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家书风概述
米芾、赵孟頫、王铎三人的书法风格差异明显，毋庸赘言，但笔者还想再回一下历史上对他们书风的评价，以便下文展开比较论述。
米芾生活在尚意书风勃兴的北宋，与他同时或稍早些的蔡襄、苏轼、黄庭坚人均为当代书法名家，尤其苏、黄二人更是北宋文坛、诗坛、书坛的领军人物。书法而一言，米芾堪与苏、黄比肩，故后世将其列入“苏黄米蔡”四家之列，其昌甚至将其位列宋朝第一。米芾书法成就以行书为最著，楷书亦颇可观。书法风格，可以参考如下评价:
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墙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己。
元章书如快剑祈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
米元章书，笔锋灿烂，少奇多怪，意到力寡，正当逸处，却有懒笔。如高阳酒徒，醉后便欲凭儿。
上评价基本勾勒出了米芾书法的风格特点。虽然后世对米芾书风的评价各有褒，但对其书法的跳宕敬侧、沉着痛快的特点并无异议。在笔者看来，米芾书法最大特点就是运笔迅疾，结体险峻，用笔果断，变化丰富，但有时略失于故作努之气。相比较而言，米芾书法动感十足，而赵孟頫书法则给人一种平正安和之感。(图l、图2)
赵孟頫生活的南宋末年，书法的发展己经失去了北宋时的勃勃生机而走向了衰落。南渡之后，南宋书家不但失去了家园和收藏、研习书法的条件和氛围，而且最为可贵的书法进取精神也在偏安一隅中逐渐消饵殆尽，远不如北宋书家那么意气风发和积极进取。南宋书坛的凋敝一直延续至元初，而赵孟頫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衰败局面而有力挽狂澜之功。历来人们对赵孟頫书法评论甚移:
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于隋唐间人。
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
若赵承旨则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消，则太过。然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挑而劲，承旨稍厚而软，惟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
赵孟頫书法的风格特色是流媚秀丽、温润闲雅，然微带俗气。这是与米芾大不相同之处。书法史上，赵孟頫楷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并称“楷书四大家”，说明其书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法度上。董其昌说“赵吴兴大近唐人”也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唐人书法是“专以法为蹊径”。当然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并不仅限于楷书一体。在南宋末年书坛衰败之际，注重法度的赵孟頫当然地成为当时引领时风、改变书法史发展方向的向导式人物。正如元末卢熊所言:“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抵二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这一评价十分恰当。必须承认，在书法史上赵孟頫是使以二王为代表的魏晋法度得以传承不绝的关键人物，他崇尚魏晋书法的思想和实践大大影响了元以后书法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从维护和继承书法传统上来讲，的功绩是不容抹杀，尽管其书风曾遭后人垢病。与米芾书法相比，赵孟頫书法在个性张扬上略显逊色，但不能只关注其与米芾书法的差异，也要注意到他们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的书法的用笔都十分细腻精到。如果说赵孟頫书法的平正安稳、温润娴雅的风格去米芾书法甚远，那么王铎书法则在风格上则与米芾书法体现出较大的相似性。
王铎书法成就以行书、草书为最，其个人风格更加鲜明，在当今书坛大受青睐。这一点与米芾书法也相似。米、王书风曾被人认为在各书法大赛中极具获奖潜力。笔者虽然对此观点不大赞同，但认为这种看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米芾和王铎书法在风格方面的某些相似性。前人对王铎书法风格特色的论述是:
其字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是也。其合作者，苍郁雄畅，兼有双井天中(按指黄庭坚)之胜，亦所遇之时有以发之。晚岁组佩雍容，转作缠绕掩抑之状，无此风力矣。
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
王铎的行、草书风格主要以气势雄浑，纵横开阖为主，而且在墨法和章法上的创新尤为突出。他的涨墨法和“二重轴线联缀”的章法的有意识地使用，使其书法别具一格。而且他这种张扬个性、随心所欲的书风与晚明的个性解放主义思潮是合拍的，与当时的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同时代的书家的大风格既保持一致又个性突出。王铎书法与黄、倪书法不同之处在于其“纵而能敛”，在气势博大和笔法精致这一对矛盾上得到了较好的统一。王铎书法既有大幅字的纵横连绵，又有变化多端的墨法笔法，十分耐看。吴昌硕称其为“有明书法推第一，询非虚言。从气势奔放上讲，王铎书法与米芾书法一致但又远过于米书，而与赵孟頫书法的差别简直可谓两个极端。而且王铎书法在墨法、章法方面的开创性又是米芾、赵孟頫书法所不及的。(图3)
