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化时代初探

鸿蒙尊者 201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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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位于今天乌克兰西南部的希腊城市奥拉比亚的遗址~希腊化世界的文明可见一斑

       “希腊化”一词。国内外史学界普遍认为是由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最先提出1，主要用以指代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古希腊文明与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古老文明相融合的历史进程。但是，在涉及具体历史时间跨度的问题上，史学界显然存在较大分歧，其中主流观点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视为此一历史阶段的上溯，最终结束于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2。

       当初，德罗伊森提出这一概念，旨在将“希腊化”看作基督教传播预演阶段的代称，可以讲，如果不是巴勒斯坦犹太人卷入其中，基督教的对外扩展或许会因此而受到推迟，甚至可能至今仍然局限在利凡特地区。后来的研究者则将“希腊化”看作是一种文化碰撞的态势，有的学者则认为“希腊化“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矮化了东方世界，是错误地将。希腊化”理解为一种“同化”的过程等等。因而在“希腊化时代”界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继承德罗伊森的观点，认为是希腊文化在东方世界的扩展：有的学者认为是融合希腊因素与东方因素在内的新文明；有的学者认为是纯希腊文化链条上的～个环节；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同一种希腊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的结果；还有学者认为希腊化世界是地中海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基础。眦外，尚有研究人士从语言角度对“希腊化”做了相应的考证，发现在希腊语中“希腊化”一词的原意即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其实，彼此缺乏共同的认识起点，争端本身便显得毫无意义，那些对于文化立场的推崇的差异实在笔者看来则是促成观念分歧的主导。希腊化时代牵涉的范围甚广，并非简单文化概念可以诠释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方式、科学艺术、价值观念以及前面提到的宗教意识、文化传统，因为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举措，杂糅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而这本身并非一次有预谋的主观性活动。因而，有必要抛开这些争端本身，重新回归到历史的本真，在约定俗成的概念之下，做一种更为丰富充实的解析似乎显得更为合理，而此即本文所试图把握到的。


一、政治更迭中存在的差别较量 N8!e(Y 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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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明的本质在于城市。谈及传统的希腊城邦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治上全体公民享有民主的特质。根据吴于廑先生对雅典和斯巴达城邦探析5，传统的希腊城邦实际上起源于部族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在城邦形成后，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为了巩固对大量奴役人群以及外来奴隶的统治，在城邦内部实行着本籍自由人的全权公民制度。可以说，在奴隶制社会当中，希腊的城邦制度是民主政治的顶峰，国家大事由公民大会讨论决定，决策采取大多数决定原则，即便是政府官员也是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到监督。公民在城邦中享有担任公职和司法独立的权利。

       在希腊化过程中间，城邦的民主政治跟随着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的铁骑与怀柔，来到东方要津。依史料记载。在前后短短外世纪的时间里，从东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广阔地域，先后建立起约300窿希腊城邦式的城市，这类城市享有一定的自治，城中设有城市公民大会、市议会，公众可以选举市政官员。表象上看，希腊化确实将传统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某些内容带到了东方，在这些所谓的新城邦当中，民主政治的文化气息，传统城邦文化，何尝没有相伴随地渗透，更何况城市当中夹杂有大量希腊移民，他们在当地占据着显要地位。即便如此。从亚历山犬统治到希腊化时期三足鼎力局面，整个国家实行的却是显而易见的专制王权。

       当亚历山大到达埃及。当地的祭司称他为“法老”、“阿蒙之子”，而他的后继者托勒密诸王亦自称为法老，他们将统治的国家看作是其世袭的领地，王本身是整个国家的人格化，可以独断专行的处置臣民的财产和劳动，甚至生命。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继续沿袭埃及旧制，将埃及分为上、下两部分，这正如彼得·格林调侃道的， “法老体系贯穿整个托勒密时期”7莫赫塔尔则视此为”逐渐被同化”8的过程。等到大流士三世败亡，亚历山大进驻波斯，一面乐此不疲的穿米底、波斯服装，一面推广波斯繁琐而庄重的宫廷礼仪，并要求人们向他行匍甸之礼。他还重用归顺的波斯贵族，举行浩荡的集体婚礼，建立起波斯军队。地方建制方面，沿用了波斯行省，同时削弱总督权力，仅握有民政权，另设财政官，军队直接由国王指挥。当然，此区域内部民族复杂，塞琉古王朝统治也就无法实现像埃及那样君主集权，或者说连先前亚历山大统治的基础也难以维系，况且诸王专注于加强希腊因素，但种种迹象都不可能改变专制本身。至于马其顿的安提柯王朝，更多是延续了祖制，国王在军事机构的辅佐下施展权威。此外，还有像帕迦马(Pergamum)、巴克特里亚、帕提亚、比提尼亚(Bithynia)、本(Pontus)、帕菲拉格尼亚(Paphlagonia)、迦拉太(Galatia)、科马根(Commagene)等希腊化时代的小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东方专制王权色彩。

