。
    釉上、釉下刻款并无规律可循。
    目前已知的刻（划）款有：官、新官、易定、会稽、尚食局、尙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定州公用、乔位、东宫、龙、陈押班、东宫卫、天水郡、双官、李、李翁、李小翁、朝真、花、子温、永阳、疑川记、琅琊深甫、刘万立、孟、曹、文耳、佳题奴、拾伍、彦瞻、王六……制作者、订制者、姓氏、诗词、文章、记事及随意刻划等，千变万化，不可胜数。
    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至道元年”铭文白釉盖罐，通体刻发愿文58字，是定窑刻铭瓷器中目前已知字数最多的，字迹大多笔画顺畅，顿挫有力。

81、铭文出现时代
    北铭与南铭特指官窑及宫廷御用品部分。
    北铭：在窑场装坯烧窑前所刻制的。
    南铭：专指南宋宫廷器物，瓷器运到宫廷后，由玉工根据需要加刻上去的。
    “官”、“新官”款铭文晚唐出现，终于北宋早期；“易定” “会稽”款多为五代时期的器物；“尚食局”、“尚药局”、“东宫”、“东宫位”、等款出现在北宋后期，为宫廷定烧器物，金代则多为迎合市场的仿品。“五王府”、“定州公用、“龙”、 “花”、“朝真”、“乔位”款出现在北宋时期。
    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至道元年”铭文白釉盖罐，则有准确纪年。

80、不可见刻划铭文
    从定窑铭文的刻划位置，可分为：日常使用时可见铭文和日常使用时不可见铭文。
    日常使用时不可见铭文，如：“官”、“新官”、“尚食局”、“会稽”、“乔位”、“龙”等等。
    自晚唐出现至宋早期消失的“官”、“新官”款铭文定瓷，均刻划于器物底足，书写精粗不一。唐代多为“楷书官”，宋代多“草书官”，由此明显看出100多年的时间里文化的演变。
    崇宁三年后出现的“尚食局”、“尙药局”铭文器物，由于存在书写位置的差异，因而字体差异较大。“尙药局”写于器物侧面，日常可见，规范端庄；“尚食局”铭文刻划于盘碗底足，平常使用时不可见，以狂草为主，潇洒飘逸，彰显北宋晚期浪漫纵横的书法神韵。而字迹较差者，则为金代仿品。
    “龙”字款铭文，从宋中期至金代一直少量存在，时间跨越较大，因而书写差异也很大，瓷质并不十分精细。内部纹饰及器型变化也大，从各方面都无规范的迹象。从此类铭文器物存在的时间看，有少量是北宋宫中之器，多为金代迎合市场之伪器。
    定窑的精品往往出在达官贵人定制的有铭文器物，如：“会稽”、“乔位”等，铭文位于器物底足正中间，书写遒劲端庄，结合精致的旋切工艺，优良的瓷质，为同时期定窑精品。
    此外，粗瓷上的铭文，字迹大小不一，位置也不确定，有布满足内，有偏于一隅，以姓氏居多，刻划乏力粗糙，为普通百姓所定制。

79、可见刻划铭文
    从定窑铭文的刻划位置，可分为：日常使用时可见铭文和日常使用时不可见铭文两种。
    日常使用时可见铭文，如：“尙药局”、“至道元年”盖罐、满字残盘、印花盘碗口沿处“李小翁”等等。至于上海博物馆金代后加彩“长寿酒”等书写铭文和金代深受磁州窑影响的墨书铭文，本章不加以阐述。
    “尙药局”铭文与“尚食局”等铭文均出现在崇宁三年后的同一时期，此时定窑方为传统意义的“官窑”。日常摆放可见铭文的“尙药局”器物，目前所知均是大小不一带子母扣的药罐，铭文刻于侧面，上下相对。这类文字，虽然字体功力略有出入，但不是信手刻划的，虽说并没有严格的规范迹象，但均是严谨认真的楷书刻划，且字体大小与器物和谐，加上良好的胎釉，精细的旋切工艺，更加体现出了器物端庄的韵致，充分彰显皇家用瓷的高贵。
    定州净众院塔基出土的“至道元年”铭文白釉盖罐，通体刻发愿文58字，是定窑刻铭瓷器中目前已知字数最多的，笔画顺畅，顿挫有力，字字含义，字字见情。当年这件器物虽为普通居士定制，但却是专为佛教法事所用的器物，器型端庄秀丽，胎釉良好，与刻划极佳的铭文，结合成礼佛之器，无不显示着信徒的虔诚，佛祖的浓浓爱意。
    满字铭文残盘标本，现残存十余字，为笔者收藏。其洋洋洒洒的草书，从字体功力来看，并不是匠人所为，刻划内容为文章类。应是文人即兴之作，观赏之用。
    印花盘碗口沿回纹处，“李翁”、“李小翁”等铭文，规整纤细，与印花回纹巧妙结合，应为刻模工匠之押记。虽日常可见，但不明显，同时也体现一种人文之趣。
    日常使用时可见的铭文，在精细器物上均极其精美，这缘于定瓷的成本很高，人们珍惜之故。偶见草率刻划“曹”“刘”姓氏等，皆为粗瓷。

78、定窑的铭文
     晚唐时，定窑就超越了邢窑，确定了白瓷的霸主地位。
     当时的白瓷是最高档的日用、观赏瓷。代表着审美方向的宫廷、官府和富裕阶层以使用定瓷为荣，大量定制，为区分界定，因而留下了无数有标识性的款识。多以姓氏、人名为主；也有地名、官府机构、用途、及押记符号等等。
     定窑铭文可分为：刻款（划款）、印款、书写款、后刻款四大类无数种。
     我以前对定窑款识的收藏近于痴迷，觉得款识就是与官府、皇宫有关的实证，前后共计收藏了100多种400余片。
     通过逐渐认识，感到定窑近800年的烧造历史中，产生了大量各种性质的款识，而多数款识对定窑的研究并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定瓷铭文在整个烧造历史中，精粗产品均存在，窑场所刻铭文大体可分为定制者押记和窑工随意刻划两种。铭文的刻划位置与字体、功力、定制者身份、时代文化背景、瓷器精细程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其款识大多随意、流畅而不乏功底，“唐尚法，宋尚意”在定窑铭文中有所体现。
     款识并不是衡量定瓷的标准，对定窑款识要有正确的理解，从收藏角度对有款识的器物更要有理性的认识。如：大家熟悉的“尚食局”、“尚药局”等铭文器物，有少量为北宋宫廷精美器物，多数则为金朝迎合市场的伪作，笔者在其它的文章中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
    《中国陶瓷史》说：定窑瓷器带款识的15种与宫廷有关，并不准确，实际远不止15种。
    定窑近800年的烧造历史中，宏大的窑厂，针对不同的使用阶层，在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这些文化交流最为多元频繁的时代，定窑的器型、铭文、装饰题材灿若星辰，不可尽数。
    彰显着大窑风范的定窑，在器型及装饰题材上千千万万，人们易于理解。铭文上不可尽数，人们难以接受，实际定窑铭文极为丰富，刻划印墨书，诗书字图案，无以计数。

77、定窑装烧工艺演变次序
    各时代主要装烧工艺为代表，大致是：河砂垫烧------三叶形垫烧、叠烧------三叉型垫烧、叠烧------漏斗型匣钵单烧------盘形支圈支烧、套烧------支圈组合覆烧------涩圈叠烧。
    窑厂发展的脉络，工艺变化的次序，在定窑有诸多不确定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每种工艺技术出现的时间及共存时间并不随时间线性变化，这个次序只是主要烧造工艺的大概次序。
    如涩圈叠烧在晚唐就明显出现，但产量较少，此时漏斗型匣钵肯定没有出现，只不过金元时期涩圈才大量流行，成为当时主要的装烧方式。
    所以，把这种工艺排在了最后。

76、中唐定窑细白瓷高度
   《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刻于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现保存于曲阳县北岳庙。碑中记有“都知瓷窑”“瓷窑勾当使细茶器”“瓷窑治虞候”等官员职务，表明定窑此时期已有了很大规模和影响，其中存在官府定做，甚至更高级别的唐宫廷用瓷。
    定窑肯定生产诸如“盈”字款的器物，在铭文部分中，我详细论述过。只是那几块标本我不能肯定其为唐代产品，而历次官方遗址挖掘也确没有此类发现。
    我收藏一乳钉饼足小瓶，器型规整，胎釉结合良好，无开片，无化妆土，已显示出定窑特有风韵，于邢窑风格有别。该瓶是冀中学院老校长康满水先生旧藏，我经过与先生多次的讨论及对出土层位的确定、横向标本的对比，认定该瓶为中唐定窑代表佳作。
    定州出土的中唐时期细白瓷标本较少，人们由于认识不足，均认为是晚唐五代之物。此外，定窑低温陶胎三彩类器物等，在中唐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晚唐五代则辉煌灿烂，这类产品以往人们都归入了其它窑口。
    唐中期定窑影响较小有几个原因：
    1、主要受当时规模宏大的邢窑影响，精细瓷产量确实难与邢窑比肩。
    2、精细白瓷产量较少，比例更少，从大量粗瓷上人们认为此时期定窑高度不够。
    3、定窑区域在此时期主要以冶炼为主，瓷器不是最主要的行业，这也是影响小的一大主因。
    中唐定窑主要采用正烧方式，另有少量叠烧，多数在匣钵内撒上河砂仰放入器物，少部分放入三叉、三叶、圆形垫饼后上置器物，因而底足多沾有粗砂。使用的一次性匣钵多采用耐火性河泥制作，少量精细匣钵则采用风化严重的矿物淘洗后制作，密封则多采用软泥条及外刷釉浆。晚唐、五代改进后的匣钵则较为精细，可重复使用了。

75、盘碗类外宽沿芒口瓷
    自宋中期出现少量外宽沿芒口瓷，至金代这类瓷器比例增加，产量很大，器物外刮釉口沿也逐渐增大，芒口最宽侈口大碗能超过3厘米。
    定窑的这类器物，以前有学者研究认为是相对于支圈覆烧的前身仰烧方式，也有学者称之为挂烧，这种观点得到学术界众多学者广泛认可，实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以定窑自身特点及器物烧制时受力情况，这种装烧方式偶有极少极少不成功的实验品种还可以理解，一定数量的成品是不可能出现的。
    实际这类器物还是支圈组合匣钵覆烧产品，只是为了提高产量和美观，避免粘连，才外刮宽釉进行烧制。对这类侈口盘碗口沿和器身的角度及配套烧制的矮支圈了解后，是很容易认知的工艺技术。也可以说，古人充分利用了口沿与器身的角度，外刮宽釉后能更大程度增加产量，是一种极其合理、科学的工艺技术进步。
    定窑依据原料上的优势及特殊的淘洗、陈腐工艺，可以采用这种矮支圈、密度极大的工艺技术。所以，定窑系其它窑口多采用高支圈，因而少见这种外刮宽釉的器物。偶尔有之，其支圈纵横比例还是比定窑大些。

74、定瓷纹饰题材
    定瓷纹饰随定窑发展及装饰技艺的增多，题材从唐中期的简单刻划花卉等，至宋金之际非常丰富繁缛。
    主要以动植物及中国文化中想象出的神灵异物为主，也不乏山川湖石及异域文化元素，可谓洋洋大千，不可胜数。
    其表达方式又衍生出更多类型，如菊纹又有缠枝、折枝、变体、组合等多种表现形式。
    定瓷丰富的纹饰，是先人们在对待器物使用功能上，又将生活的热情从欣赏、祈愿角度艺术化创作于器物上，随时代不同，元素拮取变化审美、文化等差异，使纹饰又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宝相花
    1、  宝相花是莲花与牡丹变形的艺术处理。
    2、  世人对其理解与佛教有关系。
    3、  宝相花常被人理解“出将入相”。
    4、  在定瓷上数量不多，宋金可见。
    牵牛花
    平凡朴实的牵牛花是极常见的一种花卉，然而它虽普通却不乏妩媚，尤其是其貌似娇弱的外表下却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人们欣赏它娇艳的外表时也暗含了对顽强生命力的赞叹。
    沾风饮露凌晨开放之时，眉含风露万千风姿。定瓷牵牛花纹饰，可见于宋金印花器物上。
    石榴纹
    石榴是传统的吉祥纹饰，寓意多子，使人产生愉悦的期盼和希冀。
    定瓷石榴纹可见于宋金印花器物上。
    萱草纹
    多见于宋金之际的萱草纹，寥寥几笔摇曳生姿，别有一番空灵的意蕴，偶与水禽相伴。配以定瓷的空灵玉润，这忘忧的萱草，不知排解了多少人的思念与忧愁。
    蕉叶纹
    翠碧宽大的蕉叶，纹理大方有序，古人赋予其无穷的意蕴。
    定瓷的蕉叶纹始于晚唐，多见于香炉、灯瓶等立件外侧及口沿，件件堪称精品。
    宋早中期，又在大圈足直腹盘碗中偶见，其质量更佳，存在宫廷粉本的可能性，也就是有宫廷用瓷的可能。
    金元之际，印花品种中又出现此种题材，多见于小碗，质量稍差，多为普通民用瓷器。
    组合花卉
    宋金时期，定瓷的刻印装饰经常可见两种或两种以上花卉结合在一件器物上，最多可达十数种，有的分区独自表达不同季节的花卉，有的不同季节的花卉相互交织在一起，少部分又与水禽、动物、人物融合，件件精美，艺术成就极高，此类装饰风格，应有标准的范本，非一般工匠所能为之。

