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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岳全书》中有如下一段论述：“凡诸郁滞，如气、血、食、痰、风、湿、寒、热，或表或里，或脏或腑，一有滞逆，皆为之郁，当各求其属，分微甚而开之，自发不愈。气郁者，宜木香、沉香、香附、乌药、藿香、丁香、青皮、枳壳、茴香、厚朴、抚芎、槟榔、砂仁、皂角之类；血郁者，宜桃仁、红花、苏木、肉桂、延胡、五灵脂、牡丹皮、川芎、当归、大黄、朴硝之类；食郁者，宜山楂、麦芽、神曲、枳实、三棱、蓬术、大蒜、萝卜，或生韭饮之类；痰郁者，宜半夏、南星、海石、瓜蒌、前胡、贝母、陈皮、白芥子、玄明粉、海藻、皂角、牛黄、天竺黄、竹沥之类；风郁者，宜麻黄、桂枝、柴胡、升麻、干葛、紫苏、细辛、防风、荆芥、薄荷、生姜之类；湿郁者，宜苍术、白术、茯苓、泽泻、猪苓、羌活、独活之类；寒郁者，宜干姜、肉桂、附子、吴茱萸、荜拨、胡椒、花椒之类；热郁者，宜黄连、黄柏、黄芩、栀子、石膏、知母、龙胆草、地骨皮、石斛、连翘、天花粉、玄参、犀角、童便、绿豆之类。以上诸郁治法，皆所以治实邪也。” 此段论述，所论诸郁，较六郁为广。治法用药，仍不出越鞠丸法。学习这段文字，对我们临证广用、活用越鞠丸大有帮助。 每一病证都有虚、实之分，郁证也不例外。有因邪实而郁者，有因正虚而郁者。学习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知道，越鞠丸为“治实邪”之方。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临证时对越鞠丸证与逍遥散证以及归脾汤证等方证进行鉴别。 谈到治实邪之郁者，笔者想到了“经方”。张仲景是治疗实邪致郁之大家。寒郁用麻黄、桂枝，甚或细辛、附子；热郁用柴胡、黄芩，或石膏、知母；积滞用大黄、芒硝；气滞用枳实、厚朴；血郁用桃仁、大黄；饮郁用桂枝、茯苓……如此想来，从越鞠丸方中，可以隐约感知到越鞠丸方与经方之间的某种联系。大而言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金元医学对经方医学的传承与发展。 反过来，我们不妨使用越鞠丸方的这种组方理念，在临床上去指导经方的加减与分合，有助于我们“圆机活法”用经方
后世朱丹溪对郁甚为重视，指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此对甲状腺腺瘤的病机认识与治疗尤为重要。并发明越鞠丸治气、血、痰、火、湿、食六郁。明代赵献可则推崇局方逍遥散，他认为：“火附木中，木郁则火亦郁矣。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五郁相因，自然之理也。余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愈，逍遥散是也。”并提出：“越鞠峻而逍遥和，越鞠燥而逍遥则润矣。”逍遥散原主治血虚肝燥，妇人郁思伤肝致血妄行等证。
朱丹溪把引起中焦痞闷胀满的最常见的原因和证候分析透了，进而针对这些病因编制出来极其精炼的越鞠丸，最后把根据不同情况强化用药的组合也和盘托出，普通医生似乎按图索骥就可以了。在医药条件落后、医生水平不高的地区，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这就是有的医家评论朱丹溪“圣人之心”的缘由。 遗憾的是，这样一张优秀的方剂，其现代研究非常贫乏，资料很少。目前虽有中成药销售，但销量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是很多中医师对本方并不了解，并未将其作为治疗脾胃病的基础方。更有甚者，有人将本方片面地理解为疏肝解郁的方剂，由于疏肝系列中的逍遥散、柴胡疏肝散等应用广泛，本方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宋、金元时期对脾胃病最重要的贡献者是李东垣，他的《脾胃论》中提到的第一个方子就是平胃散，并对其进行了丰富的加减。平胃散的组方对越鞠丸创制是有启发的，这两个方子构成了治疗脾胃病六郁证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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