                     伟岸的亚历山大帝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征服的高峰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时代的开启

       如果单从这种简单地罗列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得到答案，即在希腊化时期各王朝，国家整体上实行的是传统东方模式，而具体到城市，则引入了希腊色彩。不过，问题看来远非如此的轻而易举，我们尚需要自问一个为什么，即在政治强势的希腊因素上，何以仍就沿袭旧的制度，其实，在公元前四世纪，已经开始丧失活力，内部无法协调奴隶制发展产生的种种复杂矛盾，城邦赖以维系的公民小土地制以及公民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的希腊大陆，暗含着强人统治的夙愿，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暗示， “最好的政体是把权力交给哲学王的政体”90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美德和政治能力出类拔萃，那这个人就可以理所应当地被视为“人中之神”，他本人就是法律。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其顿地处希腊世界的边缘地带，自古风时代起就与希腊文化发达的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受希腊城邦文明影响巨大，但是一直以来，马其顿实行的政体就是君主制，即便亚历山大大帝崇尚希腊文明，并非意味着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间建立起来的帝国要以此为坐标。当然，希腊城邦因素还是被其有限接受和运用，这样的措施在统治集团合流后的东方各国得到了延续。与政治联系紧密的宗教，为确保统治得力，混同信仰营造一种精神认同感，也是当时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可见，在军事措施的推进过程中间，政治制度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实现异地复制，相反新置辖区内的实际状况反过来制约了自由城邦精神的发扬。而这种暂时的政治妥协最终酝酿了帝国集权丧失后的归途。不可否认，专制统治得以保留，是帝国在地域范围内试图谋求的一种管理平衡，缺乏必要民主传统的推广，显然只是成为帝国的一厢情愿。因而，客观上而言，希腊化时代的政体选择与更迭，有其特殊的历史现实背景。当然，倘若那些进驻的希腊军民，不因地位特殊化而遭到腐化、内耗，那么历史自当是另一番面貌，只是对于今天而言这势必只会是思想里的“乌托邦”。当呼唤强权统治的声音来自内部时，显然，古典城邦的民主精神已然预示了巨大危机。

二、狭隘国际范围的经济分野 U G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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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剖析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针对“国际”两字作一些阐释。如果说亚历山大建立起来的帝国看作是一种自足，那么其实只是简单国家内部经济的发展得到扩展，但是从希腊化时代而言，则显然是多个国家间的往来，因而“国际”二字，实则指代了从地中海沿岸到印度河流域在内的广阔地域，并且通过希腊化国家与欧洲、非洲以及东面当时的中国等实现了交流互动，人类世界首次获取了有限认知张力，而这种张力最为主要的表现就反映在经济上。

        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前希腊化国家之间因为长期战事，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内经济的外溢，东方、希腊、西方，传统经济各自为占。而且在西亚地区，交换水平仍旧停留在物物交换阶段。传统经济重心位于像雅典、科林斯、斯巴达和阿哥斯(Argos)等希腊城邦，它们依靠发达的航海贸易，往来于东西方之间，获取了丰厚实利，尤其当部分希腊城邦过剩人口尾随东征军移居异乡，希腊一度从中获取厚利。但是随着海外移民经济自主意识抬头，脱离了对本土经济的依赖，希腊海外贸易便面临困境，并相反越发依赖于东方经济。此时，希腊化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出现东移。

