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霞
青年学者张晖因急病而猝然离世，令人心痛。4月3日的“笔会”刊发张晖与早年好友的通信，细读之下，尤能体会作者对于学术的拳拳痴爱之情。在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今学术界，张晖身上所体现出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然境界尤其可贵。诚如笔会编辑所言：“藉此不仅看到一位学者养成的经历，更让人在欷歔之外，体会出一种星火之美、星火之力，唯愿社会与人心皆能善待之。”
但要这种善待在学术界达成共识，却不容易。近日在媒体读到一位学者的文章，文中列举不少例子，如36岁的张晖死于急性白血病、38岁的胡可心死于肝癌、32岁的萧亮死于心肌梗塞、37岁的张哲和60岁不到的邓正来死于胃癌……从而得出结论，这些学者的英年早逝，是他们忘我工作、过度疲劳的后果。不过此处先要存疑的却是，这些学者的英年早逝与他们的忘我工作或许存在相关性，但却难于证明其间存在着因果性。要知道，关于白血病、癌症或心肌梗塞之类的疾病，其发病因素存在多元性。其中个人的先天体质应该占更多比重，如今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或许也是重要的外在影响因素，甚至还不能排除不当医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当然个人生活方式也掺杂其中。这就是说，疾病的发生首先有其生理基础，身体疲劳顶多只是加重病情，而忘我工作也顶多只是拖延了治疗时机而已，但病情却早已蛰伏、只待伺机而动。如果说，生活方式谈不上是病症发生的主因，那么认为这些青年学者因为忘我工作以至过度疲劳而英年早逝，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描述，而是一种个人偏见。
但作者却从这种偏见出发，提醒当下的知识分子，要学会善待自己，悠着点使劲，以免把命搭上。然而，与这种生活观相对照的却是，从上述青年学者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当今社会难得的一种情操，这就是对于工作的执着追求。身处急功近利之风盛行的学术界，张晖本人的自述是“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亦正如胡可心去世前的遗言：如果再给我三年时间，让我把项目做完，我将死而无憾。尽管我们不忍、更不愿看到这样的悲剧果真出现，但我们依然会被这样的气节与追求所感动。或许正因为更多的人更愿意选择“好死不如赖活”这一生存方式，我们才会被“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胸怀所打动。若说世上会有一种东西令人肃然起敬，其中就有这种执着无悔的敬业精神或人生志向，这才是生活，而不只是活着。显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人都具有这样的志向，正如该文作者更愿意“以养生的方式工作，以闲逸的方式写作”，这样的人生观，就个人而言，无可厚非。然而，这仅是个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决不能强加于所有人。毕竟个人对己福祉的深切关心，要高于任何来自旁人的关切。自由主义者的底线正在于此，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除非这种生活方式会影响他人的利益。
不过作者的好意劝告似乎还有另一层目的，在他看来，如今不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其工作压力更多来自不合理的科研管理体制，比如为职称、岗位津贴和项目的申报而拼命工作，并且这种体制还过多地强调竞争，以至即便当这些学者已经拥有职称及稳定的收入时，依然要为出人头地而紧张工作。用作者的话来说，此种心态就是：迫不及待，急于求成，贪多务得，永不知足。因此而忘记了工作本来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忘记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也忘记了学术的使命和学者的责任。甚至由此猜测张晖的早逝，也是此种压力的牺牲品，“他本不该走得如此之早、如此之急，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以至有病未察，这固然是缘自他对研究治学的热忱，却也可能与他的心态有关。”多亏“笔会”刊发张晖的早年信札，读者因此而获悉张晖本人对此的态度，“现在搞学问的更多是渣子，非但不思考人性、现实问题，就连论文也写不好，只知道要求待遇如何如何，极为看不惯。”
或许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知天知地易，但要知人的动机，却难。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动机惟有神知。用康德哲学的话来说，动机之类的东西属于“物自体”，不在人的理性认识范围之内。但仅凭张晖等青年学者所取得的业绩，我们似乎更有把握推出这样的看法：他们的忘我投入更多是出自于对学术本身的热爱，这就足够矣。而当一个旁观者贸然推测他人（尤其是一位逝者，他再也不能用言语或行动为自己辩护）的动机时，那不仅是对逝者的冒犯，有失公允，更有失厚道。
再次强调，若有人从上述青年学者的早逝悲剧中悟出自己的人生哲理，那就是以淡泊平和的心态抵制世俗诱惑，不做竞争压力的牺牲品，这同样无可厚非，但底线却是，决不能因此而苛求逝者。
逝者已逝，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