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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只大猩猩随便混入地球上任意一个属于它的族群中，它自然会适应并与同伴交流。但人不行，因为还有语言的障碍。这样就有了一个关于人类之间沟通的值得玩味的矛盾：如果语言只为了方便信息交换，如果语言只关乎沟通，为什么世上要存在数量繁多语言？
语言之争对于语言爱好者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部的沿海地区可真是”资源丰富“的福地了。在那儿，紧挨说Korak语人的，就是Brem语族人，下面过海就能遇上Wanambre语族人，等等。我曾经碰到一个那儿来的人，问他，是不是每隔几公里就有一种语言。“不，”他答道，“都用不着一公里。” 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大约有7000多种不同的语言还在使用。也就是说有7000种不同的方式说“早上好”、“要下雨了”——比哺乳动物种类的总量还要多。而且，这7000如果放眼人类的语言史的话也只是占一小部分罢了。对比来看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比如你可以随便挑一只大猩猩或黑猩猩，放在地球上任意一个属于它的族群中，它也会适应并与同伴交流。驴啊，蟋蟀啊，金鱼啊，也都如此。 这样就有了一个关于人类之间沟通的值得玩味的矛盾：如果语言的是为了方便交换信息，如果语言只关乎沟通，为什么世上一部分的人无法弄懂另一部分人的语言？这个“终极疑问”其实在《圣经》中就有答案。圣经旧约中巴别塔的故事中讲述了野心勃勃、贪婪自负的人类，依仗自己的聪明和共通的语言妄图想造出一座通天巨塔。此事触怒了上帝，于是便毁了那塔，并变乱人们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在全地，不能再造那城和塔了。这则故事有些讽刺，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之所以有不同的语言正是为了让彼此不能沟通。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语言如何产生，这很难去追根溯源。化石的发现表明早在60万年到16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时已经会说话，有了语言能力(New Scientist, 24 March, p 34)，但是能确凿证明这些语言可以沟通复杂想法则是在现代人类的出现之后。现代人类最早出现在大约16万年到2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6万年前开始迁移出去，并最终占据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一般认为，一种新语言的出现是伴随着人群的分离隔绝、逐渐适应各自的当地环境 (New Scientist, 10 December 2011, p 34)。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和语言的多样性并非产生于人类的散居之地，反而产生于群聚之所。 巴布亚新几内亚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那是一块相当小的陆地（只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点）却存在约800到1000种不同的语言，占这个星球上语言总数的15％左右。这种语言多样化的出现并非由于迁移或者地理隔离导致。相反，这是由于那边住临近社区的人们逐渐开始选择过不同的生活，分化出不同的社会层次，而最终导致彼此不再能理解各自的语言。为什么？
生态物种与人类语言文化之间显示的某些一致性很可能并非偶然。为了适应严酷的极地环境，寒冷的北部地区人群必须涉猎广阔的地理区域以便找到足够的食物，这促进了语言和文化的融合；而在食物、阳光充足的热带，人们衣食无忧，人丁兴旺，并慢慢分化为大量不同的社会群体。 当然这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为何要组建不同的社会族群，而不是大家庭共享同一种语言呢？对于赤道附近繁多的生物物种们来说，品种多样的好处是能够适应和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但是人类，每个人需要的资源是相似的，分化成不同的文化、语言族群按理说只会带来坏处，例如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技术和想法的交流，也使得社会变得更脆弱，增加了风险和危机，还会带来厄运。所以到底为什么人类社会不能同享同一种语言？ 答案在于人类是个充满纷争的种群，人类历史即是不断争斗的历史。自打6万年前，我们祖先刚走出非洲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对领土和资源的冲突和斗争。在《文化怪圈》(Norton/Penguin, 2012）一书中我描绘了使我们练就“适者生存”的一些特质：比如“组群”——与你要好的人亲近；还有“排外”，排斥一些非我族群，或是对他们保持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就成为标志你我族群或部落身份的一个强大社会印记。我们说的话时时提醒着自己谁，或者不是谁。同样的，能够说你语言的人不管走在何处，就像一个“活广告”一样在诉说：他（她）与你共享同一段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更厉害的是，无论一个相近的地方住着多繁杂的族群，不同的语言还是能有效地把人们区分出来，那样也用不着担心对方的偷听或者重要信息的丢失了。 为了支持这个论点，我们还找到了决定部落们变更其语言的人类学角度合理解释——部落有时变更其语言只为与相邻族群区分开来。例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说Selepet语言的族群为了与邻村另一个Selepet族群区别开，把说“不”的bia改为bune；另一个族群则把干脆把阴阳性词反过来用，代表阳性的词he变成了阴性的she，“男人”的词变成了“女人”，“父亲”变成“母亲”等。语言变化来得很快，有时只是出去打猎几天功夫，回来全变了。 用语言区别身份，并不是只有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这么做。地球上的所有人都会用语言来表明自己是属于哪一个“部落”。我们对身边人说的语言有非常敏锐的意识，有时甚至有点强迫症。