       首先，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本土经济迎来复兴。随着希腊等外来移民增多，带来了大量新物种及耕作方法，加上统治当局对于农业的重视，希腊商人将商品货币经济因素与当地传统的经济结构相结合，使埃及成为当时地中海贸易的产原地，连王室作坊也加入到了国际市场。据史料记载，埃及商业影响已波及北非沿岸地带、爱琴海、小亚细亚、黑海、叙利亚、印度乃至东非沿岸，埃及政府及商人从中获利往往高达20％至30％。亚历山大里亚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最大经济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从希腊化时代开始被开拓完成一直到16世纪早期都是世界贸易的主流路线

        其次，希腊化时代初期，延续亚历山大帝国效应，各地奉行着统一的铸币，并借此打破了长期存在的经济壁垒，各地互通有无，形成纵横交错的商业流通网络，贸易越发国际化。来自西班牙的银、塞浦路斯的铜、黑海以及中国的铁、康沃尔(Cornwall)的锡、埃及和克里米亚的谷物、雅典的橄榄油、拜占庭的鱼、大马土革的李子、埃及的亚麻、中国的丝绸、米利都的木制品、印度的糖等1 1都在希腊化世界进行着广泛的交易。受到相对开放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部分落后的民族和地区逐渐被卷入到此时的国际经济大潮当中，推动了尤其是东方地区社会面貌的变化、经济发展，罗德岛、帕迦马、安条可等地成为新兴的商贸中心。传统的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变革，统治者适应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经济政策1 20希腊化世界的经济呈现出新特征：具有排他性13，出现了垄断、专卖现象i货币体系发达，物价比较平稳，粮食不再短缺14；国内、国际贸易非常发达，出现了“统一的经济共同体”15；王朝国王成为经济交往中重要角色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渐趋频繁的国际交往当中，贸易发展是极为不平衡的，地理环境因素成为当中较为显著的分水岭，像腓尼基，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托勒密和塞琉古争夺的重要区域，实则是贸易港口的争夺；像罗德岛，依靠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倚靠天然良港，成为希腊化时代早、中期重要的经济中心；而像马其顿，处于希腊化世界的北端，即便历代国王力主建立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愿望在罗马兵戈到来之时也未能实现：希腊城邦，由于人口的膨胀，土地资源有限，加上财富的渐趋集中，城邦经济渐趋衰亡，对外依赖性不断增加等。

        可见，伴随短期帝国的存在以及施政的延续，希腊化时代实现了一次经济在更广地域里的联合。相对封闭的独立经济实体，因为地域差异在此番联合中而出现了显著地分野。以征服史的眼光来看，历来统治集团在对新征服地管理上，通过转运搜刮的财富，来确保自身在地域内的经济优势，但类似的历史现象却没能在希腊化时代中看到。相反，那些具备资源基础的地域以及区位优势的新城邦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中心。而类似雅典等传统经济重心，则随着经济交流地域的扩大，统一货币流通的实现而丧失了谋取中间贸易差价的有利地位，俨然没落。因此，从一种自足到异地分工协作，经济上差异的形成似乎受制于某些客观条件，相应主观能动要素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减。

                                         图为塞硫西帝国建立者塞硫西一世发行的银币

         近代开始大量的希腊化时代的钱币的发现促成了今天较为完整的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尤其是诸多复杂的王国与王朝世系以及疆域范围等


三、文化较量的效应与实质 `Y-uN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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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汤因比将希腊文化向东方传播，称为是“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化时代”16，当然，这样的说法多少是颂扬希腊文化的立场。有学者认为，希腊文化之所以实现向东方的传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希腊在古风时代，本土文化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发展，希腊文化根植在城邦当中，依托亚历山大的东征，‘大量的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在兴建的东方城市中扰动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客观上促成希腊文化的有序性扩张。在这些希腊化的城市当中，希腊式神庙祭坛、议事厅堂、露天剧场、园林雕塑等公共建筑拔地而起，希腊语言、风俗习惯依托城邦传得很远，传统希腊学术理性，随着希腊的以及希腊化的知识分子的游学带到了东方。但是，三个世纪的希腊化时代，除了希腊一马其顿人以征服和统治的姿态，行销他们的希腊模式，在文化较量中，他们自己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移植与取代，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东方的宗教——先是犹太教，尔后是基督教——在希腊化的过程中间，传到了西方，进入了欧洲世界，为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历史进程起了某种预先的效应。

