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谭庆娟
前言
翻开《诗经》，便进入一个久远的时代。《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周代的，最早的是西周初年，最晚的也在孔子之前，上下跨越五六百年，其写作年代还在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初期。但那三百多篇绝唱却是极富魅力，在千载流传中长盛不衰，其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更是光彩夺目。《诗》的作品虽有文人模拟女子口吻写成，但大多为女性诗人所作，她们是民间歌谣的作者，虽绝大多数无姓名可考，但作为女性参与创作的文本，其女性意识却是非常浓郁的，甚至可轻易将之与男性诗人的作品区分出来。从数量上看，《诗经》中描写女性及其情感世界的篇章超过半数。从立意上看，谈及女性的作品呈现出细腻真挚的情感之美，或含蓄婉曲，或真情直露，或嬉笑怒骂，或旁敲侧击，可谓女性内心情感的全方位外化。从表达上看，其文字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总体上似乎更胜男性诗人一筹。女性话语者又远比男性大胆、直率。她们的内心世界在毫无遮掩的情况下展现，无论相思离别、怨恨恋慕，均能直言无隐，就连自己与男子的私情、幽约、也未尝讳言。直率的性格使她们牢牢掌握了话语主动权。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就是指文学作品以人的解放为内核，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下文将从女性的情爱意识、自我价值、叛逆精神、勇气和智慧等美好品行这些方面去透视《诗经》时代的女性意识。
一、情爱意识，张扬在沉沉暮色中的鲜明旗帜
自诗经始，以女性情爱为表述对象或话语中心的文本在所皆有，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讲述关于女性的性爱意向。可以说，《诗经》开启了女性情爱的第一章，是楚辞、唐宋诗坛中女性性爱的开源发流处。在之前的母系社会中，女性是生命、权威和力量的象征，当时的情爱意识以女性为中心而形成，女性不仅被崇拜、爱慕和尊敬，还有着主宰自己感情世界的自由。诗经时代，女权的失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情爱关系中，女性虽还不曾受到壁垒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吃人礼教的迫害，但却不再占据着绝对主动的地位，有的甚至还备受凌辱和抛弃。虽则如此，在诗经中，女性的情爱意识已初步形成，这从大量的爱情诗章中可窥见一斑。
《诗经》中的爱情诗类型多种多样，涉及到爱情的百般滋味 ：有写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侣游春的《郑风?溱洧》，有写野合欢娱的《召南?野有死麇》，有写挥之不去的情愁的《周南?卷耳》，有写痴盼情郎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侣斗气的《郑风?狡童》，有写距离带来的绮思和惆怅的《周南?汉广》，有写表现意中人可望不可即的《秦风?蒹葭》，有写失恋苦涩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从以上的这些列举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的爱情诗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快乐与挫折痛哭，在阅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诗歌中充满坦诚、真挚的感情。
这些爱情诗歌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来写的，她们的情爱意识热烈张扬，如同行将落山的夕阳晚霞最后那色彩绚丽无比灿烂的光芒，这与后来堕入封建礼教深渊的晦涩暗淡、饱受压抑的女性情爱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张扬的情爱意识构成了《诗经》时代女性情爱意识的主旋律。首先表现在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的而且热烈的，这或许与当时古朴的民风有关。先秦时期人心淳朴，若有爱从心生，并不刻意加以掩饰，更不如封建卫道士般压抑与否定，而是大胆地歌之唱之，发心之所想，可谓天真直露，却又不让人觉得俗气。如《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读后给人一种民生纯朴的感觉，《诗经》里这一篇仅用短短几句对话，便把情人相戏的情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诗中的这个女子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爱情中的价值，在爱与不爱之间，她去留从容。当然，她是爱这个男子的，所以她的说话语气中便多了几分期许，几分催促，几分娇嗔。这也是身处美好爱情中的女性宣言，告诉我们，在爱情面前，女性不必过分矜持，不要患得患失，不应回避猜测，而要争取主动，大胆表达内心感受，有追求的自由与被爱的甜蜜，适当的时候可稍加放纵，以退为进。这是何等的趣味盎然，这是何等的自然率真，这是何等的自信满怀。