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狱中上疏：“带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贼党侵扰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遭藉没家产，举家监禁之厄，臣心实有不甘。”
五，“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正月，胡宗宪兼任浙江巡抚事。这个时候蒋洲在汪直的帮助下，和日本山口、丰后二岛的岛主源义长、源义镇都达成了协议，日本归还被掠人口，并备方物入贡。胡宗宪以此事上奏朝廷，得到了支持，圣旨诏胡宗宪厚赉其使，使之还。
汪直经过两年和胡宗宪的接触，现在又得到了胡宗宪本人的正式保证，同时见到源义长、源义镇的使者被善待，因此开始慢慢打消了因为以前明政府官吏对他背信袭击而造成的不信任，同时也因为他自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互市，而不是为寇，于是在这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同年十月，汪直终于率领部分人马和贸易船队，前往浙江，而日本政府则派出的使者善妙等人，也一起搭乘汪直船队前来通贡互市，最后到达浙江岑港，汪直对胡宗宪说他此次的目的，依然还是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言不效徐海作俘囚，且欲一巡检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胡梅林行实》）
此刻即使是朝廷，对招安汪直一事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但对互市一事的态度，却还是模糊不清，因为胡宗宪在此前在将汪直事宜上奏后，得到兵部的回答是：“直等本编民，既称效顺，即当释兵。乃绝不言及，第求开市通贡，隐若属国然，其奸叵测。宜令督臣振扬国威，严加备御。移檄直等，俾剿除舟山诸贼巢以自明。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赉。”
而后汪直所部积极和明军配合，剿灭海盗、倭寇，于是“两浙倭渐平”，所以胡宗宪又继续上奏为汪直等人说话道：“贼首毛海峰自陈可愿还，一败倭寇于舟山，再败之沥表，又遣其党招谕各岛，相率效顺，乞加重赏。”（《明史》）
对这次的上奏，兵部则令胡宗宪便宜行事，所以才有了汪直的这次归还。可惜，其时朝中还有一派反对开互市的势力，譬如当时的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
由于上次徐海等人大规模入侵内陆的原因，“倭寇”名声实在太盛，时人闻有武装船队自日本复来，顿时大是惊恐，纷纷传言倭寇复犯：“是时，浙东西伤于倭暴，闻直等以倭船大至，则甚惧，竟言其不便。”（《明世宗实录》）这恰好为王本固等人提供了攻击的口实，谓“直等意不可测，纳之恐招侮”，而不少朝臣也有如惊弓之鸟，既未见战事复起，也全然不顾汪直等人此前协助剿灭倭寇的和其图谋被招安及互市的事实，就纷纷开始指责胡宗宪即将酿成大祸：“宗宪且酿东南大祸，而浙中文武将吏亦阴持两可。”（《皇明驭倭录》）因此各路兵马严阵以待。
虽然以汪直此前所为，对他列兵严防并无什么不对，但在胡宗宪经过两年努力即将招安他的关键时刻，这实在容易让汪直怀疑明官吏们准备再次对他背信弃义，利用完了他卸磨杀驴，鸟兽尽而烹走狗。
汪直因此派出毛海峰前去责问胡宗宪道：“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
胡宗宪虽然一再解释，但汪直始终不相信，于是胡宗贤又令被他软禁在府中的汪直儿子写书招之，汪直对此则直截了当地回信说道：“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
但汪直却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始终想能取得官方的互市许可。
所以最后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这个诱惑，决定冒险一试，为了安全，他要求胡宗宪派一人质为押。而胡宗宪也确实是没想要算计他，确实是想招安他这股东南沿海最大的船队为己用的，于是派汪直表弟方大忠、把总刘朝恩、陈光祖，指挥夏正、通判吴成器等人和毛海峰一起前往汪直的船队，并以指挥夏正为人质。胡宗宪又预先写了为汪直请赦免的上疏，并引毛海峰入其卧室让毛看见，所以当毛海峰在回去后告知了汪直这个情况后，汪直决定晋见胡宗宪面谈。
汪直终于只和叶碧川（宗满）、王清溪（汝贤）三人极少数随从，前去入谒胡宗宪。
胡宗宪因为确实真想招抚汪直和开放互市，所以对他们慰藉之至，又为了改善他们和反对派巡按御史王本固等人的关系，建议他们前去拜见王本固，汪直等人则慨然应承。
但是，意外发生了。他们三人一到杭州就被王本固下了大狱。
胡宗宪闻讯大惊，知道出了大事，因为毛海峰的船队还在那里停着，这是会引发严重后果的，所以急忙上疏为汪直分辨，一面为汪直说好话，一面降低要求，请求让汪直带罪立功，“俾戍海上，系番夷心”，希望能保住汪直，而王本固则固争之。
这个时候，外边突然纷纷谣传胡宗宪是接受了贿赂的才这样卖力为汪直分辨，同时弹劾他在当地横征暴敛，额外征收而侵扰百姓，要求朝廷清查：“ 浙、直、福建近因军兴，经费不敷，额外提编，以济一时之急。比以奉行非人，因公倍敛，民不堪命。今事势稍宁，正宜培植休息，别求生财之道。而督抚胡宗宪、阮鹗乃于加征、存留外，仍前提编。节年所费，漫无稽考。前南京御史慎蒙奏止提编，并请以军门钱粮岁给，差给事中清查。”（《皇明驭倭录》）。
胡宗宪对这样的局面始料不及，顿时陷入了困境，在丢乌纱帽乃至杀头的压力下，他最后和以前那些为了本身利益默许汪直互市的官员一样，终于“易词以闻”，同时展开了对汪直所部毛海峰等人的进攻。
于是，“直论死，碧川、清溪戍边”，汪直最后在系狱近二年后被杀。