        考究希腊文化的输出，很重要的一笔就是关注希腊文化的来源问题。在胡长林《希腊文化之源以及其在欧洲的传播》17一文中指出，希腊文化的典型指代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时期，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文化，又被称为希腊古典文化。希腊文化的源头一般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希腊本土的原始文化，希腊传统神话和荷马史诗是当中的代表性成就；二是爱琴文化，作为欧洲文明的前奏，其典雅、细腻的特质得益于海洋的熏陶，在原始希腊人进驻以后，为之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

       使之摆脱了原始的蛮荒步入文明，希腊人不仅吸收文化成果，同时也继承了爱琴的世俗风格；其三是古老东方文化，在希腊文明之前，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等地就已经获得了丰硕成果，希腊人部分地借鉴吸收，从哲学到艺术，再到数学、天文、医学等，还有希腊文字，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之上创造出独立的希腊字母。可以说，希腊文化集结了当时东西方优秀成果，并得以完善，因而，当夹杂在军事扩张中的希腊文化要素与精神来到东方，文化交融还是得到一定程度地实现。

        从文化超越角度而言，希腊古典文化堪称奴隶制社会的典范，客观上而言，它超越了单一文化的时空概念，具备一定普世性意味，它的外溢实则可以看作寻求更大地域文化认同的动态过程。

       当然，希腊文化在面对同时代的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犹太、小亚细亚、波斯以及印度、中亚文化时，还是显示出了它单一文化的局限，因此文化碰撞也就再所难免。这个碰撞的中心，并非雅典、斯巴达之类的传统城邦，而是新建的希腊化城市。它一方面成为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输中心，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文化较量的阵地，而典型代表就是亚历山大里亚。据史料及考古发掘，亚历山大里亚是按照当时最为现代化的希腊城市模式规划的，全城分为五区， “以开头的五个希腊字母命名”18，居民分区聚族而居，因而城中既保有埃及文化，同时又有希腊文化、犹太文化、波斯文化等，形成诸种文化并存的局面，文化的较量在此呈现出的是一种相互渗透的多元格局。当时，诸多希腊化世界有名望的学者来此讲学、定居，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艺人也纷至沓来，各显才华，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巨匠和成就遂也多从此诞生。“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实测子午线的埃拉托色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著‘数学圣经’——《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物理学泰斗、发现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的阿基米德，还有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解剖家赫罗非拉斯：在文学方面，有伟大的诗人罗德岛阿波罗尼乌斯亚历山大里亚的卡里马科斯，以及田园诗——牧歌——的代表迪奥克里图斯。”1咽而人们把希腊化时代又称为“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这种我们看来的文化混融，推高了希腊化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

        著名的托勒密世界地图其影响力长达1000多年一直到大航海时代早期依旧是重要的参考.希腊化时代的远洋贸易
科技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康德说过，文明是看得见的，或者是作出来给人看的；文化是精神深处的。希腊化城市中文化的较量，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并在人们的观念深处获得发酵。相比起古典时代，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世界史的概念，这在波里比阿的<通史》中有过明确的阐述，各国的历史日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狭隘的城邦概念日渐消失，人类意识萌生，正如米南德说的“我们不叫任何一个君子为外邦人，我们都有共同的本性”20。

        文化较量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语言。当时，在希腊化世界中，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虽然有学者指出，希腊语多停留在社会上层的精英群体，对于占据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实则仍旧沿用着传统的地方性语言。但是这全然不可否认希腊语在当地的渗透，相关史料显示，在希腊化边缘地带，私人信件、税款收据、租赁合同等均为希腊文写就，当然，这也有学者考究，指出文件书信均出自职业公证人、书记员甚至于职业写手21。不可否认，希腊语的推广，加快了希腊文化在东方的传播，对于减少交往隔阂，实现经济交流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而对于埃及而言，原始象形文字虽然出现流变，但是直到希腊字母的进入，才使得埃及文字最终演变成科普特文22，虽然今天这种文字因为阿拉伯帝国的时期文字政策而没落并处于濒危边缘，但足以见识这种文化碰撞的痕迹。

