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大于过”逻辑的可悲之处在于，忽略了法院执掌公平、维护正义的职能使命。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公民权利的生命线。
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称，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完全根除。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
要充分理解这里的“功大于过”，很有必要把“功”和“过”拆开。说到的“功”，大概是因为原审判法院留住了浙江张氏叔侄的命。当初，浙江省高院在肯定了杭州市中院一审时采信的几乎全部“犯罪事实”之后，对于曾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重新犯罪”“依法应当从重处罚”的“累犯”张辉，将其改判死缓，因为“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张辉尚不属于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罪犯。”
这里谈到的“过”，则是因为二审法院对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物证，即死者指甲中的混合DNA鉴定结论视若无睹，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这种选择性“糊涂”的结果是，张高平、张辉叔侄被送往新疆监狱服刑，白白蒙受了10年冤屈。
如果沿着“生命高于一切”“蒙冤十年毕竟青山在”的逻辑来推断，不难得出“功”要大于“过”的结论。然而，这种逻辑的可悲之处在于，忽略了法院执掌公平、维护正义的职能使命。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公民权利的生命线。在正义天平上，倾斜0.1度，对于公民而言，都是一种不公平，对于法院而言，则是显然的不称职。
在已造成了冤假错案的前提下，宣称“功大于过”，急于“盖棺定论”或“树碑立传”，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而在当前情形下，以大法官身份声明审判法院“功大于过”，还容易造成一种错误导向，不利于纠正审判实践中“忽视物证”“信奉口供”“逢迎民意”等偏向，进而为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发生，继续铺平“温床”，创造条件。
诚然，排除冤假错案，作出正确的审判结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基于人性的劣根性，观察能力、科技等的局限性，人们对于事实真相的探索和挖掘，并不能达致尽善尽美的境地，但这并不代表着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从立法上看需要健全法律，从司法审判者的角度看，则需要不断反省，认清不足，防范未然，以无愧于身披的法袍，手执的天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