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奔吴三论

  “泰伯奔吴”是个长期争论的老课题。现谈点个人见解，就教于各位学者、专家。

一、泰伯奔吴，“吴”在哪里？

   近代以前，按古籍记载，基本一致的说法是泰伯奔东吴即无锡梅里，引起争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至今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说法：一叫西吴说，在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二叫北吴说，在今山西平陆吴城。三叫东吴说，在今江苏无锡梅里。中国古代称“吴”的地方主要有这三处。“吴”本是族名，后来才成为地名、国名。另一种说法是宁镇说，指江苏南京、镇江及皖南地区。还有一种说法是“假托说”，说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不可信。

  说泰伯、仲雍逃到西吴的理由是：西吴属陕西西部，是离周国所在岐山下周原不远的吴山这地方，这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居住地。泰伯、仲雍来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酋长，建立起氏族国家，号称“勾吴”。

  说泰伯、仲雍逃到北吴的理由是：该地是西周虞仲封地。即武王灭商后，寻找到仲雍的传人时，周章已继承父位，周武王便正式封周章为勾吴国君，又将周章之弟仲封于周原的北夏墟。仲以国得姓，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在周之北，故称北吴或北虞。

  说泰伯、仲雍逃到东吴的理由是：有众多古籍、史志记述，资料翔实，凿凿可证。

  至于“宁镇说”，是解放后的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发现了一些文物，重要的是“宜侯矢簋”这件珍贵的青铜器。陈邦怀先生考定为周康王时物，唐兰先生指出簋铭中的“虞”就是“吴”，作器者乃是吴君，给早期吴史提供了证据。李学勤先生撰文推阐唐先生之说，由世系推定器主乃是柯相，间接证明泰伯以来的传流绝非子虚。有人据此认为湖熟文化的分布区域宁镇及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今江宁县一带系吴国始建和发韧之地。我意此说缺少泰伯、仲雍时之实证，只能说是勾吴国扩大后之“吴君”所作。

  至于“假托说”，即泰伯、仲雍奔吴、建“勾吴”，为后人假托，绝不可信，吴国是江南土著人自己建立的国家。其实持此说者，也是假设罢了。此外，还有湖北荆山说、浙江湖州衡山说等。以上各说，有的引经据典，有的从考古学、民俗学出发，各述其由，各有其理。

  我以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三者结合，经数十年的研究与考证，提出了“西、东两吴说”。即泰伯、仲雍先行奔至西吴，建立氏族小国，号称“勾吴”，即今陕西宝鸡附近陇县境内。泰伯的吴政权与其古公亶父、弟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专写周国事的《诗·大雅·皇矣》因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两国相近，不过四五百里，故皇矣说：“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又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皇矣又说：“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

  泰伯在吴山的遗址、遗迹与传说甚多，史志有记载，在今凤翔县陈村镇有东吴头村、西吴头村和南吴头村之说。南吴头村留有泰伯庙，塑了金身，夏历五月，十里八乡百姓都要到此叩头礼拜。吴山亦有泰伯庙，森林公园雄伟的山门上，尚留有“荆吴祖地”、“伯仲初始”几个大字。另史书记载，距西周发祥地宝鸡不远的甘肃庆阳县西北山区太平村，也有泰伯庙，当地百姓把泰伯看作神，并把庙宇所在形如巨龙的山脉称为太（泰）白（伯）梁。

  古公亶父病重时，为了照顾氏族的传统，他留下临终遗嘱，要季历让位给泰伯。泰伯、仲雍回去奔丧，极尽孝义之道。季历依照父命要将王位让给泰伯，泰伯坚辞不受，季历不依。泰伯多次避让不成，只得与仲雍再回荆蛮吴部落，因两地相距不远，泰伯才有回去奔丧的可能。为了表示决不反顾之心，和季历的前来纠缠，便与仲雍带着众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他们从陕西西部的西吴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辗转迁移，最后一直到达长江入海处的江苏无锡地带，即今锡东梅里之地。泰伯还说：“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论衡·卷廿三四讳篇》）