汪直在死前于狱中曾有一份上疏，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一些正史不载的东西：
“带罪犯人汪直，即汪五峰，南直隶徽州府歙县民，奏为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事：窃臣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贼党侵扰情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遭藉没家产，举家监禁之厄，臣心实有不甘。连年倭贼犯边，为浙直等处患，皆贼众所掳奸民，反为响导，劫掠满载，致使来贼闻风仿效，纷至沓来，致成中国大患。旧年四月，贼船大小千余，盟誓复行深入，分途抢掠；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但其间先得渡者，已至中国地方，余党乘风顺流海上，南侵琉球，北掠高丽，后归聚本国萨摩州尚众。此臣拊心刻骨，欲插翅上达愚衷，请为说客游说诸国，自相禁治。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其犯中国之贼，大致出于沿海九州，其他十有二岛，臣已遍历，劝自约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臣料九州诸夷，经臣抚谕，必不敢仍请攻犯。臣当自五岛征兵剿灭，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之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粤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
其中“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他十有二岛，臣已遍历，劝自约束，今年夷船殆少至矣”，和陈可愿等人出使日本回来的汇报是相符合的，“幸我朝福德格天，海神默佑，反风阻滞，久泊食尽，遂劫本国五岛地方，纵烧庐舍，自相吞噬”、“臣当自五岛征兵剿灭，以夷攻夷”云云，也可证实他在五岛并不受倭人管制，乃是自为其政，并无附倭之事，而他协助浙江海道官员屡次剿灭海盗和倭寇，以及和胡宗宪合作，提前通报徐海和倭寇的入侵动向等事，都是消灭徐海等人以及倭寇的重要环节。
而最关键的是他最后在上疏中，很明显地还念念不忘希望明政府能够开放海禁，通商互市：“浙江定海外港，仍如粤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可见其一贯志向确实是在于此。
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闻其下狱后，一方面觉得因为自己轻信胡宗宪导致汪直被捕而大惭，一方面又为遭受欺骗而大怒，于是与谢和两人将人质夏正杀害分尸，并在舟山岑港和明军开战，但因力量悬殊而最后败退出海。
由于失去了汪直这个领头人而受到了惨重打击，汪直所部自此慢慢衰落，最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斩王直于杭城官巷口”。在临刑前，汪直要求与儿子见面，并把束发金簪交与其子，而后相拥而泣，既而伸颈受死。在他死后，他的妻、子被“没入成国公家，至今子孙尚在不绝。”
他在临刑前唯一的公开遗言，则是长叹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果然，他这临刑前的预言，在他死后很快得到了应验。
六，倭寇的消灭和开放海禁
倭寇的活动并没有如明政府一些官吏们所想象的那样，因为汪直这个“倭寇”头目的被杀被消弭下去，而是在汪直死后慢慢地达到了高峰，渐渐地频繁出现数万人的大规模入寇。并且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从江苏、浙江蔓延到福建、广东，大约在嘉靖四十年前后最为猖獗规模也最大，一直到隆庆年间才渐渐被荡平。
《明史》：“逾年，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十一月，贼扬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警闻矣。至四十年，浙东、江北诸寇以次平。宗宪寻坐罪被逮。明年十一月陷兴化府，大杀掠，移据平海卫不去。初，倭之犯浙江也，破州县卫所城以百数，然未有破府城者。至是，远近震动。”
其实，汪直本人自始至终就一直在谋求开禁互市，他之所以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单身入见，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之前给其子的书信中说：“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这充分说明他是知道入内陆晋见之凶险的，但最后他还是单身晋见的原因，一是他信任胡宗宪，二也可算有一种江湖豪气吧，他很清楚自己并非是沿海倭害的根源，也不是倭寇。而且如果招安了他，那和倭寇在海上是完全可以拼一番的，也可以和日本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协议以共同遏制倭寇。而如果他死，以明朝大小官吏的心态，是不可能和日本政府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的，且明军的海上力量，此刻也还不足以对倭寇进行致命打击。
汪直的死因，在于他一生都没明白他所得到的那些通商互市的承诺，包括胡宗宪的保证和承诺，都只是明朝地方官吏的私人承诺，是为了利用他的实力去谋求他们自己利益而给出的没有任何效力的空话，而不是明政府对他的承诺。
这是汪直这个海商所不明白的官场规则，也是他的悲剧原因所在。
