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大师—篆书—蒋维崧金文书法欣赏
蒋维崧
当代金文书法大师
(1915-2006)
学艺同辉与时俱进
——蒋维崧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滋养艺品，以其渊博卓荦的学问、典雅俊逸的书法和深蕴古穆的篆刻艺术，深受当代广大中青年书法家的尊敬和爱戴。
蒋维崧是学者，书法原是他的业余爱好。然而他持之以恒，７０年如一日，博览历代碑刻法帖，精研商周钟鼎彝器，终于成功地“在清代以来诸家之外别出心裁地书写出当代一种融古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书法”（《中华书局编辑部》）。他的篆书，线条清丽生动，笔意质朴洗练，既有殷周铭文那种质朴、圆润、雄浑、厚重的金石气，又展现出一种清新、流畅的勃勃生机。庄重规整的结体和雍容迂徐的笔意，巧妙地体现了商周金文的神韵——秀逸而又凝重。他的行草书，师法晋唐，根植二王，而又转益多师，神清骨秀，如行云流水，飘逸峻拔，筋骨老健，自具风神。他平日深居简出、淡薄名利、襟怀坦荡、作风严谨，故形成了他内涵深邃、健康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成功地处理了一些辩证关系，巧妙地将刚与柔、润与燥、深沉与轻盈有机地统一起来，字形简约而有法度、挺劲中露秀雅，结构平正中见流动、峻峭中透骨力，率真自然，典雅清正，以浓郁的书卷气，给人以朴实畅美的艺术享受。
书法是我国的国粹，是民族艺术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隅。如何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培养和成就高层次的书法人才；如何进行书法创新，正确导引时代书法创作风气，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有意义。去年春，在山东大学招收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时，蒋维崧坚持将书法专业放在文学院，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书法人才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培养比较合适。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现实中的例子很多很多。”这几句深入浅出且意味深长的话，表明了他不凡的学术观点和艺术见地。关于书法的继承和创新，他讲得好：“艺术总是要创新的，这一点我们同‘创新派’没有矛盾，问题是怎么创新。有人认为，创新就得来个面目全非，把一切旧的推倒重来，有人实在无计可施，就搞丑、怪、狂、野，这是自毁传统，自毁艺术。”他还说：“艺术的出新，并不是要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他７０年如一日艰苦探索，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正确的、科学的创新道路。从其书法、篆刻集中可见，无论是他那“源于商周，高于商周”（徐超《高标独立，古籀重辉》）的金文临作，还是他“在清代以来诸家之外别出心裁地书写出当代一种融古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书法”，以及其“章法高雅脱俗、刀法流畅洗练”（《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篆刻艺术都充分说明：他是时时注意并坚持创新的。（附图为蒋维崧书法篆刻作品）
无时不在学问中
——访蒋维崧先生
齐鲁晚报记者 霍晓蕙/文 陈文进/摄影
陆游诗 行书 蒋维崧
孔子《论语》句 金文 蒋维崧
轻研古墨写新章
——读《蒋维崧书法集》
□ 刘广东 常诚 来源：CCTV.COM
山东大学蒋维崧教授90华诞之际，中华书局出版了《蒋维崧书法集》，作为蒋先生的学生，我们“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了。
这批作品大部分为蒋先生的新近创作，轻轻翻开，静美儒雅、洒脱委和的气韵扑面而来。我们有幸目睹了其中一些作品的创作过程，始终有一种淡雅清丽的感受，整个心灵处于博大的静渊之中，雅致、散逸、流落的趣味如古筝独奏一般，很让人陶醉。在我们看来，蒋先生的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种谴兴抒怀之作，是一种没有书法创作意识的书写。看着蒋先生轻捻毛笔，心无挂碍，任情恣性，高情深致、学问情操，一寓于此，那种神游晋唐的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那种不染半点世俗尘埃的“风行雨散，润色开花”，那种飘然而至的书卷清香，都使人迷恋不已。
今年9月，欧阳中石先生回故乡山东，在济南看望了比他年长13岁的蒋维崧先生，两位老人相晤十分欢快。欧阳先生得见蒋先生的行书长卷苏东坡诗，赞不绝口，带回寓所后，在此卷引首上写下了“文德翰彩，光及北辰”八个大字。蒋先生的书法早年多作行书，他的行书妙在能糅合个人的性情和笔墨，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自然意态，那种轻松惬意写来的笔底风光是魏晋风度的一脉传承，是“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对作品集中的行书作品仔细读来，我们可以发现笔情墨趣一任天机流衍，丝毫没有鼓努造作之处，那是“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似的对生命与艺术状态的喜悦，是“偶然把笔山窗下，古树苍烟在眼前”