       在文化较量的过程中间，东方文化汲取了希腊元素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传统希腊文化也在悄然改变着．希腊化世界文化交融的进程，便利了后希腊化时代罗马人的统治。罗马帝国得以存在和延续，一定程度上而言，希腊化时代的碰撞与融合功不可没。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个体的碰撞中，较量的方式是多元的，争夺双方虽非处于同等地位，但也未能实现取代关系。相反，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金字塔似的效应。从具体现象上而言，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是数量颇多的器物层面，代表各自文化的要素出现在彼此实际日常生活之中，而诸如语言、表达方式、思辨行为等则是潜移默化的，它们居于塔位较高的地带，数量上相对较少，并因历史的更迭而丧失了某些外化的依托。就地域上看，碰撞以新建城市为中心向周围递减，在偏远的山村中这种文化碰撞的痕迹便不是那么的明显了。从历史进程上看，碰撞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得不易被人们察觉，某些效应似乎并不再被人们所追溯到希腊化这样一个时代里去了。而透过这个金字塔的效应，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较量实际上是以人为主导的一种历史动态的过程，人们从简单接触异域文化，到异域文化本土化，体现出一种人的普世性的寻求和选择。

      希腊化帝国最终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亚洲人为主的帝国,图为塞硫西帝国晚期军队~希腊遗风+亚洲风格+更先进的罗马影响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说“希腊化”存在某种偏见，那么在具体历史事实上，至少我们可以给“希腊化”提出一种界定，即这种地域进程指向的双方是一种彼此影响的动态历史过程，而影响的双方在这个动态当中存有博弈，并不能够简单明了的说哪一者占据了上风，相反由于它的复杂性，使得地域进程中呈现出了类似金字塔的效应，而在这种博弈与分野的过程，实际上是民众寻求共通要素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大多数希腊人对希腊世界以外的民族文化抱有一种轻视态度，并称其为野蛮人，即使有亚历山大在试图改变希腊人这一看法，但是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这种态度无疑对亚历山大及其后的希腊化国家的统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也束缚了希腊文明的发展。

       实际上说的不对,这不是希腊人独有的毛病,罗马人,中国人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所有古代文明都是这样的.亚历山大遇到的阻力与其说是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蔑视不如说是马其顿贵族对于非马其顿人的敌视.亚历山大死后受到打击的又不仅仅是前波斯人和亚洲地方贵族比如奥克苏斯和波鲁斯.即使是非马其顿贵族出生的老臣一样位置不保.

       尼阿克斯的淡出~试图维持帝国统一的攸美尼斯被击败杀死~这两个人的事情很说明问题.亚历山大身前就在东征前后不断打压旧的马其顿贵族~这也是他死亡的阴谋论的一个原因.而当继业者战争打了几十年之后残存的继业者们都不得不依靠亚洲人来巩固自己的帝国.塞硫西一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亚历山大死后他是唯一没有抛弃当年迎娶的波斯妻子的将领,他突袭巴比伦得手~靠的不仅仅是和驻军的关系~还有他任巴比伦总督时候和当地人的情谊.

       托勒密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正宗的埃及法老,同时在后期开始将土著人纳入自己的军队.而有些希腊化国家王室本身则是没有什么马其顿甚至希腊血统的人,本都的立国者米特拉达梯一世就是波斯血统的人.邻国比提尼亚~卡帕多西亚~乃至后来的科马基尼都是波斯血统,亚洲的很多希腊化王国亦没有什么希腊系血统比如帕尔米拉阿迪贝亚妮这种.就是帕加马~其建立者阿塔罗斯一世也是一个来自希腊的非马其顿人.

        至于对于希腊文化的束缚~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城邦政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就衰退了.当时希腊本土有大量无家可归者、政治犯成为了雇佣军.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将这些人中很大部分带去了亚洲~负责驻守大批新建立的城市和要塞.
可以说反而是缓和了希腊本土的社会压力, 而希腊文明与亚洲各个文明结合的丰厚成果即使今天都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