胡宗宪显然不是一位纯臣，他会阿谀权臣奸臣和皇帝，也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牺牲因为信任他而把身家性命都交付给他的人，但是他又确实是一位非常务实又极有才干的官吏，平定东南沿海的倭寇，他功不可没，而他采取的各项措施，是也历任官吏中最有效的。不过他最终是死在狱中的，而罪名则是他阿谀严嵩，并且因此牵连出此前弹劾他的肇启浙江和福建一带倭乱的问题。可实际上如果当初依照他的方案招安了汪直，只怕未必有此后的倭寇大乱，这个罪名让他去戴，实在很有些讽刺意味。如谈迁所说：“胡宗宪许王（汪）直以不死，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汪）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国榷》）
抗倭寇名将俞大猷在此前，也曾经被胡宗宪弹劾而下狱，最后赖着陆炳去贿赂了“通倭奸臣”严世蕃才得以脱出，之后到隆庆年间，东南沿海的倭乱才在他和戚继光的手中被大部荡平，得以稍稍安定。俞大猷和戚继光，还有卢镗、汤克宽等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尽职的英雄和军人之一，在他们的职位上忠诚地捍卫着国家和百姓，尽己所能贯彻政府给予他们的命令和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是英雄，真正的英雄。
而如朱纨，在我看来一样是位气节之士。他的理想是保境安民，他的政治主张则是“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复”，最后他以生命的代价表达了他对自己信念的坚定。在我看来，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以及正确与否，他都值得我去尊敬。
关于倭寇和海商，杨国桢先生曾经《崇武城卫与明代海防》中说：“我们承认倭患时期并发的‘海贼’活动，是厉行海禁政策影响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产物。但是，‘海贼’的起事只是为生活所逼铤而走险，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更没有提出过要求开放海禁的口号，因而把他们活动的性质一概归于反海禁斗争，加以肯定和赞扬，是欠妥的。”
杨先生在这里显然忽略了以汪直为首的海商集团，是一直在要求“通商互市”的事实的，而实际上也正是在汪直死后，倭寇和海盗才开始真正达到了活动高峰。
究其变化的原因，不外是因为海商代表人物汪直的死，让中、外海商们认识到，互市和通商只是一个梦想，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于是他们这些人的出路没有了，无论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永远只能是“寇”，所以就此真正地沦为了海盗。他们和汪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很少有人和汪直一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汪直始终在寻求着合法“通商互市”的可能，哪怕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并且在最后以自己生命做了一次彻底的赌博。
不过，在“片板不许入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前，汪直输得血本无归。
汪直死后的第七年，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漳州知府唐九德在月港设县治的提议，得到了明中央政府的批准，并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在月港设海澄县。同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民间通海贸易，但拒绝与日本贸易，也终于得到批准。
于是自此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海澄的月港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出海通商进行海外贸易港口。而江南也一直是明朝最富庶的地方，并且少有大规模的叛乱，“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非复市舶，无以塞日后之乱源”这些当时支持开放海禁的人说过话，最后通过事实得到了检验，并被证实是正确的。
在我国的历代官方史书中，对敢于以武力对抗政府者，一概都是冠以“匪”、“寇”、“奸”等一类名号的，譬如明朝的唐赛儿、李自成等人，个个都莫非“盗”“寇”，而对他们给民间带来的“祸害”以及如烧杀抢掠如何“残暴”的记载，也是违错章灼比比皆是，可当以今天的目光去掉了这些词后，再回过头去看待他们，乃至于汪直一类人，又会看到些什么，应该是当前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很长时间内都一直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对汪直这个人的评价，我想也许现在还不可能达成一致，去给他下一个定论，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个一致的定论。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象个万花筒，只要稍微变化一下角度，就可以看见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