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司长骗局里是什么在悄悄地发生本报评论员 王聃 2013年3月16日 在这个已经不陌生于骗人与自欺为生的年代，如果不是在3·15专司打假的日子被媒体所披露，一起冒牌国务院司长事件也许并不令人莫名惊诧了——它不过是前往相似案例的下一个，与未来同类报道的前一例。从2010年开始，一赵姓男子自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在云南昆明、玉溪与全国多地行骗，不少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其为政府顾问。近日国务院研究室证实没有此人，请云南省“采取措施，制止并揭露诈骗行为”。 又是假冒“高官”，又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行骗得遂，尽管对于每一起从常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发生”的骗局，我们总是试图去深度发掘，去为骗局之离奇寻找行骗者手段高明的理由，但作为一种无力且几乎难以回避的结果，围观者发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难以免俗”。具体到该起冒牌国务院司长事件，它重复的也是熟悉的桥段：一个说着连自己也难以相信假话的伪司长，一群不辨真相只顾刻意热情迎来送往的地方官员，两者在相互应和，终于成就一起《钦差大臣》式荒诞故事。 再去重复某种千篇一律，已乏味与了无新意，倘若观察得再仔细一些，于该起假司长骗局里，真正值得玩味的是事发后两则当地政府的花絮。据不同报道描述，虽然云南省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但至今尚未有地方对该事件报警，且接待过假司长的单位和政府机构，均称未遭遇任何损失。不肯报警当然是为颜面保留计，但所谓“未遭遇任何损失”实在经不起一驳，姑且不论接待的相关成本，丑闻本身所透支的地方形象分数又如何能忽略？行骗者固然可恶且必须遭受惩处，但一些地方自始至终的通力配合，未尝不是另一种发生密码。 回到客观与现实的叙述，事实上，我们早已经生活在一个至少形式上行政有序的社会，官员们既不需要也很难进行“暗访”，就算上级官员到地方进行访问、检查乃至指导工作，都会提前明确告知当地。一个假国务院司长大行其道且事发后地方政府几近不承认的行骗行为，只能说明当事政府已经失去了甄别能力，而过度沉迷于良好接待可能带来的地方收益幻觉里。换而言之，绝非当事骗子太聪明，同类的假冒官员行骗案，其实更是建立在被骗者习惯性的认同心理上，即一些地方过度希望与上级权力亲密接触，极度渴望获得依附于上级权力之上的利益变现。 这正是假司长骗局里更大的问题：倘若说不受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那么权力之上过大的附加利益，就很可能催生出畸形的官场接待文化来。网络年代里，厘清一个人的身份，很多时候不过是点下鼠标的事情，但地方官员们为什么还要无辨别地刻意讨好“上面来的”假司长？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接待规格，二是希望经由热情接待，来获得司长管辖范围内对地方的格外关照。这正是假司长肆意行骗今朝才被揭穿的重要缘由，也正是地方政府在骗局被披露后怯于承认的深层顾虑，它们同构成一片实则顺理成章的发生土壤。 缘于媒体的报道，假司长曾经充满权威的面纱已被脱下，这并不令人意外，重要的仍是建立起拒绝类似不正常事件的机制。在该起熟悉骗局的一地鸡毛后，也许我们已疲惫于再去想象这一点，但的确仍有必要再问一句：假司长骗局里究竟是什么在悄悄地发生？仅仅是一个胆大妄为者演绎的现实闹剧吗？不，它更是彼此间有意的谎言与迎合。只有看清楚如此的纠结，我们才能更接近消弭荒唐的原点，才能让骗子不再轻松地站在寻常官员的肩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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