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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以前的我很喜欢在当时还叫校内的人人网上写日志。我喜欢评价每一个抓人眼球的时事，陶醉在自以为“犀利”的文风中。后来我发现，我每一个日志的结尾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等等。任何一个小事，小至校园里一个风吹草动的小波澜都能跟这个国家的制度挂上钩。我开始迷惑的反问自己，这样的批评击中了核心吗？ 后来我发现，在网络中，在论坛里、微博上、豆瓣里，人们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喜欢将自己的不满和质疑指向更宏观的层面。每个人都沉迷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幻想之中：站在高高的审判台上对着每一个时事的当事人说：你错了！但是我不怪你，你所犯的错是有深层原因的：这个国家的制度、你所处的文化背景，或者你所受的教育是你所犯罪孽的根源。 我脑补了这样的场面，并不自觉的给高台上的人背后加了一道神环。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批判制高点啊，因为这样的批判永远不会有错：谁都不敢拍着胸脯说这些制度、文化和教育是百分百合理的。制度、文化和教育就像一个步履迟缓的缅甸战象，一边在战场上蹒跚前行，一边来自承受四面八方流箭散矢。对于躲在战壕中的箭手而言，这样的巨象一定是个极好的目标：巨大而迟缓，对它的攻击招致的反击却远在战场彼端。 可是这样的攻击真的有意义吗？制度、文化这些躺枪的因素真的是原罪吗？乔森潘说：应该把红色高棉政权放到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去评判,不能孤立地评价它；类似的，有纳粹说自己的行为是在希特勒和日耳曼主义气氛弥漫下做出的；侵华日军说自己是在天皇让他进入中国的；红小将说自己是当时的伟大领袖和畅销全国的红宝书在指引自己。总之，我犯了错，但是不是因为我主动的想去犯错，而是当时“制度”和“时代背景”让我去犯错。 批判者和辩护者都谈到了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是一个拿它做靶子，一个拿它作幌子。这真是一个懒惰而又狡猾的选择。制度和文化就好比空气，笼罩了每一个人却又无法被触摸。对它的批判不会招致任何反击反而会被认为见解深刻；利用它自我辩解能让人感同身受并博得广泛同情。这种做法将那些犯下罪恶的个体悄悄隐匿在制度、文化这样宏大的幌子之中，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自我，他们的挣扎和他们的丑恶都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和隐藏：这正是以前的我和现在的道德审判者们批判的盲区。 我深知一个个体在历史洪流背景中的渺小和无助，可是这并不能成为认为个体都是随波逐流者的理由。大的环境和个体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我们需要保持对制度、文化此类宏观环境的反思，可是我们更需要将视角下沉到每一个个体的内心。每一个作恶者的动机和行为根源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可能仅仅因为一碗泡面戳了室友的颈动脉，可能仅仅因为一句口角给室友的水杯洒了点药末。这一切跟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们是罪恶的，也是可怜的。如果将怒火泼向那些宏观而空洞无物的东西，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错过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视点：这些可怜的行凶者的内心。 我很讨厌那些张口闭口制度之类的人，就像讨厌过去的自己一样。这样的批判做法在我看来更像一种哗众取宠而非想去解决问题。我很不同意那些转发改变中国之类的说法，中国一直都在那里，你的转发只是徒增小秘书的工作量罢了：蚂蚁的牢骚永远不会被大象听见，即使是一窝蚂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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