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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心  “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是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的名句，用来描写楚国的一位邻家丽人。但从字里行间，我竟不由想到中华千年传承的中庸之道。 中庸怎么会与美女挂上钩？只因中庸的精髓是恰到好处，就如赋中“东家之子”不可增一分、减一分，做人做事同样过犹未及。惟不怯懦又不鲁莽，方为勇敢；不吝啬又不奢侈，方为慷慨；不木讷又不油滑，方为风趣。当然，中庸的内涵极其丰富，绝非一两句话可以道尽。自从孔子发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感叹，多少名士大儒对此概念作了阐述。汉代郑玄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宋代朱熹注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最本质的一点，是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一切注重分寸的拿捏与把握。 随着儒学的兴盛，国人在心灵深处或多或少都有中庸的因子。历史地看，中庸并非孔子凭空创造，也非中华文明所独有。从尧“允执厥中”、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以探知中庸思想的源头。佛学开创之际，乔达摩·悉达多因琴弦松紧的音色变化开悟，自此转为不急不缓的修行。他放弃终日只食一粒麻麦的苦修之法，开始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佛陀后来说：“自我享受是一个极端，自我折磨是另一个极端。放弃两端，就是中道，它让人宁静、智慧、觉悟和解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行为分过度、不及、适度三种状态，前两者都是恶行，只有适度即中庸才是美德。可见，中庸是东西方共有的精神财富，其思维模式与处世方式具有普遍的意义。 怀中庸心，讲求“执两用中”的准则，但它不做“骑墙派”、搞“和稀泥”，更不像求解算术平均数那般，凡事走一条绝对的中间路线。行中庸之道，实质是寻求适宜的对策、办法。因为世界是对立统一的，只顾一头，不及其余，通常无济于事，甚至会激化矛盾。中庸则具有辩证思维，善于“叩其两端”、统筹兼顾，秉持既不保守又不偏激的均衡之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中庸之道主张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即使变革也倾向稳中求进。这与做人崇尚外圆内方、刚柔互补相通。另一方面，中庸注重“与时皆行”、因地制宜。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为人有张有弛，处世有进有退，惟此才切合此地当时的需要。总之，“中”有中道、中和、中正的取向，“庸”本有“用”的含义，是以务实的方法论支起“尚中”的认识论，从而展现睿智的人生。 中庸的着力点在当下，着眼点却在长远。宋代法演禅师有言：“势不可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福不可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说尽，说尽则人必易；规矩不可行尽，行尽则人必繁。”古往今来，多少人得意、顺风之时，无所顾忌，偏执行事，怎料潮起潮落转眼间，往昔过分之举犹如自掘坟墓。怀中庸心，深知物极必反，“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既如此，做事便留有余地，既给别人留，也给自己留。而中庸自然带来内心的平和，不会透支一个人的能量。当我们行藏、取舍皆得当，那一份福缘与事功更可久长。 毋庸回避，中庸长期以来尤其是近现代被许多人抨击。鲁迅先生就认为它导致保守、卑怯的人格，“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去，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毫无疑问，国人的一些劣根性有着文化“病根”，中庸也因之挨了不少“板子”。包括被斥不负责任，缺乏担当；或缩头藏尾，唯命是从。但是，此类中庸其实是“伪中庸”，完全是变种乃至被妖魔化的中庸。真正的中庸，追求至善、至诚、至仁、至德，通过慎独自修、“反求诸己”，使人合乎内外之道。正如《中庸》首章所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行中庸之道，在体现灵活性的同时，绝不放松其原则性，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虽然古代中庸思想不乏过时之语，但其精神内核仍然具有现代意义，并没有随时代发展而失却应有的价值。 中庸是一种哲学思维，却始终扎根于日常生活。古时有一段子：某人到朋友家赴宴，一桌菜肴淡而无味，主人赶忙撒上点盐粒，菜立即变得鲜美。客人心想，盐这么可口，再多放一些，或者干脆直接吃，岂不更加美味？于是回家拿起盐罐，猛往嘴倒……这样的笨人，现实版中不会有，但此类现象到处可见。怀中庸心是人生智慧，它似平常，却不平庸，其中蕴含“极高明”之理。可以说，和菜肴一样，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盐”，但贵在知晓放几多“盐”。当我们把这个“度”把准，做人做事就心中有谱，少有乱方寸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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