这是情感奔放的民间女子在以自由个性全身心地投入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其次，《诗经》中的情爱意识还表现在它的目的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生育的责任。享受爱情与生育责任相比，前者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个过程，后者却是一种生为女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在宗法时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续，多子多孙成了众人的期待，而女性便被付予了生育的责任。从《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大雅· 文王之什·思齐》以及《大雅·生民之什·假乐》诸篇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多子多孙的期望。《周南·螽斯》也借着繁殖力惊人的螽斯，作为子孙众多、家族兴旺的象征。《周南·桃夭》全诗更藉由结实累累的桃实，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乐美满的婚姻是与生儿育女的神圣职责紧蜜联系在一起的，试想桃夭一般的女子，如果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她的婚姻的前景堪虞，出嫁时的祝福会变成诅咒的利箭。子嗣的观念，成为女性的责任与压力，也成为她是否受到肯定的评定标准。
关于这一点，《诗经》时代的女性也是认同的。祝福出嫁女子多子多孙的话语应是由陪同的女人说出，她们因袭了一个时代共同的思想观念。而在古人的意识中，也早就有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如《小雅·斯干》中有诗句：“维雄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分别叙述生男生女的不同待遇和期望，其中「寢床」、「衣裳」、「弄璋」和「寢地」、「衣裼」、「弄瓦」相比，一是尊贵盛饰，一是普通平凡。对女性，只要求她学会持家，不连累父母就行了。女性被杜绝了参政议事的意识，于是，一门美好姻缘对她们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嫁个好男子，终身有靠，生下男嗣，可巩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再加上贞洁操守，这辈子便可以安稳无忧地过来了。这是当时大多数女子所祈求的平实的幸福生活。
二、自尊自爱，烛照漫漫长夜的星星之火
古代女子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不高，但在《诗经》的情爱知识性章中女性可谓处于中心地位。以《诗经》首篇《关睢》为例。该诗描写了一位男子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窈窕淑女”的一往情深。在他的追求中，我们看到的是被追求者的美貌盛德和不轻许予。正由于此，才使得诗中君子“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甚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她以自尊自爱赢得对方的爱慕与尊重。舒芜曾准确地评价了诗经中的男慕女现象：“这都是些什么声音，不是轻薄调笑的声音，而是真挚严肃的声音，不是施以爱宠的声音，而是祈求允诺的声音。不是任由我去爱她的声音，而是惟恐她不理睬我的声音。”（《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光明日报》83·l·11） 正因为女性的自尊自爱，集娇美与灵性于一身，不可亵玩，才使她有了让谦谦君子魂牵梦萦的魅力，时时活在爱人的心中，留给人们无穷的想象。
《关雎》透露了古代男子择偶的条件，君子心目中的「好逑」，是一位淑女，而且是幽闲、贞静、举止安详稳重的淑女。当男女相遇，一见钟情，多重在强调女子的美，如《郑风·野有蔓草》、《卫风·硕人》，尤以后者的描写，更为细致。然而，如果没有贤德，再美好的容貌也都是罔然，如《邶风·燕燕》中的诗句“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由此可知，古代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对象，是美与德兼备的淑女，而以品德为尤重。女性对自身的修养和自持，可使她赢得优秀男子的爱慕。《召南·野有死麇》中就塑造了这样的一位女性的形象。这首诗将镜头直接对准男女肌肤相亲，在《诗经》中类似的篇章并不多见。故事发生在野外，“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开头借写獐、鹿的皮毛光滑柔顺，描绘人的肌肤与躯体美好、微妙的感觉，这一对少男少女在亲密偷情，相偎相依，有些羞涩，有些害怕，却又兴奋无比。但情至浓时，少女依然守住了底线。“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少女的三句话，一是要那男子动作慢一些，二是要小伙子不要动她的衣裙，三是要小伙子不要惊动了狗。这些委婉的话语，既传神地写出了少男少女初涉爱河的好奇与饥渴，也让我们看到了姑娘的害羞与自重。这样的直接描写让人会意，而不会让人产生亵渎之感，而其他篇章描写情爱更是含蓄婉曲了，难怪孔子会如此感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少女怀春，无可厚非，而她此刻的矜持自爱，获得了他人的理解和尊敬。
即使是身处逆境，也不否定自己，要重新开始，在《诗经》中大量的怨妇、弃妇诗中，也不乏昂扬进取的乐章。