那样的古雅之风飘然而至。
到了老年，蒋先生书写金文比较多，这与他的古文字研究密不可分。很多人提起蒋先生首先想到他是书法家，其实蒋先生的本色是学者。很多人不知，蒋先生写字是经常要人提醒、催促才去动笔的。这些年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蒋先生只好从命式地写下一些字。蒋先生执心清冲，矢志学问，从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在中国传统学问里浸淫70余年。数十年孤月清灯下磨炼出来的治学功夫和精心爬疏的研究成果，在书法创作中有很好的表现。蒋先生说：“书法篆刻都离不开学问。一开始还看不出来，后来就越来越会感到，没有传统的国学基础，就再也上不去了。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的字，而不能步入艺术的殿堂，正缘此也。”古来善书者，无一不是好学深思之士，其所领悟形之笔画，无不在刚柔、开合、虚实之间求得谐调之美。蒋先生学具灵慧，高著眼光，学问游内，翰墨游外，所见者博，所取者精。他的书法面貌在八十岁后又有很大变化，由严谨细腻而趋于自由活泼、筋骨柔和，越发有着抒情达意的妙用。看蒋先生挥毫，情驰神怡之际兴象万端奔赴笔下，优游惬意、翰墨淋漓之间便臻于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的佳境，让人感到内含刚特却能柔而莫渎，其形端俨而其势飞动，铁为肢体，于苍劲中极饶古浑之致；意若长风，便能思接千载，风流骏快。
一切艺术贵乎表现出时代精神和作者个性，这些精神和个性能适当地发挥，正可以构成未来传统的一部分。在谈到艺术创新时，蒋先生说：“艺术总是要创新的，这一点我们同‘创新派’没什么区别，问题是怎么创新。有人认为，创新就得来个面目全非，把一切旧的推倒重来。有人实在无计可施，就搞丑、怪、狂、野，这是自毁传统，自毁艺术。”他又说：“艺术的出新，重要的是要根据现在的眼光和现今的材料，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探索，并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
蒋先生处世、治学、为艺的原则都是不自欺、不欺人，他的书学主张如此，书法创作也是如此。他的书法雅正有度，文而不野，新在既能沉潜于对传统的综合而又不乏艺术的遐思上，高明之处在于不仅能于细微之处表达自我风神，更能在神韵、风采、器宇上把握了总体效果的高格调、高境界，增损古法，裁成今体，不泥于古，不背乎今，那种满卷书香、一缕清韵的恬美庄重的意境，那种“花明柳媚、月朗风清”的高洁清新气息，正是在传统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美学特征和个性风采，同时也是一种人格本色。蒋先生曾经跟我们谈到：“我从来没有刻意设想过自己的书法要变成个什么面目，回过头看看自己的东西，总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只是在自然而然中产生的。”他的老朋友黄苗子先生曾特别谈道：“决定自己命运和艺术成就的总体——个性或性格，是变不了的。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峻斋（蒋维崧字峻斋）的金文、隶书、行楷，都使人感到风华高洁，通体布局，如大将临军，行伍整肃，而逐字则跳宕多姿，变化从心，别饶风骨。”
蒋先生一向以道德、学问为立世之本，游尘不到，潜心学问，一副渊儒硕学风范。黄苗子先生说：“我初识峻斋，朋友便交口称誉，说峻斋人品、学问、风度都如六朝人所谓‘朗朗如玉山上行’的。”读蒋先生的书法作品集，除感受笔情墨趣外，我们也读出了蒋先生学识的深度、人生的气度、修养的高度，诸多感受愿与各位朋友一起细细品味。
蒋维崧的书法艺术
徐超
清人张之屏说；作字如论史，必须有才、学、识，并认为尤须有“不震于大名，不囿于风尚”的高眼光，故“三者之中，识为尤要”(《书法真拴.谈屑》)。百年书坛，风气更迭，名家擅场，王霸杂出，一时难与评说。而“不震于大名，不囿于风尚”，卓荦独立，以自成一家气格者，亦代有其人。当代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蒋维崧教授便是其一。
蒋维崧，字峻斋，一九一五年生于江苏常孙。一九三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大学助教、广西大学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研究所副所长。曾兼任中国训话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等职。现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如果把蒋维崧先生的艺术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前期成果应以篆刻和行书为主。后期则以金文书法为主。
