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勇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通过考察山涛、王昶、钟会的相关行迹，合以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及当时的交游背景和历史环境，笔者力申嵇康卒于景元三年说。
关键词：嵇康；卒年
竹林七贤 不仅遥相呼应建安七子，而且把魏晋风度推向高潮。作为七贤的领衔人物之一，嵇康的死因和卒年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其死因，据《魏志》及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文选集注》引公孙罗《文选钞》、《文选》李善注、《太平御览》等所引，晋人的记载已有十余条，大抵有三：钟会的进谗；吕安事件；《与山巨源绝交书》触怒了司马氏。其实，嵇康死因与其卒年有很大的关系，欲考辨其死因，先要考辨其卒年。
嵇康卒年，现存史料记载大多语焉不详：《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云：“至景元中，坐事诛。”生卒年、年寿皆未提；《晋书?嵇康传》仅一句：“时年四十。”另裴松之云干宝《晋纪》中明确记载嵇康卒于正元二年，不过，他紧接着做了详细有力的辨证，推翻此说，在此不复论及。景元年号始于公元260年夏六月，终于公元264年五月，历代学者综合同时代其他传记和资料，得出了景元三年和景元四年两说，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八、元代白梃《湛渊静语》卷二、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近人童强《嵇康评传》等赞成前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主张后说。李剑国先生后又提出景元五年的新说，被沈玉成等反驳。 其实，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哪种说法更合理就在于其逻辑和推论是否更严密。笔者持景元三年说，并在本论文中提供新的资料来佐证。
《晋书?钟会传》记载：“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景元三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细揣文意，此言嵇康死于钟会任司隶校尉时，即下限是景元三年冬。而司隶校尉的上一任是王祥，卸任在景元元年十二月。 因此，嵇康之死的上限是景元二年。钟会直接参与过嵇吕案件的处理，这是有其他旁证的。如《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引孙盛《魏晋春秋》：“（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另外，据《晋书?职官志》看，司隶校尉之职主要在于治狱，所以这条材料很可靠。
《晋书?嵇康传》云：“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嵇康所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云：“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此绝交书中又写到：“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而《晋书?嵇绍传》记载：“绍十岁而孤。” 《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注：“按涛行状，涛除吏部郎景元二年耳。”从材料推理，山涛是景元二年任官，那么绝交书作于景元二年，而那年嵇绍八岁，十岁成为孤儿，那么嵇康卒年应在景元四年。
最关键的问题是山涛何年任吏部郎（即选官），因为它是引起现今所有说法都自相矛盾的最根本原因。裴松之言之凿凿地说：“按涛行状，涛除吏部郎景元二年耳。”但是，《山涛行状》一书已佚，后人无从复查。然据《晋书?山涛传》：“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虽然看不到山涛是何年任吏部郎的，但是审读《三国志?徐胡二王传第二十七》：“毋丘俭、文钦作乱，（昶）引兵据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侯，进位骠骑将军。” “诸葛诞反……（昶）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昶）甘露四年薨”毋丘俭起兵是在正元二年正月乙丑，即公元255年，至闰月甲辰两人均被死于非命，王昶于该年夏四月甲戌任骠骑将军；（甘露）三年春二月，（即公元258年）大将军司马文王陷寿春城，斩诸葛诞。辛卯，大论淮南之功，封爵行赏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满打满算，山涛任王昶的从事中郎三年又四月，公元258年王昶迁为司空，山涛可能就处于散闲状态了。“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增封二郡，并前满十，加九锡之礼，一如前（奏）；诸群从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赐钱千万，帛万匹，文王固让乃止。” 诛曹爽，灭李丰，废曹芳，败俭钦、除诸葛诞，经过消除一批批异己势力后，司马氏已完全掌握了政权，此时，他想起用信得过的人，“与宣穆后有中表亲”的山涛自然是考虑的对象，从而提议安排山涛任尚书吏部郎，山涛推荐嵇康，未成，到景元元年秋七月，山涛应该已经上任了，所以嵇康说“事虽未行”。按康之形迹，甘露三年从河东学道而反，甘露四年在洛阳写石经，甘露五年或景元元年才回到山阳，得以和子都（吕安）讨论山涛代举自己的事，于同一年写下答书。
如上所述，山涛除吏部郎实在景元元年，康之死应在景元三年，正好吻合嵇康死于钟会任司隶校尉这一条记载。
景元四年说的另一证据是干宝《晋纪》云吕巽于相国掾上陷害其弟及康。司马昭是在景元四年十月受相国位的，那么吕安自然不能在景元三年诬陷嵇康。先不论裴松之是如何数次痛批讥笑《晋纪》一书的谬误，假定此记载属实，却有悖于情理。据《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八五《赵至与嵇茂齐书》注引公孙罗文选钞引晋纪：“康有潜遁之志，不能披褐怀玉，……巽丑恶发露，巽病之，反告安谤己，巽善钟会，有宠于太祖，遂徙安边郡。安还书与康，其中 云‘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虎啼六合。……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矣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吕巽事败，吕安病之，巽反告，太祖徙安，安康问答，追收下狱，康义心据争，最后刑于东市，这么多复杂的环节，断不可于短短三个月内解决。况且这条材料就只在《晋纪》被提及，所以不足为信。
另外，从竹林七贤的行迹来考察，也可以增加景元三年说的可信度。首先，根据杨慎《丹铅录》辨析，到《四库全书》加以证实，嵇康卒于阮籍前，《晋书?阮籍传》载籍卒于景元四年冬。嵇阮感情深厚，嵇康死后一年多，阮籍就会写很多怀友之作，验之其《拟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二十三：“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鳐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其六十四：“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等作，可以看出阮籍述说的那种锥心的失友之痛。设想，倘若，嵇阮死于同一年，阮籍何来那么多时间写这么多悼念的作品？其次，据《晋书?山涛传》：“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时已是大将军从事中郎的山涛在景元五年又被委以镇守大本营的重任，可见，景元四、五年，他是非常被司马昭器重的。如果嵇康死于景元四年，连三千太学生都为他请命，为什么受如此器重的山涛却没为好友做只言片语的辩护呢？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因为山涛与嵇康的感情并没有因绝交书而破裂，后嵇康托孤一事为力证。除非，嵇康死于山涛仍被司马昭试探的景元三年，才能解开这个迷惑。在那战乱不断，新旧政权交替的阶段，很多名士都死于非命。山涛年届四十才得以步入仕途，中间又遭弃置，司马昭并非完全信任他，为了避嫌，他只能对此保持缄默。
综上所述，在没有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前，笔者认为嵇康卒于景元三年是最可靠的说法。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等. 晋书.北京： 中华书局，1974.
2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萧统编; 李善注.文选. 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戴明扬. 嵇康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作者信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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