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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舉制度的廢除看近代以來的文化斷裂 2010年11月10日09:55 本文摘自《戰略與管理》 1996年04期 作者：蕭功秦 科舉制度在中國曆史上承負著整合傳統社會生活並維系社會內部的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它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運行均起到樞紐與調節作用。本文試圖通過分析科舉制度對傳統社會的整合作用，來研究這種制度在近代變革中的消失對20世紀現代化的長遠影響。在壹個民族的現代化過程中，是否有可能調動其原有的傳統制度文化資源，來緩解社會轉型過程的整合困難，並盡可能減輕現代化轉型所引發的社會震蕩？本課題的研究或許可以提供若幹有益的啓示。 壹 曆史上中國傳統官僚集權社會的社會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個階層角色構成的。這些社會階層各自在經濟、文化與政治上承擔著維系社會生命體的組織功能。 自隋唐以來迄至近代，傳統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壹個顯著的特點是，上述這三個社會階層之間存在著相對頻繁的橫向流動。而這種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主要是由科舉制度來實現的。例如，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秀才、舉人這樣的士紳的身份，士紳則又可以進壹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爲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通過所授予的職份田以及通過購置田産，進而在經濟上成爲士紳地主。在傳統中國社會裏，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襲的，而壹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後，在傳統中國約定俗成的財産繼承方式的制約下，他的田産又在數個兒子中均分，這樣，其後人則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後又下降爲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而取得功名，從而再次進入上述地主、士紳與官僚之間的精英循環過程。 在中國曆史中，“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表明中國社會內部的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等）分配過程存在著相對頻繁的流動。自隋唐以來迄至近代，由于科舉已經相當制度化，中國社會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會中存在的數百年乃至數十代延綿不絕的世家貴族，“世家無百年之運”，爲社會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資源的非連續性與“五世而斬”的代際更叠，正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較高頻度的社會流動性的具體寫照。 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正是以科舉制度爲樞紐，在平民與精英之間，以及在社會精英的三大主要階層之間，形成周而複始的循環與對流。就傳統官僚專制社會所具有的社會流動程度而言，中國可以說是人類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具階層開放性結構的社會。無論是西歐的領主封建社會，日本藩封制社會，還是印度的種姓社會，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閉性的階級等級制度，而不具有中國傳統社會如此高度的社會流動性。二這種社會流動性究竟對中國文化生命體的特點、延續與發展有什麽意義？ 首先，這種體制使曆代統治者可以不斷從平民階層中補充新鮮血液，吸納在智識能力上更具有競爭力的優秀分子。除了娼優等少數賤民之外，在中國傳統社會裏，任何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攻讀生活，通過科舉制度提供的“金榜題名”的相對平等機會，進入統治精英階級。而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則在同壹社會循環中又不斷流動出政治領域。由于這種結構類似于近代“科層制”的開放性與自我更新，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層始終處于不斷吐故納新的過程之中，科舉制至少是形成這種社會新陳代謝過程的壹個重要因素。 其次，在科舉制度下，精英層之間的流動與上下層級之間的流動性，使文化知識與教育的覆蓋面，高于以身份等級爲基礎的結構封閉性的社會。這壹點可以通過曆史比較看出來。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這種封閉性的人才選拔制度下，功名的獲取所依據的條件，是世襲的身份，而不是個人的努力與知識積聚的水平。