73、斑点
    斑点主要由呈色金属元素产生，以Fe、Cu、Ni、Mn为主，也有其它多种金属元素。
    古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极力控制。如挖掘原料采用木椎、木掀，其它生产环节多使用木、骨、陶瓷类工具及器皿，尽量不使用金属工具等等。
    古代除铁，淘洗之外，主要是流水沉降环节除铁，不像现代高强磁铁的使用，因而古今相比斑点差异较大。
    古代制瓷过程中：坯料阶段人为带入铁质和铁锈；坯体存放过程中落入尘土，上釉前未洗干净；烧制过程中匣钵坯体金属颗粒的释放；坯体氧化不充分；烧结不熔融，均能产生斑点。
    古今由于工序、工艺的差异，因而斑点差异很大，仔细对比分析，不失鉴定的一个好方法。

72、指痕、指甲痕
    定瓷底足附近，经常会出现指纹性质的指痕和切入性质的指甲痕，多集中在足外侧，圈足内也偶有指痕，有人把这种情况作为定瓷独特特征和鉴定依据。
    修坯等环节在足底附近偶尔出现的刀痕及其它痕迹不在本文叙述之列。
    实际不仅定窑，所有窑口器物都会偶尔出现这一点，只不过定窑出现的比例较大。这与定窑工艺技术和特殊的装烧工艺有一定关系。目前仿古的窑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普通仿品与高仿品大多都存在这种特征。
    指痕、指甲痕出现在器物上成因很多，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接触器物，就能够产生此类痕迹。修坯、水洗、验坯、刻印、上釉、装窑等等，需要数次移动翻转器物，因而有些器物此类痕迹较多，为数次形成。
    从痕迹状态看，尤以施釉环节发生较多。这与定窑上釉工艺和支圈覆烧器物底足低矮有直接关系，正烧及高足器物则少见这种痕迹。而粗瓷上少见是由于各工序翻动次数较少，足墙稍高之故。由于这种情况存在不普遍，所以不是制瓷过程中的必须步骤所发生，与工匠习惯、操作手法有直接关系。为抓稳器物，部分窑工充分利用了指甲。
    指痕、指甲痕是制瓷瑕疵，古代窑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为了器物美观，也尽力控制，他们甚至发明了专用的抓取工具。
    所以，特别精细的瓷器往往没有这种人为可控制的指痕、指甲痕。

71、定窑的“拐点”
    定窑遗址仿古作坊文好师傅的小院，正在描金的妻子浅笑着说：“定窑牙黄色是由于釉料中加入了黄土，改变了配方，宋晚期之前应该不加黄土，这应该是审美取向的转变，昨天我看文好师傅调白釉配方了。”
    我端着茶杯呆住了，我清楚定窑配方十多年了，也知道在白釉中加入3%左右黄土是为了产生牙黄色、同时出现明显泪痕，可我为什么没有往审美取向上想一下呢？只那么深想一点而已！
    此后几天，我和文好师傅反复试验，并结合大量准确的遗址标本进行验证。正如妻子所分析：宋晚期定窑产品绝对是釉料中加入了黄土，是由于审美转变而产生这工艺上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这一观点的形成，使我对定窑的研究彻底打通了思路，清晰的梳理出了定窑的次序。
    1.它否定了学术界氧化还原气氛对定窑呈色的影响，这些年我也一直坚信此学说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并不是烧柴与烧煤的差异而使定窑呈色改变，是审美取向改变带来的工艺上的改变。
    2.否定了五代晚期窑室变大形成氧化气氛而使定窑呈色改变的理论，虽然柴与煤，窑室大小对定窑呈色有一定的影响，但与宋晚期由于配方的改变而产生的牙黄色相比，那些可以忽略不计。
    3.这一观点否定了“优质瓷土枯竭”之说。这种文化观念的改变，也应了“定瓷之芒为光芒”一说。包括这类产品胎土的淘洗、陈腐、烧成温度不如在此之前，均应是其注重外表的结果。
    4.根据这一理论，可以清晰梳理出定窑工艺次序，并准确断代。
    青白、泛青多为五代之前柴烧产品；纯白、微黄多为五代晚期至宋中期煤窑产品；牙黄色、泪痕明显者，均为北宋晚期配方改变后的煤窑产品。宋晚期也有少数产品呈纯白色，应为订烧产品，是由于个人的审美不同所致，属于个别现象，其釉料中肯定没有加入3%左右的黄土。
    5.宋晚期“五大名窑”除定窑外均是青瓷，代表当时最高审美取向的宫廷喜好，徽宗指天为色，定窑势必也因时度势，其牙黄色也可理解成一种颜色瓷，已非昔日定窑白瓷。
    6.古陶瓷的研究是一门综合的学科，绝不能生搬硬套理论，它不仅适合于定窑，也适合一切古陶瓷，一定要将历史背景、文化取向、工艺技术等综合考虑。

70、盘碗类覆烧芒口的变化
    定窑五代时出现盘形支圈覆放套烧工艺，口沿处理极小，并有十分精美的印花器物。
    宋中期支圈组合匣钵发明后，出现大量芒口瓷，芒口处理一般内宽2-5毫米，外窄1-2毫米，此时也出现少部分外宽沿芒口瓷，芒口最宽超过3厘米。
    芒口瓷的大小与掩盖芒口的瑕疵、提高产量时器型与支圈配比有直接关系。

69、元明时代风格
    元代定窑一直大量生产，多为民用粗瓷，也存在少量精品瓷。
    主力区域从燕川移到杏子沟，主要为仿磁州窑，仿钧窑等诸多品种，不仅釉色模仿，胎骨也仿得极似。在杏子沟大队部后面断崖上，十几米高的元代堆积层垂直裸露，向人们展示着定窑仿其它窑口的风格。
    元代精细白瓷依然少量生产，在涧磁岭南坡，地表偶尔可见遗存残片，釉面多干涩，胎骨疏松，烧成温度降低，印花模糊、不甚精细，刻划花水准也明显降低。明代基本为粗瓷，且以罐、缸等大件为主。
    元代的高档品、观赏品，由于草原文化的渗入，人们审美情趣产生了改变，尤其元青花的出现，人们更注重鲜艳的色彩、画工和厚重感。定窑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成本较高，民用品又难与河北当地杂窑在价格上竞争，因而走向衰落。
    当时全国各大窑场，尤其是精品瓷都由于景德镇的突起，青花的流行而受到极大影响。

68、宋晚期金代定窑的纹饰（公元1086---1234年）
    此时期成熟的印花工艺独步天下，被誉为定窑历史上第二个高峰期。
    北宋末期主要以画面繁缛富丽成熟的印花工艺见长，结合覆烧工艺，生产了大批产品。覆烧法克服了口径大、易变型的特点，使器物十分规整。但此时也许由于人们的审美之故，注重装饰纹饰，而忽略了胎釉，宋早中期烧成温度在1300以上的精细颜色釉此时已荡然无存。
    金代时，审美情趣的转变，造成诸多工艺技术下降甚至失传，只用印花的一枝独秀开创了金代定窑的复兴。如：印花盘口沿创出美丽花边及带有一定斜度的菊瓣纹，突出了盘中心印花主题的艺术效果，使整个盘子有很高的艺术情趣。
    宋晚期、金代印花纹饰非常丰富，有吴牛喘月、荷塘水禽、博古题材等等。既有概括、抽象的图案；也有形象、写实的画面。莲鸭、牡丹、梅花、回纹等传统图案大量使用。
    宋晚期、金代定窑刻花纹饰极其简洁，以鱼纹及折枝莲花为主，另有少量龙凤纹及其它纹饰。

67、宋晚期金代定窑的器型（公元1086---1234年）
    在北宋中期所有器型的基础上，大力开拓，因而十分丰富。其中北宋后期仿青铜器可称为奇葩，金代敞口印花碗、折沿菊瓣口印花盘十分流行，其覆烧法和叠烧法使这一时期盘碗产量巨大。
    金代定窑大量仿造其他窑口，令产品更加丰富多彩，但仿品已失去了定窑固有风格和胎釉优势。

66、宋晚期金代定窑的胎釉（公元1086---1234年）
    宋晚期与宋早中期相比，整体胎质及釉色下降，釉色白中闪黄，为人们所常说的北宋典型色，但瓷质强度依然较大，铿锵有声，很少有龟裂开片现象。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战乱，受到很大影响。
    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稳定后，定窑瓷业得到了恢复，从目前资料来看，定窑产品也是金代统治者和上流社会喜爱的瓷器。
    此时产品明显分为精粗两大类，精品比例较小，制作水平毫不逊色北宋时期，与宋晚期定窑没有明显区别，应为金国皇族及上流社会使用。而大量粗瓷胎土淘洗很差、胎骨疏松，为民用品。这类产品色调发灰，釉面亚光，竹丝刷纹及泪痕均十分明显，装饰也明显劣于北宋晚期，部分采用涩圈叠烧法，为精粗产品的明显区别。

65、宋早中期定窑的纹饰（公元960—1085年）
    宋早期定窑器物，刻花纹饰简洁，以深刀雕刻的莲瓣纹和大朵缠枝牡丹等为主，有浅浮雕之美。也有少量采用针状工具浅划纹饰，其风格受到越窑及耀州窑的影响，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如定州博物馆龙首大净瓶，刻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
    此时的颜色釉独步天下，世人推崇。印花图案洒脱、活泼具有很高的艺术效果。
    宋中期，碗盘口沿出现葵口且大量流行，瓶类浮雕莲瓣及缠枝牡丹减少，同时期大量塔基墓葬的出土也证明了这一点。定窑此时装饰处于转型阶段，刻花、划花与印花装饰的兴盛，为定窑装饰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时定窑印花工艺逐渐重视轮廓线的突出，精雅的纹饰采用线条表达，虽无北宋晚期、金代的富丽，但也基本脱离了宋早期纹饰疏朗、画面平铺的风格，很具时代特点，并明显呈现向宋晚期以线条表达的过渡趋势。

64、宋早中期定窑的器型（公元960—1085年）
    此时在前期基础上，造型不断变化创新，器型不断丰富，空前繁荣。斗笠碗、折沿盘、熏炉、净瓶大量流行。梅瓶、玉壶春、宫廷陈设瓷等大件立器也能做到胎薄、质洁、釉色温润。
    进入宋代定窑依然少数仿金银器皿，但模仿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更多的强调瓷器自身的艺术风格。
    宋早中期由于定窑在选料、陈腐方面用工细致，胎泥可塑性好，所有器物都具有刚劲，俊逸的特点，深具文化特征、文人气质、文人风骨。

63、宋早中期定窑的胎釉（公元960—1085年）
    北宋是定窑的鼎盛时期，制瓷技术及品种有许多创新和进步。仍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少量黑釉、紫釉等多种颜色釉。
    由于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美，被宋朝选为宫廷用瓷，使其身价大增，引导白瓷主流。北宋早期流行浮雕莲瓣纹及深刀刻法，致使定窑胎比五代略厚，瓷化度也不及五代，但胎釉结合良好，依然称得上胎洁、质薄、纯净、平整，因而开片、泪痕、竹丝刷纹极其少见。
    北宋早中期是颜色釉的大发展时期，已能生产出玲珑精美的各种颜色釉，釉色十分稳定、成熟，从而成为定窑颜色釉的巅峰之作。精致的造型，轻薄细白的胎质，配以光润纯正的颜色釉，独具风流，成为古今瓷器佼佼者。
    颜色釉的成熟烧制，使金花定器之美轮美奂独步天下，为宫廷使用及与邻国统治阶层交流，如同时期辽国皇族墓葬曾出土金花定器也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北宋中期支圈覆烧法的出现，产量大增，胎体逐渐变薄，瓷质不及北宋早期，釉色大多白中闪黄（象牙白），为人们所常说的北定典型色，多见竹丝刷纹及泪痕。

62、晚唐五代定窑的装饰（公元821---959年）
    一进入晚唐，光素无纹的旋律逐渐改变。多为几条简单的压印、弦纹，使瓷器具韵律动感。
    虽说晚唐产品造型简洁流畅并不注重纹饰修饰，而注重釉面的温润、瓷质的洁白，朴实无华中流露自然之美，但已出现刻划花及印花装饰，线条洗练简单。而模仿当时流行的金银器皿，烧成后在器口、器足或者壶流的部位镶有金扣，银扣或者镏金银扣，相当部分瓷器底部刻有“官”“新官”款识。
    此时期特点是：纯白瓷、白中闪青、胎体较薄，多采用花口、起菱、压边等做法。胎体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很高，“官”“新官”款器物多属于这一类。

61、晚唐五代定窑的器型（公元821---959年）
    此时所烧瓷器多为盘、碗、碟、海棠杯、高足杯盏、灯枕及各种玩具……品种日益丰富，造型典雅秀丽。每一类器物式样繁多，如碗多达几十种，以花口五出碗最为典型。执壶以圆管式短流居多，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长流及多角形长短流和龙首流等，少部分有盖，内部上釉不完全或无釉。环足、圈足、平足并存，精细瓷多采用漏斗状匣钵正烧法。
    晚唐唇口玉璧底碗继中唐依然大规模生产，一部分逐渐被高档精细仿金银器型所取代，一部分演变成民用粗瓷。
    此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简单的压印及造型极其精美的仿金银器产品。轻薄坚致的胎体，纯正温润的釉色配以花口、起棱、压边等手法，使光束的器面产生韵律、节奏感，并结合定瓷胎薄、质坚等特点而烧制，产生了造型精美的定窑顶峰之作。
    这个时期采取先进的漏斗状匣钵正烧法烧造的器型有盘、碗、杯、等器型，是模仿当时唐代金银器并结合瓷器的特点创造出来了的，显然受当时的邢窑技术的扶持。
    当时国内外精细白瓷的主要产品，及后世出土未定窑口的精美白瓷大多应为此时期定窑产品。

