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考研大战正酣，但对于大部分考生而言，读研只是逃避就业的“缓刑”。相比之下，民国的研究生们读研的目的就纯粹得多——为了更好地学习。 图文 / 揭春雁 1926年，24岁的姜亮夫正在仔细翻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招生简章，其内附了研究院规程及导师讲师所授课程和指导范围。对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先生，姜亮夫仰慕已久。此时，他已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后听闻进入清华极难，而且已经过了考试时间。他试着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希望得到补考机会，结果过了几天，他就得到清华教务处的面试通知。几番测试后，遂以“备取生”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晚3年，但影响远大于后者，皆因其网罗了当时中国国学界的一众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均在此任教，吸引的投考者甚众，录取也极其严格。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前后共四届也才录取了72人。院中规定，学生研究一年须缴一篇论文，经导师核可，即准予毕业。毕业证书，是由清华大学校长及全体导师署名盖章。那时尚无研究生学位授予法，故研究期满，论文及格，即予毕业，而不授学位，研究生也都力求实学，并不重视虚名。  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姜亮夫一丝不苟，刻苦用功。除了李济的课听不进去，其他课程，姜亮夫都听得津津有味。王国维讲课，非常细腻，但不大看同学们。梁启超讲课，从多角度打量先秦典籍，并且给予总结。陈寅恪学问最广博，一度让姜亮夫异常苦恼，望尘莫及。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师生也常常一起联欢。当时，清华每周有一个同乐会，唱戏、唱歌、背书、讲笑话，都是国学研究院师生的业余消遣。席上，赵元任会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然后到西安、成都、昆明、广州、上海，各地方言模仿得惟妙惟肖。有时兴致来了，梁启超也会一改严肃派头，即兴背诵上一段《桃花扇》。但有时脑袋发热之想也会遭受“当头棒喝”。曾有学生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提议办刊物，王国维就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姜亮夫自小好诗成嗜，在清华期间，他仍有志于成为诗人。他踌躇满志地将个人诗词400余首呈送王、梁二公，却得到“理障，乏于才气，不适于文艺创作”的评价。那一夜，姜亮夫不顾同门相劝，将其诗词小集焚烧贻尽，自此决意于经史哲学之门。直到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丧师之痛令姜亮夫惶惶无所之。因有读《离骚》，“欲以此纪念先师，继承先师治学之路”，此后他便寄情屈原沉江，致力于楚辞学研究数十年，并在28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一书。 蓝文徵比姜亮夫晚一年进入清华国学院，先是受梁启超的指导，后又得陈寅格亲授学业。他在国学院的时候，主要研究了柳宗元等唐代思想家，他的一篇作业题目就是《柳宗元学术》，上有梁启超的评语——“近代推崇河东之言论，虽往往见诸学界，然为系统的叙述注论，能举其学术全部、疏通者，尚无一个。此书实空前，并作为中古学术史中，最要之一部分也。”可见，梁启超对这个学生也是颇为赏识的。而当年与师友切磋文学之乐，也成为蓝文徵最珍贵的回忆。此后经年，蓝文徵时常怀想恩师风采，“梁先生虽重考据，但尤重义理……手持一支香烟，竟无暇吸一口，而任其燃尽；待老工友为其换点一支，亦因无暇而任其燃尽，往往数支，皆是如此。下课后而超过半小时，乃是常有的事，有时竟多讲一个小时。不但座无虚席，而且绝无退席者……每聆梁先生授课后，虽然收获特重，但心情却特感轻松。”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生活拮据者居多，梁启超就设法为他们找些生计，比如让学生给他发起创办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编写目录，做“提调”（头目）的学生可以拿到五六十元一月，其他的人也有二三十元收入。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局势动荡，随着王国维、梁启超的先后离去，国学院聘请章太炎等不就，“烜赫一时的研究院，因而变质”，于1929年停办。尽管清华国学院犹如昙花一现，但其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具有国学根底，且热心求学者。他们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毕业后散在各院校任教的约有50人，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就，姜亮夫、蓝文徵亦在此列。200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复建，但已不复当年之风采，这是后话了。 窥一斑而知全豹，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民国时期并非一枝独秀，其他各校的研究院亦接踵开办。在“五四”思想的影响下，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的教育趋向，大学学术研究也向实科倾斜。1934年中央大学奉教育部令成立研究所时，率先成立的便是理科研究所和农科研究所。而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院也在国内堪称一流，“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钱三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等均在此求学。在南方，中山大学的农科研究所拥有国内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采集了大量广东和海南地区的植物标本……除了大学的研究院，南京国民政府还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不同于大学的研究院的博大，独立研究院更偏于精深。于是，全国的研究风气盛极一时。  与现今相比，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选择有限 当年的研究生可选择的学校和科目远不如今日丰富。1920年代中期，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带领的办学风潮席卷了中国其他高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亦开始筹设研究所。1934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大学研究院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究所。1935年，共有12所大学呈请建立研究所，到了1947年，公立大学设立研究所者达26校，有134个研究所。但因连年战乱，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仍然不尽人意。 严进严出 不过，民国的研究生可不是好混的。以东吴大学法学研究所为例，它自1926年创办，截至1951年7月，也才共31人毕业，除了1937年一次性毕业3名学生外，其余每届毕业1~2名学生。著名法学家潘汉典正是1948届东吴大学比较法研究生。严格的质量把关，使本来就人数不多的法科研究所，能毕业的学生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东吴法学的领先地位。 修业时间长 民国时期的大学还是相当有“个性”的，对各自的研究生修业年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对学生的修业就不设年限，愿继续研究的，仍可留院，每研究一年即毕业一次，研究年数并无限制。而北京大学就规定了，研究生修业年限为2~5年，前两年必须在院研究。 经费困难 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中就规定了研究院的设置条件为“有确定充足之经费专供研究之用”，但事实上能实现这点的寥寥无几。北京大学国学门常因财力有限，在实际操作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比如设立考古学会，本拟从事古迹发掘，但终因财力有限，不得不先以搜求古器物和调查古迹为主。除了大学研究院无以为继，就连中央研究院也常感“异常支绌”，北平研究院更是常因经费紧张，导致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即便如此，当年的学子也凭着一股好学劲，以及背负着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在烽火中艰难地成长起来，成为一代栋梁。 本文资料来源：《国学守望者——姜亮夫传略》，定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蓝文徵；《蓝文徵忆国学院》，马一丁；《清华国学院研究院演绎百年传奇》，谢志浩；《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孙傲、郑永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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