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谬误指的是在逻辑结构中发生的错误，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不同有效形式的论证中，而割裂或省略是将我们从此处带往彼处的唯一途径。简单来说，这种谬误的发生，是因为一连串的推理链本身有缺陷。 相对而言，非形式谬误则是使用了有效推理，但其陈述却缺乏足够的价值作为依据。它们有可能是语言上的问题，比如在语言中出现模棱两可的状况，也有可能是关联谬误，比如论证中省略了必要部分，或是允许无关的因素影响了结论，又或是容许无根据的假定改变结论。
虽然书名在卖萌，内容不够有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有用。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谬误常识
思想家约翰?穆勒说过，一种完备的论证哲学应该既包括好论证的理论，也包括坏论证的理论。坏论证即是谬误（fallacies）。所谓“坏”，指违反论证的合理性标准（主要是逻辑的规范），论说者提出的论证未能为某一主张的可接受性提供充分支持。如果说谬误也许是逻辑无知者的无心之过，那么，诡辩（sophism）则是精心算计和蓄谋的陷阱。谬误和诡辩的蒙蔽性与复杂性源于它们貌似有理的外表。所以，谬误分析和逻辑学的始祖亚里士多德将其称为“表面的论证”或“假冒的论证”。任何一种有力的谬误分析，都要全力以赴戳穿此类伪装或面具。这种揭示真相、暴露谬误的能力是逻辑能力或更一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体现。今天，在世界各地大学通识教育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中，谬误分析是基本组成部分，甚至作为一种逻辑教学法。论辩理论家认为，某种规范性论辩理论的质量，可以依据它为谬误的恰当分析所提供的可能性来判断，而一种论辩理论对付谬误的能力，是其所提议的正确论辩规范的有力检验。由此可以说，检验一个人逻辑能力的方式之一，就是看他与谬误搏斗（发现、解释和消除谬误）的本领。在此意义上，诚如19世纪英国哲学家西季维克（Alfred Sidgwick）所言，“逻辑实际上可被看作是与谬误战斗的机器。”
谬误分析的历史演进
谬误分析有命运起伏的悠久历史。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以来，各个时代的著名逻辑教科书几乎都包括谬误分析。在古代，逻辑主要研究论辩问题，并且与修辞术有密切关系。12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三段论和论辩有所了解，但对《工具论》里的谬误理论一无所知。《工具论》中的《论题篇》和《辩谬篇》随后也被译为拉丁文，导致谬误与诡辩的相关内容充斥12－14世纪的逻辑与论辩术教学。随着人文主义以及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新哲学兴趣的流行，谬误和诡辩理论逐渐被贬抑为无聊乏味的东西，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不过，教师们不久就发现，逻辑教科书因袭谬误传统尚有用处：谬误理论是论证理论的代用品。经过怀特莱《逻辑要义》（1826）的倡导，谬误理论在19世纪以来的导论逻辑教学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可惜好景不长。数理逻辑的出现，不仅打击了传统逻辑也重创了谬误理论。追随潮流的大学逻辑教学，不再看重谬误分析。在逻辑圈内，谬误分析沦为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否极泰来。随着20世纪60年代“基于非形式逻辑的批判性思维运动”的兴起，针对形式化逻辑应付日常论辩之不足，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名为“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或“批判性推理”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许多讲授者把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谬误分析上。