60、晚唐五代定窑的胎釉（公元821---959年）
    晚唐五代为定窑烧造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此时烧制精白瓷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釉色以白釉为主，白中泛青，釉质光滑平整，同时兼烧少量颜色釉。所烧器物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出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还具相当的透明度。胎色洁白，含铁量、气孔率为历史最低阶段；坚硬致密，平均抗折强度在历代白瓷中最高；很少有夹层现象。大部分精细白瓷呈纯白或白中闪青无开片，十分精美，这类产品中有极少一部分施釉较厚，且玻化完全，在强还原气氢中，釉中的铁大部分以二价铁离子存在，因而釉色显得白中闪青或微微青绿，光亮滋润，这部分产品成为定窑烧造历史中最美的白釉，最佳的产品。
    洁白坚致的瓷胎、温润的釉色，其品质远远高于宋、金时期的刻花印花白瓷，从施釉情况看，晚唐五代定窑白瓷通常内外满轴，施半轴者不多见。
    但此时，定窑规模巨大，产品良莠不齐，精粗兼备，这里有原料的差异，也存在烧造工艺、燃料比例、工人技术及使用阶层等差异，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晚唐到五代时期，定窑白瓷的生产在数量、质量已超过邢窑。因此，在许多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白瓷，有些被认为是邢窑的产品实际应该是定窑。
    细白坚薄的瓷质，纯净温润的釉色，敲击金属声余韵悠长，少见化妆土及开片、泪痕、竹丝刷痕，为此时代主要特征。

59、初唐中唐定窑的装饰（公元618---820年）
    唐早期绝大多数器物光素无纹，少数黄釉、青黄釉执壶腹上划刻席纹或戳点纹，有圆管状短流和螺旋纹短流，极个别有剪纸贴花图案。
    唐中期外刻莲瓣纹已经出现，但均显粗糙，极个别有鼓钉、堆塑。刻划装饰也大多随意粗糙，整个唐早中期，定窑没有代表自己风格的典型纹饰。
    这时的定窑正处在改进工艺，由粗向精过渡阶段。虽说白釉瓷大部分仍使用化妆土，但是由于选料、成型、施釉、烧窑工艺技术不断提高，部分高档产品很快提升了上来，且可见具装饰纹饰的精细之作。

58、初唐中唐定窑的器型（公元618---820年）
    隋朝至初唐器物多以浅腹平底碗、直口深腹碗为主，造型不规整，另有少量盘、钵、罐、壶等。
    进入中唐后，由于瓷质的提高，各方面发展神速，出现壁足等。如玉璧唇口碗虽说与邢窑有些差别，但系同出一脉。器型也变得丰富，可见碗、执壶、钵、罐、三足炉、盏托、盆……且多为白釉瓷，典型的中唐器物花口四出碗，其精细程度已经不输与邢窑。

57、初唐中唐定窑的胎釉（公元618---820年）
    唐代早期定窑胎质厚重、粗劣、施釉不匀或半釉，成色为极不稳定的黄釉、褐釉及少量白釉，大多开片明显且施化妆土。
    早唐后期，部分不使用化妆土的白瓷胎釉泛灰，玻璃质感强，大多有细碎开片。
    进入唐代中期，定窑白瓷质量明显提高，基本完成了由黄釉瓷向白釉瓷的过渡，碗钵类已完全被白釉瓷取代。经过淘洗处理的胎体中，杂质大大减少，以灰白色为主，部分仍使用化妆土来提高白度。

56、初唐中唐定窑面貌（公元618---820年）
    初唐定窑以不稳定黄釉、褐釉居多，也有少量外施黄釉，内施白釉平底碗。胎质呈灰色较粗，多施化妆土，碗心一般有三个支钉烧痕，可见定窑三岔支钉叠烧法在初唐就广泛使用。这种装烧工艺在定窑整个烧造历史中均存在，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在不同时代，支钉形状及高矮略有变化。从提高产量来讲，这是仅次于支圈组合匣钵覆烧和涩圈叠烧的一种装烧工艺。
    初唐时定窑立件瓷器已有一些固定装饰，初现自己特有风格，此时期可视为定窑初创期。
    细瓷有些施化妆土是为了使釉面更加干净。有纹饰的器物，则能增加纹饰效果，使之更加有层次感、美观。
    窑址最下层堆积的隋朝至初唐粗青瓷、黄釉、青黄釉瓷片，及大量不规则的外黄釉内白釉浅腹平底碗残片，还有少量直口深腹碗残片。这两种碗都是唐代早期的典型特征，造型不规整，为垫饼及垫石英砂烧制。这一时期的定窑产品器物种类较少，大多以碗为主，胎质粗糙，釉色以不稳定的黄褐釉居多，烧造技术不成熟，所以不为当时人们所重视。另有少量盘、钵、罐、壶等。
    北镇村北及涧磁村北、村东一带，叠压在最底层的瓷片标本，胎质厚重、粗劣、施釉不匀或半釉，大多开片明显且施化妆土。表明唐代早期定窑为成色极不稳定的黄釉、褐釉及少量白釉瓷。
    早唐后期，不使用化妆土的白瓷胎釉泛灰，玻璃质感强，大多有细碎开片，此时定窑白瓷已有所发展。
    进入唐代中期，定窑初步兴盛，规模很大，定窑白瓷质量明显提高，基本完成了由黄釉瓷向白釉瓷的过渡，碗钵类已完全被白釉瓷取代。经过淘洗处理的胎体，杂质大大减少，以灰白色为主。此时，定窑正处在改进工艺，由粗向精过渡阶段。虽说白釉瓷大部分仍使用化妆土，但是由于选料、成型、施釉、烧窑工艺技术不断提高，部分高档产品很快提升了上来，且可见精细之作。
    中唐后期的精细白瓷，虽说与晚唐五代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但其加工细腻，胎中已无杂质，并具有良好可塑性，说明当时控炼、陈腐等技术已近成熟。其釉色温润柔和以纯白为主，不施化妆土，从而可知烧窑技术已经成熟。
    此时定窑工艺技术受邢窑影响很大，在拉坯成型以及烧窑技术上，定窑还不如邢窑精细，可定窑精品白瓷质量足以媲美同时代邢窑白瓷，只不过精细品数量相比邢窑少些。但这时定窑规模与邢窑应不相上下，已形成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
    在曲阳县北岳庙保存的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的碑文中有“都知瓷窑”、“瓷窑冶虞侯”、“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等官员的名号，表明9世纪初定窑已经有了很大规模和很高的制瓷水平。

55、隋代定窑青瓷
    北朝至隋代，定窑遗址区域已有作坊生产粗青瓷，多烧制黄褐釉饼足粗青瓷，偶有炉、瓶类立件，但没有自己的风格特点。
    隋代定窑以粗青瓷为主，白瓷工艺尚处于萌芽阶段，原料加工较粗，分布范围较小，在涧磁村西偶见，初唐则有所发展。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北方青瓷》一书中首次提到隋代定窑青瓷，并收集了几十片（件）标本，标注地点为涧磁村红土捻。后来学者纷纷前往，寻觅未果。
    笔者多次寻觅，后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在1号堆正西120米处找到了隋代定窑青瓷遗址，并收集了标本，目前地表可见大约500平方米的遗迹。可能由于语音的差异，冯先生标注地名出现了错误，其准确地名是：涧磁村桃树园，仅距红土捻60米。

54、定窑的分期
    对定窑烧造历史的分期研究，更能了解定窑发生、发展、繁荣到衰亡的过程，特别是对其工艺技术的发展、变化，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在制瓷业中的地位的研究更为有利。
    对定窑的分期，这些年有不同的说法，其原因是标准和认识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址、纪年墓葬出土资料的日渐丰富，在时段上划分必然更趋于科学合理。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
    一，以纪年考古资料为标准依据，通过造型、纹饰等器物学排比的方法，按历史发展进行分期和断代，将定窑历史分为：唐、五代、北宋早期、北宋中期、北宋晚期、金代等几个时期。
    二，从时代背景结合烧造工艺的角度出发，排出定窑工艺的发展大致序列为：垫烧（含三岔形支钉烧法）、匣钵正烧法、漏斗状匣钵法、支圈匣钵覆烧法、叠烧法等几种不同的主要烧造方法。由此将定窑历史分为：初创期（初唐、中唐，公元618—820年）、兴盛期（晚唐、五代，公元821—959年）、鼎盛期（北宋早期、中期，公元960—1085年）、繁荣期（北宋晚期、金代末期，公元1086—1234年，宋哲宗—金代末期）。
    瓷器艺术风格变化是复杂的，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工艺以及人们审美情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变化，一种成熟的产品周期性往往是跨时代的。因此，科学的分期不应机械地按照历史年代来划分，而应按艺术规律来划分。所以，我觉得第二种分期更为合理。
    但如细细划分又可分为：1、隋代以前可独立考虑。2、早唐、中唐为一期。3、晚唐、五代为一期无可争议。4、宋早、中期为一期。5、宋晚期、金代也应为一期。6、元代至明早期为一期。可这种划分很繁冗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尤其前后两期对定窑整个繁荣历史、规模没有代表意义。所以，只划分四期即可：1.唐早中期。2.晚唐、五代。3.宋早中期。4.宋晚期、金代。或可考虑一下元明而已。
    在定窑烧造历史的分期研究中，尤其要注意以胎釉取胜的晚唐、五代时期以及成熟印花工艺见长的北宋晚期至金代的独立性，而与其相邻时代定瓷的承启关系及突变性也是定瓷研究的重点。

53、定窑的烧造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究其源头都可以追溯远古而影响至今，所以人们对定窑的烧造历史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说定窑从烧陶开始至今天都应算其烧造历史。从定窑遗址的确发现了上古烧陶的遗迹，及北朝末到隋代的粗青瓷，也有明清仿古定瓷的痕迹和今天的十几家仿古作坊，但这种瓷业的规模、质量、影响及艺术成就在定窑辉煌的历史中，确实可以忽略不计，过于强调这些，势必对定窑的历史、文化缺乏一个理性的理解。
    目前学术界受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限制，对定窑的创烧上线争议较大，主要有初唐和晚唐说。历次遗址考古挖掘，由于受探方的限制，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实际上，在涧磁村桃树园地表就有隋末的青瓷遗存。
    唐早期烧制具有隋代风格的瓷器应为定窑的初创期，五代为开拓期，鼎盛于北宋早期，繁荣于北宋中晚期、金代，衰落于元代，这种说法基本是合理的，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今的考古资料大致吻合。
    多年的遗址考察，我认为：定窑的创烧应自隋代始，中唐位置已经凸显，晚唐至金末繁荣，衰于元，亡于明早期。

52、涩圈叠烧工艺
    涩圈叠烧工艺是将器物内底刮掉一部分或一圈（环形）釉后，装烧时上面器物的底足直接落在下面器物内的无釉处，没有垫具间隔，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最多可达数十个器物叠在一起放在匣钵内进行烧制的工艺技术。
    这种简单的装烧方法，主要目的是节省空间，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生产出尺寸一致的盘碗类产品。而罐类器物生产出的大小不一的产品，则可理解成套装叠烧工艺技术。
    从产量和成本上，涩圈叠烧工艺优于先进的支圈组合覆工艺和古代任何装一种烧工艺技术。因而在金元时期被南北方窑口大量使用。缺点是器物内部缺釉，不美观，观赏性较差，所以多为民用日常器物。
    定窑涩圈工艺，出现在晚唐时，使用较少，粗精产品上均存在使用这种工艺技术，是唐代三岔支钉工艺的进步。金元时期，定窑和南北方其它窑口一样，广泛使用该技术，产量十分巨大。
    在金元大量此类产品中，以粗胎灰白釉、酱釉、黑釉、外黑内白釉及各种里外颜色不同的粗瓷盘碗罐类为主，部分施化妆土，也有少量精细白瓷，但均可视为民用日常生活用具，不存在观赏性器物，此装烧工艺一直延续到元末明初定窑消亡。
    与北宋相比，金后期整个社会经济下降，购买力下降，再者北方以绘画为主的磁州窑突起，也带来了富裕阶层审美的转变，定窑精细瓷的高成本也是竞争的不利因素。其上流社会、富裕阶层市场被渐渐压缩，定窑转而大量生产低成本、坚固耐用的日常民用品，这也是定窑涩圈产品此时期成为大宗产品的主因。

51、定窑衰落之因
    万事的兴衰，都有一定的规律，先进的总要取代落后的。
    在宋代，景德镇就有突起的征兆，大量优质的高岭土，奠定了丰厚的资源优势，其产品质量、数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和比例，且地处长江黄金水道沿岸，交通便利，适于发展国内外贸易。而定窑则地处北方内陆，国内外贸易均不如景德便利。
    金代后期，北方社会动荡，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普遍下降。定窑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成本较高，民用品难与河北当地杂窑在价格上竞争。而高档品、观赏品，由于草原文化的渗入，人们更注重颜色的鲜艳和画工，因而定窑走向衰落。当时全国各大窑场，尤其是精品瓷都由于景德镇的突起，青花的流行而受到极大影响。
    宋金战争使景德镇吸引了北方大批技术人员，又加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及自身文化积淀，适时度世，同时成熟青花瓷的出现也符合当时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
    所以定窑的衰落主要原因是由于景德镇窑突起，是时代更迁，是自然竞争消亡之必然。