文化知識的傳播範圍，往往局限在少數具有貴族血統或較高的世襲身份等級的階層中。整個社會缺乏強大的獲取文化知識的利益激勵機制。而在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下，功名、地位與權力這些社會稀缺資源的獲取，是需要社會成員以獲取這個社會的主流知識文化爲基礎的，這就使社會的文化教育覆蓋面，在科舉制度下達到近代以前最爲廣泛的普及與提高。而國家與政府卻可以不必爲實現文化教育的這種相對普及支出巨額的教育經費。正如壹位清末人士所指出的，“科舉辦法，士子自少至壯，壹切學費，皆量力自爲。亦無壹定成格。各官所經營，僅書院數十區，（費用）率多地方自籌，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無勞歲歲經營。”[1] 第三，使社會價值的高度壹體化。造成這種價值壹體化的原因是，壹方面，只有按照統治階級欽定的儒家經典所主導的價值規範來應試的人，才能獲得功名地位，這就使得士人爲應試而浸淫于儒家經典的過程，自然成爲中國知識分子學習以儒學爲立身行事的標准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另壹方面，由于在士紳、官僚與地主這三大社會精英層之間存在著相對頻繁的社會流動，這就使儒家價值規範在各精英階層的對流中得以廣泛的認同與普及。于是中國也就成爲以儒家文化爲主流文化的壹統天下。 第四，在社會稀缺資源追逐過程中，失敗者自然會有壹種挫折感，而科舉制度卻有著壹種可以稱之爲“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這是因爲，每次科舉取士雖然只有少數幸運者獲得功名，但由于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這樣，它就爲每壹個失敗者始終保留著下壹次成功的機會與希望，而只要存在著這種機會與希望，個別的科場失意人固然可能成爲現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體性的社會不滿就不會凝結起來，而且不會形成對現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參與壓力。這壹點與近代學堂教育制度頗有不同。 這樣，壹千多年以來，科舉制度也就成爲壹種特殊的社會整合與社會凝聚機制。它也在長期的曆史中，造就並形成中華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與價值。它使傳統中國人重視儒家知識、重視以儒學爲基礎的教育與風俗成爲天經地義。以科舉爲核心的教育制度與精英選拔制度，既是維系社會精英與政治精英相互依存關系的紐帶，也是維系社會各階層對君主、儒家意識形態和國家權威效忠的基礎。 自隋唐以來，中國文化之所以經過多次的朝代更選和“以馬上平天下”的外族統治，卻始終保持大壹統的文化價值體系，乃是因爲任何朝代的統治者，必須依靠士紳官僚來實施其對社會的治理，而在科舉制的鑄模中，士紳階級則已經是被儒學規範定型化了的階級。他們在文化價值上有著同樣的“基因”，他們可以在爲任何統治者效忠的過程中，像春蠶吐絲那樣，不斷複制出同樣的文化價值。中國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沒有出現春秋戰國時代那種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即儒學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長的曆史連續性與生命力，從制度層面上來說，可以從科舉制這壹簡單的事實中得到解釋。 然而，衆所周知的是，社會文化價值的高度壹統化，又導致社會文化缺乏活力與生氣。“科舉文化”不需要原創性、背誦經典條文的求同思維，對于科舉考生來說，遠比探索未知的精神與物質世界所需要的求異思維更爲重要。久而久之，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群體心理，也就蛻變爲牽文拘義、循軌蹈矩、重守成而輕創新的積習。在以制藝爲人生追求目標的士人們看來，豐富的曆史文化就被簡單地解讀爲“十六字心傳，五百年道統，聖人之學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條。清末保守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葉德輝之所以反對任何變革，乃是因爲在他看來，孔孟之道，“乃大經大法，凡吾人所欲言，無不于數千百年前言之。”這種陳腐保守的思想觀念，可以說正是科舉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維定勢的必然結果。 于是，在前現代時期的中國，壹種最具階層開放性的制度，又恰恰與最爲封閉的思想模式有機地結合爲壹體並世代相傳。開放性的階層流動與精英新陳代謝，是這壹制度的優點，但它們卻被充分利用來鞏固大壹統的意識形態信條與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爲模式。 近代以來的曆史表明，這種社會整合機制支配下的國家和社會建制，以及這種建制下的中國士紳官僚精英階級，是無法應付民族危機和現代化挑戰的。自近代以來，壹代又壹代的新型知識分子對科舉制度的消極面的批判乃至憤怒聲討，可以說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對作爲這種整合機制的基礎的各項制度進行改革，便成爲清末新政的當務之急。 (責任編輯：張天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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