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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史研究要論 張金梁 （此文爲中國書協建會三十周年特約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重要代表形式書法得到了全面發展，本文僅就書法史學的發展和幾個學術問題，簡要論之。 壹、構建書史 中國文藝之史，在古代大都集作者小傳及衆評而爲之，可謂述而不作，書法亦然。近代馬宗霍著《書林藻鑒》，始于每朝之前做壹綜述，提綱挈領頗多高論，體例略具。之後祝嘉有《書學史》出，“依朝代爲序，首論是代書體之演變，法書之流傳，或詳考證，或加品評，稍抒已見；後列書家傳記，並舉其關于書學之著述。”[1]不難看出，應是在馬氏的基礎上稍作開拓而已，也沒有形成真正的書法史格局。改革開放後的，文藝發展迅猛，文學、美術、音樂等史書不斷湧現，外來專門史也大量翻譯出版，對于書法史寫作的進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83年鍾明善先生的《中國書法簡史》由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書法史格局爲之壹變，鍾先生之後記雲：“編寫書法史，絕不是壹朝壹夕之事，也絕非壹人之力所能爲。這本小冊子，僅僅想爲中國書法史勾畫壹個大體的輪廓，引玉之磚，實難登大雅之堂。我誠懇地期待著前師長、書界同好和廣大者批評指教，我更期待壹部詳實的、真正的中國書法史早日問世。”[2]現在看來，這本三十二開本128頁文字的《中國書法簡史》是非常簡陋的，但其奠定了書法史寫作史論結合的格局，從此也拉開了書法史研究寫作的序幕，書法史的研究成果不斷面世，直到由江蘇省教育出版社組織由叢文俊先生等七位專家分朝代撰寫，從1999年至2002年底出版完畢的七卷本《中國書法史》，成爲此時期書法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中最值得的稱道者，便是將書法放置在曆史文化大背景中審視，在寫作上首先對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的整理，再采取史論結合的論述方式，即重視微觀分析也關照宏觀把握，將個案研究與整體探討密切地結合在壹起，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書法史是研究中國書法的根本，其任務有三：壹是通過文獻及考古所得資料還原曆史上書法活動的真實狀況；二是理清書家書法風格形成的內在及外在關系，尋找出書法發展的規律；三是站在史學高度和發展的眼光對書法進行審視，從而能讓人們鑒古鑄今。七卷本《中國書法史》在這些方面都有著比較成功的體現，已構成了“詳實的、真正的中國書法史”規模。當然若從更高的、發展的要求看，隨著文物文獻的不斷出土發現，以及衆多書法史研究成果的面世，會爲以後古代書法史修訂作好了准備。另外，七卷本畢竟分卷衆人編寫而成，每個人的文化修養、知識結構、審美觀點、研究方法、寫作特色不盡相同，從而也多少影響了書法史大格局的整體感和學術思想的壹致性，相信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些遺憾會逐漸彌補起來的。 二、肯定考證 考證之學在中國曆史上由來已久，漢劉向父子在秘閣中校書時便開始運用，至清代乾嘉年間斯學大盛。史學家杜維運在論及曆史研究中“史料考證的必要性”時說：“認清史料的類別及性質，進壹步對史料作精密的考證（名之爲考據、審訂、批評，皆無不可）。史料以類別而可信的程度不同，但是被認爲最可信的直接史料，有極不可信的地方。任何壹種資料，都不是完全可信的，裏面可能有錯誤，可能有虛僞，可能有私人的愛憎，可能有地方及民族的成見，不經精密的考證，即笃信不疑，後患實無盡無窮。所以史學發展到史學家知道考證史料的時候，已相當進步了，發展到壹套史料考證學出現，已臻于成熟的時期。”[3]杜氏將考證的出現和運用，視爲史學進步以及是否成熟的標准高度，可見其對考證學的重視程度。他在提到考證時，還將考證解釋爲“考據、審訂、批評，皆無不可”，非常有遠見。當然考證史料不是目的，而是史學家深入探討問題的手段，這種關系是不能顛倒的。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時至清末民初考證之學便有了很大的發展，如王國維雲：“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壹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4]由于社會進步科技發展，以及方古代文獻大量整理面世和出土文物資料的不斷增加，爲當今書法史考證提供了便多的方便。