50、定窑衰落之说
   1、宋末战乱说，也就是定窑至金废灭之说。
   该说法认为金代无定窑，是由于北宋晚期连年宋金战争，造成处于战区的定窑瓷业的凋零废灭，这是对定窑认识的严重不足。实际金代定窑在金代早期经短期低靡后，在金熙宗时恢复到了繁荣昌盛的状况。
   2、定窑衰落之优质瓷土枯竭说
   该说法是定窑发明覆烧法后，产量大增及支圈的一次性使用，致使优质瓷土快速枯竭。虽说宋中期定窑发明覆烧法后，产量大增及支圈的一次性使用，确实耗去了大量优质瓷土，但并未枯竭，实际优质瓷土至今依然很多。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许缘于宋晚期、金代胎质明显下降而产生的观点。但实质是宋晚期审美取向的转变及金朝少数民族统治下，更注重印花的规整、图案的丰富，从而忽略了胎釉。
   3、定窑衰落之官府封窑说
   传说个别不良窑主在烧窑时殉葬童男童女，官府因而全面封窑致使其衰落。这种说法是民间的传说，即使存在也属个别现象，不存在全面封窑的严重后果，而且正史也无任何记载。
   4、定窑衰落之窑工南迁说
   该说法是宋金战争，熟练窑工大多南迁至景德镇等地，技术力量大幅度下降而致其衰落。此说法虽然没有否定金代定窑的存在，但却忽略了金代定窑曾一度繁荣的盛况。再者，景德镇在北宋时期其技术已经成熟，且影响很大。
   所以说，部分窑工南迁，对定窑技术传承的影响并不太大。

49、支圈仰烧
    也称挂烧。学术界认为北宋后期出现，是介于漏斗型匣钵正烧和支圈组合覆烧之间的一种过渡工艺技术，存在一定的产量。器物特征：侈口盘碗类外口沿刮釉较宽。
    实际定窑并不存在这种装烧工艺，即使偶尔有之，不过是极少极少的实验品种，以目前学术界所公布的资料及我所见到的大量此类标本和器物，均是支圈组合覆烧品种。
    首先，由于重力作用，这种装烧工艺口沿在高温下，支撑不住此类器物，根本不能烧制成功。
    再者，金代定窑也生产大量此类器物，器物内沿及唇部刮釉也是覆烧工艺必须存在的特点，支圈仰烧则不会出现此类刮釉现象。
    最重要一点，定窑遗址覆烧粘连标本中出现了大量这种标本，可作为外刮宽釉器物覆烧的实证。
    正是人们错误地对定窑覆烧工艺的理解，产生了这种本不存在的支圈仰烧工艺学说。

48、底部产生窑裂之因
    古定瓷器物底部偶尔可见窑裂，盘碗类及立件均存在这种现象。过去的窑工对此认识存在不足，主要是缺乏现代人们认识到的一些知识。
    其成因：
    1、过去由于轮机较慢，拉坯力传不到底部，内底泥还保持揉好时的泥性，形成死泥，烧制过程中与底足外部收缩不同步，产生拉裂。
    2、古代窑工肯定也知道底部死泥情况，但还是由于轮机较慢及同心程度差，即使拉坯时有意让底泥受力，也是受力不匀，依然在烧制过程中会产生开裂。
    3、陈腐时间太短，可塑性差。
    4、泥料拉坯时含水过低、过高，揉泥时没有排净气泡。
    5、拉好的坯体，置放在吸水性较强的晒板上，足沿干燥过快，也会产生细微的拉裂。
    6、拉好的坯体放在粗糙的晒板上，限制底足的收缩，足内也会产生细微拉裂。
    7、拉好的坯体，干燥及烧制过程中，底足由于受到器物自重的压力，收缩与其它部位相比稍小，也会拉裂内底。
    8、颗粒过大，不均匀、硬料太多，也会造成开裂
    实际底部窑裂与修坯厚薄并没有直接关系，现代仿古定瓷，由于机器快轮的使用和人们知识的提高，倒是很少出现底部窑裂情况。

47、拉坯成型类器壁的变化规律
    同类器型的拉坯成型古定瓷，器壁厚薄的变化具有十分明显的规律。
    盘碗类一般下部较厚，向上逐渐变薄。在接近口沿处，线条转折又略变厚，至口沿又变薄。也有少数盘碗类下部较厚顺次变薄，口沿处又变厚的情况。
    钵类一般下部较厚，向上均匀变薄。
    立件一次拉坯成型类，上下较厚，突出的腹部往往是器壁最薄处。
    而几次拉坯粘合类，壁厚则比较复杂，无规律总结。
    现今人们错误地认为，下厚上薄是瓷器的客观规律，因而仿品也大多如此。而且大多为追求薄胎，过于均匀和单薄了，更没有考虑器物的使用性能。
    所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也是鉴定和鉴赏的一个途径。

46、古今拉坯成型之别
    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慢轮拉坯技艺一直持续至今（准确说持续至民国，现今仅少数作坊使用和表演），这也是定窑大宗产品的成型方法。
    现今仿古作坊定瓷拉坯成型大体可分揉泥、找中、提筒、做型与古代步骤大致相同。
    考虑到古今工具及重要的人文理念的差异，这几个步骤古今都存在很大不同。再考虑到此前原料粉碎、淘洗及此后修坯环节古今的差异，定瓷仅拉坯成型这一工序表现出的气息古今就有本质的不同。
    所以，古今定瓷是两种文化背景、两种工艺技术下，两种不相干的产物。

45、北宋宫廷用瓷---双面刻工龙纹碗
    北宋宫廷用瓷的界定非常困难，仅从器型、纹饰、瓷器质量等，由于定窑使用阶层及背景的特殊性、复杂性，是不能界定的。结合准确的出土地点，与同时出土的大量器物进行横向对比，再从文化背景、艺术高度方面入手，方可准确判定。
    这是研究定窑的大问题之一，因而这些年我十分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陆续确定了一批标准的北宋宫廷器物。
    这件双面刻工龙纹碗为北宋宫廷用瓷。

44、遗址目前状况
    风景优美的定窑遗址由于划分较早，目前保护区内遗存总面积150多万平方米。经笔者多年遗址考察，又发现灵山镇东部等地约30万平方米遗存尚未保护。
    定窑遗址遗存十分丰富，部分文化层堆积厚达10余米。目前考古挖掘的部分已建成封闭展厅，先后发现窑炉遗迹20座，作坊4处，发掘出土遗迹标本1万多件，瓷器、窑具、瓷片等50多万个。现保存完好有编号的瓷片堆13个，最高的达15米，堆积着众多的瓷片、窑具、炉渣、瓷土等。
    定窑遗址规模之大，遗存之丰富，时代之全，与其它古窑址相比保存最原始、最完整，在中国古陶瓷遗址难有比拟者，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自1988年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尤其遗址文物所的成立，当地政府加大了管理力度，划分了重点区、保护区。燕川区、杏子沟等地由于村子大面积改造，破坏较为严重，现已引起重视，划分了区域有效地加以了保护。
    在窑址区的北面挖掘中还发现了王子山院旧址，站在此处，你可以感受到远古僧人注视着万家窑火时的祥和。

43、金代定窑侈口碗
    定窑侈口碗自北宋早期出现，更多出现在北宋晚期、金代，尤其金代产量更大。在涧磁、北镇、燕川区均采用支圈组合匣钵覆烧工艺大量生产。
    金代侈口碗大者20厘米以上，更多为12厘米左右小碗。其特点：侈口矮圈足、底足半釉或满釉、内底多刻简笔荷花、多数器物有花口、并在内壁装饰与花口相对应的凸线纹，胎骨白度和烧成温度与北宋相比有所下降，颜色泛黄，多数器物泪痕明显。
    部分大口径器物外沿有宽刮釉现象，这是为了避免粘连与矮支圈高效匹配，以此大幅提高产量，是极为科学的工艺技术。

42、窑场的自然条件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风景优美的定窑遗址分布于曲阳县城北30公里灵山镇涧磁村一带，东起北镇通天河，西至燕川村西山麓，东西长10公里南北宽2公里，面积约20平方公里，所含涧磁村、南北二镇、杏子沟、野北、东西燕川村一带，古有一溜十八坡之称。
    从地理上讲：曲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西部，遗址所处的灵山一带属丘陵地区，盛产很纯的高岭土及其他制瓷所需的原料；五代之前，漫山遍野的草木为制瓷提供了丰富的主要燃料，后又被储量丰富的煤取代；灵山脚下的通天河流经灵山盆地与三会河交汇于涧磁村的定窑遗址处，为制瓷提供了丰富的水源。此处丰富的制瓷原料、燃料和水，满足了制瓷所需的三大要素，正是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奠定了定窑延续几百年的发展与繁荣。

41、定州城址出土的窑具及试料
    定窑遗址历经挖掘，没有出土过描金标本，我在遗址见过数十万片标本中也没有描金。定州城内这些年却出土了几十片描金标本，偶尔也有窑具及印花模具残片出土，定州当时肯定生产诸如描金、印花模具这类艺术性较高的产品。所以，肯定存在低温“红炉”。
    今年，定州二建工地，集中出土了大量“新官”、“易定”标本和窑具。据此分析：当年也存在采用灵山盆地原料，生产少量高档精细定瓷的可能。
    当年的窑炉作坊，处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废弃不使用时，就要拆掉，没有整体掩埋的可能，因而不能整体挖掘到窑炉是正常的。
    所以，城址出土的这些窑具和试料，也是当年定州有定瓷作坊的实证。

40、定窑围棋
    围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围棋最早的文字记载于春秋中叶，当时围棋已成为一种游戏在社会上流行。最早的围棋是十三道，后有十五道、十七道的围棋。至隋朝时十九道棋盘已确定了主导地位，取代了十七道棋盘。
    初唐时，围棋活动由宫廷向民间传播，使对弈不再是士族垄断的活动，唐玄宗大力倡导，围棋步入黄金时代；宋代一开始就进入昌盛阶段，到宋哲宗时期，职业围棋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潮；金元之时，盛况不减。定窑整个烧造历史中一直生产着大量的围棋产品。
    定窑围棋子可分为:无釉和有釉两种。
    无釉又分为有纹饰和无纹饰：有纹饰的多呈简单的放射状线条，也有的图案稍微复杂；无图案的就是人们俗称的“大药片子”，这种无釉的定窑围棋子，区分黑白主要用胎骨的颜色来判定，黑者淘洗较差，胎骨泛黄；白者多为精细白胎。
    有釉的定窑围棋子题材丰富，以黑白素面居多，其次是简单的放射性纹饰和简意花卉，少量具惟妙惟肖的印制题材，如：龟、鹤、蛇、马、鼠、垂钓人物……丰富的题材彰显着定窑文化元素的丰富和情趣，均为黑（紫）白二色。
    印龟、鹤、蛇、马、鼠、垂钓人物等图案围棋少见。笔者收藏一粒黑釉窑变围棋子，透明的金色棋面上点缀几个黑点，如玳瑁琥珀般美丽，应是烧制黑釉围棋子时偶然产生的窑变。
    粗略统计：全国定窑围棋应在50副以上，至今未落实有整套出土的情况，由于均为凑数后配，大小不一。
    老的围棋子都有明显的指纹痕迹，而且直径多在15毫米以内，精巧精致，釉色温润。新仿围棋子一般稍大，由于胎泥的淘洗陈腐问题，开裂情况严重，但有些新仿围棋子做工精致，做旧后并不是简单就能区分的。
    泡上一杯清茶，与棋友文坪对坐，不亦悦乎！

39、博古类定瓷
    北宋大观初年（1107年）宋徽宗命王黼收录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商代至唐代铜器839件编撰整理，于宣和五年（1123年）成书：《宣和博古图》，故名“博古”。
    后来“博古”的含义被加以引申，凡鼎、彝、瓷瓶、玉件、书画盆景等被用作各种装饰题材时，均被称“博古”。有的直接仿造铜器制作，有的作主题纹饰，有的用作边饰，还有的将博古图塑贴在器物上，寓意清雅高洁。
    定窑在宋早中期就出现了仿青铜器产品，而且均十分精美。使用阶层并非专为宫室，也有贵族或富家，说明宋代整个民族早就有这种审美倾向。
    宋末金初，定窑仿青铜器及博古纹饰产品骤然增多，其他窑口也存在这一现象，说明与《宣和博古图》成书有一定的关系，但昙花一现，很快不见了踪迹。这种情况应与仿青铜器难度较大，朝代的更迭和人们审美情趣转变有直接的关系。

38、定瓷中的娃娃
    娃娃题材寓意多子多福，彰显孩童的天真、稚气、可爱，相对于其它题材鲜活生动，生活气息浓烈，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响亮的音符。寓意瓜瓞绵绵的攀枝娃娃、慈爱的观音送子、与牛相伴的牧童、孩儿造型玩具等等，不可胜数。这里既有身着绫罗的富家孩童，也有欢呼雀跃的乡村稚子。观看定窑中的娃娃题材，使生活平添趣味和欢喜之心。
    友人相赠笔者一定窑母子哺乳小玩意，从惟妙惟肖的残存部分，更能体现出母亲的慈爱，孩童的舒适，让人有意望不尽的幸福之感。
    定窑中的娃娃，以孩儿枕最具代表性，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定窑收藏品中最具魅力和影响的主项。
    孩儿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品种纷繁。常采用多种技法，刻、划、剔、印、合模、堆塑、镂空等，甚至是多种技法并存于一件器物上，极大的丰富了表现力和艺术性。配以精致的胎釉，精美的纹饰，可见工匠对孩儿器物的偏爱及良父慈母之心，由此产生了大量精品，从残瓷碎片中可见一斑。