古代女子的命运，是建立在男性的沙文主义之下的。男性的意志，左右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婚姻生活，女性只能扮演被动者的角色，没有自主权，没有参政权，一生以家庭为主要的活动范围。而女性与生俱来只能任劳任怨，吃苦受罪，若无端见弃，也只能乖乖地回娘家，几乎没有为自己争取自由的权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 男子喜新厌旧，女子终而见弃，这是古代社会常见的悲剧。失去经济主导权的女性深陷男尊女卑的苦难之中，强暴残酷的夫权制对妇女经济独立的剥削，成为弃妇诗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不幸的婚姻产生了怨妇和弃妇，她们在诗中诉说着自身的悲惨处境，控诉着薄情男子的寡情薄义，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邶风·日月》、《邶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这些被遗弃的妇女有的是平民女子，有的是贵族公主，甚至还有被废黜的王后。这些诗或言遭弃之苦，或诉丈夫无情，凄凄楚楚哀婉动人。她们在幻想中渴望着，在不幸中思索着。她们大多沉溺在个人情感中不能自拔，未能深切地领悟到爱应该是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人通过发展他的理性而对一种自由、和谐的生存状态的渴求。
然而《诗经》中的某些女主人公却在爱情的世界里始终拥有着自我的尊严。《诗经》中有不少的怨妇诗。这些遇人不淑的女子，在《诗经》中比比皆是，她们虽则心中怨恨难平，但大多含悲忍泪，默默承受对方施加给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和旁观者的冷嘲热讽，屈辱地生活。却也一些清醒着的妇女，她们奋起控诉负心人的恶行，捍卫自已的尊严，要辨明是非，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例如《氓》中的女主人。《氓》以一个女子自述的口吻，讲述了她自己的婚恋悲剧。诗的一开头从两人定情写起， “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口气活泼俏皮，见出女主人公率真直爽的个性。“送子涉淇……秋以为期”，写她虽然责怪“氓”没有请媒人来正式提亲，没有立即答应“氓”的求婚，可是面对生气恼火的“氓”，她情意绵绵地一路相送，并温柔地劝慰他，最终答应秋天办婚事。这几句表现了她是一个温柔而有主见的女子。从诗的最后一章里的“总角之宴，言笑宴宴”来看，两人小时候是邻居，关系很融洽，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两人的家离得比较远。因此，两人之间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的，“氓”贸然来求婚并不冒失，女子答应了他也不是出于轻信。两人关系明确后，女子开始享受甜蜜而有时候带点苦味的恋爱生活。“不见复关……载笑载言”写出了女子对爱人的深挚依恋。“尔卜尔筮……以我贿迁”写两人很顺利地结婚了。而在 婚姻制度尚不成熟的西周，女子的婚姻是没有任何保障的，男子却因掌握了家庭的主宰权而肆无忌惮，朝三暮四、喜新厌旧遂成社会恶习。“吁嗟鸠兮……无与士耽”连用两个感叹句，语调激切，以警醒、提示的口吻劝告所有的女性，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山盟海誓的情人身上，那些花言巧语都是不牢靠的，这是这个女子受到欺骗与伤害后对同性姐妹的痛彻心肺的警示；“士之耽兮……不可说也”，语气舒缓下来，流露出女主人公的无奈和无助，以及从爱的迷途中清醒后的悔悟，令人同情。不如意的事情终究发生了。婚后生活勤苦，起早贪黑操持家务，丈夫却已变心，甚至对自己施暴，表明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在“氓”。雪上加霜的是，女子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她，反而笑话她，她只能自己伤心!回忆至此，女主人公的心情低落到极点。最后女子抱定了决绝的态度。回想幼年时的欢乐、恋爱时的盟誓、婚后的变卦，怨愤、留恋、痛苦等复杂情绪一时都涌上心头，但她已经对“氓”彻底失去了信心，只有干脆明了地说算了吧!“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种处理方式表现出女子的清醒与坚强。清醒在于她看透了负心男子的本质，认识到这样的婚姻是一个骗局；坚强在于她没有哭泣着四处求告，没有拉扯在氓的身后承受着他的残暴和对自己感情的再三玩弄，而是决绝地离开，绝不委屈自己，低三下四，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也没有任何愧疚之意。转身，走一条新的路，何等的洒脱与理智。她后来会有什么际遇，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男权文化中，女性是作为“风景文化”、“娱乐文化”或生育繁殖的工具而存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势必与主流的男权意识构成一种紧张、尖锐而无法解决的矛盾。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是这样认为的：“成熟的爱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条件下的结合，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但爱承认人自身的价值，保持自身的尊严。《氓》中的女子爱的时候不盲目，爱过以后不糊涂，她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价值的人，也是一个有尊严的女性典范。因为身处被人离弃的境地不妄自菲薄，这些可敬的女性才能在孤独落泊的时候超越了俗世，守住了自我，没有堕落。几千年来，正因了这种自尊自爱的精神之光在激励鼓舞着逆境中的女性们奋勇前进，所以到了今天，女性才取得了与男子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日益彰显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巨大的贡献。