先生系统进行艺术研究，应从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选修乔大壮先生书法、篆刻课程开始，时在一九三六年。因为先生有早年书法、篆刻的基础，所以，一经乔先生指点，技艺就突飞猛进，不久便成了乔先生最得意的弟子。先生的篆刻成绩引起全校师生的注目，当时任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先生也赞赏不已，并请先生刻印。一九三九年，潘伯鹰先生介绍为章士钊先生刻印，章曾以“作者篆刻擅巴蜀”的诗句给予赞扬。后来印艺益进，文化名流求治印者不期而至，声名由此远播。
先生治印，历来求精、求雅、求巧，而不求多。即追求格调的高雅，构思的巧妙，刀法、线条和整个印面的精致，而且一以贯之数十年。
先生治印明显接受了乔大壮先生的艺术主张，但在保持乔派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探索。比如爱取大篆古籀入印，是乔先生篆刻的一大特色，但由于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越来越丰富，加上蒋先生长期从事文字学研究，又特别喜欢和擅长金文书法，所以他在引金文入印方面做得更加自觉。
关于推陈出新，我们最好能结合他的艺术见解来略加说明。先生曾经对笔者说过：“艺术的出新，并不是要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许多人把创作的调子唱得太高，以为一定要搞出个面目全非来才是新，结果只好从丑、怪里找出路，走上了邪路。”
又说：“中国诗文里有用典故的习惯。用典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历史的联想。我们刻印也要在旧面目上增加一些新东西，让人对古代艺术形式产生联想，从而赋予旧有艺术新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这一点也可以用先生的行书来说明。先生写行书，最重“行”的节奏和韵律，所以他的运笔，行止合度，不激不厉，不飘不滞，一任天机流衍，丝毫没有故作夸饰的地方。作品喜欢字字独立，不枝不蔓，却又笔笔呼应，顾盼有情，形断意连，略无挂碍。用墨喜和润，用笔取含蓄，故其书清婉多姿，温润可人，其文人书卷气息溢于字里行间，谦谦君子风度跃然楮墨之上。
我读先生的行书，有时觉得并不是欣赏一幅艺术品，而是接受一种道德洗礼，油然而生“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联想和慨叹，从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先生的行书成就当然与他的学习历程密切有关。先生早年写楷书，由褚遂良、虞世南入手，多参行意。由此入行，不仅基础扎实，而且过渡十分自然。由此远寻二王法，近师沈尹老，终成一家面目。
赵宦光说：“入门正，骨始生；师友直，学始立。”(《寒山帚谈·学力》)先生早窥名家门户，复受名师规箴，则骨生学立，似乎必有大成矣。可赵宦光接着还有一句话，说：“若但委之血肉之骨，乃是古障；任己孤陋寡闻，乃是死魔。”说得真是精彩极了。东坡论作字之法，以为“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正是此理。先生学书的时代，碑风已是强弯之末，冷静的书家早已觉察到一味尊碑所带来的弊端。
先生就曾经对笔者说过：“北碑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对你也许无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它使用的工具和材料都是柔性的，书法就要适应和发扬这种柔性性能；作为一种书体，行书又最讲究流利。所以，融北碑人行书是难以和谐的。这就象诗歌讲究情调、意境一样，你用北碑风格去写王维的诗就很别扭。”他又说：“写行书讲究抑扬顿挫。怎么讲究呢?打个比方说：一个人朗诵诗，听他朗诵的语气和节奏，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首诗理解不理解了。这就是说，写行书不仅要有适合写行书的文辞，还要有适合写行书的运笔方式和节奏，而且，这种节奏还要与书写的具体内容相一致。”
听了这两段话再来看先生的行书作品，探讨先生的艺术追求，就能别有会心了。所以我说，入门正，师友直，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艺术乃是自我人格和审美情趣的载体。食桑而吐者丝，采花而酿者蜜。师古之得法，博采之用心，贵在知善恶，辨雅俗，有自我。否则，生吞活剥。不知去取，败笔效颦，求古戾古，何足道哉。张之屏说过：“我辈幸生于古人后，得古人为锤炉，借古人以攻错，苟有美质，加以洗炼，以垂嘉誉，以壮国光，岂非快事哉!”(《书法真拴·绪言》)我觉得先生正是这段话的躬行者。
蒋先生在篆刻和行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应该大书一笔的还要数他的金文书法艺术。纵观“金文时代”以后的金文书法史，我们可以看到，金文书法风格主要有三种明显的分野：一类是追求工稳的，大致以线条平匀、结体工整为基本特征，这一类作品为最多；另外两种，一类是追求“金石气”的，多以枯笔、颤笔、方折顿挫等笔法表现；一类是追求“行草意”的，如写行草，随体洁拙。