37、开光孩儿枕
    现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完整定窑瓷枕十余件，残枕更有数十件之多，是定瓷收藏中一大类别。如：孩儿枕、殿宇枕、狮型枕、双人枕……跨越时代也较大，从晚唐至金代均有。
    定窑瓷枕多造型精巧，制作细腻，品种纷繁。刻、划、剔、印、堆塑、镂空等技法均被采用，甚至是多种技法并存于一件器物上，极大的丰富了瓷枕表现力和艺术性。其中艺术情趣最高，堪称精品的是各类仿生瓷枕，如：定窑遗址所藏卧女枕、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收藏定窑孩儿枕、定州博物馆白釉立式狮型枕等等。有些已脱离了实用功能，成为陈设观赏品。
    十几年前，定州学院康老师放暑假时偶尔在工地发现一块残片，便找了几个学校员工在土堆里挖了两周，凑到了一个娃娃残枕。
    活泼可爱的孩儿手举荷叶形成的枕面（已失）侧卧于当作底座的床榻上，自然巧妙，床榻四周规整的开光图案是定瓷中的仅见品。整个器物纹饰精美，刀法清新明快，体现出匠师的高超技艺和良好的艺术水平。轻叩器身，铿锵的金属声余韵悠长，表示器物烧成温度很高。
    此枕产生于北宋早期，釉色白中微微泛青，是定瓷中最美的釉色，最为辉煌时期的精品。
    后来，康老师割爱与我。

36、影响定窑造型的因素
    造型主要取决于时代审美、文化交流、原料特性及工艺技术等。
    1、时代审美
    同时代在大文化这个背景影响下，各窑口都有与时代相吻合的总体趋势，可以理解成时代风格，也可称时代审美。
    由于区域文化特征，各窑口在细节上有所差异，定窑在此表现明显，这源于燕赵文化的特殊性。
    2、文化交流
    由于定窑地位凸显及处于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特殊位置，定窑多文化交流非常明显。这里不仅有南北方草原及农耕文明的交流、融合，还有十分明显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因而定窑造型取材的文化元素非常丰富。
    3、原料特性
    定窑的高铝瓷土及本地的其他原料，具有得天独厚的性能，把器物造型的俊逸、坚致发挥到了极致。尤其在北宋时期，定窑的器物俊逸中有一种雅致，更能表达宋人清丽、畅快、深具文人气息的风姿。纵观古今各窑口，在此方面，无有匹者
    以往人们认为定窑无大器，实际自唐始，定窑就有超过80厘米高的器物。宋金时期，器物更有达一米者，在当时，其他窑口是无法比拟的。再者，白瓷的特殊观赏效果，也决定了器物的造型趋势。
    4、工艺技术
    定窑工艺技术存在一个漫长的成熟期，也有从其他窑厂学习的过程。但其工艺技术成熟、革新、不断进步得益于多方面的原因。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定窑相当于瓷都，工艺技术也处在最前沿，因而定窑引领着时代瓷器的造型趋势，这也是其他窑厂所不能企及的原因。
    先进的工艺技术，也表明人们对原料、文化有一个很深的理解。如折沿盘，主要是使力产生分散，减少废品率。而各种复杂的工具、窑具，体现着工艺之大成，因而创造出无以计数、精美的器物。

35、定瓷的器型
    定窑700余年的烧造历史，规模宏大、品种繁多、器型也极其丰富。盘，碗，碟，罐，盆，壶，灯，瓶，钵，枕，洗，炉，龟，净瓶，龙首净瓶，鹦鹉壶，海螺，缸，盒，瓷塑，茶具，玩具，乐器……几乎包含了宋之前所有窑口的器型。
    如碗又有撇口，直口，唇口，葵瓣口，各式花口等。
    洗类又有三足，五足，卧足，圈足，单柄，折沿，鼓钉，葵花式，桃式，鱼式，瓜式……近年刚命名的新石器时代夏家店文化，属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定窑遗址曾经出土过仿夏家店文化三足陶鬲的残器，不能不让人惊叹定窑文化涵盖的巨大范畴。其它仿各式青铜器、玉器等更是不可胜数。
    定窑当年如今日景德镇之辉煌，数千座作坊的规模，御窑的出现，包括异域诸多文化元素在此交流汇集，所生产的器型如苍穹繁星、无以计数。

34、龙凤纹饰
    中国文化龙为鳞虫之长，凤为百鸟之王，均是传说中的神物，表示祥瑞之意。自唐朝龙纹与皇权有了联系，至金代使用并不严格，并不为皇室所专用。
    此时期邢窑、井陉窑、定窑中土定及南北方诸多窑口出现的龙凤纹器物，也说明当时使用并不规范。
    从定窑来看，北宋末期，尤其“尚食局”、“尙药局”、“东宫”等铭文出现在龙纹器物上后，龙凤纹的使用明显趋于宫庭用品，有皇家规范使用的迹象，但土窑等质量极差的产品依然存在少量龙凤纹饰。此阶段宋金之间战争频繁，而定窑正处于战场区域，政策不稳，管理松懈，民间产品一直有少量龙凤纹存在，也属正常。
    到了元明清三代，龙纹成了皇权的象征，使用才有了严格的规定。
    在出土的定窑资料中，目前已知五代时期的盘龙灯是最早见到定窑雕塑龙形产品。盘龙灯器物美观，型号众多，龙形矫健，神采飞扬，多为定瓷上品，盘龙灯器型随时代略有变化，一直延续至金末。
    刻、划龙纹宋早期偶尔可见，十分精美，刻划印龙纹大量出现在覆烧法发明之后，尤其是“尚食局”等铭文产品出现之后，产量十分巨大。图案大多规范严谨，精致漂亮，部分有“尚食局”、“尙药局”、“东宫”等铭文。题材以纯龙纹、云龙纹、海水龙纹居多，部分印花品种龙纹与缠枝花卉巧妙组合，最为精致的是宋早期胎釉一流，细线刻划的龙纹产品，惜至今未见完整器。
    凤纹图案在定瓷上也是极为丰富，最早见于五代器物上。早期大多细线刻划于盘碗类内底部，线条简捷，刻划生动，多呈团凤，飞凤之状，且有少量“官”字款者。覆烧法发明后，则大量出现印花凤纹，多与牡丹相配，形成凤衔牡丹、凤穿牡丹、双凤穿云等典型画面。
    由于图片太多，发到文章中打开页面太慢，不利大家观看，为此专建一个“自正定窑龙纹藏品”相册，请大家欣赏！
    龙纹相册链接：http://photo.blog.sina.com.cn/category/u/1592539221/s/406067

33、定瓷的纹饰细节
    夏日的定州，一缕清风挟着满空的骄阳，笼着高高耸立的“定州塔”，被阳光点饰的古塔，又带着无穷的意藴将古城轻轻揽于怀中。明净宽敞的店中，妻子和我静静地看书、绘画，阳光从门窗斜射进来，暖洋洋的，十分舒坦。
    一个多年的朋友推门进来，兴奋地拿出一块瓷片。我拿在手里反复地看着，感觉有点不妥，一旁绘画的妻子接过瓷片看了一会也说纹饰交待的不太清楚，这更让我产生了犹豫。朋友坚信地解释说：“这是遗址出土的瓷片，没问题，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传到网上受到很多的好评。”听了这话我又从妻子手中拿过那片瓷片仔细看了起来，但还是有很大的疑问。
    第二天，我约了几位定州朋友，研究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并判定出是几年前高仿故宫孩儿枕的残片。长了知识的朋友，出于感谢，把这块标本送给了我，今有幸与大家共赏。
    这片标本长17厘米、宽12厘米，为仿故宫孩儿枕残片，胎釉结合较好，釉色与宋晚期标准牙黄色接近，纹饰为印模后用刀修饰，整体风格与故宫孩儿枕十分接近，土沁做工较好，为高仿瓷片。最大不足是纹饰细节处理较差，定窑的纹饰、器型看似随意，实际细节交代的非常清楚。这主要缘于宋代纤细、婉约的时代风格，亦如宋画的精致传神。在定窑的表现上：入刀、出刀十分准确，并带着文人的俊俏飘逸，如再结合深刻、大剔等工艺，更能体现出这一点，为现今所有高仿所不及。

32、漫漫长路
    宋早期，整个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政治、文化因素，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定瓷在此时期，烧制水平和产量迅速提升，有些品种达到了定窑烧造历史的顶峰。部分此时期的定瓷，往往被后世鉴赏家、收藏家误读为北宋中晚期的产品，皆因代表宋代制瓷最高水平的“五大名窑”，都出现在宋代中晚期这一错误概念。
    实际定窑早已走过漫长的成熟期，在晚唐五代就已经高度成熟，此后几百年，定窑都有符合时代审美和需求的大量精品。

31、卷边
   “卷边”是仿金银器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对器物盖、边、足进行卷边处理，极大丰富了器物韵律美感，但对坯胎的可塑性及窑工的技术要求非常之高。

30、刻花
    刻花是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尚未干透的坯体表面，用铁、竹、木、骨类刀具刻出花纹，然后施釉入窑烧制。由于是直接在坯体上刻制，入刀有一定角度，随表达的需求变化角度和出入刀方向以及深浅，划落少部分胎泥，形成一定立体感。
    定窑刻花始于中唐时期，当时只是简单的运用竹刀等刻划一些诸如莲瓣的花纹。外刻莲瓣纹与划莲瓣纹明显不同，其区别主要在使用刀具上，刻莲瓣纹刀具圆钝，刻下一部分胎泥，而划莲瓣纹刀具尖锐，只是划出纹饰。
    五代、宋早期，定窑刻花风格技法主要是受越窑和耀州窑影响，采用偏刀深刻，刀法犀利，具有浅浮雕效果，纹饰以莲瓣纹和大朵的缠枝花卉为主，莲瓣纹样在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上曾大量使用，北宋早期定窑和耀州窑首先吸取了越窑的浮雕技术。主要装饰在厚壁瓶、罐类器物的肩、腹部。定瓷早期刻花，除莲瓣纹外，还有莲瓣纹与缠枝菊纹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出现，十分精美。
    北宋中期流行胎薄体轻的盘碗类，深刻技法已不适应，出现了生动流畅的成熟浅刻技艺，产量十分巨大，占整个定窑装饰量70%以上。纹饰图案简洁，刀法娴熟，线条挺拔，刚劲有力。以荷花题材最多，其数量大致顺序为：荷花、牡丹、萱草、双鸭、鱼纹、鸳鸯、双鹅、凤、龙纹、人物、仙鹤等。
    刻花产品数量较大的菊纹碗极具代表性，为北宋中晚期流行产品。形制多为斗笠状，尺寸大小不一，其入刀出刀痕迹，虚实变化明显，有实入虚出、实入实出，S型转折自然流畅富有韵律动感。
    刻花装饰兴起之后，又盛行刻花与划花（篦划纹）结合的装饰，在刻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的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增强纹饰的立体感。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装饰纹样以双朵花为常见，或左右对称，或上下呼应；有两花并放，有一花盛开，一花含苞待放；也有花叶两枝交错并出，布局富有变化。耀州窑青瓷也有这种布局，是那时的瓷器装饰共同的特征。
    刻花与划花相比，具有一定的立体感，因而用刀相对深些，介于剔花划花之间。定窑刻花的刀法大都清新明快，刚劲有力，表现出高超的技艺和简洁豪放的风格。定窑刻花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清晰流畅，线条变化丰富，有阴阳虚实，拙巧相依。

29、划花
    划花是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在未干坯体上用铁、木、骨、竹类尖锐工具划出线条花纹，操作简单，整体感强烈，一般没有粗细、深浅变化。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有的还配有鸭纹、水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
    初唐中唐定窑处于初始及发展阶段，“光素无纹”是这一时期主旋律。但也出现少量简单按印及划花，划花图案简单，刻工稚嫩，可知尚处初级阶段，是定窑出现较早的装饰方法。以盘碗类划花居多，早期有少部分外划莲瓣纹。
    五代及宋早期，定窑划花明显受到行云流水般越窑划花的影响，成为定窑主要装饰方法之一。其灵活的手法，自然纤巧的线条，诞生了无数精良之作。后又出现篦状工具与划花相结合，即在划花局部，用一种很像梳子的竹具，在器物上进行刮饰。主要用于边饰或某些细部，如盘沿上的卷草纹，花瓣内细密的筋脉以及颇具动感的水波纹等，从而出现较复杂极具动感的“复线纹理”，使其装饰愈加自然流畅，其代表作“水纹游鱼”题材最富有情趣。
    宋晚期、金代时，划花除精细品种偶尔使用，已经不常见了。

28、压棱
   “压棱”是坯体未干之时，用条状工具从外壁轻轻向里按压，不仅要保证压出的凹棱深浅宽度基本一致，还要保证坯体不开裂，压痕圆润不生涩。
    在定窑整个生产的历史中，一直大量使用这种工艺，尤其在碗类器物上居多。
    这种压棱工艺，工具非常简单，但对工匠技术水平及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现今仿品达不到那种艺术效果，也许还与泥料的陈腐程度有关。