三、坚忍的勇气，直面无奈现实的不二法门
女性是爱情、婚姻、家庭的主角，在古代社会她们的生活核心是围绕着这三点而铺开的。《诗经》中谈及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从她们身上，最值得我们欣赏的是她们直面无奈现实的坚忍的勇气，拼出勇气和撑起坚强也是女人成熟与成功的重要标志。
《诗经》时代的女性是勤劳的，尽管她们在社会工作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如男子，但她们却在辛勤劳动着并感受着劳动带来的快乐。关于古代女性的工作，《小雅·斯干》一篇已明白指出「唯酒食是议」，女性的生活，以家庭为主，其工作自然与家庭息息相关。《豳风·东山》写妇人洒扫屋室，等待丈夫归来，《小雅·楚茨》吟咏妇女准备祭品，及彻馔的快速，《召南·采蘩》及《召南·采苹》更详细描写了妇女在祭祀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除此之外，田里的工作，妇女虽不是主力，但也是少不了的，《豳风·七月》、《小雅·甫田之什·甫田》、《小雅·甫田之什·大田》以及《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载殳》》《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良耜》诸篇，都可看出妇女在田里的重要性。还有蚕织，也是妇女的工作，从《豳风·七月》、《魏风·葛屦》、《陈风·东门方枌》等篇，都可以了解，纺织是古代女子的正务。
劳动着的妇女是快乐的。她们虽然从事着艰辛劳累却不被人看重的工作，但她们却视之为己任，敬业乐业，力图把它做得更好，并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承认。我们从《诗经》中的很多篇章中都可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如《周南·关雎》一篇，人们往往只看到其中的相思与爱慕，却忽略了对被追求的女子劳动情景的描写。“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那是一个手脚勤快麻利姑娘，她正在忙采着摘水中的荇菜。她的身影苗条健美，她的动作轻快敏捷。 这样的一个女子，看来贤良淑德，如果娶过家门来，一定能撑起家庭的重担，给全家人带来和美幸福的生活。这或许正是君子思慕不已的原因之一吧。
《诗经》中有不少的思妇诗。所有的思妇的内心深处都是凄苦、哀怨的。这是战乱、动荡的时代给她们灵魂蒙上的阴影，这是诸侯争霸的不义之战为她们酿成的悲剧。正如《王风·君子于役》中有言：“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丈夫行役在外，全家糊口的重担，全落在妇女身上。男子的服役远征，造成了家庭物质生活的缺陷。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而丈夫的服役则割断了家庭物质生活的主要来源，以妇女的微薄之力，养家糊口成了天大的难题。同时，家庭精神生活出现缺陷，男子的服役造成了母亲、妻子、儿女在情感和天伦之乐方面的短缺，绵绵无绝期的相思之苦，从此笼罩在女性的心头。又如《王风·君子于役》的诗句所言：“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面对着种种的苦难，妻子担负着生养子女、赡养父母老人、采集食物、砍柴伐木、放养牲畜、田间劳作的义务，女性的肉体与精神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无边的思念，无人理解的悲哀，没有丈夫关爱的苦痛如针般刺痛着那脆弱而又多情的心。此时此刻，带给女性的唯有苦难唯有不幸，但她们却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默默地等待着丈夫或情郎的归来，所有的勇气与反抗只源于对远行人的一片痴情。 这亦是一种对困难与不幸的反抗。这样的抗争不激烈，不壮美，但它们却向今人展示着女性所有的生命价值和其抗击灾难的顽强与不屈，亦能让我们体味到悲剧的情感，因而长久地感动着。这样的故事，这般的唯美，它深深地震撼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爱情的魅力和悲剧的凄美。 所有的爱与恨在时代的舞台上经受严峻的考验，那绵绵的长相思诉说着像《邶风·击鼓》中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的爱情经典。悲剧是面临困境时的坚强、勇敢，诗经中的这些女性让我们体验到了悲剧的美丽。这些坚忍顽强、自立自强的女性让我们肃然起敬。
四、叛逆精神，刺破吃人礼教的双刃剑