更有一些教师围绕重要的谬误来设计整个课程。面向社会大众的逻辑读本，也有很多采取谬误分析的路径传播逻辑知识。麦德森?皮里（Madsen Pirie）《笨蛋！重要的是逻辑！》的前身——《谬误之书：智力颠覆者训练手册》（The Book of Fallacy: A TrainingManual for Intellectual Subversives，1985）便是其中之一。人们相信，通过对源于生活的论证错误兴味盎然、生动幽默的分析，曝光谬误和诡辩之原形，驳斥其荒谬，可以展示并间接教授逻辑原理和技巧以至更广泛的批判性思维。
谬误分析的优劣之争
当然，毋庸讳言，也有人对如此高抬谬误分析的地位颇有微词。比如，谬误目录中的谬误并非都是常见错误，其中一些仅仅是过去历史时代特有的；由于没法确立任何谬误发生的有意义的频率，这些目录中谬误的“常见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谬误的目录越拉越长，没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所继承的目录代表了人们应该熟知的所有或大多数理性过失的类型；难以确定一个论证形式，如权威论证（adverecundiam），何时是合理的，何时又是谬误，因此，最好把时间花在教授好推理而不是坏推理的特征上；一些教师的经验表明，谬误分析方法可能误导学生过度批判，甚至可能看每个论证都有谬误；熟悉谬误对于论证构建也没有什么用处。
不过，这些疑虑或批评仅仅适合马马虎虎解释论证，蜻蜓点水分析谬误的做法。谬误分析的倡导者认为，对每一谬误的分析都应提供一个易于被读者消化的“小件学习模块”（bit-sized learningchunk）。一个设计良好的谬误分析读物或课程，帮助人们不仅学会什么是谬误，也学会细致严谨地辨别谬误，学会好论证的标准以及可能遇到的最常见的论证缺陷。谬误名称是一种便捷记忆策略，它们常常刻画了谬误包括的论证模式，而谬误目录提供了一个便于管理的标签集。很多谬误标签已在公共论说中流通，这表明它们所代表的公共论说中的错误普遍存在。这让学习者越来越明白：批判性讨论是一种论说共同体的公共行为，而非孤立的和私人的行为，并意识到他们的批判技巧具有直接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广泛的实践，才能掌握论证分析技巧。由于早先了解的谬误还会重现，读者可以在后来的谬误中不断地重温这些谬误；而按部就班学会对付每一种新谬误，需要对论证进行重复分析，读者也在重复实践所掌握的分析技巧，因而得以不断巩固逻辑的知识和方法。当更多的谬误被加入谬误目录时，要求越来越多的区别，问题当然变得日益复杂，但这种复杂性又控制在易于管理的增量之内。随着读者谬误分析能力的积聚，他们逐步丰富自己的批判能力。显然，在谬误分析的习得过程中，读者自己也会“照照镜子”，对号入座，反思自己易犯的各种谬误的思想倾向，在错误中成长，在与谬误的战斗中成长为批判性思维者。
本书的谬误分析结构
眼前这本不厚而有用的谬误分析论著——《笨蛋！重要的是逻辑！》，是美国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哲学特聘教授，世界顶尖智库——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以研究税收、私有化、公共服务改革而闻名）所长麦德森?皮里所作。它是How to Win EveryArgument: The Use and Abuse of Logic的简体字汉译本。此书秉承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绵延两千多年的谬误分析传统，尤其是追随20世纪30年代英国逻辑学家斯泰宾（Susan Stebbing）所开创的通过揭露并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思维错误来到达清晰和有效思维的道路，“为那些期望赢得论证的人提供一个实用向导”。此书的思想出发点是，健全的推理是论证取胜的基础，而逻辑谬误则暗中破坏论证。因而，关于谬误的知识，不仅对于避免别人无意使用的那些谬误，甚至对于有欺骗意图的一些谬误，都是有用的。不过，由于研究者眼界不同，谬误概念有广狭之别：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谬误是错误的反驳。 