27、跳刀
    定窑的跳刀纹，是在修坯完成同时，用修坯刀或专用工具轻拂器壁，随器物旋转而产生微妙的跳动，形成工匠所期望的痕迹，图案多种多样。
    虽然大多有规律可寻，但也存在随兴变化，其艺术情趣十分美妙，也可归入旋纹范畴，在定窑中不多见。

26、印花
    定窑的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等。其中又以印花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也常常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人们错误地认为定窑印花看不出由简入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认为宋中期定窑匠师直接采用缂丝粉本制模，一开始就非常成熟。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凡带有印花装饰的质量上佳的盘、碗器皿，多是芒口瓷。世界各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定瓷印花品种中，最精美者往往也是芒口盘碗类器物。从窑址发掘资料，我们也确实看不到定窑印花装饰由简单到繁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迹象。其原因遗址挖掘面积太小，反映不出定窑当时的全貌。故李辉柄先生“定窑覆烧法与印花装饰均兴盛于北宋后期”的观点，得到学术界多年的认可。
    实际定窑印花始于唐中晚期的锤牒“模造技法”，经五代过度至宋早期成熟，并在此时期产生定窑在整个烧造历史中最精美的印花器物。宋晚期，由于全国文化升腾的现象，定窑直接采用缂丝、博古、书画等粉本直接制模，并结合定窑先进的覆烧技术，生产出大批繁缛富丽的印花产品，目前遗存多为此时期产品，因而此阶段影响才巨大。
    人们错误地认为定窑无成熟期，主要是没有考虑到宋中晚期全国文化突变的这一现象。

25、装饰技法
    定窑以其丰富多彩的装饰而深受人们喜爱。人们一提到定窑装饰技法，都会想到白釉印花、白釉刻花和白釉划花，这确是定窑白釉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但其他装饰技法还有很多。
    大体定窑装饰技法可分为两类：
    1、胎与釉的结合，或化妆土与釉的结合，创造出釉的深浅及色彩明暗的装饰。如：各种颜色釉及窑变等等。
    2、用不同的装饰技法，达到改变器物外观和造型的装饰。
    如：划，刻，印，雕塑，贴塑，捏塑，旋纹，堆贴，浮雕，削边，镂空，戳印，按压，三彩，点彩，红绿彩，压棱，卷边，颜色釉刻印花，模印，珍珠底，及纹样秀丽典雅的多种剔花和金彩描花等等。
    每种技法又有复杂的变化，如雕塑就可分为两种：
    1、大致模印后，再进行细部雕塑和刻划。如枕类大多如此，有些人俑也多用前后两片分别模印后，在进行粘合修整。
    2、直接用手工捏塑而成。适于较小器物或器物局部，尤以小动物居多。
    定窑大多时候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装饰技法共同使用，有时甚至是多种技法共用。元代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一书中有“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的赞誉，花瓷瓯是对白瓷上刻划剔印等多种装饰而言。
    定窑图案装饰，根据器物的造型，巧妙运用花，叶，枝，梗，动物等的疏密转折，比例大小，从而达到适于器物最美的装饰。
    所以，定窑器物造型与装饰二者密不可分，相互辉映。

24、定窑唐三彩
    定窑早期三彩器可追溯到中唐，且发展较快，晚唐时已精美绝伦；五代、北宋、金一直少量生产三彩品种，但质量越来越差；这与高温定窑以俊逸、刻划印为主流的产品有关系。
    出土的这批器物，由于没有发表，笔者不在此论述，只传一张照片，敬请大家谅解！

23、洒釉
    洒釉是定窑品种中极为少见的一种釉面工艺(不同于绞胎和绞釉的制作方法)，目前所见多集中在曲阳燕川区金代产品的高足杯上，存在多种颜色的表现形式，同时颜色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制作流程上的工艺技术借助转盘等，也可能一边转动器物一边洒釉，艺术特点是随机性大，情趣化较自由，表现出天真烂漫的艺术效果。

22、黄定
    所谓黄定还是以适量铁为着色剂，分高低温度两种，开片多且明显，部分施化妆土。唐早期产量较大，胎粗厚重，含有大量杂质，以碗类为主，有少量持壶等。
    唐中期质量的明显提高，器型复杂多样，以碗，持壶为主并兼有罐，三足炉，烧成湿度提高，胎土润洗渐精，釉面光亮，产量相对较少。
    宋金时期产量更少，为低温陶胎，也出现少量精品，如定州博物馆黄釉鹦鹉壶等。

21、内外颜色不同之定窑
    定窑有外黑里白、外酱里白、外褐（黄）里白、外白里绿、外黑里酱、外酱里黑等等，诸多内外颜色不同的定窑品种。
    一般来讲：是从审美和需求的角度，器物里外施以不同配方的釉料所致。也有偶然发生的情况，如黑釉器物外部施较厚的釉，内部施以较薄釉层时，偶尔能够烧出外部是纯正的黑色，里面则生成很标准的酱色的器物，里外呈色差异十分明显。这种情况与釉层的厚薄及窑内的位置、气氛有直接关系。
    同一件器物、同一种釉浆在特定的条件下，确可生成不同的颜色。

20、左绞釉，右涂绘
    定窑的绞釉和涂绘品种极其少见，这种立件上更是仅见。

19、仿钧
    定窑遗址涧磁岭南坡及杏子沟村北，金元仿钧遗存非常大。以前人们统计定窑品种时，这么大量的仿钧都没有计算在内，说明人们对定窑的认识严重不足和研究空间的巨大。
    定窑在金元时期，大量仿制其他窑口的器物，尤以仿磁州窑居多。这种仿制与整个社会审美转变有一定的关系，也与定窑白瓷成本高，竞争力不强及定窑白瓷胎薄不耐用有关系。
    定窑遗址出土的钧釉标本，有人认为是其他窑口交流来的产物，因为在考古挖掘中都是零星出土，有窑厂使用外来器物的迹象。这种观点主要是由于历次遗址挖掘都集中在涧磁、北镇、燕川区域，挖掘面积也小。实际在杏子沟、野北区域，现在地表仍可见大量仿钧堆积。
    定窑遗址出土的钧釉标本，即使存在其他窑口交流来的情况，这极少极少的部分与定窑巨大的仿钧产量相比，自是微乎其微。再者，由于原料及工艺技术的差异，这极少部分其他窑口钧釉目测还是能够加以区分。
    定窑仿钧与同期定窑相比，胎灰或发黄且疏松，说明仿品在胎上也仿造，但要求并不严格，主要在器型及釉色上力求相近。纵观古今各窑仿品大多如此，其原因胎骨主要取决地域原料，他处则难以逼真之故。
    金代定窑仿钧产品胎质细灰坚致，釉面润泽、天蓝色有开片、有的呈晕斑或小黑点。
    元代定窑仿钧产品则胎灰质粗，烧成温度低，釉色深浅不匀，釉层很厚有剥落现象。

18、窑变
    窑变分兔毫，鹧鸪斑（又称油滴）等等。它是在高温情况下釉层中的铁矿物大量分解，形成氧化铁，并排出大量气泡，当气泡上升到釉面破损后，四周遗留的富铁熔体，在冷却时析出大量赤铁矿和磁铁矿小晶体，聚集成团形成“油滴”，聚集成针状或“油滴”流动则形成“兔毫”。
　　部分油滴与兔毫应存在一种关系，在特定的釉料及烧成温度情况下，部分油滴中的铁元素等沿重力向下流动从而形成兔毫。所以，部分兔毫可看成油滴的延伸。
　　定窑窑变受窑内气氛影响很大，甚至装窑时的不同位置，不同的器型所产生的窑变效果完全不同。有的通体窑变，有的器物一侧或局部产生窑变，还有的仅在口沿处产生规整的一圈窑变。定窑窑变的特殊性与其独特的配方，轻薄的胎体及烧造工艺有关，与其它窑口窑变产品相比，更显得精致、雅趣。
　定窑黑釉及其窑变（酱釉窑变更佳）器物多为大小不一，敞口斜壁，小圈足的斗笠状碗，口径超20cm的少见，黑盏最宜观茶色、验水痕，应是宋代盛行斗茶之风的产物。
　　从遗址出土情况来看，定窑黑釉（酱釉）及其窑变瓷，以北宋早中期最佳，虽说数量不多，但在当时也存在一定的生产规模。如香港佳士得2002年拍卖的“鹧鸪斑”碗即为此类产品。

17、绞胎 绞釉
    绞胎、绞釉是由唐代兴起并持续久远，具有特殊趣味的艺术瓷。
    绞胎又称绞泥，做法是把不同颜色的胎泥切成薄片，按要求堆叠成雏形，然后扭曲、转折或放入规定的陶范中挤压，再入窑进行800°C----1300°C不同温度的烧制，因而纹饰和胎的瓷化度差异较大。这两种不同原料互相搅在一起所体现的情趣花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更耐人寻味。其纹饰效果类似花岗岩纹理、树木年轮、洒脱者又如行云流水、蓝天白云，极具自然之美。习惯上把两种色胎绞在一起叫“绞胎”，其特征是里外花纹基本一致，绞胎器制作难度大，它要求不同颜色的胎土，在烧制过程中收缩比必须一致，以避免器物开裂变形。 
    绞釉则是把两种色釉绞在一起，花纹简单，只出现在器物表面。“绞釉”产量较少，更为罕见。
    宋代绞胎、绞釉的窑口有：当阳峪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窑、榆次窑、淄博窑等等。均以白色为主调，纹饰也较唐代丰富。
    定窑一向不见记载，但从定窑八百年的烧造历史，几千座窑炉的规模，以及当年各种文化、工艺在此交流汇集的盛况分析，我认为定窑出现少量绞胎、绞釉产品极其正常。甚至以当年定窑的盛况及影响来看，定窑出现其他窑口的任何品种都有可能。
    笔者多年苦苦寻觅，终于在定窑遗址发现绞釉遗存（下二图），也可称洒釉。

16、红定
    历史上有记载的“红定”，人们一说起来，无不以苏轼《试院煎茶》文献中“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诗句来作为红定存在的依据。
    公元1093---1094年，定州知州苏东坡在定州做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事：宋朝第一名石雪浪石、秧歌、全民皆兵负箭而耕，并几次来曲阳巡视。
    在其《试院煎茶》诗中：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従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
    红玉即为红定一说，后人臆测纷纷，妙趣横生。
    千百年来，后人赋予了此句诗无限的情怀，也就有了多种有趣的解释：
    1、定州花瓷琢红玉指红定及其刻划花。
    2、指紫定刻划花。
    3、油滴类窑变。
    4、白釉刻划印花、花口、挑刀等工艺。
    5、笔误，本应为“定州花瓷琢如玉”，一字之差，红定无存。
    诗词不过是诗人的情感表达，以此为“红定”存在的依据，就如相信诗人“白发三千丈”一样，所以诗词不能作为考证实据。
    红定另外一记载，见于宋代邵伯温《闻见录》：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瓮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文献中提到的“定州红瓮器”，后人认为是“红定”，也有人说是指白定描金品种或紫定中一个偏红的品种。此记载说明定窑瓷器在仁宗时期能够贿赂贵妃，惹皇帝大怒，自是极其名贵。
    “红定”传统意义应以“铜为着色剂”，现有资料显示创烧于元代景德镇窑。而所谓红定，也应列入紫定范畴，因为红定并不是有针对性釉色配方，其呈色元素与紫定、酱定大致相同，都是采用本地黄土为釉料，不过是由于呈色元素、烧造技术、季节、窑内气氛等微小差异，颜色偏红而已。

15、绿定
   “绿定”一向不见记载。
    在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作为学术观点，冯先铭先生首次提出了“绿定”之说。书中冯先生对在遗址附近小河沟亲自采集到的三块外罩铜绿釉瓷片描述说：“所刻云龙纹，与白定如出一辙，胎洁白与白定白胎相同。”这三块标本，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从图片上观察，先生的描述并不准确，该瓷片胎的白度、厚度、瓷化度与高温白定存在一定的距离。
    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冯先生又提到：“定窑所烧制的绿釉，被“后世”称为“绿定”，是珍贵的名品。”。近些年，很多人苦苦寻觅“绿定”，仿古作坊依高温定窑白瓷的特点，生产出了大量刻印花及素面高温绿釉瓷器，由此在定窑研究领域及收藏界引发争论及诸多妙趣横生的绿定故事，绿定之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定窑的绿釉陶瓷器物，器型复杂，刻划印技法均大量存在，而且十分精美，题材也非常丰富，且不乏龙纹等。
    定窑的绿釉产品自中晚唐至金末一直大量生产，器型非常丰富，也许是传承了唐三彩技术，由此演变而来。遗址标本显示绿釉定窑产品大多光素无纹，少部分具有刻、划、印、剔、堆、贴等多种精致装饰。早期均使用化妆土，呈色淡绿青翠，赏心悦目，稍有别于其他窑口的呈色。装烧多采用三岔支钉，垫饼及泥圈等。定窑遗址尤其是燕川区，低温绿釉陶器更是俯拾皆是，在众多定窑绿釉残片中，极少数确有定窑风格的刻划、薄胎、白胎之特点，但与高温白定洁白、坚薄的胎相比，均存在明显距离。现定州博物馆藏有属磁州窑风格的金代定窑绿釉刻花枕，该枕胎体粗，呈灰黑色。
    目前学术界界定：高温釉1250°C以上、中温釉1100°C—1250°C、低温釉1100°C以下。定窑绿釉应是二次入窑的低温铅釉（800—1000°C)，但就其胎来讲，未曾见过1200°C以上产品。原因也许是绿定素烧坯体必须具有一定的吸水率，从而保证釉水的吸附能力，再者高温素胎复烧时也极易破碎。
    经过对定窑的测定得知：定窑胎骨在烧成温度低于1250℃时气孔率在7%左右，抗折强度5900；高于1270℃则气孔率在1%左右，抗折强度7400。仅仅相差20℃，瓷质却有这么大的差异，可见这一阶段，是定窑收缩的最大时刻。也就是说：定窑的胎骨要在1270℃以上才能收缩完成，形成定窑胎薄、质坚的标准胎。如北宋早期珍贵的黑定、紫定都属这类高温胎骨。而宋晚期至金代所有黑定、紫定即不稀缺也不珍贵，原因是它们都达不到这个烧成温度。
    在遗址、定州、保定出土的大量绿釉标本中，现确未发现超过1250°C高温胎骨的绿釉产品。所以定窑生产的大量绿釉产品与精细白定、黑定、紫定相比并不精美，也不稀缺珍贵。