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诗经》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起步时期，至西周时期已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有了对女性不公正的吃人礼教。《郑风·将仲子》便写了一个女子因畏“父母之言”“诸史之言”“人之多言”，怕被别人斥为“淫奔者”，而不敢让他的情人前来相会。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这幽会的自主权都没有，涤荡着苦痛与思念，又夹杂着淡淡的哀怨与不平。这是父母之权，兄长之权及众人的习惯势力束缚了他们的自由婚配。
与之相对应，便有了反叛者的呐喊和抗争。《诗经》中的反叛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的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反抗婚姻不自由，二是抨击吃人的礼教。
反映青年婚姻不由已的诗篇在《诗经》中还是不少的。如《鄘风·柏舟》，其诗云：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彼两 ，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彼两 ，实维我特。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首诗描述的是一位要求婚姻自主的女子，断然拒绝母命，至死不愿意改变她的初衷。在漂荡着柏木船的河上，她爱上了一位梳着刘海的小伙子，她单纯无邪，渴望幸福的爱情，然而却遭到了母亲的断然拒绝，受到世俗礼教的阻挠，没有“父母之命，煤灼之言”的爱面临着强大的舆论压力。然而似乎爱情具有激发抗争意识的超常潜能，为了捍卫爱情的尊严，温顺的弱女子发出“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强烈呼号。这是她爱坚情贞的自我呼唤，也是她对阻碍婚姻自由者们的控诉。不管多么严酷的礼教束缚，多么强悍无情的外界压力，这个少女依然坚毅刚强，对少年男子的追求和爱慕是一往情深、宁死不易其志。其中饱含的由爱情波折而引起的无限辛酸以及对婚姻不自由的深沉怨恨，是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的蔑视和反叛，使我们不难体察到旧礼教的桎梏是怎样摧残千千万万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的，其社会意义无疑是深刻的。这一呼号有力地抨击着世俗礼仪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偏见无形中也受到了嘲讽与轻蔑。
结婚是恋爱的深化和升华，是爱情的归宿和结晶。没有爱情的婚姻自然是不幸的。那么，大胆地反抗无爱情的婚姻便是自我意识的张扬，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显现。《国风·行露》反映的就是对仗势逼婚者的坚定反抗。其诗云：
厌邑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维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塘？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首诗表现了女孩子的坚强意志和反抗强暴的战斗精神。开始时“厌邑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渴望，只是怕遇人不淑，如同露水沾湿衣服一般。“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亦不女从！” 这话语中包含着悲剧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强者，她依然坚强不屈，机智地捍卫自我的人格与爱情的尊严。她不愿意受金钱、虚名的诱惑，这就使得她不同于时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顾权势的威逼，这更是她勇敢的表现，她用自我的行动愤怒地捍卫着作为女性的尊严。其间更多的是悠悠的怨，是对男子强行逼婚的怨，是对男权至上的怨，是对一夫多妻制的怨，是对男人的喜新厌旧的怨、重色薄情怨，是对女性地位的卑微的怨，她的怨代表着所有时代女性的心声。这是《诗经》中第一首反抗妻妾制度的诗歌，这个勇敢的女性成了后世女性抗拒逼婚的榜样。也许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后来梁祝用生命来抗婚捍卫爱情尊严的悲美，千载而下，令人依然为那样的执著那样的爱恋深深感动。
《王风·大车》说的是一位姑娘爱上一个架大车的小伙子，在外界的阻挠下，他们不能自由结合。这位泼辣的姑娘要求与情人一同私奔。女性面对社会舆论的坚强处处可见，“岂不尔思？畏子不敢。”“是子不奔”，她下定了决心，却担心男子没有勇气为爱情抗衡世俗，此处女性的光彩远远超过了男子。女性的痴情、重情也由此可见。为了让男子相信她的决心，她指着太阳发下了“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坚贞誓言。这同样是以死来抗争，可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把女性的爱上升到了极致，到了连生命都可以舍弃的份上。私奔在那个保守的时代是离经叛道的忤逆大罪，那个以伦理主宰一切的社会，女性的不能自主，婚姻必须符合世俗礼仪。而《大车》中的女主人公则冲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爱人逃往远方，这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样的勇敢里表现着面对强大势力的坚强与决心，这样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对爱人那悠悠的痴情，没有了这份痴情，也绝没有离经叛道的反抗，这样的悲剧让人们深深地体味到了女性的尊严，与对爱的执著和不悔。