近些年來，在書法研究領域，考證學運用相當廣泛，也取得了諸多突破性的成果，實際上七卷本《中國書法史》的成功，也與內中體現著大量考證成果有很大關系。 書法史及文獻的考證，可分爲外部、內部兩方面：外部考證，是將所涉及到的是書法文獻之作者、真僞，版本、來源、時期等問題，其主要是圍繞著資料的可信程度而進行，爲人們研究古代書法提供可信資料。近些年來，張天弓先生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其對曆史上流傳下來的唐前的書法文獻，進行了壹系列的考證研究，成果斐然；內部考證大都是關于書學資料所反映出來的內容、語境等知識層面及相關的朝廷制度、道德規範、社會文化、書法事件、書家作品等問題，朱關田先生在此方面用功最勤，其對唐代大部分代表性書家及作品進行了壹系列的考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綜合研究上，廣泛采用出土文獻資料，運用考證手段將書法史論結合起來進行探討，叢文俊先生爲代表者，其所著《中國書法史·先秦卷》，彌補了先秦無書法史的空白，還撰寫了諸多考證文章，解決曆史上不少懸而未解的書法問題。總之，當代書法研究，賦予了考證法以新的活力和使命，其仍然在推動書法學術發展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重視制度 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朝廷，研究曆史必須要關注在每個時期內朝廷所起的作用。李大钊《研究曆史的任務》說：“從前曆史的內容，主要部分是政治、外交，而活動的事迹完全拿貴族當中心。所以福理曼說：過去的政治就是曆史，曆史就是政治。他把曆史認定爲政治，不會分離。”[5]這種對曆史的認定法，顯然有些簡單，但也說明政治在古代曆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帝王將相應該是曆史的中心人物，其他人群大都是圍繞著他們而進行活動。書法作爲文字的外在形式，壹開始便起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的重大作用，並且在古代壹直充當著朝廷政令及社會文化的標志，。 在中國曆史上，越久遠的年代文字越被王室貴族所控制，其文字書寫與政治密切聯系情況就越明顯。如我們看到的甲骨文便是商代朝廷占蔔活動的記錄，商、西周、春秋、戰國金文，皆是王室及貴族鑄器記事的狀況，秦漢以後的大型石刻、碑志，也大都是以朝廷爲主導地位的人群文化活動的紀念物。宋代以後的各種叢帖的也是收集了曆代上層人物的書法墨迹而成。至清代後期碑學興起，才對非經典書法納入學習的對象，但成名者及追隨人群，仍然是士階層人士爲多。由此可見，在古代，書壇基本上是爲帝王將相及上層文人所設，他們是時風的主導者和創造者，追隨者便是以科舉考試爲主要群體的文人集團，如唐代的“幹祿字”、宋代的“院體”、明代的“中書體”，清代的“館閣體”，這些都是與政治有密切聯系的書體，他們是書法史研究不可忽視的對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史學教授魯濱遜說：“我以爲曆史中過去的‘狀況’同‘制度’，比單個的事件重要的多。”[6]將單個事件獨立研究，容易走向片面或極端，得出的結論會偏離社會實際，這正是我們要在朝廷政治制度關照下研究書法史的主要原因。 四、雙線探索 從曆史的角度看，書法呈現出兩條明顯的發展軌迹：壹是以朝廷所提倡的書法審美及書體發展的，從書體上看以正書爲主，行草書也會受到必然的影響，故而“幹祿字”、“院體”、“中書體”、“館閣體”等相繼産生後，成爲朝廷書寫官吏及科舉應試人員追慕的對象。在整個社會的學書人中，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習書人大都墜入此種模式，這也是不能以統計法來研究書法史決定書風優劣的重要原因；二是個性書家，在這裏專指與朝廷書風不同者，他們大都是士人，或因進入仕途後酷愛筆墨而自我追求，或因無緣仕途而自作主張，或因人生挫折而審美意識巨變，于是産生了諸多與朝廷時尚書風相異的書作。從發展的狀況看，朝廷提倡的書風以實用爲主，爲了表現朝廷的形象，要求帶有壹定的規範性和嚴肅感，整飾嚴謹容易走入程式化，從而阻礙了書法的發展。而個性書家則會根據自己的愛好來選擇習書對象，進行體現自我意識的書法創作，表現出了較爲主動靈活有生氣的壹面，符合了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體現出了較高的藝術水平，從而也與朝廷提倡的書風拉開了距離。 人們在審視書法史時，往往注重于那些有個性的書家，忽視了朝廷書法的存在，而將過多的精力傾注到個性書家方面。