总之，米、赵、王三人书法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就其创新性而言，毫无愧色于其各自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一般而一言，书法风格的形成首先与书家师承、取法的对象相关，因为师承与取法对象是一个书家书风形成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来源。那么通过考察米、赵、王三人的书法的师承的异同，就可以了解导致其书风不同的一些原因。
(二)三家书法师承比较
先来看米芾书法的师承与取法对象。米芾自云:
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米芾说自己学习书法经历了一个“集古字”的过程，前人对此亦多有论述:
(米芾)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摘，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四面。
元章书回旋曲折，气古而韵高，上攀李泰和、颜清臣为不足，而下方徐季海、柳诚悬为有余。未易咫尺论也。
元章早年涉学既多，晚乃则法钟王。
米书初自沈传师来，后入大令之室。
由此大致可以归纳出米莆书法的主要师承，一是魏晋法书，包括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书等，而以王献之为主。这从其作品中也可看出，那种敬侧奔放的笔势更近于献之。(图4)二是唐人，主要有沈传师、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图5)。岳坷《宝真斋法书赞》记载米芾的临作有临晋武帝、谢安、智永、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等诸名家法书，足资证明。另米芾《自叙帖》还说明他所取法的唐人书法中除了上文已提及者外，还有欧阳询和褚遂良等。可见米芾书法取法广博，其书风是熔铸诸家书风的结果，米芾自己所说的集古成家确是事实。在取
法方面，赵孟頫同样也体现出广博的特点。
赵孟頫在元代书法史上是一位领袖人物，他凭借着自己杰出的书艺，几乎笼罩了元代至明中期书坛数百年。他诸体皆善，《元史》本传载:“篆、摘、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关于赵孟頫书法的取法，明初的宋镰曾有言曰:
盖公之字法凡屡变，初临思陵(笔者按，指宋高宗)，后取则锤睬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谓学羲献者也。
赵孟頫取法亦广，但未必如宋镰所说的三段那么清晰。从目前所见的赵氏书迹来看，临王羲之作品不少。如《兰亭序》、《十七帖》等帖赵孟頫均认真多次临习。对此虞集曾有如下记载:
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恉《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大资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
而且赵孟頫曾收藏有自称祖本的十卷《淳化阁帖》。实际上赵孟頫的取法范围并不仅限于此，他自云“学褚河南《孟法师碑》，故结字规模八分”。元柳贯《跋赵文敏帖》载:(文敏)试濡墨复临颜、柳、徐、李诸帖。既成，命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转折向背，无不绝似，而精采发越，有或过之’。明董其昌云曾见赵临习米芾作品。而赵孟頫的一些作品中亦可窥出智永、陆柬之书法之影子。此外，赵孟頫的篆书、隶书亦渊源有自，元代的杨载云其篆书“则法《石鼓》、《诅楚》”、隶书则法“梁鹊、钟繇”。章草则临习皇象《急就章》，《中国书法全集43·赵孟頫一》中收录有他的《临皇象急就章卷》。(图6、图7)赵孟頫正因取法广博，才被誉为诸体皆精，甚至被何良俊称为“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但总的来说，他于二王处取法最多。
王铎的书法来源亦以二王为主，此外对米芾用功尤勤。王铎曾自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又云:“《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但他所见二王作品基本以刻本为主，即《圣教》和《淳化阁帖》等。王铎对《淳化阁帖》浸淫颇深，顾徨《平生壮观》载:“闻其临《淳化阁帖》数部，非功力如此，焉能精妙如此?”从目前留存的王铎作品中，临《阁帖》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据言其数量多达101件，足见《淳化阁帖》对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影响之巨。(图8、图9)其中有临王羲之、王献之、张芝、索靖、王药、王徽之等诸多书家作品，但还是以羲、献二人作品为多。从某种程度上讲，《淳化阁帖》就是二王的代名词。难怪沙孟海先生说王铎是“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娇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于明季书坛可谓中兴之主。”确实王铎书法的成就与其大力学习二王书法有直接关系。另外王铎对唐人书家如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怀素、柳公权等书家也广泛涉猎，不过对怀素的学习却抱有戒心。他曾告诫自己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醉、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摘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看来王铎对书法的取法也并非毫无选择，他选择的标准就是“晋”，如果不是晋人书，则学习时必须“参之篆摘隶法”，这也是他崇古思想的反映。这一点认识与米芾完全一致，米芾对旭、素二人的狂草亦颇多微辞。二王之外，王铎最为倾心者莫过米芾，他曾多次表达自己对米芾书法的钦佩之情:
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海岳书……如飞仙御风，得《兰亭》、《圣教》遗意，迈宋一代……予经见内府米真迹!弓启约千徐字，洒落白得，解脱二王，庄周梦中，不知孰是真蝶，玩之令人醉心如此。
王铎在评论米芾书法时均用了“飞仙”一词。“飞仙”的意象具有飞动轻盈、自由自在的特征，此正与“不规规摹拟”、“洒落自得，解脱二王”的解释一致。而月.“仙”同时又有脱俗之意。说明米芾书法之所以受到王铎的推崇，是因为米芾书法具有自由脱俗的特点。在王铎眼里，米芾不仅是一个取法对象，更是一个得以上溯到唐、晋甚至汉魏的切入点。因为王铎自称“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而米芾书法正是“本羲献”、“根矩二王”(图10)，所以王对米芾书法痴情还要归结在二王上。可见王铎书法的取法主要集中在二王和米上，而二王又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淳化阁帖》。
通过以上对三家书风以及其师承的简略回顾，我们发现以下异同点:
相同点主要有:第一，米、赵、王三家书法的取法范围均十分广博。他们三人的取法对象几乎都涵盖了其前代的大部分书法家，但这些书家主要集中在魏晋和唐，如钟繇、二王、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第二，三家均将二王作为其核心的学习对象，潜心钻研。如“元章行法登右军大令之堂”;赵孟頫“行草则法逸少献之”;王铎更是标榜“予书独宗羲献”。
不同点主要有:首先，三家的取法对象不完全重合。赵孟頫和王铎都曾学习米芾书法，尽管这一点在赵孟頫作品中表现不甚明显。其次，三家虽然都深研二王，但他们所见、所临摹的二王作品的载体也不完全相同。比如米芾所见二王作品以唐摹本为多，是墨迹，保留了较多的笔法信息。虽然米芾时代《淳化阁帖》已有流传，但他不会作为自己的学习范本。因为他认为“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己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而随着年代的延伸，元代的赵孟頫得见二王作品墨迹的机会已很少，甚至连《淳化阁帖》也不易见到，刻于宋代的《定武兰亭》已属难得之珍况”。而时至晚明，王铎只能通过临墓《淳化阁帖》来学二王。所以赵孟頫、王铎二人所见一仁作品涛以刻帖为上，即《淳化阁帖》所保留的作品。而_且即使王铎所见《淳化阁帖》也与赵孟頫所见又当不同。但王铎就是通过学习《淳化阁帖》创出了自己的风格，王铎书法风格的形成与所临习的范本是刻帖关系密切。米、赵、王三人所习二工法一书载体的差异也是造成其书风不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赵孟頫和王铎所见之二王法书均为刻帖，赵孟頫从中深入挖掘笔法，而王铎从中所学笔法却完全不同于赵孟頫所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书家的主体因素所起作用之大。不可否认《淳化阁帖》与墨迹之间在保留笔法方面的差异是影响王铎书法笔法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换言之，如果王铎不是终日临习《淳化阁帖》的话(当然《淳化阁帖》并非王铎学习的全部)，那么其书法面目肯定会不同于我们现在所见王铎书法。
第三，米、赵、王三人对前代书家主要是对二王、颜柳等大家书法的认识不同，这己属书学思想范畴，下文详述。
通过对以上异同点的分析，我们看到，米、赵、王三家的书风相去甚远，但其师承却比较接近，这就不能不发人深省。虽然“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风格的形成与书家个性有密切关系，但是米、赵、王三家面目各异的书风均从二王一系书法中变化生成，还是说明了很多问题。
首先，书法的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立足于传统这个母体。虽然此道理几乎人人皆知，但是真正能体会到传统的价值，并且能认认真真深入到传统中去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当今书坛乱头粗服、荒野草率之作比比皆是，而且以此自命创新的现象层出不穷，我们确实应该认真研究米、赵、王三人的成功经验、深思传统的价值和如何学习传统。
其次，书法传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如王铎时代，不但二王、颜真卿书法是传统的内容，而且米莆书法也成为了传统的组成部分。同时，晋唐时代的书法己经成为书法传统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尤其是二王、颜柳诸家书法成为书法史上内涵丰富的经典和书法传统的精华。米、赵、王三家皆从晋唐诸家法书中化出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米、赵、王三家所学二王法书，其存在形态并不相同，米芾所见以墨迹为主，而赵孟頫和王铎所见则以刻帖为主。尽管如此，但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他们均从二王那坦获得了自己所需，再融合诸家精华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说明在学习传统的时必须注垂主体的能动书仁，对传统的学习要有所取舍。至于取什么舍什么，则主要取决于书家的伟学思想。这就是本文进行比较的几方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