  泰伯、仲雍的最后落脚点在无锡梅里，理由有三：

   一是史料翔实可证。公元前420年左右的《左传》，有八处记载泰伯奔吴或吴为姬姓的事实。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僖公五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公元前320年左右的《穆天子传·卷二》“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长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壁。”公元前90年左右的《史记》，记载泰伯奔吴的资料更为翔实。《论语》一书有三处提及泰伯奔吴或吴国为周后。《诗经》、《国策》、《吕氏春秋》、《汉书》、《越绝书》、《逸周书》、《韩诗外传》、《论衡》、《舆地记》以及《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以至好多地方史志等等先秦与两汉古籍都有记载。我在1998年5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70万字的《勾吴史集》，基本集中了先秦与两汉等古籍史书有关资料，可供查阅举证，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史书记载有它的真实性问题，但在考古没有可靠的物证发现以前，文献资料显得格外重要。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告诉我们，“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二是遗名、遗址犹在。东汉永兴二年（154），桓帝敕令即宅为祠，始建泰伯庙于无锡梅里。同年诏吴郡太守糜豹在无锡鸿山修建泰伯墓。糜豹《太伯碑记》云：“余幼年读鲁论文暇，每思太伯之风，彷徨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诏建泰伯墓庙于梅里鸿山……”对此历代都有修缮与皇帝祭祀、追封达30余次。如晋明帝尊太伯为“三让王”，用王者礼乐，具王者冕服。唐太宗下诏重修扩建泰伯门殿。宋哲宗下诏“吴泰伯以至德殿为额”。康熙御书“至德无名”，乾隆四次致祭，御书“三让高踪”。每年夏历正月初九与清明节，四乡人民都要进庙祭祀、上山扫墓。蛮村（梅村）、荆村、蛮巷，俱是古代遗名。伯渎、九泾，史书上有记载为泰伯所凿，“证诸历史，最古为伯渎”（《江苏水利志》），据近年鸿山古墓群考古，通过遥感技术测定为人工开凿。还有泰伯率众春秋致祭的“故文台”。历代诗人、文人留下的诗歌，有记载的不下三百首之多，当地流传的吴歌更多。碑记、碑文自汉至清，代代皆立，有文字记载的达21方，现尚有12方完好无损。这里还要说的，泰伯庙各地有几处，而泰伯墓在全国仅此一处，好多古籍史志都有确实的记载，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三是口碑、传说永存。荒三千、凤凰墩、马夫浜、皇渡河、马渡浜、泰伯井、陶埂上、治坊浜、崇安场、龙泾沿、尸骨坝、纱帽丘、岸船弄、皇渎浜、望虞河、鸭城、麋城、猪羊巷、泰伯洞居等等传说，都与泰伯有关，血肉丰满，倾注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无限热情。所有这些口碑、传说均有迹可寻，往往揭示了历史的可信性，又有历史的可靠性，是远古文物的再现。

   现代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指出：传说往往蕴含十分重要的史实，断不可通盘否定。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决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古希腊的史诗讲特洛伊之战，似乎完全是神话，然而作为考古学先驱的施里曼进行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禹都阳城也是传说，但近年确在当地发现了年代相当的遗址。所以，我们决不能抹杀传说的价值。

  以上二、三两点，我在1992年1月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泰伯与梅里》一书中，有《泰伯奔吴与梅里遗迹》一文有所论述。还绘制了一幅当年的遗迹遗址图可以佐证。

   二、何谓“三让”？是“真让”还是“迫让”？或是“逃命”？

  所谓“三让”，说法不一，好多古书写得不够明确。表述较为清楚的大体有五种。一是入吴采药，不立为一让；太王薧，泰伯返，让位季历为二让；季历不听，太伯言“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季才立为三让。二是太伯、仲雍出走，不立为一让；太王薧，泰伯、仲雍不返，使季主丧为二让；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为三让。三是泰伯出走，弃周太子位为一让；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讥为二让；无胤嗣而不娶以令周嫡在昌为三让。四是太王薧，不返，季立为一让；季卒，文王立为二让；文王卒，武王立为三让。五是泰伯出走，不立为一让；太王薧，返里奔丧，让位季历为二让；季历遇害又奔丧，不嗣，由昌立为三让。另有一说：“三”不是实数，表示泰伯多次让位。

  我主张第一种说法。《韩诗外传》卷十：“太王亶父，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贤昌，而欲季为后也。太伯去之吴。太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太王薧，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从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论衡》卷廿三《四讳篇》）“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薧，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也有类似说法。

   如前所述，泰伯第一次出奔地，是在“西吴”，与周原相距不远。“太王薧，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以后“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卷卅一吴太伯世家》）是谓江南之吴地。而季历莅政之后，“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遵公刘、古公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滨而往。西伯卒，太子发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太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

  泰伯之让，有主客观原因，是“真让”还是“迫让”？我意是真让。理由有四：

  一是“太王之时，商道寝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瑞。太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太伯不从，太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太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于是太王乃立季历，传国至昌。”（《论语集注·泰伯第八》）太伯不赞成太王翦商之志，当然不能让其继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因。

二是“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史记吴泰伯·世家第一》）季历的观点与太王一致，故称其“贤”，当然要让他接班而后传给昌。“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史记·周公纪第四》）事实证明季历执行了古公遗志，各诸侯顺从过来了。

三是“季历娶太任，皆贤妇女。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史记·周本记第四》）是说季历娶了来自商朝王畿地区的太任为妻。以婚结盟，太王靠商势才立，是扩大势力的机会，这是政治背景。现商女又生下“神童”，“有圣瑞”，“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论衡·谴告篇》）

四是季历指挥军事，握有很大权力。在兵营里长大的昌，与父四出征战，屡打胜仗。如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晋书》卷五十一引古本《竹书纪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自古有之。在当时，军事势力意味着有政权，季历执政当然是无疑的了。

在此情况下，太伯又为人敦厚、诚朴，有孝心，知父意。又无兵权，又不愿争权，也争不过，只得外出，另谋出路，故借父病，往衡山采药而去。后父王卒，回去奔丧，也因大势已定，只得让位而避。在当时单传长子制风下，能有这样大的气量让位，故众人皆口颂，以后吴氏后裔更大力宣扬。故说真让也可，迫让也可。“有自知之明”，故真让占上风。