14、定窑透影白瓷
    定窑的透影白瓷厚薄不同，厚者超过5毫米，迎光可视清晰手影；薄者不足1毫米，外视可见碗内水涌波动。部分壁厚小于1毫米的产品，也有人称之半脱胎瓷或脱胎瓷。
    定窑透影白瓷成熟烧制在晚唐之时，一直生产到金代末期。从遗存数量并不十分稀少来看，晚唐的窑工已熟练掌握了透影白瓷的工艺及烧成技术，是有针对性的烧出此类佳品。即使用现今国际标准来衡量，其白度、致密性、吸水性、半透骨性指标均可以达到透影白瓷的标准。
    定窑的烧造历史上，出现过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即是以胎釉取胜的晚唐五代，此时期原料经过优选，无杂质，淘洗陈腐后，白瓷轻巧秀致，瓷胎细白，釉色明亮，瓷质坚硬，烧成温度为历史最高。
    科学测试表明，晚唐五代定窑的胎釉品质，已达到历史顶峰，远远高于宋金时期的刻花，印花白瓷。此时成熟烧制的透影白瓷，更符合今日瓷器的国际通用标准。“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宝莹射目。”为此时期定窑精品瓷的特征。
    在晚唐至金代末期，定窑透影白瓷多在碗盘碟盏体现，实际少量精品立件，也使用了这种最优质的原料。
    在漫长的烧造历史中，透影白瓷采用的燃料有柴有煤。相对而言，柴的还原气氛形成的泛青釉色，要比煤的氧化气氛形成的泛黄釉色，更适合透光效果的表现。
    在五代和宋早期，盘碗类薄胎透影瓷，为了保证器物成功烧制，多采用单件覆烧，因而形成芒口。有人看见芒口器物，就定为宋中期支圈覆烧发明后的产品。这种观点，是对定窑工艺技术十分不了解。实际在五代、宋早期，定窑有大量盘碗类芒口器物，多采用盘型支圈覆放套烧（此盘型支圈，不同于宋中期以后的盘型支圈，详见博客中窑具类文章的叙述。），少部分精品瓷为保证高温下不变形而采用单件覆烧。
    所以，器物的时代判定，一定要熟悉工艺技术并综合考虑。

13、定窑颜色釉
    定窑的产品以刻、划、印花白瓷为主，兼烧少量的黑釉、酱釉、绿釉、紫釉等颜色釉器物。数量比白釉瓷少，这与当时的审美和需求有关系，也与定窑白瓷刻印凸显为主流产品有关系。
　　定窑的颜色釉少部分存在泪痕，与白瓷一样，也是烧造前形成。
　　定窑颜色釉的黑釉、紫釉、红釉、窑变等，虽釉料均采用当地黄土配制，但其成因复杂，影响因素很多，其中：
    1、厚厚的黄土沉积层，由于取土层位不同，使釉料的物理性能、化学成分出现差异。
    2、由于淘洗的差异，造成颗粒粗细、粒度配比、釉料成分均不同。
    3、烧成曲线及烧成温度也可以造成较大误差。
    4、釉层的厚薄也可以造成色差，但这种色差又与烧成曲线和烧成温度关系更大。 

12、金代定窑多仿磁州窑
    定窑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由于连年战乱，逐渐衰落。
    金朝统治中国北方地区后，定窑瓷业很快得到了恢复，有些产品的制作水平不逊色于北宋时期，但与宋早中期相比，胎质及釉色还是呈逐步下降趋势，釉色渐渐失去灵动，胎质也渐渐疏松。
    金代中后期，定窑仿其他窑口产量极大，如仿钧、仿磁州窑产品，但已失去定窑固有的胎釉特色。
    磁州窑不仅在器物造型上趋于完美，更表现在装饰题材的广泛、技艺的高超，定窑失去胎釉的优势，在剔划化妆土及墨书等磁州窑风格产品上，其艺术性远不及当时兴盛的磁州窑，金中期以后更能体现这一点，即使少数定窑精品与大量的磁州窑精品也无法比拟。
    由于定窑窑场十分庞大、产品精粗兼备，烧造时间又长。所以，对待定窑的产品，不能带着过多的感情色彩，从收藏角度更要理性地认识。

11、定窑红绿彩时代及工艺
     此处特指二次入窑复烧品种。
    北齐白地绿彩瓷的出现，开创了白瓷彩饰的先河。定窑釉上彩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红彩“长寿酒”铭文刻花小碗；定州也曾出土一刻花小碗残片，碗内后加红绿彩绘银杏叶，应与“长寿酒”时代相同。
    这种标本我也收藏了数块，在这些年的收藏过程中，我一直很注意同时出土标本的横向对比，尤其对定州城市地层的认识，虽然多数时间不在现场，仅靠挖掘者描述和一起出土的标本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器型对比，结果时代判定也很准确，以前我把定窑的这种红绿彩工艺定在了北宋晚期。
    自从仔细拜读望野、北窑人先生和李仲谋先生的文章后，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实际以胎釉、内刻简笔荷花、器型等等诸多因素，很容易判定准确时代。究其原因：本没有很专业的水平和知识，视野不宽，又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方法。
    结论：定窑红绿彩应为金代！
    “长寿酒”红款，就是青矾（硫酸亚铁）经低温烧烤变成三氧化二铁（红色粉末），但不加铅挂不住釉面。
    实际釉上彩技术非常简单，必须加铅使釉面在800度左右熔融。但定窑当时到底有无加铅工艺？
    定窑宋代以后的低温色釉和釉上彩瓷，大部分是唐三彩工艺基础上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铅，或许古人早就发现或体会到含铅氧化物的“黏合”作用。定州出土绘银杏叶红绿彩刻划小碗似乎是铅粉打过底，这类器物的工艺技术与宋金红绿彩是否一致？与明清彩瓷有无相同、相近之处？还待于以后认真的研究！

10、颜色釉刻印花
    定窑颜色釉刻印花品种目前所见：黑釉刻花、酱釉刻印花、绿釉刻花，标本以枕类残片居多。盘碗类均为芒口覆烧产品，胎体疏松厚重，未见到细薄坚致洁白的胎骨，涧磁村和燕川村遗址均有大量堆积，均为北宋晚期、金代产品。
    笔者收藏一紫定刻龙纹大盘标本，外刻“巃”字铭文，应为北宋晚期、金代之器物。
    北宋早中期颜色釉的烧制已相当成熟，白瓷刻印花也很精致，所以并不排除北宋早中期正烧颜色釉刻印花品种的存在，但多年寻觅惜未见到。
    仿古者对北宋早中期正烧颜色釉刻印花品种十分青睐，大量制作且达到一定水准，从目前资料看，时代风格不对，属臆造。

9、黑定、酱定、紫定的釉色成因
    定窑的黑釉、紫釉、酱釉工艺技术完全相同，当地均用一种称为黄土（套土），也有人叫白土的原料配制釉浆。
    有人说：“定窑的黑釉、紫釉、酱釉是同一种配方，只是烧成温度不同，紫釉高于黑釉10°C左右。”以往人们均认可这种说法，认为古陶瓷很多窑口烧造黑釉、紫釉的成因皆是由于温差的原因。也有人说与温度曲线有关系，但这一观点在遗址仿古过程中，被实践所否定。
    我很熟悉现今定窑仿品烧造情况，黑釉、紫釉、酱釉确是不同的配方。紫釉、酱釉是在套土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氧化铁（铁红Feo），烧成温度比黑定高20°C左右，即可生成稳定的呈色。黑釉则直接使用当地黄土（俗称套土）作为釉浆。说明紫釉、酱釉与黑釉相比，更适合铁分高的原料。由此，我一直感觉黑定、紫定过去应该是两种配方。
自正藏品
    前几年，在遗址仿古作坊张文好师傅家，无意中看见一只外黑里酱的新仿定窑罐子，外部是纯正的黑色，里面则生成很标准的酱色，呈色差异十分明显。我问道：“这两种釉色是一种配方还是两种配方？”张文好师傅说：“是一种配方。”我与他探讨起来为什么一种配方会在同一件器物上生成两种不同的颜色，后来我们判定：颜色的差异与釉层的厚薄及窑内的位置、气氛有关系，同一件器物、同一种釉浆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可生成不同的颜色。为此，我与张师傅多次试验，确实如此。这件事，使我一度坚定了陶瓷届认可的“一种原料只是温度不同”的说法。
仿古作坊
    吕兴团先生是遗址选料最好的高仿师傅，有一次我和他又聊到这个话题，他说：“制作黑釉、紫釉、酱釉的黄土层，可以根据黄土颜色的差异来决定釉色，一般颜色发白的土配制黑釉，颜色发红的土配制紫釉、酱釉。”我立即明白，由于黄土沉积环境不同，会造成层位间呈色元素含量的差异。
    我赶紧找到张文好师傅，仔细与他俩请教，并去看了几处取土地点。这种黄土层一般沉积较厚，肉眼明显能看出分层现象，多数下部颜色深些，但由于千百年的沉积环境的变迁，也有相互更替和夹层现象，有经验的窑工可随心所欲取土、调配黑釉、紫釉、酱釉。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沉积环境下，每层的呈色金属元素有很大差异。
    以往窑工认为配制黑釉、紫釉、酱釉都用黄土，土的颜色黑点白点都一样，因而误导了包括学者在内的古陶瓷研究人员，实际从科学角度并不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
    1、由于沉积环境不同，不同地点的黄土呈色金属元素差异较大，有时一个地点的不同层位也会有较大差异。在人们掌握规律后，为了烧出所需的釉色，进行针对性的取土。
    2、虽说呈色与窑内气氛、釉层厚度、季节等也存在关系。但最主要还是针对性的取土，可以理解是呈色元素含量不同的多种原料来烧制黑釉、紫釉、酱釉。也就是说：应视为不同的配方。

8、酱定
    酱定的色调差异也很大，有不同的描述，如：褐釉、酱釉、绛黄釉、酱红釉……等等。这些名称都是在描述定窑中颜色偏酱的釉色，但以中国语言文化所表现出的细腻丰富，说明这些釉色都有各自不同。
    从研究角度而言，是由于原料微量元素的差异和升降温度不同及窑内气氛不同而产生这些颜色的差异。从科学角度，这些釉色可全部归入酱定中，如果十分刻意去描述的话，一窑出百色，同一窑中每一件器物颜色都有所差异。即使是颜色单一的黑釉瓷，由于其釉料成分、温度、所处窑中位置不同，也可描述成多种不同的黑色。所以过分拘泥这些是必造成混乱，必将无法描述和研究。
    宋金酱定（含紫定）与黑定产品数量大致相同，均不能与同时期白定数量相比。
    酱定器型以盘、碗、杯、碟、瓶为主；以葵口碗居多，大多没有纹饰，以釉色取胜。胎白、质坚、釉薄而洁润，少量有金彩描绘。如日本紫釉描金牡丹纹碗在世界艺术品评比中，被称为“稀世珍宝”而名列“天下定瓷第一”。而胎骨稍显粗糙釉色不灵动的紫釉印花品种大都是金代产品了。

7、紫定
    紫定一直是大家争论最多的话题，有很多人坚信葡萄紫为名贵品种，方可称真正紫定。
　　从怡心悦目来讲，葡萄紫色确实最为美丽。
　　紫定的色调差异很大，因而有不同的描述，如：紫釉、黑褐釉、红釉、绛釉、赭釉、柿釉、褐红釉、咖啡釉……及大量窑变现象等不同词汇的描述。这些名称虽然都是在描述定窑中颜色偏紫的釉色，但以中国语言文化所表现出的细腻丰富，说明这些釉色都有各自不同的韵致之美。从研究角度而言，形成颜色差异成因复杂，这些有差异的颜色并不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配方，而是由一种当地黄土配釉所致，但黄土的金属元素含量确有差异。
　　紫定在唐代偶然烧成质地较粗的产品，至宋早期已烧制出质量稳定的精细紫釉。坚致、轻薄的洁白胎体，精细、成熟的制作工艺，类葡萄紫般美丽的釉色，在古今瓷业中独见风采。其窑变部分更是精彩，尤以“油滴”最为精妙，在紫色釉面上布满圆圆结晶斑点，妙不可言。
   宋后期及金代，又出现了紫定印花品种，胎釉质量明显逊于北宋早中期，已失往日风采。
   紫定色差之所以这么大，实际还是与呈色金属元素有关系，上帝造物，自然状态下Ni、Mn稀有，但 Ni、Mn在灵山盆地却有原生矿，在特定环境下经运移沉积，形成富含Ni、Mn黄土层位，古代有经验的窑工有针对性的取土，烧出了珍贵的紫定。
   葡萄紫定形成色差因素很多，虽并非Ni、Mn呈色元素起决定作用，但肯定也是呈色金属元素不同为主因。
　　所以，紫定和酱定是两码事。