中国历来不乏反抗这种礼教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冲击着压制在他们身上的非人礼教。《诗经》中塑造了这样一批富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们是对抗这种封建礼教的战士，拿起了利斧快剑，极欲有所作为，冲破这无边的黑暗，忽然间发现，她们首先必须革除的对象竟是其至亲，竟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家族，竟是其所赖以成长与发展的土地。勇者挥戈所向，第一个竟是自己与自己父母、家庭、族人，这是何等残酷？这样的反抗可能是轰轰烈烈的，但最终还是会以悲剧收场。这些篇章里，都可以看到，敢爱敢恨的叛逆女性追求个性自由、纯真爱情的美好愿望和坚强决心。然而世俗的力量如阴云笼罩着整个人间，力量的巨大差异，顽强地反抗却是这般的弱小，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诞生了悲剧。“悲剧就是对美好的事物的毁灭”，在这里，善恶双方力量并不对等，善的势力-----追求自由婚恋的青年男女和追求专一情爱的弱女子，他们的力量和对方相比过于单薄，即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否定对方的愿望，也不可能实质上对对方形成威胁，相反，他们常常是被否定，被毁灭者。此中的恶势力不仅仅是表现在具体的人如不谅人的亲人，更体现在一种制度、一种习俗、一种观念上。有形的、无形的，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势力网，逼迫你就范，你根本就无力反抗，无从反抗。《柏舟》中的这位女性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爱情的誓言，在悲剧的壮美中亦夹杂着几分英雄的豪壮。这是一把刺向吃人礼教的双刃剑，因为这些勇敢的女性的英勇的抗争，我们看到了社会前进的希望，但这种反抗是脆弱的，因为他们始终是孤立的，个人的，无组织性的。所以，始终无法对武装到牙齿的封建礼教给予有力的打击。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诗经》反映婚姻不自由的诗篇中，呼唤婚姻自由的都是女性，虽然在客观上女性的不自由也意味着男性的不自由，但这种呼唤却无一出自男性之口，究其因，“就在于妇女逐渐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犯罪而要惹起严惩的法权的及社会的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反视为荣耀，或在顶坏的场合之下，也不过当作道德上的小污点而泰然处之。”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奴役妇女的基础上的，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奴役愈甚，呼声愈强，这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女性的呼唤，正反映了她们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可见，她们的呼唤是被奴役、被压迫者的呼唤，是对不平世道的控拆，她们的呼声是值得注意令人同情的。
“妇女的解放，须以一切女性的重行参加社会劳动为其头一个先决条件，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复再是社会经济的单位。”社会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而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更为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五、机智的美丽，化解烦恼人生的一剂良药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地变化着。在最久远的母系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但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男子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最迟至周代起，中国便建立了以男性为主的父系社会。在宗法制度下的女性，其生活状况如何，我们可以从《诗经》中明白地看出。《诗经》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其中对女性的生活有不少的反映。在《诗经》时代，社会普遍认为有智能、善言辞的女性，都具有危险性，只有男子才能建国，女子参政只会亡国。《小雅·祈父》《小雅·正月》中“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一句，也表达了这个思想。同样是有才智，却因为性别不同，而有了不同的评价。在《诗经》时代，女性的生活范围已被确定，社会不允许她们与男性并驾齐驱，政治的舞台只开放给男性，女性只属于家庭。古代的社会所给予妇女的，是一个既狭小又苛刻的生活空间，妇女生活在那个时代，最好无怨无尤地克尽自己的本分。
