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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思维——由“轮扁论读书”所想到的

 浪潮之巅 2013-01-12
《庄子·天道》篇记载了一个名叫轮扁的木匠与齐桓公谈论读书问题的故事.这个小故事使我陷入了沉思。故事是这样的:某日,齐桓公正端坐于大堂之上读书,有一个名叫轮扁的工匠正在削木头准备做车轮。他看到齐桓公在读书,因为好奇,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凑向前去,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
“我读的是古圣贤的书。”
“圣人还活着吗?”
“圣人早死了。”
“那么国君您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而已。”
木匠的话,使齐桓公勃然大怒。他立时变色道:“我读书,你一个小小的工匠怎敢妄加评论!有道理讲出来,我可饶你不死;若讲不出道理,马上要你性命!”轮扁并不畏惧,从容答道:“好吧,就拿我制造车轮这行手艺来说吧。削木为轮,要把轮子做得又牢固结实,又圆转灵活,就得有一种极熟练的技巧。譬如辐条和车毂之间的榫接,宽了虽然容易插入,但松而不固;紧了虽然坚固,但无法插入。因此,榫眼必须斫得分毫不差,这种工夫只能靠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这种熟练的技巧只能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养成。我不能单用口授的方法将技艺传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能不经过实践,就把我的技艺继承下去。所以,我今年70岁了,还得在这里做车轮。依此类推,圣人已死,所留下的几本书,也已成为过去的东西,难道国君您所读的不是古人的糟粕吗?”齐桓公当下无言。
轮扁的话自然是加入了庄子道家思想的某些成分,若从深层次考究的话,未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也不乏道理。由此我联想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关于学习知识与培养能力的问题。
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中小学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教师的神圣职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学习什么知识的问题,即以学习直接经验为主还是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的问题,却在教育理论界长期存在着争论。在西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重视间接经验的学习,强调中小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人类所积累的文化遗产;而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学派则强调“从做中学”,主张通过学生的设计和讨论等活动来进行学习。这两种教育思想在我国都曾实验过和争论过,现在又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铺开而日趋激烈。针对前一个时期中小学教学中所存在的单纯传授知识、简单传授知识、死记硬背和“满堂灌”等弊端,有识之士呼吁,应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教育要由“知识关注”转向“精神关怀”、“生命关怀”,倡导生存教育、体验教育等等。我想,这些作为学术争论是可以的,对解决当前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倾向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但在教育实践中却必须警惕“因噎废食”现象的发生,决不能舍弃我们引以为荣的知识传授的优势而一味追求“精神关怀”、“生命关怀”,做表面化文章,“文革”时期的教训应当铭刻在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扎实的基础知识是必要的,但传授、掌握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
我们要反对和改变单纯传授知识和简单传授知识的倾向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倾向,但不能说要反对和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正如倒洗澡水不能连同澡盆中的孩子一起倒掉一样,革除知识传授与掌握过程的弊端决不能连同知识一并革除。
中小学生在知识传授与掌握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与思、学与行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是要解决知识积累与认知能力发展的问题。学而不思,学生容易变成“两条腿的书橱”;思而不学,学生则会变成两条腿的空书橱。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问题不在于讲授还是自学,而在于怎样讲和如何学。学与行的关系,是要解决知识积累与实践能力发展的问题。中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除了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和科技活动以外,更多的还是通过与掌握知识有关的实验、实习、练习等环节,培养学生应用知识于实践的操作技能。当前,中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确有重视不够或者方法不当。
中国学生在国际各单项学科“奥赛”上获得了不少金牌,但在设计等方面的国际比赛却获奖不多。这说明,中国的中小学生应当在实践能力、创造力方面补课,但切不可矫枉过正。杜威的“从做中学”思想在实践中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弊端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已被教育实验所证明。吕型伟先生告诫教育工作者“要学点教育史”,的确是真知灼见。
 
 
 
 
 
 
 
 
 
 
 
 
 
 
 
 
 
 
 
 
 
 
齐桓公读古书,得到的仅仅是一些纸上的教条。而制作车轮的道理和技巧,是无法言说的。庄子在这里借这个寓言暗示我们:不要迷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哲学之所以晦涩,哲学家之所以尴尬,正是因为它总是在说那些不能说的东西。平常我们总是用语言传达信息。可是,哲学中的语言,总是让我们去体悟语言之外的信息。语言在这里,仅仅是一个梯子,我们一旦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梯子就可以丢弃掉了。这叫“得意忘言”。如果你死扣字面上的意思,是进入不了哲学的。

但是,我们似乎又必须借助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如果没有语言,我们面对的将漆黑一片的世界。尽管“道可道,非常道”,但我们似乎又只能通过语言进入“道”。否则,你把自己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别人实在不知道你是在悟道,还是得了神经病!正因为此,老子虽然说“道可道,非常道”,但自己还是洋洋洒洒说了五千言。这本身就是一件带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一个湖,名曰“未名”。意思是说,没有名字。可是,“未名”(没有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名字。

【延伸阅读】

关于哲学和语言的关系,很多哲学家都有过论述。其中最著名的是近代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对话、交往的工具,它是存在的方式,跟艺术一样,它保存了存在。或者说,存在正是通过语言才向我们彰显自身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划分好了的世界,真正对世界进行划分的其实是语言。所谓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人类集团根据自己的语言系统建构起来的。语言是一种世界观,它把万物变为已有,使万物变得可以言说,并不存在脱离开语言的真实。

但是,语言敞亮了一个世界,必然遮蔽一个世界。语言的教条化,僵死化,概念化,必然会让我们成为符号的奴隶。我们原本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却忘了自己的家本来就在黑暗之中。就此,海德格尔引用老子的话告诫我们:“知其白,守其黑”。而他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有死的人应该将自身淹没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够看星星”。白天看星星,而黑夜才是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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