而且，我们会不断强化自己所说的语言以区别他人。例如一些特有的拼写将美国人与英国人区分开来。当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在19世纪初编出第一本韦伯字典（美式英语）开始，似乎一夜之间就变得不一样。诺亚?韦伯斯特坚持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它的荣耀，我们就该有属于自己的系统，不仅是政府，还有语言。” 用语言来区别身份也不是一个新现象。为了考查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语言是如何变分化、多样化，我和我的同事们绘制了三种语系谱图，其中包括印欧语系，非洲的Bantu语和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语(Science, vol 319, p 588）。这些谱图追踪了各族群的历史和祖先，也直观提示出一种当代语言是经过了多少次的分化和裂变而形成的。我们发现一些语言经历了无数次的分化演变，而另一些却少得多。 当语言面临分化前，会在短期内发生迅速变革。这与生物大进化相同，生物学上称为“断续平衡论”(Science, vol 314, p 119)，一种语言有越多次的“分化”，它就与原始语系越不相同。我们的分析中并不包括为什么语言会分化，或许移民和隔离是一种解释，但我们明确一点那就是这种“分化”至少伴随着一个族群对自己某种身份的坚守和捍卫。看来“语言之争”是旷日持久。 那么，未来将会如何？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与我们祖先所居住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会遇到同类型文化族群，或是相邻的文化族群，而如今全球化和电子通信使得我们联系更紧密。结果就是语言的大规模灭绝，甚至能与地球历史上那场生物大灭绝相媲美。 尽管当代语言体系还在不断深化、分化，但所谓小语种的消失速度远远快过新语种的出现。随着小部落族群的年轻一代多选择“大众语言”，如今每年有30到50种语言正在消失。这种消失速度等于，甚至要超过生物物种由于栖息地锐减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灭绝速度。地球上40%的人口只使用7000多种语言中的15种，其它大多数语言却只有很少数人在使用。 不过只是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均化作用”仍然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行，这是由于语言所起到的强大心理学作用。一个表现是一种语言本身“抗拒”被另一种语言“污染”，比如初学者对“外来语”常持怀疑态度，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动辄讽刺人“美国佬”一样。另一种是“民族主义”进程所带来的拯救本族语言的好处，比如英国制度义务教育政策，规定威尔士地区16岁以下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威尔士语课程。 语言的创造性这种对变革的“抗拒”使得语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甘于沉寂，没有达到多样化的程度。举个例子，众多街头语言或是hip-hop语言是典型特殊族群，而“大众语言”则容易上手，浅显易懂。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Globish“世界语”，一种简易版英语，只用1000个左右的词，再学一些简易语法，就可以上手。它曾一度在那些“全球行”的人群中非常盛行，像外交官、商人等。好笑的是，母语是英语的人反倒容易被这种语言弄混，因为那种用法和语句连他们自己也听不懂。 从长远来看，未来极有可能由一种单一性的语言取代所有其他，从进化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看来全球标准化模式，时间单位、重量单位，长度单位，还有CD、DVD格式……都一个样。尽管这需要相当长时间，但看起来发展即如此。未来哪种语言会胜出呢？ 今天，这个星球上约1/6的人口（12亿左右）讲普通话，4亿人讲西班牙语和英语，紧随其后是孟加拉语和印地语。从数量上看当然是中国普通话略高一筹。但现在有相当大部分的人在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几年前，我去到坦桑尼亚一个偏远地区，途中停下想用斯瓦西里语问候当地人，没料到他们先对我挥挥手说：“我的英语比你的斯瓦西里语好。”英语俨然已成为一种世界语。因此，如果一定要我押钱的话，我打赌会选英语。 在眼下这场“语言之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语言消亡，我们不仅少了一种说“早上好”的方式，更痛失经由上千部落演化发展出来的文化多样性。每一种语言，在建立其“文化认同”过程中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关乎一个族群的记忆、思想、愿望和惧怕。失去了语言，我们更失去了所有这些。 不过，我认为单一语言并非没有未来。有一个普遍误区是语言决定思维方式。我并不认同。虽然语言决定了使用文字，但并没有限制我们的思想、理解和感知。另外，从《圣经》巴别塔故事中我们还要看到更乐观的前景：当未来所有人都统一会说一种语言，那么人类能更容易一起合作，干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事实上，今天这个世界，正是那些较少语言分歧的民族或国家却创造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繁荣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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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吧，我就曾被语言学和生物多样化之间的神秘关联难倒过。生态学中一个普遍为人所知的现象叫“”Rapoport法则”，该法则认为呈现生物最大多样性的区域是赤道附近，当到达两极时数量又会随之递减。同样的法则也能解释语言现象么？为此笔者与伦敦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人类学家Ruth Mace作过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