这二类作品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甚至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但由于整个社会从事金文书法艺术实践的时间不长，同隶、楷、行、草等书体相比，其总体水平就显得相对落后了。如第一类，作者在书写时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篆笔法，线条平均，结体和章法都过分整饬，很难用笔墨表现书家个性。后两类显然是受邓石如以来碑风的启发和影响，硬是用毛笔、水墨、宣纸等柔性材料去表现刻铸工艺中的“金石气”——甚至还要加上“泐损气”，如果表现手法不当，难免弄巧成拙。
用“行草意”写金文，自无不可，但如过于粗率，则与金文庄严、静穆和雍容华贵就显得很不和谐。窃以为金文书法的推陈出新虽有多途，但主要着眼点不应放在外部形式上，特别是不应简单地在线条和笔墨上做作，在结体上动手术。而是要在“内修”上下功夫，即追求线条质量、笔墨质量、结体上的精构和巧妙变化，在笔墨情趣、神采韵味、在这些方面，清代至近现代书家也多有建树，代有其人，而蒋先生则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见到的“金文”是书写后经过刻模、浇铸等复杂工艺过程和长期风化、锈蚀、泐损后显现在青铜器上的作品，临摹和创作金文作品，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简单地“恢复”和“再现”刻铸品上的金文，而是要求书写者站在今天的学术高度和艺术高度去认识、解读那些刻铸品，然后再用自己的综合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去“重塑”和“创作”。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书写者的上述综合素质。把蒋先生的金文临摹品和用金文书体创作的书法作品同原金文拓印品作比较，同“金文时代”以后的历代金文书法作品做比较，深感其中的一些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
首先，先生的作品丰富了线条变化和笔墨情趣，表现了书卷气。书法是笔墨线条的艺术。书法的神韵、情感、趣味、层次感、立体感、律动感、生命力、书卷气、明暗动静变化等等艺术因素，主要靠线条和墨韵来体现。如果说线条是书法艺术的生命的话，那么，水墨则是书法艺术生命体的血肉。先生写金文，一改金文拓印品和前人作品中一些过于纤弱、臃肿或板滞的线条，代之以强健、隽季和灵动；对于过于严整等宽的线条，则增加了粗细变化；弱化肥笔，缩小了肥瘦悬殊；弱化方折，增加了圆转变化。这也是改“刻铸”和“笔墨”之后的必然趋势。
用墨方面，先生讲究和润。一般人用他调制的墨来写字，也许难得理想的效果；而先生则靠超凡的控墨能力，运笔果断爽利，擒纵有致，加上轻重、徐疾、提按的变化。写出的线条沉着痛快，流走自如、多彩多姿，把阴柔和阳刚、筋骨和血肉、形质和性情、飞白和墨晕、笔的弹力和墨的张力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充满金石气息的刻铸品、拓印品写成了洋溢书卷气息的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从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其次，先生的作品调整了字的结体和章法。先生的临摹功夫罕有其匹，下笔如有神，形态毕肖，但如果遇到原拓本中字的线条或部件有明显夺衍、变形、借位等情况，先生都要参考不同器铭中相同的字加以修正，使之更符合历史和艺术的真实，更臻完美。而用金文组词成句的作品，先生则注意根据总体的需要，在结体上增加一些参差错落、俯仰欹侧等细微变化，以奇正变化之势丰富字形，增加动感。在大章法上，则改变以前限于一器之内的有限天地进行布自的方法，而是适应宣纸书写和室内悬挂等需要，灵活安排章法。
研究蒋先生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笔者深深感到自己私心推崇和追求的“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的治艺准则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天衣无缝地体现。面对先生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个人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艺术思想，从而也了解他艺术追求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惊人的和谐。那就是他那严谨、静穆的金文，心气和平的行书，庄峻有法的小篆，淳朴古淡的隶书，神清骨秀的篆刻，同他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人格精神，高古超迈的胸襟情怀，博闻卓见的学养学识，科学、缜密的治学态度，甚至同他温雅、谦和的步履神态和骏骨逸情等，都达到了高度地和谐统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蒋维崧先生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金文屈原《楚辞.九章》句 纵136cm 横68cm
金文管子语
金文屈原《楚辞.九章》句
临金文书轴
行书孟浩然诗《李氏园林卧疾》 纵95cm 横36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