标准谬误论（从中世纪到现代）：把谬误定义为“看似有效但其实无效的论证”。 新修辞学：从“普遍听众”（有理性的人的集合体或理性的化身）出发，视谬误为“似乎对特殊听众是合理的，却并不合理的那种论证”。 论辩理论家：将谬误理解为批判性讨论规则的违反，或者，在对话语境中，不符合某种正确性标准，但拥有正确性外表的、严重妨害对话目标实现的那种论证。 以谬误为核心的逻辑教科书：由阻碍有力推理道路的心理障碍（如一相情愿的思考）、缺乏充分准确的背景信息和对各种可利用的信息来源的本质和质量的拙劣理解造成的错误；谬误是违反好论证必须满足的标准且以某种显著的频率出现的论证模式。 认识论理论：谬误是具有生成虚假或无理由信念之严重倾向的确立信念的程序。或者，谬误是认识的失败：没有生成它们结论的知识或证明结论中的信念。 基于主体的谬误论：一个推论是谬误的，相对于所涉及的主体的类型、该主体可利用的资源以及合适的执行标准。
《笨蛋！重要的是逻辑！》的作者采取非常宽广的谬误观。任何逻辑或语言的把戏均属谬误的外延，它可能是看似对一个特殊论点的支持性论证但其实压根就没有支持；可能根据并不支持论点的证据进行推论，甚至一些误导人的修辞技巧（如“再三重复谬误”——再三重申主张）等等。从犯谬误的主体方面来看，许多谬误是真诚的人们所犯，因为他们对逻辑推理、证据的本质或何为相干材料懵懂无知；另一些谬误则可能是那些铁了心要行骗的人干的。此书对每一谬误的分析执行三大任务：命名、给出实例、分析谬误之所在与谬误之所以然。此外，作者还就谬误可能在哪些地方以及以何种方式使用可以取得最大效果的欺骗，给读者一些建议。读者在学习如何论证、操练和修正每一谬误的过程中，将学会辨别它的方法和增强对它的免疫力。从与日常生活结合的角度来说，作者所叙述的关于谬误的应用知识为谈论政治家和媒体评论人的言论提供了有用的词汇表，也为论说者提供了防御和攻击的能力。
《笨蛋！重要的是逻辑！》的英文原著本来是按字母顺序编排谬误的，这从按名称（尤其是拉丁名称）检索谬误的角度而言具有某种方便性，也是此书的独特性；不过，《笨蛋！重要的是逻辑！》改为按照作者对谬误的归类——以5种主要类型重新编排，更适合对谬误的系统分析感兴趣的读者。据我所知，面向大众，通过谬误分析路径提升逻辑思维能力的通俗读物并不多见，而引进经过社会检验的、成熟的同类外语文本，更属凤毛麟角。在此情况下，《笨蛋！重要的是逻辑！》有开山之功。
谬误是如何发生的
虽然人是理性的，但犯错（包括逻辑错误）也司空见惯。从思维的运作来看，人在作决定时有两个思维系统（系统1和系统2）在起作用。系统1（自动系统）的特征是：无意识，不怎么费脑力，随性的冲动；快速，整体，联想的判断，从记忆中提取已有知识，直观思维。其中包括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当一个判断不太重要时，系统1负责对刺激作出肯定—否定，赞成—避免的快速反应。比如解决这样的问题：2+2=?；读大型广告牌上的字；理解简单的句子；觉察会话语气中的不友善等等。系统1对指导有效行动常常是充分的，但有系统性错误，如成见、把困难问题简单化、对逻辑与统计学的无知等。系统2（耗力系统）则需要集中注意力，深思熟虑，基于规则，连续判断；它是更为反省的、逻辑的，通常与行为、选择和专注等主观体验相联系。系统2适用于有重要性的判断，耗时长，低效；抑制系统1的冲动与直觉，在系统1无法提供问题答案时被激活，起持续监督作用，负责人们的自我控制；突出表现为运用逻辑的“三思而后行”。比如，对下述问题，美国一流大学的被试本科生有一半以上回答错误；而普通大学的被试本科生有八成多出错：球拍和球共花1.10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问：球多少钱？许多人过于自信，倾向于太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对于下述逻辑论证，在尽可能快地回答它是否有效（即结论能从前提推出）时，大多数大学生错误地认为这个三段论是有效的：所有玫瑰都是花；某些花凋谢很快；所以，某些玫瑰凋谢很快。与球拍和球的问题一样，一个貌似有理的答案立马浮现心头。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艰苦的工作。大多数人并没有不辞劳苦地透彻思考这些问题，而某些心理倾向使得难以检验它们的逻辑。这个试验暗示，当人们相信某一结论为真时，他们也很可能相信似乎支持它的论证，即使这些论证是不合逻辑的。这是系统1参与的结果。这个试验令人对日常生活的推理有些泄气。怎么办？出路在于两个系统联手运作。系统1自动而初步的印象和感觉是系统2明确信念的主要来源，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抉择的主要依据。通常情况下，系统2会稍微调整或毫无保留接受系统1的建议。但事情变得困难时，系统2便挺身而出。系统1 和系统2 的分工协作达到最优：代价最小，效果最好。