但女性智慧的光芒并不因社会制度与世俗偏见的压抑而消亡。在平常而单调的日子里，即便是艰辛的持家工作，也能见出女性的聪明才智。她们的温柔、恭顺，与她们的机智、善解人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亦加显得她们的卓尔不凡，也成为化解烦琐、消除苦恼的一剂良药，平凡日子因了她们的智慧而过得有滋有味。
《邶风·匏有苦叶》中那个痴情女子，为了让心上人早日迎娶她，可谓煞费苦心。“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这个盼郎心切的女子，并不是絮絮叨叨地教她的郎君如何渡河，而是借这句话婉转地催促他，趁着河水未曾封冻，快点过来迎娶自己。按照古代的规矩，冬深河冻，就要暂停嫁娶了。如果情郎拖延时间，就要再熬过一个冬天，到明春才有迎娶的机会了。接着，女子吟唱：“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这是以渡河象征结婚，以河流所造成的距离，暗指在通达婚姻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跨越这种障碍，到达幸福的彼岸。她是在告诉郎君，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早些娶我为好。这个女子真可谓聪明，我们不知道她在婚姻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阻力，但从她理智地安排自己的婚事，巧妙地劝说郎君放下心中顾虑这些话语看来，她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女子，而且敢于并善于表达自己心中所想，及时与男子沟通交流情感，因之她生活得会比很多随遇而安的女子更为从容不迫。
《郑风·女曰鸡鸣》中描写的则是婚姻生活中的聪明女子。婚姻生活是琐碎而平凡的，有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让人烦心，如果不善于处理，就会小事化大，闹得不可开交。反之，如果懂得应对的策略，劝说的技巧，并以温情化之，就能为艰苦的生活添加几分甜蜜的滋味。
《女曰鸡鸣》写的是一个贫寒的猎户家庭。这首诗就像生活情景剧一样，从夫妻俩一早起床的对话写起。妻子提醒丈夫鸡叫了，天亮了。她的潜台词是要丈夫早点起来打猎，趁着鸟雀出巢之时打猎，收获会更丰厚。但她并没有流露出比率直接催促丈夫的意思。如果直说了，虽则有理，说不定会给丈夫一个坏印象，这个女人太贪婪了，一点也不爱护自己的丈夫。逆反心理一旦产生，事情反而难办。丈夫还想睡一会懒觉，妻子则温和地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想法：“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叫人这么早起来辛苦狞猎，多少有些不近情理，但不这样做就没法维生。妻子没有晓之以大义，而是动之以情，起快补充说等当家的你回来我就以好饭好菜犒劳你，与你弹奏琴瑟为乐，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我愿与你一起过到老。这样一说，丈夫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将自己随身的佩玉给妻子带上，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妻子爱意的体会和感动，表达自己对这样贤惠的妻子的深深爱惜之情。这个女子以自己的真情与机巧表现出对丈夫的尊重，对家庭的爱意，对平实生活的幸福感受，获得了丈夫的共鸣。她在宗法社会的婚姻生活中摆得正自己的位置，无疑是一个懂得生活真谛的好女人。即便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夫妻间的互敬互爱也是婚姻生活中化解烦恼的一剂良药。
结束语
妇女的女性意识，实际应该包括社会（即男性中心社会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对妇女的认识和妇女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而妇女的自我意识，是指妇女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客体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的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而中国妇女女性意识的历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沉浮的历史。女性意识沉潜的过程，就是女性权力被剥夺，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过程。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妇女女性意识必然会迈向由积极性复苏到自觉性解放的缓慢进步道路。开放式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则是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前提。
参考书籍：
《诗经》孔子编订，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原来诗经可以这样读》唐文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