有的说是“逃命”、“刀光剑影”事，历史上比比皆是。此说过分了，毕竟太伯、仲雍无兵权，未有争吵，更未动武，出走又回，仍让，也是不简单的。无怪孔子感动得高呼：“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德）而称焉！”（《论语·泰伯》）

三、何谓泰伯精神？

我意是：谦让与开拓，两者辩证的统一，即为泰伯精神。

“让”，在古公亶父已有这种精神。古公先在邠地受到戎狄威胁时就主动让到周原，自己开拓新地，图发展、壮大。“豳人举国扶老携幼，尽复归古公于岐山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史记·周本纪第四》）。受威胁而让也是实力不够的原因，有了自知之明，也就主动退让了。

“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唐·陆黾蒙诗）而泰伯却做到了，泰伯继承这种精神，应受王位而让贤，而且三让天下。孔子称为“至德”，百姓尊他“让王”、“让王爷”。司马迁的《史记》把他列为《帝王世家》之首。

泰伯之让避免了统治者内部一场流血或不流血的权力斗争，对周部落、对百姓有好处，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由于泰伯之让，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以后才有武王灭纣而统一天下，开创了周朝八百余年的历史。无怪明初建文帝在泰伯墓地感慨地说：“远隐停骑泰伯乡，仰瞻墓宇法先王；避荆不为君臣义，采药能全父子纲。八百周基无足贵，千秋俎豆有余香；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句吴至德邦。”

史志记载，人们把太伯之让，称为“南国高风”，把后来季札之让称为“延陵高风”。泰伯庙有一联云：“让国亦称王，从此荆蛮沾德化；兴吴应作祖，顿教草昧启文明。”吴国、吴人因以“让”为特色，梅村泰伯庙前的石牌坊就有“至德名邦”四个大字。

“让”的另一面是开拓精神。古公亶父的南迁，既是让，同时也是新的开拓。“原居豳，因戎狄族侵逼，迁于岐山下，建筑城郭，设置官吏，开辟荒地，发展生产，使周逐渐强盛。”（《吴地记·后旧本原文》）。泰伯、仲雍不忘这一点，从周原到吴山，再跋涉千里，披荆斩棘，转辗徙移，渡过长江，爱上了太湖，看中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才留了下来。首先解除思想束缚，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民风俗，与民同好。“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吴越春秋》），表示与周族划清界线，决心开拓荆蛮之地。

第二，率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改“以堵为疏”，开挖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港和九条支流，大大便利了农田灌溉，又发展了交通运输，至今仍发挥着效用。《寰宇记》云：“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为立庙于渎侧。”

第三，传播黄河流域生产经验，结合当地实际，改“一熟为二熟”，稻麦轮作，又种桑养蚕，饲养鸡鸭猪羊，使江南一带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就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对当地植桑养蚕的生动描绘。十多年前，梅村的蚕桑业仍然较为发达，著名于世。

第四，生活上，教化乡民从“半生为食”改吃熟食，使人们的体质得到了不断增强。居住条件也有改善，改“搭棚为窝”为建村立巷，把分散的土著居民适当集中起来，建立了江南第一村——荆村，江南第一巷——蛮巷，以及自己居住的蛮村，主要的三处村落，这对教育群众，组织生产有利。直到现在，那两个村巷，仍以“荆村”、“蛮巷”为名，史书有记载，蛮村改名梅村。

第五，为防外敌侵犯，又率当地千余家群众在梅里的荆村、蛮巷、梅村一带筑起了一座土城。《舆地记》有记述：“泰伯当殷之末，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城郭三十余里（一说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曰故吴墟”。城内还营造宫室住宅及水井，“人民皆耕田其中”，安居乐业。《寰宇记》、《吴地记》等也有记载。约公元前116年，司马迁20岁时见过泰伯城，《列传》云：“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这里说的“春申君故城”，就是说的“故吴墟”，即泰伯筑的土城。

第六，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后又吸收越、楚、齐等文化，培育成水乡特色、兼蓄并容、独放异彩的“句吴文化”。六朝《陈书》云：“讴歌所往……自求于泰伯者矣。”于是“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被奉为当地君主，自号“勾吴”，开创了吴国约650年的文明史，故人称泰伯为“江南鼻祖”。近代教育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先生在其《无锡人文》一文中说：“长江下游太湖一带，为中国近代精华荟萃之区，财赋人文，甲于全国。若考其文化发祥地，则不在苏杭，不在京镇，而在无锡之梅里。……但泰伯之令人尊敬，不仅在消极让位，乃在让位之后，能为江南开创文化。”1985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家匡亚明先生为泰伯庙撰联一副，上联为“孝亲在知亲让位于弟背井离乡那怕披荆斩棘”，下联是“从俗而化俗推己及人启蛮迪夷何忧断发文身”。

泰伯精神，不仅鼓励吴姓子孙不断进取和开创，也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开拓与建设好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一九九五春一稿

                                         二〇〇六年九月八日三稿

                                         二00七年三月五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