在《笨蛋！重要的是逻辑！》中，读者会看到谬误的识别与避免需要我们的系统2良好运作。作者所用的大量生动的例证，构成运用以逻辑为特征的系统2的试验场。读者可以盯着皮里手中锐利的逻辑解剖刀，在对其庖丁解牛般的自如发挥啧啧称奇，对其幽默的评论忍俊不禁之时，切莫忘了其中的逻辑！逻辑！逻辑！当你对皮里引人入胜的分析痴迷难舍，恨不得一口气把它读完时，切记系统2的忠告：慢些，慢些，再慢些，因为这毕竟是集中注意力，耗费脑力的活儿。这也是百余年前就有人提出的警告：“逻辑的河流不允许人们扬着满帆航行。”
谬误的判断标准
从当今谬误理论发展现状和趋向来看，论证的可废止性（新信息的出现可能导致原来结论的延缓接受、撤销或废除）成为焦点问题。这个问题的展开涉及合理论证的相对性和语境性。这要求读者在阅读《笨蛋！重要的是逻辑！》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分析谬误以何种逻辑规范作为好论证或谬误的标准？纵观全书，皮里是以演绎有效性作为论证的判定标准，这表现在他对谬误的指责都是以结论不满足必然得出的要求为依据，况且在他所引述的论证例子中，从来不出现“很可能”、“假设地”等这些模态词。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在他的很多论证例子的结论中添加上这些语词，弱化我们对得出结论的信心，皮里的谬误分析就可能不再适用。换言之，那些被判为谬误的论证可能就不再是谬误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作出决定所凭借的论证未必都能达到演绎有效性标准。司法活动中的两类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和比较证据优势）也没有达到这个证明水平。所以，读者在欣赏皮里生动分析的同时，需要思考并警惕用演绎有效性这个最高标准来要求所有论证的理想化危险。第二，对谬误的分析与判定必须考虑不同的语境条件。当今谬误分析发展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点是，普遍认识到除了少数论证模式（同语反复、转移论题、“稻草人”反驳、不一致、歧义论证等等）恒为谬误而外，大多数论证模式是否是谬误将依使用的语境条件为转移。正如加贝（Dov Gabbay）在《哲学逻辑手册》第二版（2005）序言中勾勒逻辑发展版图时指出的，“谬误实际上在合适的语境中是有效的推理模式”。谬误分析家和理论家的注意焦点已转移到这些条件的性质和类型上。结果发现，大多数谬误是合理论证型式（schemes）的误用，这种中立的型式形成了谬误论证与合理论证在基本模式上的相似性外观，而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满足保证论证合理性的各种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可用批判性问题来表征。比如，法庭不可能一概不相信证人的证言，也不可能一概相信。是否采信证人证言，要求法官思量保证该证言可信性的常规条件是否被满足。谬误的语境依赖性还表现在，同一论证模式在不同论辩语境中的适用性大为不同。比如，诉诸威胁的论证：另一方最好接受C，否则会有不合他意的后果P出现。这种论证在谈判语境中是适用的，但在科学证明和批判性讨论的语境中不适用。好多谬误都是对合理论证模式的误用，更准确地说，是不满足适用条件的可废止论证模式。就此而言，皮里的谬误分析方式多少有点艺术性有余而学理性不足，需要另一类谬误分析论著来弥补，比如类似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廷德尔（Christopher W. Tindale）的《谬误与论证评价》（Fallacies and Argument Appraisal，2007）。我们期待出版家的修补之功。
武宏志 2012年9月 | 