6、黑定
    定窑的产品以刻、划、印花白瓷为主，兼烧少量的黑釉、酱釉等颜色釉器物。黑釉瓷比白釉瓷少，这与当时的审美和需求有关系，也与定窑以刻印白瓷为主流产品有关系。
    定窑黑釉瓷出现较早，在唐早期就与黄釉瓷、白釉瓷共存，属器物粗厚、釉色偏褐的粗瓷。
    唐中期时，就非常成熟，出现了明显具定窑黑定特征的器物。在此后漫长的黑定烧造历史中，产品精粗兼备，优劣不一。其高度出现在北宋早中期，立件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北宋早中期定窑黑釉瓷造型精致，釉色如漆，光可鉴人，已经相当成熟。洁白细腻的胎体与乌黑的釉面形成强烈对比，衬出特有的韵致。器型多以盘、碗、瓶类为主，尤以斗笠形碗数量最多，均为传统正烧法。其精细程度及艺术趣味远远超过同时期白釉瓷，是定窑最具代表性的高档品。因产量相对较少，所以后人说找黑定比找黑天鹅还难。传统意义的“黑定”也称“墨定”，应特指北宋早中期这部分胎白、质坚的高档黑釉瓷。
    北宋晚期及金代，由于科学的覆烧法，出现了大量芒口盘碗类黑定，总体质量稍差。但此时期依然存在相当数量十分精美的正烧盏类及立件，这与为了保持器物的美观性和斗茶文化有关系。同时也说明，定窑黑釉也是富裕阶层、士子文人追求的对象，根本不考虑器物的价格。实际在北宋晚期金代，支圈覆烧法发明之后，定窑依然生产一定数量的正烧白釉精品瓷，这也是富裕阶层和权贵追逐定瓷的结果。
    进入北宋后期、金代黑定器型比宋早中期略丰富，碗、盘、梅瓶、葫芦瓶、玩具、罐……但胎质、瓷化度明显下降，胎体变厚，普遍泛灰，釉色浑浊，芒口处理草率厚拙，尽失往日风采。
    黑定器物包括外黑里白、外黑里酱、外酱里黑、里外俱黑及油滴、兔毫等以黑色为基础的各种窑变，及以黑为本的瓷塑等等。至于有些如立件类内底足施黑釉，是为了防止烧造开裂，则不视为黑定系列。黑釉瓷自出现，釉瘤现象就较多，说明黑釉在高温情况下易于流动，这也是黑釉施釉不到底足的原因所在。黑定仿当时流行的漆器，呈色剂为含量8%氧化亚铁，胎质与高温白瓷相同，釉色光亮鉴人。黑定如漆的釉色，坚致洁白的胎骨，俊逸舒展的器型，告知着“黑天鹅”般高贵。
    明人曹昭《格古要论》说“……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定窑之所以美，是因为内坚外雅、宋士大夫式的文人风骨；是因为胎坚、质薄、高温而尽显俊逸。拿黑定来讲：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黑定描金碗及2002年佳士得拍卖的那只碗黑定碗，确是价值连城的黑天鹅，因为高贵而美。
    一般来讲：黑釉瓷釉层较厚，方能呈现美丽的纯黑光泽，但定窑的釉层均匀光滑，釉面平整光亮，釉层也比较薄，这与定窑采用的釉料和规整洁白的胎体有直接的关系。现今曲阳高仿黑定的釉料，由当地的黄土直接配制。当地黄土俗称套土，分布较广，黑定直接使用黄土加水稀释成釉，也不用添加其他原料。只是由于取土位置、窑内环境、季节等诸多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略有差异的颜色。
    入窑一色，出瓷万般，不同季节、湿度，窑中不同摆放位置，甚至一件器物不同部位都会有不同的呈色。黑定在烧造时，越是不完全熔融，黑色越纯正，如完全熔融便成紫色、褐色等，铁分过剩时就会析出“油滴银星斑”等现象。
    部分高档黑釉瓷足外壁因流釉而呈现不规则的露胎现象，积釉处较厚，形成釉瘤，极少部分有泪痕状釉缕。少部分出现稀疏的黄褐色光亮斑点等窑变，精美异常，耐人寻味，属极其稀少珍贵的窑变品种。

5、白瓷呈多色
    定窑烧制的白瓷有偏青、偏白、偏黄、纯白等等，呈现多种色泽不能一概而论。
    以往人们只以偏黄色为鉴别定窑白瓷的依据，这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大件梅瓶、两宫博物院孩儿枕、刻花盘等，以及国内外馆藏品大多为宋晚期、金代产品有关。从遗址残片来看，宋早中期涧磁村精白瓷遗存大多呈润白色及青白色；宋晚期金代则多偏黄色，器物其烧成温度略低，胎骨也略显疏松。所以，上乘定窑恰恰不是牙黄色。
    白瓷多色的原因如下：
    1、原料原因：过去是人工配料，没有精密仪器的辅助。再者胎、釉原料所处的地域和层位不同，难免存在差异，因此烧成的色泽每窑都有不同。
    2、焰火原因：窑炉的构造、窑温的高低、升降温的急缓、焰火还原氧化性的掌控，都可以造成色差。再者因釉料配方中的黄土（俗称套土）含有铁和钛等呈色金属元素，在不同比例、温度、气氛下会产生不同的呈色。
    3、季节性：同一种原料，在不同季节，由于气候、温度、湿度的不同都会有不同呈色的反映。“七死八活九翻身”，这是景德镇陶瓷艺人根据烧窑天气总结的，秋高气爽的九月，非常适合烧柴窑。
    4、燃料原因：一般来讲，宋早期以前以木柴为燃料，烧还原焰，产品颜色纯白或偏青白，具有一定透明性。宋中晚期开始，以煤为燃料，烧氧化焰，是导致产品颜色偏黄的原因。
    5、遗址挖掘情况表明，各时期均有用柴和煤交替使用烧一窑瓷器的现象，但煤与柴的比例及使用的时间长短也会造成窑内气氛的差异，因而白瓷呈色也就不同。
    6、支圈组合匣钵覆烧法的使用，使每窑的产量增加了5---6倍，器物相互之间的间隙极小，而这一时期的产品明显出现颜色偏黄，釉色不灵动以及微生烧现象。这些是否与窑内器物密度过大，从微观上改变了烧成气氛，因而呈现了颜色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7、改变配方：宋晚期定窑白瓷釉料中加入了3%---8%的黄土，由于比例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呈色。
    原料的成分、配方、淘洗、陈腐、釉层的厚薄、烧造气氛、甚至窑位的差异等等，很多很多的因素，都会使白瓷的呈色出现明显差异。
    所以，定窑白瓷是呈多种色泽的。

4、精粗兼备的白瓷
    定窑从初创至消亡750年间，所生产的白釉瓷很明显地分为精粗两种，根据当时工艺成熟性及时代需求比例有所差异，一般来讲：初创期及衰落期精细白瓷相对较少。
    从早唐开始，胎体厚重灰白或发黄，釉质薄而污浊，挂釉不到底伴有开片，全部使用化妆土。胎骨淘洗较差，颗粒较粗，纹饰简单，以严格意义上讲，有些属生烧或微生烧，这类粗白瓷多为低档民间实用器物。
    中晚唐定窑精白瓷就足以媲美邢窑白瓷，且出现少量当时最先进的透影白瓷。
    五代时定窑白瓷胎质坚致细白，器壁较薄，造型轻巧秀致，多施满釉且釉色灵动光润，薄而匀净，附着力极强，敲击金属声余韵悠长，极少数施薄层化妆土而成佳品，少数有“官”、“新官”铭文，精细瓷比例很大，多为富裕阶层使用，为定窑烧造历史的第一个高峰。
    进入北宋，丰富的器型尤以净瓶、枕类及大量精美立件产品彰显定窑的辉煌，此时更注重了对器物的装饰。纹饰大多精良，疏密有序、线条清晰、有力，此时精细瓷占有很大比例。
    北宋末期金代，定窑白瓷精美成熟的刻印花，更使定窑当之无愧进入宋五大名窑之列，此时白瓷胎质有所下降，粗瓷比例越来越多。
    元明精细瓷极少，基本为粗瓷。

3、白定
    白定最能代表定窑的特色，在漫长的烧造历史中，一直是定窑最为主要的品种。
    唐五代、北宋早期定窑白瓷多为盘、碗、碟、海棠杯、高足杯盏、灯枕及各种玩具……造型典雅秀丽，装饰有模印、浮雕、划花和刻花等。纹饰以浮雕莲瓣纹居多，部分器物刻划“官”或“新官”款识。
    唐五代、北宋早期，大多以木柴为燃料，烧还原焰。釉色白中泛青或纯白光亮。所谓还原气氛就是坯体在高温阶段某一温度范围内处于缺氧加热的烧成状态，窑室内烟气中游离氧浓度小于1%。而一氧化碳浓度较低时称弱还原气氛，较高时则称强还原气氛。
    北宋中晚期、金代，定窑白瓷刻花线条有的粗犷有力，也有的纤细流畅。佳品多以印花装饰为主，构图严谨，层次分明。有牡丹、莲花、凤凰、孔雀、鹭鸶、鸳鸯、水鸭、鹦鹉、游鱼等，工艺成熟。
    此时期主要以煤为燃料，改烧氧化焰。多数产品白中泛黄，俗称米白色，形成定窑特有风格。所谓氧化气氛就是坯体在整个烧成过程中，均在充分供给氧气的情况下加热升温，窑室中烟气游离氧浓度8%----10%时称强氧化气氛，游离氧浓度为4%--5%时为普通氧化气氛。

2、定窑的种类
    定窑产品以白瓷为主，同时兼烧其他品种，尤其色釉瓷更令人瞩目。
    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目前学术界认可的定窑品种：白釉、黄釉、褐釉、黑釉、紫釉、红釉、绿釉、金花、鹧鸪斑、加彩、白釉刻划印花、黑釉白花、褐釉刻印花、黑釉刻印花、白釉剔绘黄花、内外刻花、内外划花、内外印花、外刻内印花、白釉酱口、黑釉酱口、豆青地剔白花、白地绘黑釉花、唐三彩、咖啡色釉绘花、白釉剔黑花、青釉剔划白花、白釉黑花……以前很多认为是磁州窑的产品，现今逐步认清为定窑仿制，且大多集中在金元这个时期。
    多年来，我在遗址考察发现的遗存还有：仿钧、绞胎、绞釉、素瓷、宋三彩陶器、仿辽三彩陶器等。
    纵观定窑750年的烧造历史，几十平方公里数千座窑炉的规模，以及当年各种文化在此交流汇集的盛况，可知定窑品种远不止今天所认知的这些。虽然有些品种属当时试验、猎奇的情况，产量极少，可不列入定窑品种之中。但等待人们发现，有一定规模的正式产品还应该有很多。如：未发现宋早中期正烧颜色釉的刻印花品种，但以当时颜色釉及刻印花的成熟情况来看，应该有此类产品。

1、定瓷之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痴迷定窑。我说，一切皆因有缘。
    88年，在内蒙赤峰，第一次买定瓷，11件定窑刻花小碟被我和卖家都当成了辽白瓷。过了几年，还是在内蒙，卖家的几件定窑描金残器价格可谓天文数字，我还是买了下来，因为我和卖家都知道它的绝美，意味着定瓷的巅峰之作！由此，我开始痴迷定窑。
    97年，第一次去定窑遗址，被其庞大的遗存堆积所深深地震撼。后经当地朋友介绍，我结识了几位仿古师傅，其中的庞义才先生是一位严谨博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曾做过省报编辑，当他在遗址开作坊时，我与先生系统学习了仿古定瓷的工艺技术。庞先生不惜重金从耀州和景德镇请来了刻花、拉坯师傅，研发了一系列品种，他现仍在曲阳做仿古定瓷。
    此后，我又结识了定窑遗址文管所刘鹏霄老所长，并成为忘年交。在遗址的沟沟坎坎，沐浴在春花秋实中，我和刘先生感受着定窑远古的壮丽和那份甜美的古韵。刘先生退休后仍在遗址居住，大家如找先生聊聊定受益匪浅。
    2005年，经定州博物馆朋友介绍，结识了康满水先生。康先生是冀中学院的老校长，喜爱定窑多年，该学院与定州博物馆一墙之隔，博物馆的几位老专家与康先生是多年挚友。
    为方便和当地专家交流学习，在康先生的建议下我来到定州居住并建立了工作室，以便系统地研究定窑。在定州生活的这几年，我结识了各地许多热爱定窑的朋友，受益匪浅。这个无穷意藴的小小古城，带给我们夫妻那么多恬淡、温馨的日子。
    这些年，围绕着定瓷，我走遍了大江南北，精选收藏了五万多片标本和1000多件残整器。定窑，确实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很大的收藏机会。接触的越多，越痴迷，越有感而发，于是乎，断断续续，写了数百篇关于定窑的文字。前面文章为定窑品种和工艺技术演变等叙述，主要是从大量标本中得到的总结。后面的文字则结合历史背景，探索定窑神秘美丽的文化、艺术元素，从中得到的快乐，美妙，无可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