更可怕的是將個性書家當作朝代的代表來論，如楊維桢爲元末最有成就的書家之壹，人們往往將他作爲那個時代的代表；再如徐渭爲明中後期比較受人關注的書家，人們也將其做爲那個時期的書家代表來論，豈不知此二者幾乎沒有追隨學書者，是非常典型的個案，若認爲他們是著名書家，而其所處時代的人們都那樣寫字，那便會贻笑大方了。此種把當時社會書法的主體與個別現象本末倒置研究，顯然會走入以點代面以特殊代壹般的誤區，其結論就可想而知了。依次類推，若在書法史上只重視個性書家而忽視朝廷書法，就會使書法史重倒以“起義史”代替古代史之複轍。因此，我們在書法史研究中，要將朝廷書法與個性書家作爲兩條線路分別對待，不能相互代替，這樣才能比較客觀的再現書法史的豐富場面。 五、因緣關系 在曆史研究中，人們普遍的關注其進化性、連續性、因果性，書法作爲曆史發展中的壹部分，當然也有這些特性。書法的進化性當然隨著書體的進化而進化，而技法本身也在不斷的向多層面多方向繁衍變化；連續性表現的更爲明顯，從書體的發展到書法流派的形成及傳承，無不表現出了書法發展的連續性；似乎因果性方面，在書法發展史表現的不太明顯。 關于曆史的因果關系，谷鳳池在《曆史研究法的管見》說：“禍福相相依，因果相伏，爲天演界不移的定律，亦是曆史中必同的准則。壹事然，全部曆史皆然。”[7]梁啓超先生先前也同意這種觀點，他在《曆史研究法》中說：“不談因果，則無量數繁赜變幻之史迹，不能尋出壹系統，而整理之術窮；不談因果，則無以爲鑒往來之資，而史學之目的消滅，故吾侪須以炯眼觀察因果關系。”[8]後來梁先生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對此加以修正，將“因果關系”改稱“因緣關系”，他說：“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壹點也不受因果律的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成了‘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9]梁先生是個善于糾正自己觀點的學者，他將曆史上的“因果關系”改爲“因緣關系”，無非使學說更靈活寬泛包容量更壹些，從而使自己的學說更加嚴密。縱觀古代書法史，其中因果關系若隱若現，仔細分析，也比較符合梁先生的“因緣關系”規律。 應該引起注意的是，書法史中“因緣”的核心是朝廷，人們在面對書法家時，往往會過分地強調其獨立個性，忽視朝廷文化的影響作用。古代知識分子的理想是“學而優則仕”，壹切皆圍繞著朝廷的政治制度而進行，所以說社會時尚人生觀念及審美趨勢等，皆受朝廷政治制度的影響而産生，可表現爲兩種情況：壹是正面關系，如各種在朝廷及各種主導人物影響下的書法風格；二是負面影響，即物極必反及其它變異現象所出現的與朝廷風格不壹致者。人們在研究書法史時，往往會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即在朝廷書法風格影響上，只注意了正面影響，如“幹祿字”、“院體”、“中書體”、“館閣體”的産生，而將與朝廷書法風格不壹致的書家，完全獨立于朝廷書法風格之外，使他們成爲獨立的個案，成爲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是不利于書法史研究的。豈不知這些與朝廷風格不壹的書家，也是在朝廷書法大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他們的肉體及精神上無不凝聚著時代文化的基因，這就是各朝代個性書家風格鮮明的主要原因。 [1] 祝嘉《書學史·自序》，中國書店1987年版，第2頁。 [2] 鍾明善《中國書法簡史·後記》，河北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 [3]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頁。 [4] 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文集》第四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5] 李大钊《研究曆史的任務》，《史學探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 [6] 蔣大椿編《史學探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頁。 [7] 同上，第690頁。 [8] 梁啓超《曆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9] 梁啓超《飲冰室書話》，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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